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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学 主题学(thematology)是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比较文学发展史上，主题学能否进入比较文学领域有过争议，关于主题学的定义也不尽一致，但主题学以它特有的研究领域、明确的国际意识和它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终于得到学界的承认，成为比较文学的又一分支学科。 第一节主题学的历史和定义 一、主题学的发展历史 主题学被认为“是在19世纪从德国的民俗学热中培育出来的一门学问”。起初民俗学家关注的是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的演变，在研究中，人们发现这些故事总有一些大致相同但又有区别的若干说法，于是感到有必要加以整理，以描绘出故事的谱系图。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扩大了研究范围，着手探讨诸如友谊、时间、别离、自然、世外桃源等与神话传说关系不大的主题，发表了“多得不可胜数”的博士论文和其他论文，由此在德国形成了一门可观的主题学研究。又由于要给这些流传中发生变异的民间文学主题正本清源，学者们在方法上转向比较，其研究视野随着流传的路线遍及欧洲，于是主题学便与比较文学结缘。 主题学研究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批评。法国比较文学学者巴登斯贝格不赞成主题学，他力图证明主题学研究缺乏科学性，认为在这类研究中，链条的各个环节“永远不可能完美无缺地重建起来，必然会有许多断裂”。法国的另一学者保罗·阿扎尔认为主题学不可能把研究限定在“事实联系”的范围内，因此持拒绝态度。法国学者所持的立场与他们的实证主义倾向相关。在美国，主题学也受到冷落。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不设“主题学”，在谈到文学史时，他们认为“材料史(Stoffgesehiehte)是最少文学性的历史”①，因为它主要与社会、历史、心理等因素有关，所以理所当然遭到形式主义批评的否定。韦勒克还认为，作家的创造性只存在于处理材料并使之成形的过程中，借鉴来的主题或题材只是作家用来创作的材料，而不是作家的创造。 这些学者的确看到了主题学研究的某些先天性缺陷，但尽管如此，主题学研究仍继续进行，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特别是在德国，主题学研究十分活跃，保尔‘梅克尔于1929年至1937年间编辑出版了一套主题学丛书。1962年，德国学者伊丽莎白‘弗兰采尔出版了《世界文学的题材：创作史纵剖面典》，这部文学题材词典为研究各国文学题材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比利时学者雷蒙。图松于1966年出版的《比较文学的一个问题：主题研究》一书是主题学研究的个案分析。他专门讨论了普罗米修斯这个人物形象的演变，并把这一人物的研究同认识人类的历史联系起来，他说：“研究这些传说的历史，深人探讨这些传说各种变体的隐秘，也就是了解人类祖先发展演变的奥德赛，其中有得意的欢乐，也有失意的悲哀。”②美国学者哈利·列文于1968年出版的《主题学与文学批评》一书则肯定了主题学的文学性，他指出：“作家对题材的选择是一种审美决定，观念性的观点是结构模式的决定性因素，信息是媒介中固有的。”他认为主题学的审美性既体现在作家对题材的选择上，又体现为作为文学形式的主题自身。俄国形式主义者托马斯也夫斯基在他的《主题》一文中细致地分析了主题的要素和连接技巧，为主题学研究提供了一些相关概念、框架和方法。总之，经过各国比较学者和文艺理论家的努力，主题学进入了比较文学的领域。 二、主题学的定义 主题学的定义与主题学的发展历史直接相关。早期主题学多注重相同题材(神话、传说、人物等)的流传与演变，因此，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中将主题学作如下定义： 那对于各国文学互相假借着的“题材”的研究，是比较文学的稍稍明晰的探讨所取的第一个形式。这范围广大的研究在法文中没有一个确定的名称；德国人称它为Stoffgeschichte(题材的历史)，我们现在提出了Thematologie(主题学)这名称。 梵．第根认为，文学中主题的发明是很少的，作家往往把老的、旧的模式修改一下，注入新义而已。例如，善良和忠贞战胜邪恶和残暴，几乎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最常见的主题。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写的是热爱人类的善良的普罗米修斯与残暴的宙斯之间的悲壮的冲突，后来欧洲的许多作品都沿用了遗一故事。 