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明清珠江流域的文学艺术

第六节　明清珠江流域的文学艺术

　　明清时期，随着珠江流域地区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文学艺术也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和颇具时代特色。现分述如下。

　　一、诗歌

　　明清时期，广东诗坛异军突起，诗人辈出，诗作繁多，经久不衰。元末明初，被推为“岭南明诗之首”的孙蕡（1337—1393），广东南海县平步堡（今顺德乐从镇平步村）人。洪武三年（1370）中举，旋后考取进士，授工部织染局使，后历任虹县主部、翰林院典籍、平县主部、苏州经历等职。洪武二十六年（1393），因受凉国公蓝玉案株连被处死。他才华横溢，曾参加编辑《洪武正韵》。《明史·孙蕡传》称赞他“诗文援笔立就，词采灿然”。他写的诗作以七言古体诗为优，有“不让唐人”之称誉。诗意既“气象雄浑”，又“清圆流丽”，被誉为“岭南诗派之始”。他与黄佐、赵介、李德、黄哲五诗人结成广东最早的诗社：“南园诗社”，建有“抗风轩”（地址在今文德路中山图书馆处），以文会友。是“南园五子”之首，人们称他“西庵先生”。一生诗作甚丰，陈暹辑为《南园五先生诗》5卷中録其100多首；其学生黎贞辑有《西庵集》9卷。其诗中流传最广者是《广州歌》：

　　“广东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

　　长城百雉白云里，城下一带春江水。

　　少年行乐随处佳，城南南畔更繁华。

　　朱帘十里映杨柳，帘栊上下开户牖。

　　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曲声咿哑。

　　岢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

　　春风列屋艳神仙，夜月满江闻管弦。

　　良辰吉日天气好，翡翠明珠照烟岛。

　　乱鸣鼍鼓竞龙舟，争赌金钗半百草。

　　游治留连望所归，千门灯火烂相辉。

　　游人过处锦成阵，公子醉时花满堤。

　　扶留叶青蚬灰白，盆饤槟榔邀上客。

　　丹荔枇杷火齐山，素馨茉莉天香国。

　　别来风物不堪论，寥落秋花对酒尊。

　　回首旧游歌舞地，西风斜日淡黄昏”。〔1〕

　　上引孙诗，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明代广州风物繁盛、商贾如云、男歌女舞、城市富庶的太平盛世景象，活龙活现，气象万千，常为后人所引用咏诵，流传深远。

　　黄佐（1489—1566），字才伯，号泰泉，香山（今中山市、珠海市）荔山人，正德十五年（1520）进士，授庶吉士、编修，历官江西佥事、广西学政、南京国子监祭酒，累擢少詹事。为官时间不长，弃官回广州后，改白云山景泰寺为泰泉书院，广招弟子，潜心理学，著书立说，学宗“程朱”，世称“泰泉先生”。与丘浚、陈献章为明代广东三大学者。他通经籍、工诗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他为“明人之中，学问最有根底”。其写诗雄伟奇丽，壮浪恣肆，时称为“粤中韩愈”。《粤东诗海》称：

　　“其诗体貌雄阔，思意深醇。旗鼓振发，郡英竟从。一时词人，如南园后五先生，皆出其门，粤诗大着”。〔2〕

　　朱彝尊评说其是“岭南诗派，文俗（黄佐谥号）实为领袖，功不可泯”。足见其诗歌在岭南诗坛的重要地位。明嘉靖年间（1522—1566），“南园后五先生”皆为其弟子。一生著述甚丰，计有《论学书》、《乐曲》、《广东通志》等260多卷和诗文集《泰泉集》60卷等。

　　明嘉靖年间（1522—1566），岭南诗派名声更盛。五大诗人欧大任、吴旦、梁有誉、黎民表、李时行五人在广州“抗风轩”聚会，重建南园诗社，重振南园诗社风雅。因五人均曾师从黄佐，故他们的诗深受黄佐影响，风格刚健雄直，注重反映社会现实。清人檀萃评价：

　　“岭南称诗，曲江而后，莫盛于南园；南园前后十先生，而后五先生为尤盛”。〔3〕

　　下面我们引欧大任诗《镇海楼》，以见一斑。

　　“一望河山感慨中，苍苍平楚入长空。

　　石门北去通秦塞，肄水南来绕汉宫。

　　虚槛松声沉螟壑，极天秋色送征鸿。

　　朔南尽是尧封地，愁听樵苏说霸功”。

　　欧大任的诗力祛浮靡，还之风雅，直抒胸臆，沉郁深厚。得到北方诗人王世贞、李攀龙和文征明等人的赞赏而酬唱交往。王世贞称他为“广五子”之一。这就说明广东南园后五子已在中原发生了影响，其成就超过前五先生。

　　万历八年（1580），大学士赵志皋贬谪羊诚，在广州城西浮丘建立浮丘社，作为文人雅士吟咏诗歌之所。不久，光禄寺卿王学曾等人正式成立浮丘诗社，以继承南园诗风为号召，成为广州诗人墨客雅聚赋诗之所。

　　明末天启、崇祯年间（1621—1644），政乱国危，许多广东诗人投身于拯救民族危亡的活动，并在浴血奋战中谱写出激昂高亢的诗篇，涌现一大批优秀的爱国诗人。他们以诗言志，留下了许多思想性艺术性堪称高超的诗作。如陈子壮、黎遂球、欧必元、区怀瑞、陈子升、黄圣年、欧主遇、黎邦瑊、徐棻、僧通岸、黄秀垣、区怀年等12位诗人重组南园诗社，世称“南园十二子”，成为广东诗坛的杰才。其中被当时誉为“粤中屈原”的南海县诗人邝露、“粤中李白”的番禺诗人黎遂球和“粤中杜甫”的顺德诗人陈邦彦称为“岭南前三家”，意与清初“岭南三大家”相区别。这三位诗人都为抗清斗争献出了生命。所以他们创作的诗歌有不少是表达了忠贞明朝的悲壮心声，慷慨苍凉，使广东诗歌那种雄直雅健的诗风又烘染上一层血染的风彩，极为悲壮感人。以上从“南园五子”到“南园十二子”的明代诗歌的发展过程，陈遇夫曾作过简要的概括：

　　“有明三百年，吾粤诗最盛，比于中州，殆有过之而无不及者。其体大率亦三变：明初南园五先生倡之，轻圆妍美，西庵（孙蕡）为首；嘉靖七子连旗鼓于中原，梁公（梁有誉）与焉，所尚高丽庄重，名馆阁体；驯至启、祯，政乱国危，奇伟非常之士出，抚时感事，悲歌当泣，黎、邝诸君发为慷慨哀伤之音，而明祚亦遂终矣”。〔4〕

　　说明从明初至明末，广东诗社延续270多年，对广东的诗歌产生深远的影响。清初屈大均等的“西园诗社”和清末梁鼎芬等的“后南园诗社”都与明代的社诗有继承关系。

　　清朝初期，经过战后的休养生息，出现了强盛的康雍盛世。加上雅好文学的两广总督吴兴祚的倡兴作用和号称南北二诗宗的朱彝尊、王士祯入粤的促进，使得广东众多的诗人如抗清诗人、仕清诗人、遗民诗人和布衣诗人，好象找到一个共同抒发情感的机缘，从而拉开了广东诗歌发展到鼎盛的序幕和出现一个繁荣的局面。其中以被誉为“岭南三大家”的屈大均、陈荣尹、陈佩兰的出现，是广东诗歌走向鼎盛的标志，也是广东诗派在全国地位确立的象征。可谓广东诗风一时称盛也。

　　被诗人林枫在《论诗仿元遗山体》中称为“岭南诗派屈梁陈，一代风骚鼎足身”的首推诗人屈大均，着有《翁山诗外》、《翁山文外》、《道援堂集》三诗集。

　　屈大均爱作诗、善作诗，现存诗歌6000多首。他作诗社会内容充实，反映他始终关怀着国家民族命运、为恢复明朝故国的不惜牺牲精神。最具现实主义特色，特别在叙事诗方面表现最为突出。

　　第一，对现实生活作典型的艺术概括。屈大均在其叙事诗中善于以个别典型的事或人去反映一般。例如《猛虎行》：

　　“边地不生人，所生尽奇畜。野马与骆驼，騊駼及驼鹿。羚羊千万头，人立相扺触。上天仁众兽，与以膏梁腹。变化成猛虎，食尽中土肉。哮吼一作威，士女皆觳觫。广南人最甘，肥者如黄犊。猛虎纵横行，厌饫亦逐逐。朝饮惟贪泉，暮依惟恶术。人皮作秽裘，人骨为箭镞。人血充乳茶，脂膏杂红曲。……人类日已尽，野无寡妇哭。……多谢上帝仁，猛虎享天禄。为兽莫为人，牛哀从所欲”。

　　屈大均在此诗中记録了顺治三年（1646）清兵攻入广州，七年（1650）耿继茂、尚可喜再攻陷广州时清兵屠杀广州人民的暴行。他以白描诗的手法，将清兵暴行描绘为吃人的猛虎。人皮、人骨和人血亦成为他们享用的食物。指出，吃人的猛虎享受天禄，人类的世界将要结束。屈大均通过“猛虎”诗的描写，叙述了清兵对广州人民血腥屠杀的罪行。往下，他又写一首《大同感叹》诗来控诉清兵宰杀活人的恐怖场面：

　　“杀气满天地，日月难为光。……花门多暴虐，人命如牛羊。膏血溢槽中，马饮毛生光。鞍上一红颜，琵琶声惨伤。肌肉苦无多，何以充君粮？踟蹰赴刀俎，自惜凝脂香”。〔5〕

　　屈大均还有很多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主义的诗作，也是十分逼真的，如流传极广、脍炙人口的描写康熙盛世广州对外贸易发达、富甲全球的诗篇：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

　　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6〕

　　诗中真实反映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中国开放海外贸易后广州、澳门对外贸易的繁荣景象和广州作当时贸易全球化中心市场的商品货币经济发达的实况。意在诗中。

　　以上所引屈大均诗，前首是他塑造了一些吃人猛虎般的清兵形象；后首则是塑造一个任由清兵宰割的弱质女子的形象，诗人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真实地体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反映清初战乱的真实景况，和康熙时代广州商品经济兴旺发展的局面，从而以诗来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和真实历史。

　　第二，对现实生活作细节的描绘。如《见月有怀》一诗：

　　“知你城南妇，愁心欲寄难；故将楼上镜，悬与槁砧看。影逐天风远，光含白露寒。何人见蟾兔，尚忍事征鞍”。

　　诗人在诗中描写一个深闺少妇在月下思念远戍边塞的丈夫，竟然将楼上的明镜当作月亮高悬天上，使那戍边丈夫能看见此月亮而起思归之心。这种细节描绘，既有少妇的内心活动，又有她的动作行为。把这位思念丈夫的少妇的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可见屈大均的诗一方面继承杜甫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又继承李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正如周炳曾评价指出：

　　“翁山之诗兼李杜而有之，取材极博，熔铸以自成家”。〔7〕

　　所以，屈大均的诗在清代诗坛中有很高的地位。与他同时代的诗人和学者如朱彝尊、毛奇龄、顾炎武等人均十分推崇他的诗格，给他以“弱冠诗名动九州”的称誉。〔8〕道光年间（1821—1850）龚自珍对屈大均评价更高：

