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纬：摄影与我们的生活

姜纬：摄影与我们的生活

2012-6-8 17:50|发布者: cphoto|查看: 118|评论: 0|来自: 中国摄影报

摘要: 板房区玩耍的孩子 吴章杰 摄 生命之舞 李强 摄 乡村大款 李伟坤 摄 一　　现今生活的空间一下子膨胀了千百倍。从繁琐的生计、一地鸡毛的家长里短到男女老少的悲欢离合，这个空间拥有众多的内容。古往今来，我 ...

板房区玩耍的孩子 吴章杰 摄 生命之舞 李强 摄 乡村大款 李伟坤 摄     一　　现今生活的空间一下子膨胀了千百倍。从繁琐的生计、一地鸡毛的家长里短到男女老少的悲欢离合，这个空间拥有众多的内容。古往今来，我们每一天都必须沉浸在生活之中。但是，人的生活作为一个完整复杂的范畴被中国的摄影师意识到，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 　　新闻、纪实类摄影是观察各种在历史时空的人与生活的视觉方式。观察对象的时候，将对象分解为10个单位、100个单位，或者是1000个单位，观察的细致程度远不相同，这就是分辨率问题。分解的单位愈多，分辨率愈高，观察到的图像愈是精密。 　　理论意义上，分辨率的提高是无止境的，然而，一个恰如其分的分辨率取决于观察的目的。历史学家关注的是各种宏大的景观，而新闻、纪实摄影师的大部分精力则在于试图呈现历史中具体的人的生活。罗兰·巴特精辟地指出，艺术之中没有杂音。我们也可以说，摄影作品不存在没有意义的多余对象。 　　按照以往的理念，如果我们将新闻、纪实摄影之中的各种生活景象纳入历史范畴，换言之，“生活”被规定为“历史”这个大范畴之下的组成单位，在此概念的衡量之下，各种个别的人物、性格、行为、思想状态无不通向一般，通向一批类似人物的共性。当然，这仅仅是初步的涵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一般”和“共性”并非某种静态的描述。 　　以前，我们总以为对拍摄对象性格类型的总结没有多少意义，重要的是表明这些性格在某种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作用。这时，每一种性格之中就带有丰富的历史信息。摄影之中的全部内容都可以联系起来，并且共同从属于一个称之为“历史”的至高意义。 　　上述理论预设存在一幅业已完成的历史蓝图。这幅历史蓝图悬空挂在人们的前方，芸芸众生无非是填空式地执行早就规定下的指令。只有这幅历史蓝图的存在，我们才能够知道谁在扮演历史的主角，谁又是无足轻重的配角。这种观点无法想象每一个人都正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历史。 　　但是，每一个人的意愿、冲动、思想、行为都是历史建构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文化动物，人类的特殊性恰恰在于不断地突破固定的生活图式。严格地说，人类创新能力制造的未知即是“历史规律”的一个重要内容。历史始终处于生长之中，始终存在巨大的未定之数，始终给人们留下开创和拓展自我生活的空间。 　　不过，相当长的时间里，尽管我们口头上不断地说人民创造历史，我们还是习惯于想象，历史有一幅先验的蓝图等待实现，历史已经是一个整体，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必须在这一幅图景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没有人可以自作主张地游离于这一幅图景之外。摄影所要呈现的，就是这一幅图景的缩微版。 　　我觉得这一幅图景过于理想化了，可我们还是要承认，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生活的确十分简单、明朗。那时生活的层次很少，比如没有各种各样的发型和服装款式，没有那么多样式的汽车和楼房，没有电视和互联网，只有几本文学著作和几部电影供全社会消费，借阅一本小说或者送一张电影票就有可能开始一场恋爱。那时人们的思想十分单纯，“最高指示”回响在几亿人的脑子里，人们相信这就是世界的唯一出路而不再思考什么。当然，那时的思考是一种危险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失控很可能破坏这种简单、明朗的局面。