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飞：我们身处何方

师飞：我们身处何方

师飞 发布时间：2012-04-10 19:16:42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 阅读：阅读：1116

    我们身处何方

    师飞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诗人总是缺席于历史现场的，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着自己生存的时空，极力寻求一种虚幻的存在，甚至以死作答，对在场形成敲击震颤。这个问题可以归类为一个普遍性的命题，即诗人和时代的关系确认。

    按说诗人的超越性离不开他们与生俱来的时代感和使命气质，但从荷尔德林到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流亡诗人们，再到中国新诗潮中的食指、多多、北岛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诗人之于时代，总是以缺席或错位的姿态出现。尽管我们先验地认为诗人天然地具有历史见证意识，（事实上这也是成立的）但一个无法否认的现象在于，更多的、更优秀的诗人总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出现，时不时地与时代发生龌龊和紧张。

    那么，诗人的隐匿究竟有何深意，而我们又身处何方？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诗歌的边缘化成为文学的显像，伴之而来的则是诗人身份的暧昧和诗歌书写的含混。曾有不少人不止一次为汉语新诗的前景表示出担忧，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争论，但一个更令人关心的问题是：诗人从来就是缺席的，从来就不是时代的奔走者。诗人的独立性使得他们拒绝任何形式的集体命名和公众修辞。

    可以推断：诗人生命力的持续是建立在生命流放状态中的，安逸对于诗人无异于谋杀。概念性的归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诗人的拉拢和诱降、甚至是豢养，为甩开这些时代制造的阴谋，诗人总是有意识地进行自我流放，把生命投放在一个变动紧张的边缘区，而这种自我流放与诗人的固执、孤独相互映证推动，造成了诗人与时代之间的陌生和排斥。

    最经得起推敲的经验往往是苦难备至的，最经得起检验的逻辑往往也是悖谬丛生的。难以设想一个安生乐死、循规蹈矩的人会制造出供众生享用的精神财富；创造的艰难注定它是“狂人”的事业，也是囚徒的事业，更是一个难逃误解弃绝的事业。

    贫瘠的时代总会表现出对人类基本精神伦理的质疑，人们平庸的一大表现就在于对神圣的怀疑和对苦难的拒绝。而诗人们在苦难中追求超越的举动本身就是对神圣的辩护。

    当我们追问诗人的处境际遇时，一些深层的现象会浮出水面。在暗淡的日常生活中，究竟是什么提供给我们活下去的合法凭据？又是什么对这种常态化的生活提供了愤怒的证明？一定是苦难。

    诗人的使命意识使其对苦难的敏感很容易转化为精神损伤，他们强迫自己必得为生存写下证明，但生存的苦难对生存本身以构成了极大的怀疑，这或许就是诗人们自我流放的根结。无疑，流放行为本身无法消除苦难，但变替的境遇会缓和精神上专注于同一苦难时的疼痛；是的，流放与边缘化对诗人来说毫无疑问是一种庇护。但流放过程同时也使诗人对苦难的体验更加刻骨铭心，这个类似于吸毒止痛的缓慢过程最终会将诗人推向一个自我的词语深渊，两个必须重提的诗人就是海子和昌耀，他们在苦难体验和自我流放上的举动至今仍散发着无法逾越的象征意义。

    对于生存本质处境的审问，诗人甚于任何人；他们的写作指涉注定了他们的生存境遇，而当人们不再对诗人缺席错位于历史现场大发疑虑时，艺术献生的真实性也便有了褪除造作的可能。

    2012年3月14日于中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