　　“灵均出高阳，万古两苗裔。郁郁文祠宗，芳馨闻上常。奇士不可杀，杀之成天神。奇文不可读，读之伤天民”。〔9〕

　　龚自珍是晚清的思想家、爱国诗人，可能出于避讳，他写《番禺集》时，把屈大均的诗文放在与屈原相同的地位上，这是对屈大均最高的评价。

　　清初“岭南三大家”的诗人陈恭尹（1631—1700），字孝元，初号半峰，晚号独漉子，广东顺德龙山（今佛山市顺德区龙山镇）人。是明末抗清义士陈邦彦之子。他与屈大均是挚友，曾为抗清复明奔走，终身不仕于清朝，自称“罗浮布衣”，晚年寓居广州城南，筑“小禺山舍”，后迁至育贤坊晚成堂，以诗文为娱。其《怀古》一诗倾动时人，诗名大起。他写诗不拘泥于宗唐宋之偏见，而是兼采众长，各体悬佳，以七律为高超。他的《崖门谒三忠词》为其七律之代表作，被《粤东诗话》高度评价为“大气磅礴，大笔淋漓，寄托遥深，卓絶千古”的诗作：

　　“山林萧萧风又吹，两崖波浪至今悲。

　　一声望帝啼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

　　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

　　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旧碑”。〔10〕

　　清诗人张维屏高度评价此诗，认为：“七律到此地步，所谓代无数人，人无数篇者也”。〔11〕近人刘斯奋、周钖馥认为其诗“既豪迈雄奇，而又藴藏含蓄”。〔12〕

　　“岭南三大家”名气最大者是梁佩兰（1629—1705），字芝五，号药亭，又号漫溪翁、紫翁、二楞居，晚号郁洲，广东南海（今广州市芳村区）东漖镇人。顺治十四年（1657）乡试第一，后屡试落第，于是转专于诗。康熙二十七年（1688）考取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但为官时间极短，二十八年（1689）辞官返乡，居广州西关丛桂坊，写诗着文，曾与同好共结兰湖诗社，又与屈大均、陈恭尹主持越台诗社、东皋诗社、浮丘诗社、探梅诗社等。同时在广州光孝寺重挂诃林净社大旗，全力推动广东诗歌创作，被时人推崇为“诗坛盟主”，“诗坛宗匠”。梁佩兰的诗歌反映现实生活方面虽然比不上屈大均、陈恭尹两人，但也能反映民生疾苦，继承自张九龄至明代南园前、后五子的广东诗歌传统，气象非常雄阔，意境十分深邃。其诗各体俱佳，以七言乐府为着，共写诗20003首，代表诗作是《采珠歌》、《养马行》和《日本刀歌》，后歌云：

　　“市中宝刀五尺许，市中贾人向予语。

　　红毛鬼子来大洋，此刀得自日本王。

　　王使红毛预斋戒，三日援刀向刀拜。

　　龙形虎气生气骄，抽出天上星摇摇。

　　黄蛇之珠嵌刀首，百宝刀环未曾有。

　　有时黑夜白照人，杀人血渍紫绣新。

　　阴晴不定刀气色，风雷闪怪吼墙壁。

　　相传国王初铸时，金生火克合日期。

　　铸成魑魅魍魉伏，通国髑髅作人哭。

　　人头落地飞纸轻，水光在水铺欲平。

　　国王恃刀好战伐，把刀一指震一国。

　　红毛得刀来广州，大船经过海若愁。

　　携出市中人不识，价取千金售不得。

　　我闻此言空叹呼，兵者凶器胡为乎?

　　中国之宝不在刀，请以此刀归红毛”。〔13〕

　　本诗原是写日本刀，但则来自西洋舶客辗转贩运而在广州市场出卖，可谓是一首描绘清朝海上贸易的史诗。文字辞锋犀利，观点鲜明，文笔平实畅达。

　　清朝初年岭南三大家在广东崛起，同一时期的黄河征、方殿元、谬燕、祁文友等广东诗人亦相继出现，这就标志着广东诗派走向成熟，显示了广东诗人在诗坛群英中的雄厚实力。此后，在屈、陈、梁三大家的影响下，至干隆中年以后，广东诗坛又涌现一批新诗人，如胡亦常、刘鹤鸣、冯敏昌、黎简、宋湘、张锦芳、李黼平等，其中又以冯敏昌、黎简、宋湘三人为最杰出。他们不仅突破清初“神韵”诗的藩篱，而且摆脱了“格调”、“性灵”两大诗派的笼罩，继承张九龄以来逐渐形成和发挥的岭南诗歌的光荣传统。

　　冯敏昌（1747—1808）字伯求，号鱼山，祖籍广东番禺县（今广州市）人，出生于钦州（今属广西）。干隆四十四年（1779）考中进士，时年已32岁，时人称之为“天下奇才”，曾任翰林院编修，参与《四库全书》修纂。主掌广东端溪书院、粤秀书院和越华书院，主讲河南河阳书院，在钦州创办洄澜书院。与张锦芳、胡亦常合称“岭南三子”。一生着有诗歌2000多首。其诗力健气豪，沉郁苍厚。因此冯敏昌诗名远播中原，清时人称赞他的古体诗具有大家风范，其近体诗又具有檏素自然、饱含感情。他的诗歌在创作上学韩愈、黄庭坚，并追上李白、杜甫，贯半诸家，自成一格，在广东诗坛上有较大的影响，着有《小罗浮草棠诗集》，其中描绘洋船经虎门鸣炮之事的《镇海楼示季子作》一诗，尤为昌明博大：

　　“东南霸气久如烟，漫移斯楼四百年。

　　珠海地穷城压水，虎门船到炮訇天。

　　万家生计鱼盐共，十郡人才峤岭偏。

　　莫信长缨空有愿，他时还得并筹边”。〔14〕

　　还有足不逾岭而名震中原的黎简（1747—1799），字简，一字未栽，号二樵，广东顺德人，干隆五十四年（1789）拔贡，中年多病，无意进仕，靠出卖书画自给，一生着诗词丰富，着有诗词《五百四峰堂诗钞》、《芙蓉亭乐府》、《药烟阁词抄》等存世，其诗峻拔清峭，不随俗流，刻意新颖，是冲破干嘉拟古诗风的先驱者之一，是广东自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三大家之后继起者的佼佼者，喜运用奇特的词语和创作手法写诗词，例如《寄黄药樵》一诗，就表现这种风格意境：

　　“墙头暮鸦飞不起，鸦背松声冷于水。

　　如山北风压破屋，拍枕大江浮两耳。

　　窗竹偃蹇欲折棂，急雨落瓦寒有棱。

　　饥鹘嚆嚆状啸鬼，纸窗琅琅如裂冰。

　　风头越大雨点重，松子逾时尚跳动。

　　灯危在壁寒不明，心战如波静还涌。

　　我忆滇山西远征，冰天苦月寒峥嵘。

　　两奴争被静一哄，独马恋人悲自鸿。

　　身劳归惜妻孥苦，裘敝倏惊年岁更。

　　煌煌肥马从朋友，跕跕飞鸢阅死生。

　　生还喜尔情过絶，以病示人无病骨。

　　明日梳头视青镜，今夕苦吟得白发。

　　莫思广厦庇众寒，少陵诗翁古迂拙”。〔15〕

　　到了嘉、道年间（1796—1850），广东诗人不断涌现，突驰此时诗坛者，有“粤东三子”的阳春人谭敬昭、香山人黄培芳和番禺人张维屏。张维屏（1780—1859）经常约黄培芳、谭敬昭、林柏桐等共七人在广州白云山云泉山馆雅集唱吟，世称“七子诗坛”。在北京也经常与林则徐、黄爵滋、龚自珍、魏源等名家诗人唱和，被时人称为“诗坛大敌”。道光十六年（1836）辞官南返，在广州花地建“听松园”，以诗酒自娱。曾出任广州学海堂学长。鸦片战争爆发，他写了大量反对英国侵略、赞颂抗英卫国的诗篇，《三元里》一诗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开篇之诗作。诗作《听松庐诗钞》16卷，收入诗作2000多首，今人编有《张南山全集》存世。

　　鸦片战争后，一批反映当时民族危机与人民苦难的诗人也十分活跃于中国诗坛，如南海的谭莹、朱次琦，番禺的陈澧、梁鼎芬，顺德的简朝亮，等等（详第八章）。

　　明清时期，珠江流域地区的广西、湖南、江西、福建、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地也出现了诗歌创作繁荣的局面，诗人众多，诗作无数。与广东相邻的广西，据清人张鹏展编辑的《峤西诗钞》（1944年上林报社印行的《上林丛书》本）所收入的明至嘉庆年间（1368—1820）的诗人260位，诗作2100多首，分21卷印行。明代诗人主要有危素、严震直、黄福、解缙、吴宽、鲁铎、戴钦、黄佐、方弘静、张鸣凤、俞安期、张佳胤、胡应麟、瞿式耜等100多人，这些诗人的诗作，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其中，《桂林石刻》（三册）收集的明代诗作200多首五言、七律、七絶和歌词等，内容均是反映诗人对桂林山水的赞美和爱慕，流传更广。特别是包裕的《麦黄歌》，直到今天仍保留在桂林风景名胜处。包裕，广西桂林人，成化年间（1465—1487）进士，历任杭州推官，贵州巡按、云南按察使等官职，为官廉洁，素有“小包公”之美誉。他写一首《麦黄歌》充分反映了他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品格，其歌词是：

　　“大麦黄，小麦黄，家家男女登麦场；老者看家壮者出，旋挑野菜煮羹汤。男女刈麦不辞劳，麦场堆积如陵高；烹鸡打饼饯祖先，沽酒擎樽娱父母。舞者舞兮歌者歌，胥言收获今颇多；忽闻官府里胥至，征讨夫钱征夏税。须臾算尽无孑遗，老者含悲欲诉谁；共夸今岁麦收好，谁知只得一日饱。好将民隐达圣朝，樽节财用宽征徭；古来民足君须足，莫使民有逃亡屋”。〔16〕

　　到了清朝，广西也出现许多诗人和诗作，据清末朱琦校编辑和刻印的《三管英録集》57卷，收辑了唐代以来广西各地576个诗人所写的3500首诗，其中90%以上是明清时期的诗作，特别是清初开始形成了本土诗人群，朱依真被誉为“粤西诗人之冠”，至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出现了师承桐城派、推崇古文运动的王拯、朱琦、龙启瑞、吕璜、彭昱尧等“岭西五大家”诗人，留存《岭西五家诗语言集》。并出现了诗社性质的“杉湖聚会”，诗人龙启瑞、朱琦、汪运、彭昱尧、商书浚、杨继荣、曾克敬、李瀛、赵德湘、黄均祖等人常在杉湖之畔吟诗作赋，被时人称为“杉湖十子”，并有诗集《杉湖十子诗钞》留传。此外，清代一些著名的文人世家如陈宏谋及其女儿陈莹英、玄孙陈继昌；寓桂书画世家李秉礼及其弟李秉绶、其子李宗瀚等，亦留下了不少诗作。清末，在中国文学史上居重要地位的词人王鹏运、况周颐创立了“临桂词派”，词风主张重、大、拙，与朱祖谋、郑文焯同列晚清四大词人，雄踞词坛主座。王鹏运着有《半塘定稿》，况周颐着有《蕙风词》、《蕙风词话》等。