那时，整个社会的语言体系也比现在简单得多，从报纸到人们的内心，人们的词汇量以及表述方式远不如现在丰富；如果表述强烈的情感，口号的数量远远胜过诗歌，这保证了社会成员的思想共同运行在一个狭窄的轨道上。如果众多的词汇、表述方式无形地打开了一扇扇门户，将会增加思想出走的可能性。 　　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20世纪70年代末，生活变了，时代变了，中国摄影也开始变了。 　　从那时起，我们的生活出现了急剧的转折，生活的大幅度分化形成了众多复杂的层次。如今有许多人用“启蒙”来形容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这种启蒙不仅带来了个人的思想觉醒，同时，权利意识以及形形色色的欲望也浮现出来，这时，人与人的关系图谱迅速多元化。随着中国社会曲折、剧烈而复杂的发展，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变时代正在拉开帷幕，各种各样新问题渐次浮现，变革无所不及的巨大力量搅动着生活的各个层面，社会政治经济网络、基层生活的共同体、文化表达与交往形式，等等，在所有细节上都烙下了印迹。五六十年代社会成员的关系几乎完全从属于政治联盟——阶级，阶级阵营是鉴定敌人和朋友、好人与坏人的唯一标准。然而，利益、欲望大面积介入之后，各色人等之间的种种联盟时刻都在重组。与此相应的是，社会的文化生活正在急速裂变。持续多时的革命话语开始松懈，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均不同程度地左右社会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紧张的革命气氛消退之后，一个充满世俗气息的日常生活被释放出来了。五六十年代，所谓的日常生活多半仍然是另一种形式的工作和劳动。赵树理小说中，一个女人回答为什么爱一个男人，答案就是“因为他会劳动。”然而，现今生活的空间一下子膨胀了千百倍。从繁琐的生计、一地鸡毛的家长里短到男女老少的悲欢离合，这个空间拥有众多的内容。古往今来，我们每一天都必须沉浸在生活之中。但是，人的生活作为一个完整复杂的范畴被中国的摄影师意识到，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     二　　生活不仅存在于各种巨型景观之中，同时存在于无数细节之中。这些细节不一定能够有机地与重大历史事件挂起钩来，但是，它们往往能引起众多社会成员的情感共鸣。换言之，这些细节的意义在社会成员相似的“感觉结构”中得到了衡量。历史不该理解为抽象的、没有人物而只有事件和数据的记录。摄影可以表明，具体的个人以及围绕他们的生活都是历史的有效组成部分。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摄影在重新起步时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语言和主题。当时有发表或展示平台的中国摄影师，除了一些追逐器材更新的沙龙风格摄影师，其他多是摄影记者出身，职业特点使他们对于社会问题反应敏感，摄影形式也比较集中在报道摄影、纪实摄影上。这些类型的摄影伴随着严肃的使命感，摄影中的经验和思想试图为之提供重大的启迪，比如1988年“艰巨历程”摄影展之后，在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摄影四十年》画册前言里，编者就写道：“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形成我国人民无限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我们力图用一种文化意识概括而集中地审视与映现几经苦难、百折不挠的民族命运、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民族希望。” 　　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期待、困惑、疑难、想象与争辩，作为最直观的视觉表达方式，新闻、纪实类摄影作品和摄影师逐渐被人们赞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文以载道”的观念在当代文化转折时期被继承和无限放大，由于人们的普遍焦虑，文艺成为济世匡时的理想寄托。很多中国摄影评论家和新闻、纪实摄影师的人生经历和教育背景，往往会造就其责任感和批判性，他们普遍向往着通过摄影拥有言论世事的话语权，挖掘真相，见证历史，这样的理念延续至今。 　　