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文人书法的理由
文化素养，是文人书法的价值支撑，人格迹化，是文人书法的美学特征。
孔子为文人定调：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文人要有社会责任感，助人伦，成教化。价值观念以此为核心，当然影响了文学艺术。对书法审美来讲，缠绕着过多技术要素的结字，轻易输给了饱含生命热情的简练、朴茂的线条。古人云：“至于学问文章之余，写出无声之诗，其萧然笔墨间，足以想见其人，此乃可宝；而流俗不问何人，见用笔稍佳者则藏之，苟非其人，特一画工所能，何足贵也。如崇宁大臣以书名者，后者往往唾去，而东坡所作枯木竹石，万金争售，顾非以其人而轻重哉。”
修炼人格，是中国传统社会对士――读书人的价值要求。也就是说，读书人应以弘扬道义为己任，修身养性，“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中国文化的背景，以此为依托，我们自然明白了文人书法的真实意义。
翁同稣手札，让我们看到了丰盈、饱满，沉郁、厚重的书法，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政治家与文人幽深的内心。在朝的翁同稣关心家国命运，与不同利益集团周旋游刃有余，但在国家政治改革的道路上遭到冷箭袭击，不得不退出政坛。然而，离开权力中心的翁同稣依旧以自己之笔写家国之情。煌煌宏论或短短数字，彰显一个读书人永不泯灭的爱国精神。翁同稣书法与颜体一脉，刚正、劲拔，如老罴当道。翁同稣一生交织了中国走向民族国家的苦涩历程，其书法自然被岁月的时光熔铸成耀眼的存在。郑板桥在政治的担当上与翁同稣有一定区别，但不是本质的区别。作为一个县令，他实现了为官与作人的高度统一。郑板桥在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生活际遇有所不同，但他以“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统一了自己的人格，让我们看到了一名艺术家的生命光辉。
文人书法，关键在于文人。古代文人科举致仕，文章、书法、诗词乃必修之课。对其领悟的深浅，掌握的高下，决定其人生的命运，政治的前途。文人书法的创作者，遍览经史子集，是一个时代的文化高峰，自然体现出迥异于世俗社会阶层的文化素养，“如谢家子弟”、“爽爽有一种生气”。儒家的入世情怀，是一只看得见的手，把文人们召唤到经世致用的人生路途。于是，视政治为第一理想的文人们，以“游于艺”的心态对待书法，从而赋予书法新的人文涵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者也，虽志道之士所不能忘，然特游之而已”。书法是经世致用的工具，也是陶冶性情的方式。博大的中国文化和独特的中国书法，如此巧妙地缝合了读书人的精神裂痕，同时又给我们留下一份独特的文化遗产。
苏东坡是文人书法的集大成者，置自己的艺术天才于不顾，好论古今，积极入世。26岁作《进策》、《进论》各二十五篇，评判时政，指斥弊端，提出自己改进社会的政治纲领，引起朝野震惊。可惜，满腹经纶的苏东坡被新旧两党夹击，一生不得志，“奋历有当世之志”，也仅能治一方土地，写千百诗文。一手雄博、“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的书法，变成了中国文人的精神地标，照亮了我们斑驳的岁月。
苏东坡写字是为了抒怀遣兴。尽管苏东颇在文学、书法上的历史地位无人撼动，但，他的确没有把文学、书法看成自己的第一“要务”。孔子强调“志于道”、“游于艺”，苏东坡则是“依仁游艺”，也就是说，在他的内心深处，依旧矢志不渝地望着心目中的政治海洋，他希望政治之船的桅杆上飘扬着自己的旗帜。可惜没有。
1961年4月，傅雷在致香港演员萧芳芳的一通手札里，谈起了书法――
旧存此帖，寄芳芳贤侄女作临池用。初可任择性之近一种，日写数行，不必描头画角，但求得神气，有那么一点儿帖上的意思就好。临帖不过是得一规模，非作古人奴隶。一种临至半年八个月后，可再换一种。
字宁拙毋巧，宁厚毋薄，保持天真与本色，切忌搔首弄姿，故意取媚。
划平竖直是基本原则。
一九六一年四月怒庵识
这通手札，是傅雷学习书法的经验之谈，同时，也准确体现了中国书学的核心思想。第一，临帖求神似，得一规模足矣，不作古人的奴隶。第二，字宁拙毋巧，宁厚毋薄，保持天真与本色，切忌搔首弄姿，故意取媚。
致萧芳芳的手札清纯、雅致，线条遒劲，结构松弛，于法度中可见自如、散淡。这是傅雷随意写成的，没有完全遵守传统手札的平阙形制，仅是为了告诉萧芳芳“保持天真与本色，切忌搔首弄姿，故意取媚”的写字的规则。
其实，这也是作人的规则。1961年的傅雷已成为右派，属于社会中的另类，但他并没有降低自己的道德要求，依旧读书、译书，依旧给远在异国他乡的儿子傅聪写长长的家书，告诉他作人的道理，学习的目的。只是写信的工具改变了，从开始的毛笔，变成了钢笔。
傅雷是习惯用毛笔写信的，这是中国文人的风雅。
傅雷尺牍，技道一体，技巧娴熟的小行草书和文辞优雅、意新语俊的行文，统一了傅雷的人格与思想、理性与感觉、学养与技巧，形成了傅雷尺牍不可复制的个性特征和清刚雅正的文化意义，让我们感受到尺牍书法的完整和尺牍书法的博大。