　　明清时期，湖南省的诗歌创作亦出现繁荣局面。据清代著名出版家邓显鹤（新化县人）选编的湖南诗歌总集《沅湘耆旧记》200卷，共收録1699位诗人的15681首诗歌，上自洪武（1368—1398）初年，下迄道光二十年（1840），其中有很多精彩的诗作。明代湖南的诗歌“茶陵诗派”和“公安派”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茶陵诗派”的领袖，是当过宰相的著名湖湘诗人李东阳，他最先起来反对长期统治诗坛的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台阁体”诗风。他的诗集《南行稿》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描绘了大自然的风光，既摆脱了台阁味，又去掉了复古腔，是其一生诗歌创作的顶峰。“茶陵诗派”有几位卓越的湖南诗人，包括杨一清（原籍云南，自幼随父移居巴陵）、刘大厦、彭泽、邓辛、郭都贤、黄学谦等。这一诗歌流派的出现，对于全国诗坛来说是起衰复盛；对湖湘诗歌来说，也标志着湖湘诗人作为一个群体进入全国诗坛之林。另外主张“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的新诗歌流派“公安派”应运而生。这个诗派的主将是湖北公安县人袁宏道兄弟和湖南桃源县人江盈科。他曾提出“元神活泼”之论，进一步发挥了“性灵说”的要旨。是随着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而出现的市民阶级追求精神自由、个性解放的思想要求在诗歌上的反映。明代后期，三湘大地出现了几个著名的诗歌世家，邵阳车氏、辰溪米氏、长沙黄氏和武陵杨氏等。这些家族以诗歌名世，文采风流，代代相传，有绵延至三世、四世乃至五世而不絶者。成为古代湖湘文苑的一道风景线。   

　　明末清初，集湖湘文化之大成的王夫之在诗歌上也有卓越成就。他传世的诗歌作品有《姜斋诗集》、《姜斋诗余》（词集），还有论诗、评诗的《姜斋诗话》、《楚辞通释》等多种理论批评著作，在古代湖湘诗坛建立了一座新的丰碑。其诗词创作闪烁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历来被人们视为屈原《离骚》的诗响。论诗本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以兴、观、辉，被人们视为《离骚》的词响。他主张诗以言志、言意、达情，写诗要以意为主，坚决反对没有内容的单纯拟古或雕琢词藻。

　　清代前期的湖南诗人，以陈鹏年成就最大。到清代中叶，更涌现了一大批诗人，其中张九钺、孙起栋、欧阳辂、陶澍、唐仲冕、严如熠、周有声、谢振定等人都负有盛名。但清代中叶真正值得大书特书的湖湘诗人是陶澍。他不但是一位鋭意改革、治绩卓著的封疆大吏，学问功底深厚的学者，而且是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湖南甚至全国成就突出、名望最高的诗人，有《印心石屋诗文集》存世。他的诗作，或感时纪事、咏史怀古，或言志抒怀、唱和酬答。无不显得感情檏实，器识宏远，思力深厚，具有一种雄放豪迈的气概，林则徐盛赞他“直以雄才凌屈宋，还将余事压曹刘”。

　　明代福建诗家众多，其中有不少诗人影响于全国。据文献记载，仅福州自洪武至万历年间（1368—1620）就有诗人林鸿、高棅、陈亮、王偁、王恭、王褒、郑定、唐泰、黄玄、周玄、傅汝舟、张经、郑善夫、陈第、高濲、邓原岳、谢肇淛、徐熥、曹学佺、徐火勃、黄道周、林古度等264人。其中“闽中十才子”为福州重要诗派，影响巨大。其中张经诗的苍凉壮观、忧国忧民；陈第戍边诗的奇情异彩；黄道周诗的“崛奇独造”、“独立无俦”等，也是极高品位的诗作。清代的主要诗人有：陈梦雷、张远、许遇、黄任、谢道在、邵飞飞、叶观国、孟超然、郑洛英、郑大枢、龚景瀚、吴玉麟、萨玉衡、陈寿祺、谢震等。其中，张远诗的“奇峭秀异”，“一变闽地诗风”；陈梦雷的诗及其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经历康熙、雍正、干隆三个皇帝留诗千首的黄任和主闽中诗坛陈寿祺等都是佼佼者。

　　贵州省的诗歌始于明，正如莫友芝所说：

　　“黔自明始有诗，萌芽于宣（德）、正（统），条衍于景（泰）、成（化）以来，而桐豫于隆（庆）万（历）”。〔17〕

　　贵州宣德、正统时期（1426—1449）的诗人不多，只有宋昂、宋昱、詹英、林晟和王训等几个人。王训，字继善、号寓庵，贵州卫人，举人出身。任贵阳宣慰司儒学训导，后升任教授。他是贵州第一个有诗集传世的诗人，《明史·艺文志》和《千顷堂书目》都收録有王训的《寓庵文集》三十卷。王训的诗，写山水的有《南庵》、《朝阳洞》、《真趣亭》、《无边风月楼》；抒情怀的有《客夜三首》，意境苍凉雄郁，清新可读。“百战休题马上劳，烽尘久不到征袍”、“人帘剪剪春三月，到枕娟娟夜半天”等句，颇得诗的真谛。〔18〕宋昂、宋昱昆仲，也是早期的代表人物。他们从小受家学熏陶，数十年间迭为唱酬，遂成篇帙，后来宋昂之子宋炫将其刊刻成书，取名为《联芳类稿》。宋昂，字从顺，号省斋，正统七年（1442年）袭贵州宣慰司同知职，廉俭自持，益崇儒业，多行惠政，现仅存《送杨知事》、《送赵逊敏东归》等诗。宋昱，字如晦，号宜庵，现仅存《送汪公子还嘉禾）诗。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编《明诗综》，特选了宋氏兄弟诗作，并在《静志居诗话》中作了较高评价：“昂、昱兄弟俱能文”。宋昂诗有云：

　　“采药难寻蓬岛路，垂纶却忆鉴湖船；疏砧残月孤村夕，衰草斜阳两岸秋；风静洞庭高浪远，月明扬子暮潮寒”。

　　宋昱诗有云：

　　“野戍清秋闻鼓角，烟村日出露松杉；数声啼鸟凭欹枕，满地斜阳深闭门；卧听笙歌来别岸，起看鸥鸟浴前汀”。

　　景泰、成化年间（1450—1487）后，贵州诗坛进入“略具涂轨”时代，涌现一批诗人，计有黄绂、易贵、周瑛、田秋、越英、徐节、范季修、汤噚、蒋宗鲁、李佑、孙应鳌、马廷锡、李渭等，以孙应鳌的成就最高，有《学孔舍诗篇》传世，共收録诗歌九百余首。孙诗内容广泛深厚，风格多样，众体兼长，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有较高造诣，其五言乐府，“沉雄森秀，直逼魏晋，而无何、李、王、李太似之嫌”，其七言及近体，“舒和苍润，品亦在初盛唐间，尤讲学家所未有。”〔19〕反映社会现实，揭露黑闇，是孙诗的重要内容之一。忧国忧民之心在他所写的《海上行》、《病中闻京师警》、《南游得宝剑上有赤符作赤符曲》、《秋兴》、《荒城謡》、《无麦謡》等诗中，一一流露。《海上行》描写了东南沿海受倭寇侵扰，山河惨遭践踏而统治者昏庸无能的情景：“君不见，江之南，江之北，白日惨烈无颜色。又不见，浙之东，浙之西，颠风凄切增悲啼”等句，表达了作者忧国伤时、心急如焚的情怀，充满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龢民族激情。孙应鳌关心民间疾苦，他在《无麦謡》中写道：“边取军需仓收租，十人催促九人捕。麦苗不生稻不种，子弃父母妻弃夫。”这些诗句，深刻地刻画了荒城的残破，苛政猛于虎的惨状，具有进步意义。孙应鳌还写了许多登临、怀古、吟咏祖国大好山河的诗歌。例如《华山诗》八首，从不同角度描绘了华山的雄伟险峻、峰回路转、云烟雨雾、茂林兰荪的万千景象，诸如“谷转晴晦分，溪回峦岫别”、“孤嶂激幽籁，万树披寒光”、“云薄散烟姿，山深发泉响”、“山上茂松柏，豀边绕兰荪”等诗句，都能烩炙人口。他的诗有较高的思想境界和艺术水平。《明诗综》收録了他的《华山诗》，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对孙应鳌的诗，后人多有评述，莫友芝在《黔诗纪略》中说：“先生以儒术经世，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即以词章论，亦未有媲于先生者也。”

　　隆庆、万历以后，贵州诗坛繁荣起来，这一时期的诗人，均已走出家门，驰骋中原，写出了许多忧国忧民、揭露弊端、向往光明的好诗，其代表人物有邱禾实、潘润民、谢三秀、越其杰、杨文骢、吴中蕃等，尤以谢、杨成就最高。

　　谢三秀，字君采、玄瑞，贵阳人。自幼“天才卓越，博览群书，早有令誉。为诸生时，巡抚郭子章、副使韩光曙皆深器之”。但他命运坎坷，屡试不第，仅为县学教谕，不到三年即弃职，远游吴越，有《雪鸿堂诗集》和《远条堂诗集》传世，收诗千余首。谢三秀生于天末荒郊之地，又处在明末乱世之中，饱经忧患，文才横溢，拔帜先登，被誉为“天末才子”〔20〕。莫友芝极为称赞谢三秀的诗，他在《黔诗纪略》中写道：

　　“贵州自成祖开省，迄于神宗，阅二百年，人才之兴，媲上国而能专精风雅，隽永冲融，驰骋中原，卓然一队，虽前之文恭，后之龙友、滋大，未有先于君采者也”。〔21〕

　　到了清朝，贵州也是诗人辈出。清前期有诗人200人，其著名者有“黔中诗师”之称的周渔璜，其次是遵义人罗兆甡、李专，黎平人胡学汪、胡奉衡父子，铜仁的徐訚，王屏的田榕，织金的潘淳。干嘉时期，出现了傅玉书、唐金、刘启秀、田均晋、犹法贤等一批诗人。最有名者是傅玉书。傅玉书，字素余，一字竹庄，瓮安人。干隆三十年（1765）举人。选安福知县，罢归，主讲贵阳正习书院。工诗能文，受当世名流钱载、法式善、吴伯华等赞赏。着有《竹庄诗文集》21卷，还辑有《黔风旧闻録》、《黔风鸣盛録》明、清两代诗选。嘉庆以后，出现了郑珍、莫友芝为代表遵义的梁光勋、黎氏诗人群及女诗人郑淑昭、周婉如、安履贞等。

　　明清四川诗坛亦比较活跃。明初，有号称“蜀中四杰”的诗人杨基、徐贲、高启、杨羽。杨基，字孟载，徐贲，字幼文，〔22〕他们在元末都曾接受张士诚的聘请。洪武时，一同贬谪临潦，释归后，又同在明朝政府任职，不久，又先后获罪，徐死于狱中，杨则“夺官输作，卒于工所”。〔23〕两人经历相似，皆一生坎坷，又气味相投，能诗善画。徐有《北郭集》6卷；杨有《眉庵集》12卷。杨基才华横溢，集中于题宋人夏硅《长江万里图》云：