随着比较文学研究地域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变化，主题学开始涉及不同文化体系之间文学的主题研究，即不同民族文学中出现的共同主题。于是，美国学者弗列特里契和马龙把主题学定义为“打破时空的界限来处理共同的主题”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主题学作一描述性定义：主题学研究文学作品中内容的某些基本问题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文学中的表现方式以及不同国家的作家对这些问题的态度与看法。它既可以对某种题材、人物、母题或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流传演变作历史的追寻，也可以对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学中类似的题材、情节、人物、母题、主题作平行研究。 三、主题的概念 主题是主题学研究的基础，为了更好地从事主题学的研究，有必要讨论主题这个概念。 主题是文学作品中的题材、人物所体现的思想，是故事中所蕴涵的意义。托马舍夫斯基将主题定义为“作品具体要素的意义统一”③。主题的第一个特征是具有抽象性，它是对故事中的人物、情节的抽象。由此，不同题材可以表现相同或相似的主题，比如表现“悭吝”主题的，就有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莫里哀的戏剧《悭吝人》和我国元代邓廷玉的杂剧《看钱奴》等不同题材的作品。主题的第二个特征是丰富性，文学作品的形象性本身提供了丰富的内涵，这不仅表现在一些篇幅浩大、多条线索发展的长篇小说中，也表现在一些具有哲理性的短篇小说里。主题的丰富性还表现为某种程度的矛盾性。例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所表现的主题，既有“人可以被消灭但不能被打败”的硬汉精神，又通过老人拖来的大马林哈鱼的骨架与垃圾堆放在一起表现出“虚幻无益的自我求证”的意象，而这两者恰恰是相互冲突的。同时，训练有素的读者也可以从一部作品中发掘出主题的多重意义。此外，主题在不同体裁中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叙事作品的主题主要体现在人物、事件或背景上，而抒情诗的主题则往往通过诗中的意象体现出来。 主题由不同层次的因素构成，与主题学相关的还有母题、题材、意象这些概念.母题是主题最基本的成分，歌德认为母题是“人类过去不断重复，今后还会继续重复的精神现象”。弗兰采尔指出：“母题这个字所指明的意思是较小的主题性的(题材性的)单元，它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情节或故事线索。”①托马舍夫斯基也指出，主题的要素简化到最基本的成分，如黄昏来临，英雄死了，信收到了，这些单元就称为母题。对文学的构成来说，母题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是主题的最小要素；另一方面，母题又具有强大的生成力。换句话说，可以利用的整个母题库相对而言是比较小的，但这些母题可以变换出大量的故事，就像我们用简单的七巧板可以拼出变化无尽的图案一样。题材是母题在逻辑或时序上的连接，是一种“勾勒清楚的故事线索”，即具体的故事。母题的各种组合(因果关系、时间关系或是共时的描述)可以变换出各种各样的题材。题材既可以是一个历史事件，也可以是当代的行动，甚至可以是想象的产物。意象，即富有某种特殊含义和文学意味的具体形象，它既可以是自然现象(如日月星辰、雷电山水)，也可以是动物或植物(如狮虎狼狗、松柏兰竹)，还可以是想象中的事物(如天堂地狱、神仙魔鬼)等。意象在不同的民族文化里，有时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有时却具有相近甚至相同的含义，如西方用苹果作为引诱的物件，中国赋予··桃”以长寿的含义。 主题研究与主题学是有区别的。一般的主题研究(thematic studies)探讨的是个别主题的呈现，是某部作品或某个人物典型所表现的思想，重点在于研究对象的内涵，而作为比较文学分支的主题学讨论的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不同作家对相同或相似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的不同处理，重点在于研究对象的外延。以文学形象唐·璜为例，一般的主题研究多集中在对这个形象的性格和思想的剖析上，以揭示作者通过这个形象所要抨击、讽刺、嘲弄的对象，即揭示作品的主题，如有人说拜伦的《唐·璜》是对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的讽刺。而在主题学研究中，学者首先关心的是这个人物的出处，以及这个人物最初出自何人笔下，接着是努力找出各国写过唐·璜这个人物的作家和作品，以勾勒这个文学形象的演变轨迹。 