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社会中契约自由的限度及其生物学基础
再一次读书会上，与友人讨论起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财产权利和自由契约是市场起作用的基石，这一点没有疑问。大家争议的是，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基于同意的一切自由契约都是合宜的吗？我当时的反驳是，合约需要基于同意，且在充分知情的条件下，不仅如此，合约不能具有远期的间接的强烈外部性。如果一个（组）合约具有强烈的外部性，即使得到契约各方知情的无欺诈条件下的完全同意，这样的契约也与一个自由社会不相容。同时，我以很弱的条件提出，理性不能审查人类全部事务，有些合约不能签署，有些行为不可为，不是理性告知我们不可为，而是传统和习俗，还有习惯和本能（如弱一点的禁忌）告诉我们不可为，这种行动的指南不能划归为理性。在这种讨论者，大家对换妻、卖身为奴等极端契约行为发生了分歧，有人坚决主张卖身为奴和换妻只要遵守契约自由的精神就无不可。我反对这种说法。
现在我找到一个更为强硬的生物学理由。在林登博士的《偶然的大脑：大脑进化如何赋予我们爱、记忆、梦与上帝》一书中指出，人类是一群被性扭曲的群体。人类的性与婚姻与动物世界有巨大的差异。林登这样描述了人类的性与婚姻行为（及其规则）：男女相识，相爱，举行仪式。隐蔽地点的亲热。极力避免与其他异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人类女性的排卵期时隐蔽的（这一点与其他动物有极大差异，后面我们看到这有重大的进化含义）。人类其实不限于在排卵期做爱，直到怀孕为止。怀孕以后，人类的性行为仍不时进行（这也有进化含义）。接着，孩子出生了，男方主导者为孩子提供生活资源（林登博士这一点有些夸张了，但总体上符合事实），男方也会偶尔照看孩子，但女性居于主导。再往后，这对男女会继续一夫一妻关系，并保持活跃的性生活，甚至会持续到女方过了生育年龄（以绝经期为标志）之后的许多年以后。注意，林登博士的描述一直在于动物世界的比较中进行的。
许多人开玩笑抱怨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多么乏味。可是，林登博士指出，“人类世界以外的主流现象：超过95%飞哺乳动物不会建立持久的配偶关系，不管是什么关系的配偶。实际上无约束的、放荡的性行为是雌性和雄性动物的普遍现象，而且这种的混乱的性行为通常是公开的……一夜情和公共场合交配是自然法则，而不是偶然的例外。这种公开性行为的后果之一，就是大部分雄性哺乳动物从不或者很少照看自己后代。”这对于人类来说是致命的。人类的大脑进化走向一种叫做“幼态持续”的机制。这种幼态持续机制在生物学家威尔逊、心理学家大卫.巴斯、生物学家古尔德等得到反复论述，用以解释脑的进化、意识和精神现象以及人类的性与婚姻制度等文化演化的生物学基础。
动物其实又是最保守的，因为它们仅在排卵期有性行为（且精切地一致），而人类则在经期以外的任何时期有性行为。显然动物有精确的排卵期感知和生物学表现。人类也能经过训练掌握自己的排卵期，但是进化使我们不具备动物那种天生的感知排卵的能力。月经周期和绝经是人类独有的现象，而动物则没有一个绝对的生育终止期。
林登接着说，动物界也有长时间的配偶关系；而在人类的一些部落社会，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是既定法则。但这不是否定一夫一妻制的有力证据，“然而，纵观所有人类文化，主要的法则还是一夫一妻，或者至少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的一夫一妻。最关键的一点是，绝大多数人类女性在特定排卵期内只会有一个性伴侣。”与动物世界比较，人类在性规则方面表现得相当独特：隐蔽的排卵、欢愉性性行为（而不是为了生育后代）、长期配偶关系和因此而得以延长的父爱。林登指出，没有任何一种人类以外的物种具备全部这些特征。这些行为特征可能是灵长类最新进化特征。（怎么能经由理性审视和选择自己的行为呢？从生物学看来，对长期配偶关系的违背的行为，带上理性选择和自由契约的帽子，近乎荒唐）。