　　“我家岷山更西住，正见岷江发源处，三巴春霁雪初消，百折千回向东去。江水东流万里长，人今漂泊尚他乡，烟波草色时牵恨，风雨猿声欲断肠！”

　　嘉靖初，李开先、唐顺之、王慎中、陈束、熊过、起时春、任翰、吕高，号称八才子。他们反对李梦阳、何景明的复古倾向而自成一派。八才子中，熊过，字叔仁，富顺人，有《南沙集》。任翰，字少海，南充人，有《忠斋集》。但他们传世的诗歌作品甚少。熊过、任瀚都喜好“服食炼形”之术，明世宗购求道家秘笈，“蜀抚臣访之熊氏，叔仁绐共家，举所藏悉焚弃之。至今蜀人谈玄怪者，皆本任氏，熊氏”。〔24〕

　　到了万历年间（1573—1620），明代文坛上又出现了一个以袁宏道兄弟为首、以标榜性灵为宗旨的新诗派别公安派，四川南充作家黄辉，是这个新流派中的活跃人物之一。黄精于书法，与董其昌齐名。他和公安派的关系，据袁小修的回忆，万历二十六年（1598），袁宗道、宏道皆宦吴门，黄辉“从蜀来，聚首最密。中郎作诗，力破时人蹊径，多破胆险句。伯修诗稳而清，平倩诗奇而藻”。〔25〕

　　稍后，范文光，字仲暗，内江人，着有《峨眉集》。他和当时另一重要的文学派别竟陵派的关系较深，“时钟（惺），谭（元春）诗盛行，文光取钟惺涛与李梦阳合刻，论次之，人多以为当”。〔26〕

　　清初，四川较有名的诗人有遂宁的吕大器、吕潜父子；新繁的费密、费锡踪、费锡璜父子。吕大器的诗被李调元在《蜀雅》书中说为“意旨凄壮”。其长子吕潜，明亡后长期隐居吴兴，其诗经常流露思乡之情，如《江望》一诗：

　　“横江阁外数帆樯，立尽西风鬓渐霜。

　　只有乡心不东去，早随烟月上瞿塘”。

　　时流寓江南的诗人还有青绅的余楍，成都的蒋祖谊，内江的王担四等。他们诗作各有特色。康熙时期（1662—1722）通江的李蕃、李钟璧、李钟峨父子，亦以诗作名扬于川，有“通江三李”之美誉。干隆年间（1736—1795），重要诗人有罗江的李化楠、李调元父子。李调元（1734—1802年），号羹堂，字雨村，干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由翰林历官直隶通永道，好读书，博学多闻，才气豪放不羁，诗文亦如其人”。后因事落职，于干隆五十年（1785）回川，“啸傲山水，以著述自娱”〔27〕，有《童山文集》20卷，《诗集》42卷。他的诗歌多为记事之作，接触的社会生活比较广泛，而且敢于正视矛盾，针砭时弊。

　　干隆、嘉庆时期（1736—1820），四川的著名诗人还有遂宁的张问安、张问陶兄弟，特别是张问陶（1764—1814年），在清代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高祖父张鹏翮，于康、雍两朝历官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为人清廉正直，曾长期担任河道总督，是颇有才干的治河专家。问安字亥白，“诗才超逸”，着有《小啷嬛诗集》4卷。张问陶，字仲冶，号船山，干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以翰林院检讨出任山东莱州府知府，与上司龃龉，辞官，游吴越间，卒于苏州。有《船山诗草》20卷，《船山诗草补遗》6卷存世。

　　明清时期，云南、江西的诗人和诗作较少。据现在看到的资料，清朝云南有师范（1751—1811）字端人，号荔扉，又号金华山樵，赵州弥渡（今弥渡县）人。嘉庆六年（1801）考取举人，任安徽望江县令，学识较广，著作甚丰，除作文集外，另有《金华山樵诗集》存世。嘉庆时（1796—1820）保山人袁文典、袁文揆兄弟编辑云南诗人的诗作《滇南诗略》、《滇南文略》共80多卷印行。

　　江西的明朝诗人，有朱多炡，字员吉，是明朝宁王朱权六世孙，着有《五游》、《倦游》诗文集。姜曰广，字居之，新建县人，万历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南明福王时拜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有《诗赋集》存世。喻周，字孟京，南昌人，着有《介邱诗选》等。清朝诗人有万任，字亦尹，新建县人，康熙进士，着有《静园》诗文集。彭廷谟，字夏赓，南昌人，着有《诗文集》。裘曰修（1712—1773），字叔度，新建县人，干隆进士，任礼、刑、工部尚书，参与修纂《四库全书》，着有《诺亭诗钞》。熊为霖，字浣清，新建县人，干隆进士，着有《鹤峤诗钞》等。朱耷（1626—1705），号八大山人，南昌人，是朱元璋十六子朱权的九世孙，八岁开始写诗，着有诗稿数卷。

　　二、小说

　　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各省的小说创作和印行姗姗来迟。据现在看到的史料，广东直至清朝干隆末年以后才有作家创作小说，有些省则到近代才有小说印行。广东最早的小说创作和印行是干隆五十九年（1794）的《岭南逸史》，作者是嘉应州（今梅州市）人黄岩（约1751—1830），字耐庵，号花溪居士。他先是在广州行医为生，曾撰有《医学精要》、《眼科纂要》两书和诗文《花溪草堂诗文稿》（未印行）。干隆五十九年（1794），他撰写章回小说《岭南逸史》，共28回。其故事梗概是：在明万历年间（1573—1620），潮州府的程乡县（今梅州市）有一少年叫黄逢玉，同他的两个仆人去探望姑母，在半路中巧遇罗浮山隐士张秋谷的闺女贵儿，并经瞭解之后与她订了婚。但后又与从化县嘉桂岭瑶王李小鬟、德庆州天马瑶王梅英的姐姐梅映雪分别结婚，结果引起两瑶王之间互相抢婚的纠纷而打架。之后，张贵儿被火带山上的土匪掳去，黄逢玉到广州向广东巡抚缩朒告状，巡抚不问情由，诬说黄逢玉为天马山的奸细而逮捕送入南海县狱坐牢，为此事，两位瑶王共同出兵到广州攻打巡抚。黄逢玉出狱之后，劝服其岳父两位瑶王不必怪意，应归顺明廷。之后率领瑶兵在张贵儿及其女友谢金莲的大力帮助下，将火带山的土匪消灭精光。于是逢玉被封为东安侯，又娶张贵儿为妻，将前妻李小鬟、梅映雪和谢金莲为妾氏，生六子均登科中式。最后黄逢玉与四位夫人于白日升仙脱俗。通过这个故事，反映了明朝官吏贪污枉法，以借古讽今。同时也反映明代历史上广东确实有过少数民族瑶民反抗官府斗争的事实，颇具地方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的故事。

　　另一本广东小说名曰《蜃楼志》，亦名《蜃楼志传倚》，作者署名是“庾岭劳人”。此小说共24回，现在看到的版本是嘉庆九年（1804）刻本。其故事内容是：描写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广州十三行富商苏万魁和其子苏吉士、粤海关监督赫广大、土匪头子摩剌、苏吉士的业师李匠山、义士姚广武等六人的生活模式、思想情形，活龙活现出这些富商、贪官、土匪、义士之间的互相矛盾和争斗。此小说完全不符历史事实，因为明朝并未有出现真正的十三行，亦未有粤海关，只有广东市舶司和三十六行。这显然是借古讽刺清朝之作而已。但故事情节却具有清朝广东地方的特色。

　　清朝贵州有长篇章回小说《翫寇新书》、短篇小说《啖影集》和传奇《鸳鸯镜》、《梅花缘》刊行于世。

　　《翫寇新书》，作者佚名，但有自序及56回的篇目留世可见，附刊于韩超着《韩南溪四种》一书中。从回目看，所写故事的时间仅两年多，起于咸丰四年（1854）八月的杨龙喜桐梓起义，终于六年（1856）10月提督李孝顺攻克都匀府城。而且所写的事件人物都是真名真事。全书对贵州当年的文武官员多所讽刺与鞭挞，属一部真实的章回小说。

　　《啖影集》作者范兴荣（1786—1848），字仲华，号三一溪渔人，普安厅（今盘县）人。嘉庆十三年（1808）举人，历官山东文登、湖北黄冈知县，武昌府同知，以“江堤罣误”去职，归隐著述，有《环溪草堂诗文集》等。《啖影集》收録短篇小说60多篇，多借神鬼灵怪以影射现实，鞭挞丑类，如《杜履祥》，写阴司鬼吏贪赃枉法情状，表现手法与《聊斋》中的《席方平》类似。《龙宫闹考》写龙宫中科举考试的舞弊现象，考官接受贿赂，録取文才平庸的官宦富家子弟，激起落第士子的愤怒，大闹考场，使贪污考官当场露丑。这正是清代科场弊端的曲折反映，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部作品所写恶棍、淫妇、贪官、恶吏占多数，作品文笔生动，对一些鬼役、考官、狐女的形象，刻划得活灵活现。

　　四川在明清时期小说不发达，现在看到仅有清中叶后期双流傅振拓的《平寇志略》、《皇城坝》、崇庆徐抱兰的《蜀川志略》和金堂柳慕龙的《南路烟尘》等九部，且影响不大。

　　福建的小说是晚明开始的通俗小说。在福建称为“讲平话”。其中又以讲“史平话”为发达，如南平人赵粥创作的《效颦集》3卷，收録了传奇小说25篇。特别是熊大林和余象斗编着的《两汉志传》、《唐书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北宋志传》等为最有影响。余象斗在万历年间（1573—1620）刊印过21种通俗小说，其中经他编着印行的有《华光天王传》、《玄帝出身志传》，均得到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的相当好评。

　　三、戏剧

　　明清时期珠江流域地区的戏剧种类繁多，据统计，仅广东、广西两省就有大小剧种27个之多，其中被称为“岭南四大剧种”的粤剧、潮剧、汉剧、琼剧已流行全省。此外还有广西的桂剧、云南的滇剧、四川的川剧、湖南的湘剧、贵州的昆曲，等等，都甚为流行，受到广大民众欢迎，为民众喜闻乐见。

　　粤剧，这是广东、广西地区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剧种，其流行地区遍及广东、广西、海南、上海、台湾、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大洋洲、美洲粤籍华侨华人聚居的地区。