四、主题史的研究 主题学不同于限于一国的主题史的研究。主题史研究的范围是探讨、考证某一相同或相似的题材、主题在一国流变和增衍的过程。 顾颉刚先生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对孟姜女哭长城故事的起源及其在不同朝代流变的追寻和分析是主题史中研究题材演变的范例。根据他的考证，该故事最早见于《左传》。上面记载的杞梁之妻是一个谨守礼法的人，杞梁死后，齐侯在路上碰见她，向她表示吊唁，她认为不合礼法，坚持“不受郊吊”，齐侯只好亲自前往她家中再行吊唁。这个谨守礼法的故事到了西汉刘向的《说苑》中增加了崩城之说，再到唐代诗歌中，杞梁成了秦朝人，崩城开始与秦始皇筑长城的行动联系在一起，宋代孙爽作《孟子疏》，指出杞梁妻的名字叫孟姜，由此杞梁妻与孟姜女合为一人。元明之间，有关孟姜女的传说、唱本越来越多。顾颉刚先生从文学本身的发展和唐代时势的反映两方面解释了为什么将最初的故事与筑城联系起来的原因：就文学而言，汉乐府中《饮马长城窟》等诗篇中已有筑城的悲苦和惨死的叙述；从社会方面讲，唐代武功极盛，闺中少妇大有哭倒长城之怨气。 我国文学史上“昭君和番’’故事的意蕴变化属于主题史中的主题变异。王昭君下嫁匈奴的事发生在西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这一故事最早见于《汉书》的片断记载，到元代马致远的《汉宫秋》已发展得比较完备。昭君的故事在诗词、小说、戏曲中均有出现，其情节没有多大变化，但这一题材写出了相近又不尽相同的主题，如红颜薄命、恶人恶报、思亲望乡等。在宋代诗人欧阳修的诗中，我们居然看到了对皇帝的诘问：“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借昭君远嫁抨击皇帝的昏聩无能。到了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之一的《王昭君》，故事的主题、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郭沫若所塑造的王昭君，一反以往昭君故事中的传统女性形象，不顾皇帝的挽留；毅然选择了投身沙漠之路，并当面骂皇帝：“你居住的宫廷比豺狼的巢穴还要腥臭……”体现了强烈的个人选择的价值，为以往的昭君题材所少见。不仅如此，全剧还从整体上表现出一种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强烈、浪漫、浓郁的悲剧气氛，剧中王昭君痛苦呼喊：“我愿有炽热的砂石来炙灼，狼犬的爪牙来撕裂。我能看见我的心肝被狼子衔去在白齿中间咀嚼，我的眼睛被野鸭啄去投在北海的冰岛上纳凉……” 这种对一国内同一主题发展演变的研究，从不同侧面为我们提供了一国文学史、社会、思想、风俗等不断变迁的丰富信息。这类相同或相似主题在同一国家内的发展或变异，属于主题史的研究范畴。如果某一题材、人物等的流传跨越了国度，就属于主题学的研究范围了。 第二节主题学的研究范围 主题学的研究范围很广，梵·第根曾提出主题学研究的三大领域：题材、典型和传说。美国学者柏尔威尔提出主题学研究自然现象、母题、情境、人物类型等。我们从比较文学方法论人手，将主题学的研究范围分为两大类：题材史与主题学(狭义)。 一、题材史的研究类型 主题学中题材史研究采用的是影响研究的方法，即对某一题材、人物在不同民族文学中流传演变的历史的研究，这是德法学者最感兴趣的课题之一，具体又可分为两种。 1．相同或相似题材的比较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指脱胎于同一母体，在各国辗转流传的题材类型。民间故事类型是题材史的重要对象，如各国民间传说中的灰姑娘故事，现在收集的已达345种之多。这些传说的情节结构基本相同，表达的主题也近似，只不过因各地风俗不同而有所变异，西方的灰姑娘或穿水晶鞋，或穿红舞鞋，而在中国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那个女孩却穿的是一双木屐。杨宪益在《零墨新笺》中也提到，安徒生《皇帝的新装》的故事在佛经中曾有类似的记载，此故事在公元4世纪以前就存在，传人我国大约在公元6世纪。齐梁时期的《高僧传》中，鸠摩罗什说他师傅讲了一个故事：“如昔狂人，令绩师绩棉，极令细好。绩师加意，细若微尘，狂人犹恨其粗；绩师大怒，乃指空示日：‘此是细缕.’狂人大喜：‘何已不见?’师日：‘此缕极细，我工之良匠，犹且不见，况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绩师。”对这些史料的整理将会获得一些有价值的发现，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差异。除民间流传的故事外，不同国度的作家对某些基本故事和情节的借鉴也属此列。例如，中国的杜十娘的形象东渡日本后，易名为白妙姑娘，在日本作家都贺庭钟的笔下上演了一出“江口妓女怒沉珠宝痛斥薄情郎”的悲剧。 2．