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门之殇

老王吧 2012-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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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之殇

1949年10月24日，人民解放军三野十兵团的9000余名官兵扬帆渡海,夜袭金门岛。他们抢滩登陆,鏖战三天，终因后继无援、寡不敌众而全军覆没。《金门之殇——来自台湾的一位参战老兵亲口讲述的历史》采用人物传记与纪实文学的形式，从当年亲身参加战斗的营部医务员赵保厚的视角，详尽生动地记叙了金门之战的全过程和主人公被俘后在金门、台湾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坎坷经历。该书给参加金门战斗的我军9000官兵立了文字碑。

差点被补充到“国军”去打“共军”

被俘后，我们被押往国民党军118师师部驻地———琼林镇。

途中，我们三四十名解放军被俘人员曾被集中在一个山坡上，大概目标很大，一架飞机突然低飞过来，然后又飞走；一会儿又一架飞机“呼”地飞过来。我们本能地躲着飞机，这时押解我们的人说：“不要怕，飞机不会轰炸这里。”原来在远处的一块空地上，摆着两块半米宽、几米长成丁字形的白布条，“飞机看到这个，就不会往这里丢炸弹了。”

晚上，我们被十几个国民党兵关押在琼林的一个院子里。天黑后，开始我们还能听到古宁头方向时急时缓的枪炮声，那一定是251团和253团仍在苦战。后来，由于一整夜加一白天的连续作战，疲劳至极的我们都席地熟睡过去……被俘后的第一个夜晚过去了。第二天醒来，我们发现院子里不知何时又增加了四五十名被俘的解放军战友，几乎占满了整个院子。大家都衣衫褴褛，疲惫至极，更有一些伤俘走进来就昏倒在地上。这时，依然能够听到古宁头方向时急时缓的枪炮声。我们悄声议论是不是战局发生了变化，第二梯队的增援部队或许正在登岛吧。忽然，二十几个国民党官兵荷枪实弹来到院子里：“仗还没有打完，你们也都吃了我们的饭。今天，你们都给我补充到‘国军’去，给我打‘共军’去。”

他们每人挑选并带走了五六名被俘战士。我和另外几名被俘战士，被带到国民党118师354团二营二连———琼林镇边的一个大院子。然后，我们就被分散到各班去了，当时我们都还穿着解放军服装。一个四川籍国民党兵发给我一支枪，并告诉我先擦擦枪，等候命令随时出发。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呀。惊愕，一夜之间我就从人民英雄变成一个俘虏兵；愤懑，自参军我就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兵，现在竟让我对准战友；懊恼，当初如果拼死、战死沙场就不用受这种耻辱了；决绝，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头颅扣动扳机就可以结束这莫大的耻辱和巨大的心理煎熬。当时的心境真是五味杂陈、痛苦至极呀！我慢慢擦着枪管，抬头望去，我看到另一被俘战友在偷偷地掉眼泪，或许他也想起死去的战友，想念遥远的大陆老家亲人吧。我突然想到用不了多久，我们部队一定会打过来，现在我们应当活着。眼下我们在这里是孤家寡人，硬顶硬撞肯定吃眼前亏。于是，我狠狠地把手中步枪的枪栓卸下来，假装怎么也装不上：“报告班长，这个枪栓被我拉下来，弄不上了。”那个四川老兵指着我的鼻子：“你是干啥子的？给老子当兵不会擦枪？”我昂起头，拨开他的手：“我是当医生的，没擦过枪，不会打枪。”他生气了，大声嚎着：“不会打枪，给老子扛子弹箱！”我心里狠狠地骂着，去你老子个蛋，让我扛子弹半路给你丢进大沟里去。随后我还想到，或许可以弄到一颗手榴弹，在合适的时候引爆手榴弹与他们同归于尽，也不负自己那“华东人民英雄”的光荣称号。又过了一天，即10月27号的上午，琼林的国民党军受命向古宁头出发了。我被迫扛着一箱机枪子弹，跟着慢慢地走，大约到10点钟左右，当大队人马走到后盘山的时候，就听到：“好了，古宁头完全解决了，回去,回去。”于是，又都返回琼林。午饭后，我们这些临时被充军的被俘人员，又被重新集中看押了起来。

在金门岛上，部分被俘解放军曾当即被补充进金门国民党军队。这是因为国民党军队虽然取得了全歼解放军3个多团的胜利，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台湾军方声称，国民党军队共阵亡1269人，受伤1968人。但胡琏在1976年出版的《金门忆旧》一书透露：1953年初，金门守军为金门、大二担、南日岛三次战斗阵亡以及病死人员建造公墓，共收葬4500多具骸骨，而大二担、南日岛的战斗规模都很小，以此推算，金门国民党军队阵亡当在3000人以上。另据原国民党军队12兵团参战人员在回顾金门之战时称，12兵团的18、19军在金门之战中阵亡2546人，负伤3553人，合计损失6099人，其中118师阵亡598人，负伤2339人。综合这些数据，基本可以判定国民党军队在此战中阵亡3000人以上，负伤应在5000人左右，合计损失约9000至10000人，与解放军基本持平。这个数字是基本可信的，在金门之战中的解放军无论是单兵素质、作战经验还是战斗意志、战术使用均优于国民党军队，因此在战场形势极其不利的情况下，攻金解放军必定给予守军以重大杀伤。