　　粤剧是明清时期广东艺人学习从外地传入的昆、弋、汉、徽、秦、湘等外地戏种的戏曲唱腔，加以粤语而歌并融入本地歌謡、小曲而逐渐形成的剧种。据地方志记载，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广东各地已有乡俗子以演戏谋生，《嘉靖广东通志初稿》记载已有“二月，城市中多演戏为乐，谚云‘正灯二戏’”。〔28〕在当时工商业发达的广州、佛山等地客商云集，每逢神诞节日，各省戏种的戏班来演戏者更加繁盛，本地戏班也开始酝酿组建，此即为粤剧之发源。此时，在佛山首先成立戏行会馆，称琼花会馆，因为会馆恭奉戏行祖师华光，故亦称华光会馆，是佛山戏班教习学艺的场所。〔29〕万历十年（1582），广州太平门外城西十八甫亦建立琼花会馆。〔30〕清干隆道光年间（1736—1850），有江西、湖南、江苏和安徽等地约100个外省的戏班来广东演戏。干隆二十四年（1759），在广州成立粤剧外江梨园会馆，于是本地班向外江班学习和汲取声腔以及表演艺术养料，逐步形成演唱梆子腔为主的演唱艺术风格。至咸丰四年（1854），本地艺人李文茂以梨园子弟为骨干，组织红巾军起义反清，后清廷严禁本地班演戏，艺人只好投转外江班或冒称京戏登场。并于光绪十五年（1889）在广州成立八和会馆。此时本地班吸收了二簧唱腔，能以梆子、二簧腔为主，兼用大腔（即地方化的弋阳腔、昆腔）演出《江湖十八本》、《新江湖十八本》、《大排场十八本》等众多剧目，表演脚色分为武生、正生、小生、小武、总生、公卿、正旦、花旦、净、丑十大行当，武打技艺由少林武功演化而成的南派武功，形成了粤剧的鲜明地方风格。但当时演出是以官话为主，夹用粤语和唱和道白。直到光绪末年，才开始用白话演唱，成为百分之百的粤剧，而流行于讲粤语的地区演唱。也就在此时才正式称为“粤剧”，又称“广东大戏”而流行于讲白话的地区。粤剧的剧目，早期有《二度梅》、《一捧雪》、《四进士》、《三官堂》、《六月雪》、《五登科》等所谓《江湖十八本》；同治年间（1862—1874）又推出《西河会》、《黄花山》等《新江湖十八本》；光绪中年，又出现侧重唱工的《黛玉葬花》、《仕林祭塔》等《十排场十八本》剧目。

　　潮剧，亦称潮州戏，因用潮州方语演唱而得名，流行于粤东、闽南、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各国潮州华侨华人聚居地区。潮剧是从宋元的南戏衍变而成，明中叶已经成熟，当时称为潮腔或潮调。嘉靖四十五年（1566），重新刻印的《班曲荔镜戏文》和后来的《摘锦湖调金花女大全》两个剧目就是标志。潮剧也是吸收了弋阳腔、昆山腔、西秦戏和外江戏的长处，加上潮州本地的民间音乐的长处融合，使之成为唱腔、歌舞、说唱、表演更加丰富多采的剧种。例如，潮剧的三步进、三步退的舞台走步，据说取自水上居民的舞蹈；而潮丑侧身跳跃的手法和腿法，则仿自民间的纸影戏。潮剧的音乐是将南戏、弋阳腔、昆腔、梆子、二簧及当地民间音乐如潮州大锣鼓、潮阳笛套锣鼓、庙堂佛事音乐等各种乐曲组合而成，构成潮州本地特色的音乐，鋭耳可听。潮剧的传统剧目约有1300多个，〔31〕多数是取材于民间故事。这些剧目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源自南戏、传奇，诸如《拜月记》、《琵琶记》；第二类是源于潮州地区的时事或传说，诸如《苏三娘》、《荔镜记》。潮剧最独特之处，是它的声腔的主要形式是帮腔，又称帮声，即当演员唱到最精彩的唱段或在某唱辞的句末时，由后台的众演员帮和唱，以衬托前台演员的唱腔，从而渲染舞台气氛，使其声调柔曼清扬，达到抒发情感、深化人物性格的效果，这是别的剧种没有的。

　　汉剧，原名称外江戏或兴梅汉戏，用客家话演唱，流行于广东东部、北部和江西南部、福建西南部的操客家方言地区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客家华侨华人聚居地区。它是雍正干隆年间（1723—1795）徽剧传入广东之后才形成的剧种。汉剧的表演程式基本上与京剧、祁剧、湘剧、湖北汉剧相同，但加入广东客家人的风格和特点。汉剧的主要声腔是西皮、二簧，兼有昆曲等多种声腔，形成了一种高昂雄壮、檏实淳厚的唱腔风格。伴奏乐器是采用广东汉剧特有的头弦、号头和大苏罗，使之构成独特的伴奏效果。汉剧最具特色的是其脸谱有100多种，以黑、红、白三色为主，角色行当十分齐全，计有生、旦、丑、公、婆、净（红、乌净）等六行七当。“生”，有文小生、武小生、短打小生、娃娃生；“旦”，有青衣、正旦、花旦、武旦、彩旦；“丑”，有官袍丑、短衣丑、童子丑、女丑、武丑；“公”，有乌须老生、白须老生、掺白老生、武老生；“婆”，有丑婆、贫婆、富贵婆。汉剧的传统剧目有800多个，如《齐王求将》、《红书宝剑》、《百里奚认妻》等。

　　琼剧，又名“海南戏”，是海南省的大剧种。因为出自海南省琼州（今琼山县）而得名，用海南方言演唱，流行于海南岛、雷州半岛部分地区和东南亚国家海南华侨华人聚居地区。明朝中叶开始，随着广东大陆与海南岛的贸易发达，潮汕地区的高腔潮剧也传入海南岛，同本地的语言、音乐结合起来，同时又受到粤剧的较多影响，而逐步融合演变成琼剧。起初演唱时语言比较混杂，到干隆年间（1736—1795）后，一律改用海南话演唱，成为海南自己的特有剧种。琼剧所用的乐器，开始时仅有锣、鼓、笛三种，十分简陋，称为“锣鼓吹打”，后来逐渐增加二胡、二弦、月琴、三弦、秦琴、柳胡、长短管等，再加上西洋乐器共有30多种。但仍然以二胡、二弦、竹胡、大喉管、大小唢呐，短管为主要乐器。琼剧的行当，初时只有生、旦、净、丑四种，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才发展成为生、旦、净、末、丑、杂六大行。然后再细分，“生”，有正生、贴生、小孩生；“旦”，有正旦、花旦、贴旦、彩旦、妈旦、夫人旦、正武、贴武、三武、武旦、号马旦；“净”，有大净、二净；“末”，有文杂仔、武杂仔；“丑”，有文丑、武丑；杂脚又称杂经头，即万能老官，为各行当病事假时的总贴脚色。琼剧唱腔原为曲牌联套体，有滚唱和帮腔，后来逐渐改为以板式变化体为主。传统剧目有《三上公堂》、《张文秀》等。

　　广东除了上述四大剧种之外，还有不少的小型的地方剧种，诸如珠江三角洲的“大棚戏”；雷州半岛的“雷剧”、“白戏”和“贵儿戏”；韶州的“花鼓戏”、“采茶戏”；粤东沿海一带的海丰、陆丰的“正字戏”、“白字戏”和“西秦戏”，等等，亦都为民众喜闻乐见。

　　桂剧，又称桂戏或桂班戏，流行于广西桂林、柳州、河池、南宁、贺州等地区操“官话”的城乡和湖南南部地区。明清时期，桂林已发展成为“如流车马门前庭，似栉人家水上围”的南北交通要冲和繁荣城市，于是为市民喜闻乐见的桂剧得以产生。干隆年间（1736—1795），湖南的“祁阳班”戏剧传入桂林并落籍于此。“祁阳班”既接受徽班的声腔和演技，又接受桂林地方方言以及民间艺术的长处而逐渐地方化形成桂剧。它的唱腔、台词和场面以至剧目，与湘剧大同小异，关系密切。但亦吸收昆曲、汉剧和徽剧的长处，丰富自己的曲调和唱腔，达到了唱声婉转柔和、圆润动听，动作十分细腻的地步。到了咸丰年间（1851—1861），桂剧就开始形成科班。桂剧伴奏有文场、武场之分，以管弦乐器伴奏的称文场，以打击乐器伴奏的称武场。在桂剧广为流传之后，桂林人爱清唱桂剧中流行的一些小曲，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以清唱为主并伴以二胡、秦琴、三弦等管弦乐器的曲艺，桂林人称之为“文场”。干、嘉年间（1736—1820），文场就流行于桂林街巷之间，深受民众欢迎和赞赏。其传统剧目《木兰从军》、《拾玉镯》、《西厢记》、《梁红玉》等“大小本杂八百出”。

　　滇剧，根据《中国戏曲志·云南卷》记载，滇剧是于道光年间（1821—1850）前后形成的。道光初年，昆明有祥泰、福如、寿华和联升四个戏班。祥泰班是干隆五十三年（1788）以前就已来昆明。据1924年罗养儒着《滇戏琐谈》载，“道光壬午年（1822）萃田氏手抄的工尺谱，内有襄阳、二黄、过板等调”，还发现《打鼓骂曹》、《火焚绵山》的钞本，证实“滇中歌场上即有皮黄调”。道光二十二年（1842），昆明各班重修老郎宫时，碑文中出现“挂新班”、“挂旧班”等名称，表明各班正在改组合并。其中福如班、寿华班合为福寿班。班主王福寿是“唱做冠絶一时”的著名须生，其养子小福寿为当家旦角，还有雷发春、名净罗四花脸等均名重一时。同时在《碑记》中捐功德者已有戏班组织和行当划分，如管事、箱主、小旦、正旦、老旦、生脚、末外、花脸、代学生和场面、管箱、台杂、伙房等称谓，一直为滇戏班所沿用。而福寿班从道光中到宣统末年在昆明演出，世称滇戏老班，且老郎宫历代房产契纸均为滇戏班所掌握继承，故滇剧形成于道光年间（1821—1850）可信。滇剧形成以后，以昆明为中心，逐步向四面扩展，流行云南各地。滇剧的行当为生、旦、净、丑四大类，每类中又分若干小类型。如生行分：文武老生、红生、须生、文小生、武小生等；旦行分：闺门旦、正旦（青衣）、刀马旦、摇旦（丑旦）、老旦；净行分：大花脸（唱工花脸、文武花脸、粉脸）、二花脸（文二花脸、武二花脸、草鞋花脸、二柄柄）、娃娃花脸；丑行分：袍带丑、襟襟丑、褶子丑、老丑丑等。

　　贵州省流行的昆曲约于明代后期传入。清康熙干隆间（1662—1795）已在贵阳流行。正如干隆进士赵翼诗云：

　　“一曲琵琶哀调急，虎贲重感蔡中郎”。

　　秦腔大致亦是明末清初传入贵州，康熙年间（1662—1722）已颇盛行。诗云：

　　“板凳条条坐缘鬟，娘娘调看豫升班。

　　今朝比似昨朝好，《烤火》连场演下山”。〔32〕

　　所谓秦腔亦即花戏。贵阳的演员认真向外地学习，努力提高演技。如秦腔著名表演艺术家魏长生创作了“梳水头，踹高骄”等艺术，从四川传入贵州。贵州学政洪亮吉观看表演后，写了这样的诗句：“笙歌小部雍容甚，束素腰纤点屐高。”可见黔中艺人的唱、做功夫甚佳，且能踩跷。干隆时（1736—1795），贵阳有位叫杨宝儿的艺人到北京献艺，吴太初所着《燕兰小谱》在诗前注云：“杨宝儿，贵州贵阳人，素靥娇憨，有柔媚昵人之态。”黔中艺人，能与京师及各地名伶并驾齐驱，可见演艺水平不低。