同一或相似人物的比较研究 所谓同一人物指各国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特定人物，它包括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传说人物以及文艺作品中的典型人物等。无论对于历史人物如查理大帝、罗兰、熙德、贞德、拿破仑等，还是对于神话人物普罗米修斯、传说人物浮士德、文艺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唐·璜等这些更多存在于人们想象、描述中的人物，作家们都可能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政治或道德标准，赋予其不同的色彩乃至相反的评价，从中我们可以窥视到不同的时代特征和民族风格。 浮士德主题的演变就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课题。1575年一部拉丁文的《浮士德博士的一生》出版了，该书写一个农民的儿子成为星相学家、数学家、医生。他与魔鬼订约，魔鬼为他服务24年，条件是他放弃信仰。于是，魔鬼引导他去周游世界，获得人类尚未知晓的一切知识。24年后，浮士德只剩下眼睛和几颗牙齿，尸体被抛到屋外粪堆上。这本书的主题是写人类牺牲一切去追求知识，但所得到的知识比起自然的全部奥秘来微不足道。这种努力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导致自身的毁灭，也就是说人类探索宇宙和人生的努力是一种罪孽。此后，英国作家马洛写了一个剧本《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于1588年上演。剧本写浮士德博士不满意知识的贫乏，与魔鬼订约24年。在这段岁月里，他探索新知，肯定知识的伟大力量，幻想征服自然，实现理想，可是在蒙昧主义的压迫下终于屈服于旧势力，24年后被劫往地狱。剧本的主题变化为抗议对求知者的迫害，同情求知者的遭遇.到了歌德的《浮士德》，这部巨著体大思精，主题十分丰富，书中的浮士德被塑造成一个在人间不断追求最真诚的知识、最美好的事物、最伟大的理想的卓越人物。他经历过书斋、爱情、宫廷、美的梦幻等阶段，终于在得出智慧结论之际与世长辞了.人终于不能突破生命的局限。这里包含着对一切哲学、医学、法律和神学的否定，包含了抛弃书本而幻想通过另一种方式(如魔术、巫术)打开通往未知世界大门的欲望，也包含了对大自然的永恒——“生生和死死，永恒的潮汐”的赞叹和对于生命短暂的惶惑。 不同国度的作家对法国贞德的评价也是饶有兴味的。法国历史上的贞德被认为是一位率领法国军民击退英国侵略军的民族英雄，但在莎士比亚的《亨利六世》第一部中，贞德被视为一个美丽的妖妇，而马克·吐温对贞德的政治、军事才能大加赞赏，法朗士认为贞德的行为只不过是一种强烈的宗教情感，萧伯纳则写下了《圣女贞德》。这里我们不是为贞德编书目，而是让读者看到同一人物在不同国家、不同作家笔下被抹上的不同色彩和被赋予的不同个性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族文学之间的差异和交往。 二、主题学(狭义)的研究类型 狭义主题学探讨各国文学问没有联系的相同或相似内容如主题、题材、人物和环境等因素的异同，属于平行研究，下面谈四个方面。 1．文学中人类永恒的经验 这是对文学作品中主题思想的研究。在世界文学史上，爱情、死亡、追求等这些人类永恒的经验常常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或不同民族的文学里，不断被不同的作家所采用。 死亡就是人类面临的一个永恒的困惑，“生命中最确定的事情是：我们都会死亡；最不确定的事情是：死亡何时降临”①。对死亡的畏惧和逃避是人类心理的长期的共同经验。儒家常常论及“心有怀生畏死之情”；道家也是这样，因为有对死亡的畏惧所以才寻求长生；佛教讲究无常，因为无常中有生死，所以痛之畏之。西方的《福音书》中记载的耶稣虽然是神之子，是宇宙不灭的意志的体现，但在临死时也表现出恐惧：“我的上帝，你为什么要离弃我?”用变形——人变成动物或草木昆虫——来代替生命的死亡，固执地认定生命不可能寂灭无有地消逝，这是中外神话的普遍模式之一。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神话可以被解释就是对死亡现象的坚定而顽强的否定。”只不过中国人对内心深处的死亡焦虑表现得较为柔和、平缓和间接，西方人则更倾向于直接而深刻地外现出内心强烈的焦虑。 在中外文学作品中，死亡场景和死亡意象出现的频率很高，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正是通过对死亡多样的探索和表现展示了人生的意义。但中西方对死亡的描写还是有差异的，尤其是悲剧作品。中国悲剧的基调是对死亡的无可奈何的深切忧伤和剪不断、理还乱的缠绵哀愁，是一种优美。作品对死亡的描写，重点不是放在死亡本身，而是死亡给人带来的悲哀和柔肠寸断的感受。而西方悲剧则大多突出庄严的思想和强烈激越的情感，呈现的是悲壮和崇高的美。