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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拉梅德解读“期货市场遭遇的不公”
期货市场为什么总是遭到非议？原因很多，我想出了拿不太准的四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可能与投机、赌博有关。有史以来，赌博是赌徒身上最大的罪恶；而投机曾被无数次地称为“赌博中的最大赌博”。投机和赌博在几种形式上是相似的：两者都依赖于不确定性；都是为了可能的盈利而冒着亏损的风险；都涉及几率计算和开发预测能力；可能都纯粹依赖于机会。 一位英国人说：“选择权、期货以及用于各种形态的农产品和粮食产品的结算体系，与不断的痛苦和堕落的结局一起，遗传给了社会各个阶层。”美国一位经纪人说：“作为华尔街的灵魂和动力，纽约股票交易所是大地上的一种罪恶，是对私人财产的一种威胁，是总体经营的一种干扰力量，是公共道德的敌人。”“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是运作上更为随意的投机者的贼窝。” 第二个原因可能与期货市场“三公”程度有关。理论上讲，期货市场是迄今为止最为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形式，期货交易是严格规范的交易活动。在纯粹竞争的环境条件下，这种体制完美地运行。但是，纯粹竞争只是经济学的一种理想，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完美的竞争只是一个术语，用来描述生产者、现货商以及任何个体都不对价格产生影响的情形；当生产者的生产、经营和服务规模达到能够影响市场价格的时候，某种程度的垄断缺陷就呈现出来。因此，在实际运作中，“导致价格行为表面上是由期货交易引发的，而实际上不是由现货供给和需求因素引起的。”各种逼仓、操纵以及广泛存在的虚假信息的扩散，也是“不公平”的，导致人们很容易抱怨期货、期权市场制造波动性。因此，我们只能说，期货市场的“三公”程度“就像规则规定的那样公平”。 第三个原因可能与人云亦云的“羊群心理”有关。一只羊在一片肥沃的绿草地吃到了新鲜的青草，后来的羊群就会一哄而上，争抢那里的青草，全然不顾旁边虎视眈眈的狼，或者看不到远处还有更好的青草。在17世纪30年代的荷兰，一棵罕见的郁金香球茎的价格相当于阿姆斯特丹运河边的一幢豪宅。如果有人误把主人的郁金香球茎当大葱吃掉，结果必须坐牢几个月。1634年，拥有郁金香是如此盛行，以至于人们忽略了正常工业，几乎所有的人都参与郁金香交易。郁金香期货交易的参与者遵循“博傻投资理论”，即他们以极高的投机性价格买进的前提是：会有其他某些蠢人参与进来，并愿意以更高价格买进。到了1636年10月，德国在与瑞典的战争中失败，农民开始叛乱，德国对郁金香的需求突减，价格也坠入谷底。 第四个原因可能与期货市场对未来预期功能有关。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是预测未来，而预测未来永远都是有风险的。期货市场处于市场经济的风头浪尖，市场并不总是准确地预测未来。在准确预测未来的过程中，可能出现偏差，甚至大的偏差，很可能遭到非议。市场如果不能做出具体预测，或是得到相反的结果，市场自然要遭受非议。然而，市场预测准确、把事实公开也不一定是好事。就像梅拉梅德讲述的故事那样，他很年轻的时候在交易厅被一位曾在市场上大赔大赚过的老交易所会员拉到身边，并被悄悄地告知，“不要让我们的期货市场太成功了，因为，期货市场说的是事实，而没有人想知道事实。如果事实太糟糕或影响力太大的话，他们就会把我们的市场关掉。”当人们都说好信息的时候，期货市场将首先揭示事实真相；当事实太糟糕、太有影响力的时候，期货市场也可能遭受厄运。 还是看看梅拉梅德是如何解读“期货市场遭遇的不公”吧。 期货市场的致命伤是其存在的神秘性。正是那些对我们的市场产生许多不良信念的根源令市场长久以来一直痛苦不堪，对市场的不信任给我们的市场带来了灾难。在期货市场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批判这些毫无根据、自相矛盾的诽谤是有一定难度的，人们必须从对谣言暴光和揭穿错误理念做起。 “把外汇委托给一帮交易猪肚、玩掷骰子赌博游戏的人是多么可笑的事啊。”一位很有名望的纽约银行家在1972年国际货币市场开市前夕这样说。贬损性评论、诽谤性影射、煽动性笑话、错误的指控、误导性言论、半真半假的陈述以及彻头彻尾的谎言，这些描述代表着期货市场的命运和重负。 期货和期权市场是几乎不被理解的商业活动的角落，是有着深奥经济理论的复杂领域，是充满神秘、错综复杂的地方，是金融领域的远亲，不知从何时起，就已经成为一只理想的替罪羊了。为什么？看一看那喧嚣的、色彩斑斓的、吵闹的交易厅，观察一下那些粗野的、喧闹的、没有任何尊严的会员和经纪人。很明显，这种地方能有什么好事儿！显然，这儿的交易都是非法业务！更糟糕的是，投机正在进行中。读一下这个标题吧——交易所的会员总是一夜暴富。这些市场对资本形成没有任何关系，相反，这些市场制造波动性。期货市场，一只理想的替罪羊。 这种状况会有改变吗?1973年，一群芝加哥家庭主妇围住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抗议食品价格太高了。几年之后，在1977年至1978年的农产品危机中，美国农场主开着他们的拖拉机围住位于拉塞尔大街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抗议他们的农产品价格太低了。 这种状况会有改变吗?在1812年的战争使美国农业经济陷入混乱之后，反对投机的情绪四处蔓延，购买远期合同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所有允许销售远期合同的市场是不被接受的。