　　江西弋阳腔，是楚调（汉剧）的前身。可能在明初随屯军传入贵州，明嘉靖年间（1522—1566），著名戏曲家魏良辅所着《南词引正》中说：“自徽州、江西、福建俱作弋阳腔。永乐间，云、贵二省皆作之，会唱者颇入耳。”清代，弋阳、秦腔等花部乱弹在黔中依然流行，干隆四十五年（1780）伊龄阿的奏折中说：“昆腔之外，尚有石碑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项，江、广、闽、浙、川、云、贵等省皆所盛行。”于此可见昆腔与珠江流域的云南、四川、广东、广西、福建的戏剧关系甚为密切也。

　　川剧，亦称川戏，是四川的地方剧种，广泛流行于四川、贵州北部、云南东部和湖北西北部以及台湾的部分地区。

　　明初，朱元璋第十一子朱椿受封蜀王，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就藩成都。行前，朱元璋“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朱椿就任后，建安乐寺于成都中城，寺内筑戏台两座，供朱椿看戏曲。曲本的携入和戏台的兴建，丰富了成都的文艺生活。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新都籍状元杨升庵精通词曲，擅编嗜唱，着有散曲集《陶情乐府》、杂剧《洞天玄记》及《王羲之兰亭显才艺》、说唱段子《历代史略十段锦词》等。明人王世贞评其戏曲作品是：“杨本蜀人，故多川调，不甚谐南北本腔也”。表明这些作品的演唱腔调已经具有四川地方特色，为后来川剧的形成初露端倪。清雍正干隆年间（1723—1795），昆腔、高腔、胡琴、乱弹等剧种和四川本地民间小戏“灯戏”同时流行，在经过长期的发展融合中逐渐多用四川方言演唱，同台演出，相互影响，从而慢慢地统称为川剧。川剧具代表性的声腔艺术是高腔，源出于江西弋阳腔。

　　雍正二年（1724），有20余人由四川泸州到成都，招聚生徒，传授高腔，创立庆华班。邻地戏班也常入成都演唱高腔戏。嘉庆九年（1804）前后，资阳雁江金玉班艺人苟莲官，每至省城献艺，观众往往“见说高腔有苟莲，万头攒看万家传”。〔33〕至咸丰时，成都的川剧成为流行的剧种了。川剧包含了昆腔、高腔、胡琴、弹戏、灯戏5种演唱形式，成为中国300多种地方戏剧中的一支劲旅。

　　湘剧，是湖南泛称的剧种，包括流行于长沙、湘潭一带的长沙湘剧，流行于衡阳一带的称为衡阳湘剧。广义的湘剧还包括祁剧在内。湘剧最早形成于高腔，明永乐年间（1403—1424）从江西传入弋阳腔，盛行一时。到了万历年间（1573—1620），安徽的青阳腔也传入湖南，并影响高腔。因此，湖南各个剧种最早的高腔，都具有弋阳腔和青阳腔的基本演唱方式和特点，但由于在流传过程中，逐步融合了湖南的地方语言和地方音乐，因而其演唱方式又带有湖南地方的特色，逐渐演变成湘剧的高腔。明万历年间（1573—1620），和青阳腔同时传入湖南还有昆腔，曲调大同小异。清朝时传入长沙一带有弹腔，亦称“乱弹”，从此高、昆、弹诸腔构成了湘剧的基本声腔。但当时并未称为湘剧，而是称大戏班子、汉戏班子、长沙班子或湘潭班子。直到1920年才统一称为湘剧。剧目很多，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有剧目1000多个，最有代表性者有《琵琶上路》、《五台会兄》、《拜月论》、《打腊加家》等。

　　赣剧，是江西省的主要剧种。最早渊源于明代的弋阳腔。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安徽、浙江戏曲的影响而形成乐平班、饶河班、文信班、东河班、宁河班等支派。清光绪末年，乐平班与饶河班合流，通称赣剧。赣剧的唱腔主要有高腔（包括弋阳腔、青阳腔）、昆腔、弹腔（亦称乱弹，包括官黄、南北词等）。其传统剧目还保留了一些弋阳腔、青阳腔的剧目，如《卖水记》、《金貂记》、《珍珠记》等。

　　四、陈子壮等南园十二子与岭南琴派

　　如前述明代后期，广东出现一批爱国诗人。其中“南园旧社”是崇祯年间（1628—1644）由南海县的陈子壮、陈子升，番禺县黎遂球，顺德县的欧主遇、欧必元、黄圣年，高明县的区怀年，从化县的黎邦城以及不详县籍黄秀垣、区怀瑞、徐棻、僧通岸等12人创立，世称“南园十二子”。他们既是造诣很高的诗人，又多数是爱好曲艺音乐的琴家。据史料记载，广东研究琴艺的名人最早见于古籍记载者，是南汉吏部郎中陈用拙，着有《大唐正声琴籍》一册。到南宋末代小皇帝最后逃到冈州（今新会市），曾留下一批琴谱，后人整理成《古冈遗谱》存世。以后，广东的琴学逐渐兴起。明代，著名学者、诗人新会陈献章，南海人邝露、陈子壮、陈子升等均是知名琴家。邝露藏有唐武德二年（619）制造的“緑绮台”琴，陈子升藏有唐大历四年（769）制造的“緑绮台”和“凤凰”两琴。这些诗人琴家聚会一起，有时吟诗作赋，有时弹琴曲艺，逐渐形成岭南琴派。到清道光年间（1821—1850），新会人黄景星到广州越秀书院读书，学琴曲谱，后应两广总督阮元之聘到学海堂书院教学生琴谱及弹琴，进一步研究琴学，并将其父亲手抄的《古冈遗谱》曲谱30多首和其师何洛书传授的10多首曲谱，加以研究校订，于道光十六年（1836）整理成《悟雪山房琴谱》一书四卷印行，全书收録琴曲50多首。这些琴曲一方面保留有中原琴曲音乐的特质，另一方面又加入广东地方音乐文化的意味。如著名曲目《鸟夜啼》是完全创新的琴曲，《渔樵问答》是与其他琴派的曲谱近似，但演奏风格却大相径庭，使岭南琴派拥有全国最古老的琴谱。之后，岭南的古琴谱曲书籍不断印行，计有同治八年（1869）印行的何斌襄的《琴学汇成》，九年（1870）印行的荣庆端撰《琴瑟合谱》，光绪二十一年（1895）印行的朱启连撰《鄂公祠说琴録》等，在各书中均有极具岭南地方特色的著名琴曲，如《碧涧流泉》、《双鹤听泉》、《水东游》、《鸥鹭忘机》、《神化引》、《玉树临风》等。光绪末年，黄景星与琴友岭南知名琴家何斌襄、朱启连、容心言、郑健侯等组织琴社，经常聚集一起研究、切磋琴艺，交流体会。他们在前人琴谱基础上逐步创新形成了具有岭南刚健、明快和爽朗的琴风，独具一格，从而形成了岭南琴派。

　　五、林良、陈献章等的岭南画和书法

　　明清时期岭南绘画获得空前的发展，而且以岭南画的特色在全国独树一旗。明代画家以林良成就最大，其他如陈献章、黎民表、海涔、黎遂球、霍韬、陈子升、陈恭尹、张家玉等都是能诗会画，各有风格。屈大均当时给予很高的评价和介绍：

　　“李子长画猫，梁市南、陈全人白描佛相人物，袁道生山水，黎叔宝印章，黄仲亨印钮，皆粤东之所贵也。尹伯阳花鸟，能曲尽其情状，稍惜笔重耳。凡写生必须博物，久之自可通神。古人贱形而贵神，以意到笔不到为妙。粤东以翎毛名者颇众，若吕纪、林良、张穆之皆神气生动，不甚着意，设色如生，故可贵。林良祖、黄筌、边景韶，而枯荣之态、飞动之热似过之，章皇帝尝召良为待诏，一时画苑称雄。若马远以山水，刘鉴、陈瑞以松，钟雪舫以春草，皆自以为不及。白沙有题材良、林塘春晓图云：‘烟飞水宿自成群，物性何尝不似人。得意干坤随上下，东风醉杀野塘春。’亦贵之也。有官能者，香山千户所小旗，生有巧思，欲与林良抗衡，所画鳞鬣亦精絶。又有张午户善画松，白沙有诗云：‘张侯画松人不识，松不画横惟画直。上士青霄下盘石，倒卷苍龙二千尺。神物安可留屋壁，变化虚空了无迹。不然恐遭雷斧辟，左手执弓右持戟。取胜无过万人敌，侯莫画松费笔力。’张千户松不多有，观此歌亦可知妙矣。穆之尤善画马，尝畜名马曰铜龙、曰鸡冠赤，与之久习，得其欣食喜怒之精神，与夫筋骨所在，故每下笔如生。尝言韩干画马，骨节皆不真，惟赵孟俯得马之情，且设色精妙。又谓骏马肥须见骨，瘦须见肉，于其骨节长短，尺寸不失，乃为精工。又谓马相在骨，其腹前有两兰筋，尝微动者则良，前蹄后有灶，谓之寸金。马奔驰时，后蹄能击到寸金，谓之跨灶。跨高一寸者为骏，低者次之。寸金处常破损如豆大，有血流出不生毛，是为跨灶之验。凡马皆行一边，左前足与右后足先起、而右前足右后足乃随之，相交而驰。善骑者于鞍上已知其起落之处，若骏马则起落不测，瞬息百里。虽欲细察之，恒不能矣。故凡骏马之驰，仅以蹄尖寸许至地，若不沾尘然。画者往往不能酷肖。穆之画鹰及兰竹亦善。他若写山水者彭伯时、赖白水、莫白石，花卉者赵裕子，兰者杨宪卿，行者梁森琅、梁文震，皆一时高手。伯时名滋，性高简，不轻为人作画，尝有豪贵夺其田，曰：为我画，即归汶阳。伯时唾之不为画。卒弃其田。”〔34〕

　　屈大均上述各画家各有特色，但以林良为最有成就。林良（1416—1480），字以善，广东南海县人。明宫廷画家。擅长花鸟画，以水墨法见长，是明朝中叶院体画派的代表之一。他早期作品设色花鸟画，画法工细精巧。后来受到南宋徐熙简括放纵画风之影响，一改前人以妍丽取胜、勾勒填色传统花鸟画法，变为水墨粗笔写意，使其笔法豪爽挺健、飞动迅捷与稳练沉重相结合，在运笔顿挫中讲够规矩法度，打破了前人谨慎小心的拘束，不局限于细笔勾花描叶、刻毛雕羽，以素淡的水墨纵横挥洒；使画面效果更显墨彩层次。有人评论他用笔遒劲，如作草书。他的水墨写意花鸟画，介乎于“写形”与“写意”之间，而以写意为主，运用放弃落笔的画法，增强了写意化。他所喜画的苍鹰，或栖息于岩壁和高山的老树枯枝，或扬翅追捕雀鸟，鹰的咀、头脊、尾翼均喜用比较浓的焦墨下笔，胸腹则用较淡的墨色，使鹰的雄猛威势比他人所画更生动有劲。他于环境的刻画则点到为止手法，借鉴南宋马远、夏圭的大斧劈皴画法，粗粗勾勒，草草皴染，以突出行笔的健硕和迅疾。这种画法在当时上追南宋院体、竞尚艳丽工巧的宫廷画风中，可称独树一帜，从而成为花鸟水墨写意派的开宗大师。林良现存的《鹰图》、《双鹰图》、《凤凰图》、《芒边双鹈图》、《柳塘游鸭图》、《松鹤图》、《山茶白羽图》、《灌木集禽图》等作品，均表现上述花鸟水墨写意的独特风格。当时名士李梦阳曾作诗高度评价林良的花鸟水墨画，特别是对他画鹰更大为赞赏，云：