哈姆莱特临死前，从容镇静地部署、睿智地预见将来、仁慈地宽恕他人，使他的死有一种巍峨高山般的精神力量。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冷静地将毒蛇放入自己怀中，安详、从容地死去，用死维护自己的尊严。 永不满足和追求也是人类共有的心态，但人们追求的方式又各有不同。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在分析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莫尔的《乌托邦》时指出：“人类具有极其贪婪的求知欲，况且，我们所处身的现实世界总是丑恶不堪，因此，人们渴望在某个地方建立一个理想境界。……于是，中国人与欧洲人都创造了通往理想境界的道路，不过各自的方法却大相径庭。”①在陶渊明的作品里，桃花源是与现实接壤的，要进入桃花源必须穿过一条隘路，这种隘路隐喻着一种自我修养；而在莫尔笔下，乌托邦则在大洋彼岸，不远涉重洋是无法到达的，这种到大海那边去的渴望体现了一种冒险和自由的精神。 2．文学所表现的人类与社会、自然的冲突 这是对作品情节的研究。人类与社会、自然的冲突主要包括命运冲突、幻觉与现实的冲突、责任与伦理的冲突等。 命运冲突是古往今来的叙事作品中常见的主题之一，主要表现为主人公受到冥冥之中的命运之神的拨弄，处于不可抗拒、无法逃避的境地。命运冲突体现了自然、社会对人的支配。古希腊的著名悲剧《俄狄浦斯王》就是一出典型的命运悲剧。神谕预示拉伊俄斯的儿子俄狄浦斯要杀父娶母，于是他们极力逃避这个灾难，但最终神谕还是应验了。悲愤之极，俄狄浦斯刺瞎了自己的双眼，流亡在外。法国童话《睡美人》也表现出命运的不可抗拒。女巫预言公主要死在一个纺锤之下，国王下令收缴了全国的纺车，但公主还是被纺锤扎破了手而昏死过去。不过这个故事的结局是美满的，沉睡了一百年的公主终于被王子唤醒。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和鲁迅的《在酒楼上》暗示了某种宿命色彩，但与神话、童话不同，现代小说中的命运之神主要是社会环境，是强大的社会关系。仔细分辨这些作品中命运主题的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主题学的任务之一。 虚幻与现实的冲突则是现代小说的又一常见主题。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和鲁迅的阿Q都体现出虚幻和现实的冲突。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沉浸在主观幻觉中，常常以百倍的勇气向想象中的敌人冲杀过去，其冲突带有某种喜剧性；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写的却是一个女人梦的悲剧，是深受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熏陶的一代女性的悲剧；而鲁迅创作的阿Q的幻觉则是一种黑色的戏谑，在现实生活中遭到失败，却在虚幻的想象中取得胜利。 责任与伦理的冲突不仅是中国古代戏曲、话本经常表现的主题，也是西方古典悲剧的基本冲突之一，说的就是忠孝不能两全，家国不可兼顾的困境，天职与复仇，个人的社会责任和家庭伦理道德的冲突。这在中国戏曲《杨家将》和高乃依的悲剧《熙德》中都可以瞥见。 3．常见的相似人物类型 这是各国作品中人物的比较研究，民族形象如犹太人、吉卜赛人等；职业形象如士兵、男仆、丫环、名妓、罪犯等；社会阶层形象如农民、贵族、无产者等都属此列。 相似人物的比较研究在中国比较文学论文中颇多。如方平在他的《三个从家庭出走的妇女》一书中，将《十日谈》“海盗与丈夫”中的女主人公与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三位女性形象加以比较，肯定了她们出走的意义，并从中探讨了有关道德和妇女解放的问题。又如我国古典文学作品《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与俄罗斯作品中“多余人”形象的比较，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与我国宋元话本中杜十娘的比较，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与鲁迅《伤逝》中的子君的比较研究等，这里不再赘述。 4．自然现象及其所体现的哲理 各国作品中的自然现象如天空、高山、海洋、森林和四季的变化等，经过几千年来诗人的吟诵和作家的描写，已经成为各民族的象征，获得了某种特定的含义，因而也成为主题学的研究对象。 有些自然景象在不同民族往往具有相似的意义，在人们心中引起相同或相似的情感体验。例如，对于黄昏的感觉，中西诗歌中都有相似的表现。赵德麟在《清平乐》中吟叹：“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许瑶光的《雪门诗钞》则说：“已启唐人闺怨句，最难消遣是黄昏。”