纽约立法机构使出绝招，即禁止销售所有的远期合同。 这种状况会有改变吗?70年后的1985年1月，美国农业运动的领袖要求禁止期货卖空，因为卖空压低了农产品价格。同年，美国农业政策失利而市场遭受挫折：过低的农产品价格，创纪录的农产品过剩以及地价下降，农业部门发言人开始公开谴责芝加哥的交易所是“农业百慕大三角洲”。一位美国参议员也同意这样的说法，矛头直接指向期货市场。 这种状况会有改变吗?1976年，在建立美国短期债券和长期债券期货市场的时候，报刊杂志发表了无数的文章，旨在警告这些新发明的市场具有极大负面影响，声称新市场能够引起价格扭曲并对现货市场产生不利影响，认为交易员的欺诈行为将对市场产生破坏性影响，并担心新市场对美国财政部债务管理产生不利后果。 著名的《经济学家》杂志在1976年1月17日的期刊上报道关于新利率市场时评论说，“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国际货币市场用比其竞争对手更为无耻的手段赚取金钱。国际货币市场的美国财政债券期货交易池本月开张。政府财政债券期货交易与猪、活牛、3月期鸡蛋期货同场交易。” 当然，期货和期权市场也无法避免来自批评家的指责。显然，期货和期权市场不是乌托邦，它们本身存在一些过失，但是，它们决不是恶魔的作品。作为一个行业，它们比其他行业要好得多。 以后，当你听到一个故事或者看到一个标题，或者听到关于期货和期权的谣言诽谤的时候，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如果没有这些市场的话，世界金融体系能否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经济压力和严峻状况下生存下来？如果期货市场不能提供更新、更有效的资本利用方式，如果这个自由世界未曾经历金融骚动，私营部门的资本萎缩能否等于公共部门的资本需求？如果期货和期权市场不具有缓冲器和施压阀的作用，在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和高利率创纪录之后，又出现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和利率暴跌的经济环境中，难道狂热的投机不会对世界金融构架造成重大破坏吗？在这个日益缩小的世界里，难道我们就不需要一种像我们的市场所提供的方式那样，让我们随时参与重大的国际事务，并保护我们免受重大国际事件产生的金融影响吗？ 如果金融期货找不到什么经济理由的话，那么，这些市场怎么可能在过去的13年里获得如此显著的增长呢？它们又怎么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吸引这么多的金融机构，这么多的银行，这么多的资金经理，这么多的外汇交易者和养老基金经理呢？如果这个市场不需要现代化的商业、金融和风险管理工具，那么，它们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交易量？如果这些市场真的像那些诽谤者所宣称的那样邪恶的话，那么，全世界的重要金融中心为什么要相继效仿，成立这些新市场呢？ 这些市场又怎么能够完全愚弄四家美国联邦机构(即联邦储备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财政部)呢？这四家美国联邦机构最近又发布了关于期货和期权交易对美国经济影响的研究报告，该研究项目由美国国会授权，联邦储备委员会牵头，涉及期货和期权市场的方方面面，是迄今为止关于期货和期权市场问题最全面的研究报告。 为什么被冠以邪恶之名的市场会在联邦储备委员会笔下变成了可以接受的事物呢?报告中指出：金融期货和期权市场通过提供更为有效的管理风险方式，发挥其有用的经济作用；期货和期权市场的出现使相关现货市场的流动性(如美国财政证券和普通股流动性)得到完善；在政府债券发行成熟度方面，期货和期权合约提升了联邦储备委员会以有序方式实施公开市场运作的能力；财政部进行债务管理的运作能力也相应提高；财政证券市场流动性的完善意味着由联邦政府负债纳税人缴纳的利率低于没有金融期货市场的情况；公司债券套期保值能力的提高降低了私营部门的基金总计成本；在市场操控和客户保护方面似乎也没有什么重大监管问题。 如果你问问自己这些问题，并思考一下答案的话，你就会怀疑你所听到的那些关于期货和期权的贬损性评论、诽谤性影射、煽动性笑话、错误的指控、误导性言论以及半真半假的陈述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现在，我们能否因此而期望事情有所改变呢?既然国会已经满意了，既然我们对那些长久以来一直使市场痛苦不堪、限制市场发展的问题已经有了可信的答案，那么，我们能否期待国会还市场一个更为公平的评价呢？我们现在能否期待期货和期权交易成为广泛接受的综合性风险管理工具呢？ 算了吧，看看《新闻周刊》1985年9月16日的封面标题吧：“玩火者：投机代替投资、经济未来危在旦夕”，再接着看看其报道内容吧：“唉，进步。在放松监管的刺激下，金融投资者在加班加点工作，艰难地创造出一系列新的金融工具和全新的市场。”现在，每个普通公民或公司都几乎可以随时、随地持有任何金融部位。由于迫切希望在这场博弈中胜出，创新和放松监管使金融体系变质，从投资转为投机，美国也因此卷入洛德·凯恩斯(Lord Keynes)所谓的“赌博社会”：国家卷入了高风险、一夜致富的漩涡。 (此文是梅拉梅德为美国企业研究院所做的政策演讲，原载于1985年12月《期货业联合会快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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