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和下属谈人生，谈到了我的几十年工作经历，感慨许久。
小时候不想说，不是独立的人也是未成年人，感想再谈也不是独立的，只是相对独立而已，就谈谈参加工作以后的感想吧，那是八三年大学毕业后的事情。
当时我有一个粮本子，在集体食堂吃饭还需要粮票，在外面刚刚出现的私人饭馆里吃饭不要粮票但要多花几毛钱。过了几年结婚了，粮本子还是没有取消，临泽县吃点大米还要到粮食局局长那里托熟人要个条子，一次也就买上十斤二十斤的，为了吃的好点，把买到的不好的米里再掺上一点糯米，口感就好多了。
到八七年了我们小县过年过节时一些消费物资还是特供，县糖酒公司给每个干部发两斤白糖、两瓶白酒的票，烟票一般是好的是半条，赖一点的一条，至于工人和农民就啥都没有。回家看父母和岳母家我的礼物就是这样准备的。百货公司每年进上几辆自行车，要的人排成了长队。
八十年代房子是公家修建的，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没有机会住上。当时县上为了解决许多家在农村的干部住房问题，就在边远地方划分土地由干部自费建房。至今我感谢我的老领导当时的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季玉选先生，当时修单位库房时多修了一间里套外的约二十多平方的房子给我住了，我的孩子幼年就在这间屋里了。
九二年县长孙荣乾先生突击卖户口，干部家属农村户口转城市户口交费4000元，相当于干部二到三年的工资，纯粹农村户口的农民要转成城市户口需缴纳10000元，当时交费处人山人海，场面相当壮观，三天小县财政收入进账9000万元，全部用于市政建设，小县城市面貌大大改观。
农村里很多人很有才华，就因为是农村户口没法施展，能当上招聘干部的毕竟是极少数。
我当时也在想，建国几十年了我们怎么把国家搞到这个样子了，物资怎么就严重匮乏呢？农民怎么就一直吃不饱呢？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走后门呢？
党政干部基本没有自己的选择，都是组织说了算，只要混就有前程。当时看到深圳等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我确实冷眼看待，不想细究更不想参与投身，为此我后悔了很长时间。而我的一位下属贾先生因为不容于当地习俗被迫到了深圳，几年就发展起来了，十年后他坐在张掖梨花节贵宾席上时以前的同事还在咒骂。我的同时期团干部郭先生带工资上大学毕业后坚决地调往海南，几年后据说就家资万千，还把弟弟妹妹都叫了过去。但怎么说当时小县很少有真正思想解放的人，尽管有难以计数的天天看报纸喝茶年年写总结高喊思想解放的人，但不能掩盖事实。
这就导致了一个事实，我成了临泽县第一个把党籍公职和干部身份以及正科级一次性扔掉的党政干部，在我这个级别上小县的人们已经很知足了，已经是认为很成功了。那是1999年的秋天，一个落叶知秋的世界，一个注定要让我记住的季节，一个让我伤感了几年的季节。我当时说了一句让我自己感动了许多年的话：“我即使在外面睡狗洞子都不会再回到甘肃。”
现在才是人过的日子。我最大限度发挥我的才华，在民营企业干得很出色，性格爽直、思想前卫、爱讲真话、直言不讳、不惜力气，等等，这些让我的组织看不上的缺点在民营企业都变成了优点，难得的优点。
现在才是人过的日子。市场经济就是好，我不再屈辱地找粮食局长批条子，不在屈辱地找商业局长要烟酒票，不再找组织部长哭诉，不再看着县长书记们的脸子活人，不再为能不能涨几十元工资焦虑，不再为西装领带不上档次愧疚，不再为领导家婚丧嫁娶掏多少份子钱闹心，等等。
现在才是人过的日子。全国都是一样，看到农民工自由地迁徙，尽管还有户籍政策的限制，想想三十年前没有大队的介绍信和全国粮票连本省都出不去，文革期间我们甘肃定西天水的灾区农民到河西走廊当乞丐手里没有大队的介绍信就不行，我看到一些人被当流窜犯抓起来，猪狗不如的生活谁还想再回去呢。
现在才是人过的日子。看到那些在国有企业混日子的我的同事和下属现在孜孜不倦地打工养家，我很感慨，当年工人的优越性远远高于农民阶级，过去有多牛逼现在就有多狼狈，以前可以在我手下混日子，现在你混混试试！现在才是人过的日子，你干了就有工资而不是混国家的混集体的，当然还有最大的一群人，还在大口地吸允纳税人的血，我以前党政上的同事，但我坚信不会久了，他们是旧体制的最后的受益人。
现在才是人过的日子。以前的乞丐，只是要一点残羹剩饭，现在他们每天的现金收入不比打工仔差，以前的人给乞丐也就是一个窝窝头，现在掏出一元钱毫不犹豫，富裕的人们谁还会计较哪一点财富呢？时代在进步，就看你想不想带着自己的眼睛和思想去看了。
现在才是人过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