李巨川: 建筑师与知识分子

      这几天在看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其中他谈到今天对于知识分子特别的威胁，是来自于一种"专业态度"（professionalism）。他谈到，知识分子的专门化，他们专业能力的获得，致使他们"昧于个人直接领域之外的任何事情，并为了一套权威和经典的观念而牺牲一个人广泛的文化"。萨义德认为这样一种专业能力的获得是"得不偿失"的，其最终结果是他们成为一种顺从的、听命于人的人，一种我们社会中没有争议的、安全的技术人员。这让我想到了中国的建筑师们。

　　一个最近的例子：北京的"建筑师走廊"，这个汇集了亚洲十来位精英建筑师的高级别墅项目正在被建筑界的人们热烈地谈论着。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些建筑作品，而是建筑师们对它的谈论。我要说，这些谈论是非常专业化的。建筑师们谈论每一幢别墅设计上的优点和缺点，建筑和环境的关系，材料和技术的运用，空间的组织，等等。建筑师们还用自己的高级数码相机拍下很多照片，各个角度的，内部外部，全貌，以及他们认为精彩的或者失败的细部。总之，一切都非常专业化。

　　我想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表明了中国年轻一代建筑师们对一个建筑项目（或事件）的关注方式和兴趣范围。可以看到，无论他们最终的结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是心生敬佩还是不以为然，他们得出的都是专业的结论，他们的谈论始终没有离开一种"专业态度"（最多的一种结论模式是谁做的房子好谁做的房子不行，这表明了这些谈论的专业化程度）。尽管这个项目（事件）所显示的专业之外的意义如此明显，但却一点也不影响建筑师们将自己的谈论严格限定在一个狭窄的专业范围内，将非专业的问题自动排除在外（如个别建筑师提到了诸如"为极少数富人的设计"之类的话题，但同时也因为是非专业问题而在结论中不予考虑）。他们的建筑师职业训练使他们具备了这种能力。这里出现的正是萨义德在书中讨论过的一种情形。

　　在我看来，对于这样一个项目中的建筑作品（对，作品！）进行专业化的谈论其实没有多大意义。我并不怀疑这些建筑作品在设计上（也包括建造上）的创造性和某种"艺术性"（我没有去看过，但就我有限的了解，我相信其中大多数建筑师的空间创造才能应该是高出国内建筑师普遍水平的），问题在于，作为中国与亚洲最优秀建筑师与国内私人大资本相遇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更值得我们关注和讨论的方面应该是什么？当建筑的创造性表现为一种"艺术性"时，当"当地材料"、"当地建造技术"统统成为一种"艺术"进而成为一种资本的"收藏"时，对这一切进行专业化的讨论究竟还有多大的意义呢？显然，这里需要讨论的，不是单个建筑作品的专业价值，而是这样一种精英建筑师与大资本合作模式的文化价值；不是某个建筑师的专业才能，而是作为专业知识分子的建筑师在资本权力的关系之中究竟应该和能够担当怎样一种角色。

　　国内私人大资本的出现使中国年轻一代建筑师产生了一个幻觉，那就是：他们的专业理想将在私人大资本的帮助下得以实现。现代建筑史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模式：给某个有"艺术品位"的富人设计一栋小别墅，这是成为大师的第一步。现代建筑史上的每个大师都有几栋著名的小别墅。现在，这样的经典画面出现在了长城脚下--"建筑师走廊"制造出这样一幅图景：中国的建筑师们将在私人大资本的帮助下自由地、随心所欲地创作，实现他们成为大师和艺术家的理想。

　　但问题是，这样一种"走廊"（也就是画廊）中的"自由创作"究竟有多大的价值呢？或者说，对于当代中国建筑师来说，真的需要在私人大资本的帮助下实现这样一种大师理想吗？

　　实际上，当代建筑学的理论和实践早已超越了这样一个阶段。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筑师职业的高度专业化，使得经典建筑师的意义不再存在。在这样一种情势下，成为大师，创造出优秀的、永恒的"艺术作品"的想法终于被彻底抛弃。今天最具活力的建筑师，是那些将自己的工作置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之中，更多地通过一种批判性的因而也是创造性的活动--而不是几件精美作品--来实现一种专业知识分子意义的建筑师。

　　显然，中国建筑师离这样的思考还比较远。即使是他们当中最有理想的那些人，他们的愿望也仍然是成为经典意义上的建筑师，他们的理想仍然是设计出最好的房子并把他们盖起来，而从来没有能力去思考在整个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中，在资本意志的宰制下，什么样的房子是最好的房子？或者说，还存在"最好的房子"这件事吗？于是，房地产商人的一次商业投机和文化冒险（一次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而进行的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的积累），就被他们看成是了实现理想的一个希望，而对其中另一个刺目的事实全然视而不见，那就是：资本意志切断了建筑师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更广泛的文化之间的联系。

　　福柯曾经论述过一种"特殊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他认为，在今天，关注普遍价值的普遍知识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意义，而专业人员由于在社会总结构中所处位置的特殊性，他们在局部的、专业的领域所进行的反对权力的斗争，将产生超出专业领域的普遍意义。福柯在他的多次论述中都没有提到建筑师，但我们可以发现，在各种政治经济权力的关系中，建筑师恰好处于一个十分特殊的位置。因此，建筑师最需要成为一种"特殊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境中，这一点更显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