林登博士和其他生物学家也讨论了这些独特的人类行为特征的进化论解释。例如为什么人类进化出无发情期，或者换言之，有隐蔽的排卵周期，以及有欢娱性性行为（想想人类绝大多数性行为发生都不是为了生孩子的目的）？这里面有很好的进化解释。林登博士引用密歇根大学凯瑟琳和亚历山大的研究，“隐蔽的排卵周期可以将男性配偶长期留在她身边。”如果不是这样，试想女性排卵有明显的外部特征，那么雄性就可能在雌性能够受孕的期间进行交配，已达到最大程度繁殖后代的目的。而当雌性受孕结束以后，雄性便可自由离开，去寻找另一个受孕对象。这里林登博士的潜台词是，任何生物都试图福祉和传播自己的基因。人类也不例外。当然，人类并不一定以鲜明的意识表达这一普遍的生物学意图。秘而不宣的排卵期的“好处”是，雄性和雌性不得不在整个排卵期频繁交配，以保证足够的受孕机会。因此，在排卵隐蔽的条件下，男性的最佳策略就是专一地守候在女性身旁，如若不然，雄性离开时可能恰好被其他雄性占用受孕机会；而离开寻找别的雌性受孕的概率远不及守候策略几乎100%的受孕概率。那么我们需要继续问的是，为什么人类进化出这样一种维持保持稳定持续性行为的模式呢？这是因为脑进化中，为了硕大的大脑通过产道，进化采取了幼态持续的策略，这意味着人类婴儿都是早产儿（人类大脑的爆炸性增长一直持续到出生后5岁，5岁以下都不是足够成熟的大脑），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照料时期(漫长的童年是人类独有现象)，这需要男性稳定地呆在女性身边，由此引发前面的生物进化现象。
回过头来看女性的最佳生殖策略。如果没有长时间抚育孩子之虑，女性最优策略是脚踏两只船，以寻找最佳遗传因子？恰恰人类的后代在出生之后，乃至到断奶之后还有很长的抚育时期才能独立生存。这样，作为一种进化策略，必须有某种机制迫使男性和女性维持一种长期的关系以使种延续。“如果女人能与一个男人建立长期配偶关系，并且迫使他以某种形式对抚育后代作出贡献，那么她的繁殖效率便能成倍提高。”其实，长期专偶关系对于男性也是生殖策略。“其一是如何他保持这种长期关系，他便能够确定与后代的亲子关系，这样他不会把宝贵的资源区抚养别人的后代。（马上有人反驳，人类中保养他人的孩子也有啊。但这不是反驳专偶制的有力证据，得看普遍情形）另一个原因是他能享有（无需谈判和费力费时即可得的）频频做爱机会。”
为什么需要幼态持续？为什么需要漫长的童年？作为脑科学家，林登指出，就人类大脑的神经元而言和低等动物如水母没有区别。人类的大脑中，新的进化系统往往是紧挨着就系统而层层叠加的，这意味着大脑获得新特性时尺寸上必须增长。大脑的复杂不是单个神经元本身复杂，其实大脑单个神经元至今仍是缓慢、充满纰漏而不可靠的，信号传递范围和速度都受到严重限制。林登的原创性贡献在于他明确地发现了，人类大脑要在简陋的条件下构建进行精密计算的功能，需要建立起大量彼此连接的、拥有千亿神经元和500万亿突触的神经网络。也就是说不是单个神经元厉害，还是单个神经元构成的巨大神经网络出现了极为新奇复杂的涌现性。漫长的人类童年在这里得到脑神经科学的解释。“这个网络太大了，不可能一一明确地对应到基因组的编码信息。因此必须用到经验驱动的‘用进废退’法则来安排其内部连接，从而有效地构建这个巨大网络。这需要出生后极大发展了的广泛的知觉活动，并且大脑成熟过程需要一个罕见的、超长的童年阶段。”
林登总结道，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结论：女性特别需要男性参与抚育后代的过程。她们通过隐秘的排卵周期保证繁殖效率，并以此迫使男性改变策略，在排卵期（内外）长时间地保持性关系。这种一对一的人类性性行为在大部分时间里其实是为了欢娱，……这有两种作用：容易确认亲子关系；建立长期稳定的配偶关系。换言之，可以简化为一个极端观点：如果人类神经元能够更加有效工作，那么异性婚姻可能不会成为各类人类社会文化共同遵循的基本法则。
在本书最后，作者用一个流程图简洁明了地表明了从大脑进化约束到人类婚姻制度之间的逻辑关联：大脑设计的进化约束---------计算任务只能被大量的、高度互相连接的大脑完成，但如果太成熟了又不利于孩子分娩------------大脑出生时非常不成熟-----------漫长的童年时期需要双亲关爱（男性的亲子确认）-----------人类的交配体系：通过隐秘的排卵周期和长期的伴侣关系维持性关系。
在这个冗长的演化生物学描述中，我们回过头来反思，对于人类婚姻和性规则，我们的理性思考（自由契约活动）能在多大程度上发言？几乎没有任何发言的余地。由此我们证明了自由社会中某一类自由契约的限度的生物学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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