当代文人书法的式微是历史性的，难以弥补。第一，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急剧动荡，对革命的不同解释与革命的不同方式，损害了中国一以贯之的精神世界和牧歌般的文化心理。“志于道”、“游于艺”的理想模式遭到空前的质疑。第二，革命性的改革，颠覆了中国社会；西学东渐，瓦解了民族的传统教育，书写工具替换，西式大学教育引入中国，书法、诗词被视为阻碍现代化进程的文化遗存，一度惨遭封杀，使数代人不能窥其堂奥。第三，全球性的科技进步，产生了诸多释放人类情绪的物质手段，书法已不是令大多数人痴迷的艺术形式。第四，市场的健全和商业的竞争，打碎了传统的伦理标准，恃强凌弱的价值体系，消费主义思潮，使农业社会的、但具有永恒价值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尚志”精神被庸俗解构。其直接结果便是趣味的低下，道德的沦丧。
中华民族的复兴，硬指标是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民族文化的符号意义不复存在。文人书法的美学功能，足可以让我们看清一个民族的精神流程。但，这一点我们已经严重忽略了。现实对文人书法的需求越来越小，对心灵的体察失去了热情，可是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却越来越强，一种历史的悖论让我们无能为力。
文人书法与文人情怀
文人书法是有胸襟、有识见、有感觉的书法，这就是说，我们对文人书法的推崇，基于对书法创作主体――书法家感情、思想、个性、忧患的肯定。
具体地说，文人书法还不是一个具体、完整的文化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文人书法的概说，一是得益于文人画的启示，二是来自于当代学人对近现代书法家的认识。而后一点极其重要。清末民初，中国沦为世界上的二流国家，以修齐治平为己任的士人，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开始深刻反思国家式微的政治因素和民族性弱点，他们大胆怀疑儒家学说，进而怀疑我们的传统文化。当这部分民族精英，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寻找不同方式和途径的时候，书法――这一民族文化传承的表述手段和深入读书人精神世界的艺术形式，也进入了反思的序列。于是，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书法的文化光芒与艺术色彩一天天弱化了。重要性在于，质疑书法，怀疑书法的人，不是学贯中西之辈，便是具有世界视野之徒。
在北大任教的胡适等人倡导文字的拉丁化，把取消汉字当成中国发展进步的标志。蔡元培反对这种观点，他说：“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著名作家、学者，中共创始人，192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陈独秀具有艺术气质，写文章激情澎湃，做人性情刚烈，直率孤傲。字如其人，陈独秀的书法行云流水，深得怀素草书真谛，用笔自如，结字准确，气势恢弘。作为一个进步政党的领袖和文人，他关注国家与社会，也关注文化与书法。他以“其媚入骨”，批评学生沈尹默的书法。胡适治学范围广及文史哲诸科，又精通训诂考据之学，频频参与现实政治活动，他写字更多地是为自己的工作服务，谨严、含蓄，氤氲的文人气触手可及。晚清和民国处于相对的开放状态，西方文明对我们构成了致命的诱惑，胡适对传统产生了怀疑。好在胡适极其睿智，他很快修正了自己偏见，理性地思考传统。他认为，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可怕，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科学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我们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后来，他号召“整理国故”，努力挖掘、阐释传统典籍中不被我们认知的思想，呼吁全社会对传统文化予以科学的认知。书法也是国故，胡适尽管没有直接言及书法，他的身体力行，也在为书法“正名”。关于鲁迅书法，斯舜威在《学者书法》一书中指出：“鲁迅书风的形成，可从三个方面分析：学识、风骨、实践。他喜收集汉、魏、六朝碑刻，在《鲁迅日记》中随处可见收搜碑帖拓片的记载，广博的视野，过人的学养，造就了他简穆古朴的书风。”鲁迅是思想家、文学家，是具有世界性的文化伟人。他的世界性同他的民族性密不可分。鲁迅用传统的毛笔，写世态炎凉，阅人间沧桑，析人析己。同时，他也用毛笔书写一个传统的艺术世界。
书法和书学是我国独有的人文景观，传统文人对书法似乎都能够做专业性质的发言，甚至他们也乐于做这方面的发言。书法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技能、修养，书学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下，以自身独特的理论样式和结构完善了我国古代的审美思想体系，为中国哲学找到了一种客观、形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