英国诗人丁尼生也说，最憎恨薄暮日落之际，因为生离死别，怀远伤逝，皆于黄昏时分①。当然，由于地理环境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异，有些相同的景物在中西文学作品中可能体现出不同的意义。例如，中西文人对自然山水的态度就不尽相同，“山”在汉民族文化里有多种含义，它可以作为一种人格的象征，孔子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也可以是一个受人崇敬的形象，所谓“山者，万人之所瞻仰也”(《韩诗外传》)；或寄托诗人的情感，作为一个善于理解，可以容纳一切、安慰一切的朋友在古代诗歌中出现，如“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但在西方诗歌中，“山”更多地表现为一个高傲、具有威胁性的形象。因此，中国诗人对山水有更多的亲近感，他们寄情于山水，往往托物吟志，赋予山水以自身的人格；而西方诗人在山水面前则往往有一种对立或征服的欲望。不仅如此，中西诗歌在自然景物的选择上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朱光潜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中写道：“西诗偏于刚，中诗偏于柔。西方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大海，是狂风暴雨，是峭崖荒谷，是日景；中国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明溪疏柳，是微风细雨，是湖光山色，是月景。” 第三节主题学研究的价值 了解和运用主题学的理论和方法，无论对于作家作品研究，还是扩展学术视野，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每个作家在创作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灵魂放人作品之中，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梵·第根曾说：“当人们仔细地研究同一个典型的某一种变化的时候，人们便对那位诗人和他的艺术认识得格外清楚了。”②通过对作品主题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对作家、作品产生新的认识，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同时，主题学也并不讳言它与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通过主题学的研究，从中可以了解到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一、主题学与作家研究 探讨不同作家对同一或相似主题的处理，可以窥视不同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创作个性，这是研究主题学的价值之一。例如，我们可以从《红楼梦》与《追忆逝水年华》的主题比较中把握曹雪芹和普鲁斯特创作思想的异同。这两部巨著都是写大家族的衰落，一个是写封建大家庭的破败，一个则是对往昔资产阶级家庭繁华的回忆。尽管曹雪芹用第三人称的态度叙述故事，普鲁斯特用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但两位作者的个人经历都顽强地从作品的情节中流露出来。这两部小说中都深深印上了作者个人生活的影子。曹雪芹出身封建官僚家庭，后来家道中落；普鲁斯特出身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曾任法国第三共和国卫生总监，母亲是犹太血统，与巴黎富有的犹太裔资产者交往甚密，后来母亲死去，家道开始衰微，普鲁斯特本人也身患重病，长年卧床。不过，这两位作家对人生、对过去生活的态度却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曹雪芹身上，有一种比较浓厚的追求自然寻求解脱的佛老思想，他对盛衰荣辱采取一种超然态度，“食尽鸟投林”，“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表明作者把好坏、生死、盛衰都看成一种变化，一种宿命。而普鲁斯特出身信仰天主教的资产阶级家庭，尤其是母亲的犹太血统给了他很深的影响，因而他在对往昔生活缅怀和眷念的同时，怀着一种深深的负罪感，由此显示了两位作家不同的人生态度和心理结构。 二、主题学与作品研究 一国文学往往有一些独特的特征，这些特征放在本民族的文学史中也许不太明显，但借助比较文学的视野，用主题学方法探讨，就会使这些特征辉映得更加鲜明，使我们对各自的特点认识得更加清楚。比如对于妓女题材所体现的主题，中国文学往往展现的是妓女从良的艰难，不是中途被老鸨或其他恶势力破坏，就是碰到了负心郎，人们从中看到的是妓女生活的艰辛；而在小仲马的《茶花女》等作品中，我们却看到即使她们顺利地找到了爱情，她们的爱人在强大的社会压力和环境的变化中也会逐渐背弃自己的爱情，从而造成惨痛的悲剧。