　　“百余年来画禽鸟，后有吕纪前边昭。

　　二子工似不工意，吮笔决眦分毫毛。

　　林良写鸟只写墨，开镰半扫风云黑。

　　水禽陆禽各臻妙，挂出满堂皆动色。

　　空山古林江怒涛，两鹰突出霜崖高。

　　整骨刷羽意势动，四壁六月生秋 寿。

　　一鹰下视睛不转，已知两眼无秋毫。

　　一鹰掉头复欲下，渐觉飒飒开凤毛”。〔35〕

　　林良擅长花鸟画名震宇内，成为岭南籍的职业画家，与浙江名师吕纪齐名，深受明廷重视和重用。据史料记载，景泰年间（1450—1456），左布政使陈金向别人借阅名画时，林良在旁评说此画的瑕疵，陈金听后大怒，欲鞭打林良。但林良说自己能擅长绘画可以为画，陈金当场命林良作画，林即献技，陈金阅后为之震惊。从此之后，林良擅画之名一时在官绅中广为传播，直至京师。后来林良被明廷任命为北京工部营缮所丞，入直仁智殿，改任锦衣卫镇抚。他的儿子林郊，能继承家学父业，作画高超，亦于弘治七年（1494），明孝宗下诏考选全国画工时，因林郊名排首位而被授予武英殿锦衣卫镇抚。〔36〕林良的花鸟画对明清的“院体派”和“浙派”的花鸟画家以至广东的著名画家如张穆、赵廷壁、伍瑞隆、居廉以至岭南画派的高剑父均产生影响。

　　明代岭南画坛上还有陈献章，他是思想家又是书画家，他所作之画目前未发现，但史籍则有记载：

　　“陈白沙飞白竹直幅，竹三竿，空勾不设色，下作一石如蹲狮，润以赭黄，疏花之间，花朵亦空色，不设色，清奇无匹，名儒手笔异人乃尔”。〔37〕

　　顺德人李孔修，字子长，即屈大均说“李子长画猫”。他画猫“毛骨如生，鼠见惊走”。东莞人张穆以画马着称于世。他们都为广东绘画注入了生动的活力。

　　到了清代，岭南画坛更为繁盛，画家辈出，一批诗人学者均擅长绘画，诸如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张锦芳、黎简、崔弼、黄培芳、招子庸、吴荣光、徐荣、熊景星、陈澧、梁廷柟、苏三朋、苏仁山、李文田、伍崇矅、许应騋、许应锵和女画家黎琼、谢静宛、吴尚言、张秀瑞，等等。而以驰名全国的黎简为最。黎简（1747—1799），字简民，一字未裁，号二樵，广东顺德人。他是集诗书画三絶于一身，善于画山水，特别擅长以岭南特有的木棉入山水，以朱点而不画叶，作画具有非常浓郁的岭南地方特色，给岭南画注入了生机。时人李调元、黄景仁、王昶等对他的山水画评价很高，黄景仁曾作诗《题二樵为周肃斋明府作放鹤图》云：

　　 “二樵笔如铁里棉，爱画独柳秋滩边。

　　枝枝叶叶带风色，坐令山水生渚妍。

　　一琴一鹤一童子，使君宦况情如此。

　　呼童放鹤拿舟竹，淡淡斜阳天拍水。

　　其人与画皆千秋，令我悄然思旧游。

　　梅花夜舫孤山诗，芳草春江鄂渚楼”。〔38〕

　　今人对黎简的山水画评价也是颇高的：

　　“他生当娄东派盛行之际，但能潜奇造化，取法自然，脱窠臼而不为所拘，取众长而臻于独步，使岭南四季如春、色光明艳的景色，真实地反映在他的几乎接近现代水彩画的作品”。〔39〕

　　上述画家也是书法家。所以在他们作岭南画时，也在画中留下岭南书法艺术。如果在岭南画中林良是最有成就者，那么在书法坛上的耀眼明星就是名动中外的陈献章了。他早年学习唐代欧阳询、褚遂良书法，后仿王羲之、王献之和宋朝苏轼，最后自成一家。他自己总结书法的体会是：

　　“于书每于动上求静，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手动也。得志弗惊，厄而不忧，此吾所以保手静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形立而势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调吾性，吾所以游于艺也”。〔40〕

　　由此可知陈献章是用书法来表现自己的精神世界，摆脱世俗成规，求书法艺术的真蒂。他的书法基础深厚，又在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他认为要创新，就要学古而不泥古；得古人笔意而不求形似；放纵笔势随意为之，以达到超妙的境界。所以他的书法为世人所重而名扬国外。据龚伯洪先生研究，有两个故事可以说明。一是陈献章以书法作品助人。他得知老师吴与弼的女婿家穷，慨然将自己书法作品数十幅相赠，其老师的女婿以每幅“易白金数星”出卖，生活顿时改善。二是有一位明朝官员出使越南，带去陈献章数幅书法作品，当地民众愿以数匹丝绢换购一幅献章书法。献章于是名扬国外。

　　陈献章书法上的另一个创新，是他始创茅龙笔写字。据说他常住乡间，不容易购买毛笔，遂取家乡特产山茅草，捶去硬骨，浸洗梳理，束之成笔，呢称“茅龙”，“茅君”，以作书法，晚年更多使用。屈大均记述：

　　“白沙晚年用茅笔，奇气千万丈，峭削槎丫，自成一家。其缚秃管作擘窠大书尤奇，请石刻皆亲视工为之。如慈元庙、浴日亭、庄节妇诸碑，粤人以为宝”。〔41〕

　　陈献章不仅自己擅长书法，亦教其弟子以书法，所以其得意门生湛“甘泉亦能大书，南京燕子矶有‘天空海阔’四字，刻絶壁上，旁一诗有云：‘新秋窈窕题诗还’，其梅关、五仙观、浴日亭三碑，人争拓之”。〔42〕此外其他门生邓翘、萧文明、赵善鸣、梁储以及湛若水的弟子王新逵等人，也都是书法家。

　　除陈献章外，如显宦霍韬、黄佐、海瑞，抗清志士袁崇焕、黎遂球、陈子壮、陈邦彦、陈家玉、邝露等均是明代书法家，他们的书法作品均为人们所鉴赏和重视。明末清初的名士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陈子升、彭睿壦、张家珍、程可则、张穆、廖燕、王隼、庄有恭；清中叶的黎简、黄丹书、张锦芳、吕培、谢兰生、黄子高、明炳麟、黄培芳、刘华东、张维屏、骆秉章、黄其勤、吴荣光等也都擅长书法。总而言之，明清时期的广东大地，可谓书法家人才辈出，书法作品满城，标志着书法文化的兴盛局面。

　　与此同时，珠江流域地其他省也有无数书画家，为世人所瞩目。

　　广西著名画家有周位庚、石涛、李秉绶、罗存理、马秉良、白照、马荣升等，其中以石涛最有成就。石涛（1640—1711），原名朱若极，明末靖江王朱亨嘉之子，从小爱绘画，曾遍游名山大川，饱览祖国大好河山，观察自然景物，勤学苦练，“自用我法”，“放笔直扫”，最后成为清代的名画家。〔43〕他的作品主要是山水兰竹画，他所画的山水人物和竹兰花木，笔调洒脱超逸，风骨清隽高雅，成为中国绘画史上异军突起、别具一格的一派宗师。清初六大画家之一的王原初称赞石涛为“大江南第一”画家，盛名于国内外，日本刊有他的画论专着10多种；美国、法国均藏有他的画作，还组织过石涛画展，介绍他绘画艺术成就。受石涛影响的山水画著名画家有周立庚、李熙垣、李秉绶、罗辰等，亦有绘画成就。

　　明代四川有名的画家是杨基、徐贲、倪端、吕潜、杨愤、卓小仙、陈鎏、陆深、曹学、苏致中等。徐贲（1335—1393），字幼文，号北郭生，居毗陵（江苏常州），后迁平江（今苏州），又居湖州。洪武七年（1374）被荐入朝任河南左布政使，因犒军火时被获罪下狱而死。他擅长山水画，师法董源、巨然，长于皴染，笔墨清润，画风清秀，也长于画墨竹。传世画作有《秋林草亭图》（今上海博物馆藏）；《嘉树野泉图》（图録于《中国名画宝鉴》）；《蜀山图》（图録于《故宫名画三百种》）。清代的书画家有张问陶、龚晴皋等。张问陶（1764—1814），字仲治，又字乐祖，号船山，又号药庵退守、老船、蜀山老媛等，四川遂宁人。干隆五十六年（1791）中进士，历任御史等职，后任莱州知府。张是诗人、画家和书法家三位一体。他善画猿、马、鹰鸟，最深神骏之气，山水画并非所专，但他的秀逸之趣横生，能脱尽习气。花鸟、人物、山水的写生思致潇洒，一丘一壑，一花一叶，均有大气，名重一时。他作画是随笔为之，风致萧远。他的书法骨骼有力，险劲大雅，洒脱放野，人们说他：

　　“人称其诗，而不知其书画俱胜，书法放逸，近于米芾”。〔44〕

　　杨守敬评他说：

　　“干嘉书家求气于金石，广求名迹。惟张船山、宋止湾大雅不依古人。天分高迈，不师古而与古人合”。〔45〕

　　张问陶的书画作有《墨林今话》、《桐荫论画》、《画林新永》、《畊念斋论画》等存世。近现代出版的《中国画家大辞典》、《中国书画史》等均有载録。

　　贵州的书画家，见于记载者多在正统年间（1436—1449）以后，据史料记载，明代书画家有林晟、陈宗鲁、王蕃、孙应鳌、李渭、蒋杰、杨师孔、周祚新、杨龙友、破山海明、罗冕、郭之翰等，其中以杨龙友最有成就，他以“诗书画三絶”闻名天下，尤其是他的画一直受人称道，“虽片楮尺幅，人争宝之”。他的书画，在国内尚珍藏数十幅，如《仿董巨山水》、《行书七言律诗扇画》、《仙人村坞图》、《深谷鸣秋图》、《落雁孤鹜图》、《云间竹居小墨山水轴》、《墨兰竹卷》等。在日本，还收藏了杨龙友《山水图册》、《山水图卷》、《秋林远岫图》、《林泉清集图册》、《兰石图》等，称得上人类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珍品。在明代的画坛上，杨龙友与董其昌、王时敏等名家并驾齐驱，合称“金陵九子”。近人俞剑华《中国绘画史》中说：“明代千余画家，能独立于临摹风气之外者，惟杨龙友等数十辈”。