时至21世纪，中国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摄影师们，发现他们已处于全新的传播和文化环境中，传统的摄影理念和方式遭到了严峻挑战。现在的人们经受着社会和生活的急剧变化，我们的经验正在快速折旧。中国年轻的摄影师们，背靠着当今时代无以命名的宽阔体验，已逐渐领会到摄影的职责不是单纯地记录生活表象，他们必须求取和拥有另一种优势和另一种“知识”，那就是关于人与世界的真切的、直接的知识，个别的和具体的知识，暧昧的、想象的、偏僻的和冒险的知识。摄影在当代背景下所提供的不是对世界的一般正解，而是个别的理解和看法。在此过程中，熟悉的变得陌生，一清二楚的事物模棱两可，习以为常遭到质疑和冒犯，但我们也有可能看到生活和自我的新景象。 　　在我看来，一个个历史阶段不是单纯地叠加起来，而是隐藏了种种内在的交织与回环。如果摄影不愿意浮光掠影地收集一些表面印象，摄影师就必须深入生活的内部脉络——从一个个具体的人物、故事和情形进入。生活不仅存在于各种巨型景观之中，同时存在于无数细节之中。这些细节不一定能够有机地与重大历史事件挂起钩来，但是，它们往往能引起众多社会成员的情感共鸣。换言之，这些细节的意义在社会成员相似的“感觉结构”中得到了衡量。历史不该理解为抽象的、没有人物而只有事件和数据的记录。摄影可以表明，具体的个人以及围绕他们的生活都是历史的有效组成部分。     三　　摄影师在世上行动和言说时，他与生活、与对生活的理解必然形成复杂的验证和对话关系，这种关系也会内化到他自身中去，这种验证与对话是摄影独立或区别于政治、社会科学和其他视觉艺术的一种宝贵的思想能力，这种能力只能从摄影本身里面去寻找。 　　如同各种类别的历史写作，摄影史内部也隐含了复杂的权衡。具体地说，这种权衡的坐标至少包含横轴与纵轴的交叉定位。横轴指的是摄影与时代的互动关系；纵轴指的是摄影传统名义之下的各种承传，例如主题、语言、意象、形式、工艺技术，等等。通常，横轴的活跃改变了纵轴的刻度，摄影与时代的互动决定了摄影传统沿袭形式。历史环境不仅决定了文化的丰富性，同时赋予文化的调节功能。传统则积聚了一套规范，这些规范试图融入某个地域或者某个历史时期，所以就有了一些调节，调节使文化成为活体。 　　摄影有机会和手段向人们提供五花八门的信息，人们的视觉感官得到了有效的延长。但是，摄影也可能形成一种遮蔽──对于大多数人说来，世界仿佛就是摄影所展示的那样，没有进入镜头的事件犹如没有发生。摄影师必须敏锐地觉察这种遮蔽，注重挖掘镜头之外世界的存在状态。摄影师在世上行动和言说时，他与生活、与对生活的理解必然形成复杂的验证和对话关系，这种关系也会内化到他自身中去，这种验证与对话是摄影独立或区别于政治、社会科学和其他视觉艺术的一种宝贵的思想能力，这种能力只能从摄影本身里面去寻找。 　　新闻、纪实类摄影毕竟涉及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判断，而这个认识、这个判断，现在本身就存在纷繁的矛盾和分歧，这使摄影变成了貌似简单实则极具难度的目标。如果我们相信没有摄影作品所提示的诸多细节，就不可能有效理解我们所生活的当今世界的话，现实中有些摄影师却不能以恰当的语言形式再现生活经验，共时的平面上，摄影师往往与生活经验存在着距离，“现实主义”不能自动解决这个问题。生活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感官印象，观念以及意识形态的隐秘编码深刻地介入生活的逻辑与经验的形成。许多时候，摄影师看到的内容恰恰是他们企图看到的。很大程度上，“现实主义”也不可能是简陋的复制。从教育背景、价值观念、个人癖好到叙述程式，这一切无不有力地控制着摄影师对于生活的观察与表达。摄影内在地包含着概念和观念，包含着某些思想前提，但更包含着思想在广袤的人类生活中的延伸、转折、纠结和发挥，我们如何藉由摄影尽可能地理解历史？如何以照片呈现真正的生活精微之处？如何有效地整理、提升自我的记忆与经验？可谓是任重道远，中国新闻、纪实摄影师正针对这些进行着探索和实践，进行着主动性的自我思考，摄影的命名功能及精神向度也将由此而生。(本文为“中国摄影报·值得记忆的照片”系列图书之《生活·映像》前言，该书由中国摄影报社编辑策划，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本报影友服务中心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