这样的情形在中国作家笔下很少见，男性的背叛揭示出传统社会和文化对女性压迫的深重，从而深化了主题，使之具有更强烈的震撼力。 不仅如此，通过分析不同国家相似主题的作品所呈现的差异，还可以更好地把握不同文本的艺术特征。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王实甫的《西厢记》两剧都表现了封建时代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都体现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强烈愿望，但在大致相同的主题下，两剧又显示出各自的特点。在戏剧样式上，莎剧的结局是悲剧性的，虽然中间出现过神父给伪装死亡的药这样一个情节，仿佛故事转向喜剧性，但最后还是在误会中、在对爱情的执着不渝的坚持中，罗密欧与朱丽叶双双赴死，给两个家庭和观众都留下了深深的哀伤和遗憾。中国的《西厢记》则是奉旨成婚的大团圆式结尾，它同样经过了一个张生中状元后抛弃莺莺和宰相的女儿成婚的误会，但最后被证实为流言，崔莺莺和张生在皇帝的谕旨下欢天喜地地成婚。在情节的发展上，莎剧遵循西方古典主义的艺术法则，发展较快，在五日之内，人物的欢欣和绝望都趋于极致；而《西厢记》的剧情发展则迟缓得多，春来暑往，几经波折，多有延宕。在人物形象上，无论行动还是语言都有较大的差异，莎剧的人物更为热情开朗，语言表达非常激越奔放；《西厢记》中的人物则较为矜持，语言含蓄，往往寓情于景，借景抒情，欲语还休，充满丰富的言外之意。这两部戏剧的差异显然深深地印上了各自所处的时代精神。《罗密欧与朱丽叶》表现的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时代精神，而《西厢记》反映的则是封建社会的择偶标准。这涉及中西不同民族间各自的特点和差异，与我们下面将要谈的问题有关。 三、主题学与文化研究 主题学的研究不仅仅限于文学，它不可避免地走向文化研究。例如，中西火神的比较，中国的火神是燧人氏，西方传说中的火神是普罗米修斯，他们都为人类引来了火种，但中西关于火种的来源是不一样的。燧人氏是钻木取火，他的火种来自树林，这体现的是经验型特征；普罗米修斯的火种来自天帝宙斯，是先验的。而先验与经验的区别又是整个中西文化和思维方式产生差异的一个关键问题。 主题学的研究不仅帮助我们认识人类文化的特征，而且有助于我们从世界范围认识文学的某些普遍规律乃至人类的某些共同性。在研究中，人们发现世界文学史的长廊中有许多相似的情节类型和人物类型，如“及时行乐”、“反败为胜”、“相见恨晚”、“孤独的反抗者”、“多余的人”等，这些现象为从世界范围建构文学作品的模式、总结文学的某些规律提供了基础。而毫无关联的各民族文学中出现的共同主题也说明人类存在某些共同的思想感情。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共同的或相似的主题正是从人类社会的某些共同性或相似性中产生的。 归根结底，主题学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各地多姿多彩的文化和人生，包括各自的优势和不足、人生的可爱和局限，从而更好地把握人生和享受人生。 思考题 1．简述主题学与一般的主题研究的区别。 2．举例说明某一人物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流传。 3．试论中西文学中死亡意识的差异。
进一步阅读 1．[美]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第六章“主题学”，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俄]托马舍夫斯基：《主题》，姜俊锋译，见[俄]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等著《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 3．陈鹏翔主编：《主题学研究论文集》，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版。 4．钟敬文：《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相似》，见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1919—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5．[日]中野美代子：《从小说看中国人的思考样式》，若竹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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