　　清代贵州的书画家有周渔璜、谢廷熏、郑珍、莫友芝、陈钰、杨芳、张琚、张日晸、黄辅辰、石赞清、陈钟祥等。其中莫友芝堪称佼佼者。他的书法，四体皆工，长于篆、隶。当代书论家陈云君称“在‘古文字书法艺术化’运动中，以邓石如、钱坫、伊秉绶、莫友芝为首”。〔46〕友芝好金石，亲自搜集秦汉及魏晋南北朝的碑刻多种。陈田《黔诗纪略后编》中说：“（友芝）好谈碑版，汉人隶刻，多有跋尾。尝集汉碑头百余通，所作篆书，多从此出。”莫友芝也学邓石如，但他广益多师，兼取众家，自出新意，从而形成自家的艺术风格，于平正古檏之中，含藴着瑰奇恣肆之气，结体整一中见飘逸。著名书画家姚华评莫氏篆书“曲折见致，不以姿媚为之，便如琢玉屈铁。此偲翁之所以成巨子也”。并认为他能“自辟一途”，“无庸恶之习”。〔47〕在清代数以千计的书法家中，莫友芝堪称一流大家。

　　明清云南书画家也不乏其人。诸如担当、倪云林、钱南园、周于礼、钱沣、李诂等。其中以担当为上。

　　担当（1593—1673），号普荷，晋宁人，原名唐泰，字大来，明季诸生，赴南京应试落第，游学江南，从董其昌、陈继儒等人学画，回云南后，由于对明末的腐朽统治不满，到鸡足山削发为僧，专心致力于书法绘画和作诗，有诗书画三絶的称誉。草书出自怀素，豪放自然，自成一家。画水墨山水画为主，取材于大自然，不拘陈法，大胆创新，有独特的风格。他的作品现在保存下来的大部分都收入《担当书画集》（文物出版社出版）。他的诗也象他的书画一样，出自性灵，不事雕凿，近于口语，富有感染力。诗作编入《担当遗诗》。

　　湖南的书画家有李东阳、髡残、王夫之、何凌汉等。

　　李东阳（1447一1516），茶陵人。明代文学家兼书法家。工行楷隶篆草书，草书笔力矫健，自成一家，小篆清劲入妙。《科竹诸诗卷》是其代表作。

　　髡残（1612—1692），武陵（今常德市）人。本姓刘，入佛门后号石溪。能诗书，善绘画，尤精于山水，为清代画坛“四大名僧”之一。

　　王夫之（1619—1692），衡阳人。明末清初伟大思想家。亦工书法，以行楷为主，楷书凝重浑厚，自成一家。

　　何凌汉（1772—1840），道州（今道县）人。工书法，墨迹为海内所珍重。教子甚严，绍基、绍业、绍祺、绍京皆为人才，俱有书名，并多能画，时称何氏“一门四杰”。

　　福建的画家，有明代的周文靖、郑时敏、上官伯达、边景昭、曾琼；清代的上官周、华岩、黄慎；书法家有明代的陈登、张瑞图、边景昭；清代的伊秉绶等。其中明代最著名的是边景昭，以花鸟画为精，史称:

　　“其于花之娇笑，叶之正反，鸟之飞鸣，色之藴借，不但钩勒有笔，其用墨无不合宜，宋元以后殆第一人矣”。〔48〕

　　黄慎，号瘿瓢山人，福建宁化人。他自幼善画山川花鸟，后拜上官周为师，博取名家画法，熔为一炉。他苦读经史著作，晚年以诗书画三絶着称。他游历南方各地，临景写生，佳作屡呈，后在扬州卖画，求购者殆无虚日。但黄氏怀才不遇，旁人以画师视之，他却为此郁郁不乐，所以他的画笔作品，多是荒草衰阳，残山断垣，意景生冷幽远，因而被列入“扬州八怪”之一，不无关系。

　　六、西洋油画艺术

　　油画是快干油（如亚麻仁油、核桃油、罂粟油等）调和颜料作画的作品。它是西洋绘画中主要的一个画种。14—15世纪间，经画家凡·爱克兄弟大力改进后，被西欧国家广泛采用。一般是画在布、木板或厚纸版上。油画的特点，是颜料有较强的遮盖力，能够充分表现出物体的真实感和十分丰富的色彩效果。中国古代并没有此画种。所以中国油画是从明朝中叶（16世纪中叶）由天主教耶稣会士传入广东后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据现在看到的资料，最早的油画传入是1581年4月8日，利玛窦和另一耶稣会士科拉·乔瓦尼（Cola Giovenni, 1560—1626），乘“赖斯马戈斯”（Reis Magos）号船前往印度果阿，到翌年4月26日从果亚转往马六甲，7月3日和当时年仅二十九岁的利玛窦（他随身带有铜版画，大都是意大利着明的油画彩色刻印图片）、巴范挤（Francisco Paiso, 1544-1612）以及另外五名教士乘船前来澳门，于8月7日进入澳门。耶稣会在1562年到达澳门及建立会院后，便开始在会院设立学校，为教徒的儿童提供教育，称圣保禄公学。到1594年（万历廿二年），它已发展为一所具相当规模的教会大学，取名圣保禄学院，它对西方文化和艺术在亚洲的传播有着重要的意义。

　　利玛窦、乔瓦尼和巴范济在澳门学习中文，为进入中国内陆传教作准备。1583年10月9日，利玛窦前往肇庆传教。同年，罗明坚获准在那儿建立一座教堂，在其“圣母无原罪”小堂中，悬挂供教徒参拜的圣母像油画。这是目前有资料证实的由西方传教士携带入华的第一幅油画作品。同年，乔瓦尼为澳门大三巴教堂绘制了一张油画，名为《教世者》。这幅油画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境内作画的第一张油画。

　　1583年7月14日，乔瓦尼被派往日本长崎，于1614年重回澳门，继续从事绘画工作，并在澳门的圣保禄学院设立了第一家西方美术学校。它也是中国境内教授西洋油画的第一所学校。他最得意的门生是中日混血儿倪雅谷和出生于澳门的中国青年游文辉。

　　本世纪初，日本人大村西崖在其《东洋美术大观》中说，利玛窦绘画亦优，能描绘耶稣圣母像。他曾以《圣经》故事为题材的画作及《圣母子像》共四幅赠给著名制墨家、新安人程君房（字幼博）。程氏于是将图画刻在《程氏墨苑》第六卷中。

　　乔瓦尼的高足游文辉，字含朴，1575年出生于澳门，他初次进入圣保禄学院是1605年8月15日，同年进入内陆。当时，除了主修西洋绘画外，还修读拉丁文。到1610年，虔诚的游文辉为利玛窦作了一幅肖像画。这幅现存于罗马耶稣总会会院档案馆的油画肖像画，成为中国人最早一幅存世油画。此肖像由金尼阁于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带往罗马，现在保存在梵蒂冈耶稣会总院档案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扉页的利玛窦像就是这幅画。画所采用的明暗透视法则，是属于西洋油画的风格。因利玛窦逝于1610年5月11日，所以游氏的利玛窦油画肖像当绘于此日期之前。

　　1613年，游文辉返回广东韶关的南雄，担任传教工作幷且继续作画，同时向当地人传授西洋油画技法。1617年圣诞节时，游文辉拜访居于杭州府城外、被誉为中国早期天主教在华三大支柱之一的杨廷筠，而且在后者家中的小祈祷室中发誓俗愿，署名为Yeou Manual Perreira。1630年（崇祯三年），这位天主教耶稣会的画家，也是中国第一位掌握西洋油画技法的先驱者，逝于杭州，时年五十八岁。清朝后期龢民国时期，中国油画才逐步发展起来。1910年前，中国有四个青年最早到外国学习油画。其中两位是广东鹤山人李铁夫（1869—1952）和新会县人冯钢百。李铁夫于光绪十三年（1887）在亲人资助下去英国阿灵顿美术学校读书学习油画，画出了《未完成老人象》、《斗牛士》和《老医生》等经典油画杰作，可谓中国近代油画先驱者，但他的油画比不上后来的徐悲鸿、刘海粟成就大。冯钢百是得墨西哥大画家的欣赏而推荐入墨西哥国立美术学院学油画，5年后成为专业油画家。他所作《意大利河》油画相当逼真成功，被一个银行家高价收购送给纽约博物馆收藏。此外，陈抱、胡根天分别于1913和1914年去日本东京美术学院学习油画。大约与此同时，有关良、司徒乔、余本、林风眠等到欧洲或日本留学专攻油画，学成后回国从事油画创作和教育事业，推进中国油画的发展。

　　

　　注　释：

　　〔1〕陈暹辑：《南园五先生诗·西庵集》。

　　〔2〕温汝能：《粤东诗海·例言》，见《粤东诗海》第18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檀萃：《南园前五先生、南园后五先生》第171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陈遇夫：《岭南诗见序》。

　　〔5〕屈大均：《翁山诗外·大同感叹》。

　　〔6〕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

　　〔7〕屈大均：《道援堂集序》。

　　〔8〕顾炎武：《屈山人大均（南海人）自关中至》。

　　〔9〕龚自珍：《夜读<番禺集>书其尾》。

　　〔10〕《独漉堂集》。

　　〔11〕张维屏：《听松庐诗话》，《国朝诗人征略》卷5。

　　〔12〕刘斯奋、周钖馥：《岭南三家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3〕《六莹堂集》卷3。

　　〔14〕《小罗浮草堂诗集》卷13。

　　〔15〕《五百四峰堂诗钞》。

　　〔16〕黄泌等：《临桂县志》卷8。

　　〔17〕莫友芝：《雪鸿堂诗搜逸·序》。

　　〔18〕参见李子和：《明代贵州诗人王训》，载《贵州明清作家论丛》。

　　〔19〕莫友芝：《黔诗纪略》卷5。

　　〔20〕莫友芝：《黔诗纪略》卷74。

　　〔21〕莫友芝：《黔诗纪略》卷74。

　　〔22〕两人生卒年不详。又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据吕志学题画跋语，谓徐贲之死当在洪武十二、十三年之间，今録以备考。

　　〔23〕陈田：《明诗纪事》甲签，卷17。

　　〔24〕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

　　〔25〕《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

　　〔26〕卓尔堪：《明遗民诗》卷12。

　　〔27〕《嘉庆四川通志》卷154。

　　〔28〕《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20，《风俗》。

　　〔29〕《佛山市志》第168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0〕李峰：《广州也有琼花会馆》，载《南国红豆》1994年第3期。

　　〔31〕袁钟仁：《岭南文化》第214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2〕李宗昉：《黔记》引《贵阳竹枝词》。

　　〔33〕杨燮：《锦城竹枝词》。

　　〔34〕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3，《艺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

　　〔35〕李梦阳：《林良画两角鹰歌》。

　　〔36〕阮元：《广东通志·方伎传》。

　　〔37〕转引自汪兆镛：《岭南画征略》第36页，《玉雨堂书画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8〕汪兆镛：《岭南画征略》，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9〕谢文勇：《广东画人録》第235页，岭南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

　　〔40〕《陈献章集·书法》，中华书局1981年版。

　　〔41〕〔42〕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3，《艺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

　　〔43〕《石涛画集语録》，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版。

　　〔44〕《墨林今话》。

　　〔45〕杨守敬：《中国书法史》。

　　〔46〕陈云君：《中国书法史论》第24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

　　〔47〕《弗堂类稿·题释孟英篆书千字文》。

　　〔48〕陈寿祺：《道光福建通志》卷224，《明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