10月28日早晨，有人高声喊道：“全部俘虏集合！”在一个村边的小广场上，我们全体被俘人员被集合在那里。一个国民党军官讲话了：“我们的台湾很好，要把你们送到台湾去……”听到这话，大家心里都十分难受。金门距离大陆近，总还有回到大陆的机会。如果到台湾去，那可就惨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我心里暗暗地想道，坚决不能到台湾去，要留在这里等待后续部队登陆。当时，我们大家都坚信，解放军北上南下把上海、福州都拿下了，过几天拿下这小小的金门岛没有一点问题，根本不用有任何怀疑。也许再过几天，也许等到年底，也许最迟到明春，海峡对岸的解放军第二梯队在调集了足够的船只以后就会再次攻打金门岛。

正当我还盘算怎么办时，又听那人说：“听着！我们‘国军’118师需要几个看护，这几个看护就先不送台湾了……你们当中，谁是卫生兵，给我站过来。”我心中暗喜，机会来了。一会儿，我们一下子走出了二三十个人。国民党军军官看到这种情形，立刻就表示怀疑。他叫过其中的一个被俘解放军战士，问道：“你是卫生兵？别是担架兵吧。来人！给这些人每人一张纸，写写药名字，考考试。”结果，当场有十几个人返了回去。剩下我们十几个人，当然还包括几个担架兵就地进行了“考试”，最后我们大约10个人被选上了。留在金门岛，不去台湾就有希望，大家都心照不宣，彼此的脸上都露出了喜悦的神情。

随后，我们又听到：“我们还要挑出一些人。这些人也暂时留在金门，先不用去台湾。”于是，一些国民党小军官，来到战俘当中，分别为自己的单位专门挑一些身体比较壮的、个子比较高大的战俘。大约有百八十个人被挑出来。以后，这些人就被补充到国民党军的炮兵或去扛机枪了。接下来，又听到：“你们当中谁是官呀，也给我站出来，‘国军’有优待。”当场，又有几个人站出来，我认识的有244团二营教导员李鹤图，华东二级人民英雄、一营一连连长董福元，还有几个排长也站出来。但是，他们并没有如愿留在金门，而是当天下午同数千名被俘人员一起被国民党军的登陆艇送往台湾岛。后来听说，他们数千人中有很多人被直接运到高雄，被补充进仁武乡的国民党军队49师。被俘解放军除少部分被补充金门国民党军队，其余全部被分两批船运台湾，有少数人在途中跳海自尽，最后有4889人到达台湾。我们10个卫生兵，为了留有返回大陆的希望，自愿被选中留在金门岛，全部被补充进金门岛国民党军118师：一部分人到师部医院当看护兵，我们4人被补充到国民党军118师353团团部卫生连的看护班。看护班的班长是山东人，叫陈鸿声。当时的金门岛国民党18军，由于兵源地原因很讲究帮派，最大的主要有三大派：江西派、广东派、山东派。当时我们所在的国民党军353团卫生连看护班有20个人，其中北方人，尤其是山东人占多数。因为老乡的缘故，看护班长陈鸿声对我们还是比较客气的。不久，我们4个人被调走1个，就只剩下原属251团的徐启辉（山东宁津人）、胡作亮（山东章丘人）和我了。我们3个人同住一间房子，天天盼部队攻打金门岛。特别希望晚上听到隆隆的炮声，因为我们的部队一般都是夜间发起战斗。每当在夜间听到炮声，我们就兴奋起来，嘀嘀咕咕一晚上。我们3人中我是唯一的党员，我学着首长的样子暗暗鼓励他们：“新中国建立了，虽然金门战斗暂时失利，可蒋家王朝已败退台湾岛，我们就是它的最后掘墓人。”在这期间，我们渐渐获知12月10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已由成都仓皇逃亡到台湾了。有几次，我们跟看护班长陈鸿声请假，假装下午散步故意来到海边。但是，海峡对面一直杳无声息，大陆上的解放军并没有一点登陆迹象。我们非常纳闷，非常疑惑不解。

其实，围绕“武力解放台湾”，中央曾制订了一个1950年春季发动台湾战役的计划。然而，由于苏联的援助不力和不及时，特别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需要给予帮助，以及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军事干预，以1950年8月中国东北边防军的成立为标志，武力解放台湾的战役计划便退出了中共领导人的议事日程。实践证明，从两岸统一的长远计议，解放军长久地搁置武力解放金门岛的军事计划，长久地保持金门的现状，这种策略是英明的。

被俘并不是变成了胆小鬼，是没办法

1950年春天、夏天都过去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总也盼不到解放军登陆。我们心烦意乱，这一年有两件事记忆最深。第一是8月份的胡清河事件。记得是1950年的8月份，我在师部医院听到一个消息，在118师师部担任看护的胡清河（他原是251团二营的卫生员）偷了两个篮球胆下海泅渡回大陆去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受到很大的震动，我们3个人好几天都心神不定，一是担心胡清河能否安全回到大陆，二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泅渡返回大陆呢？然而，自从胡清河偷渡大陆事件发生后，118师各部加强了对我们这些人的看管。看护班班长陈鸿声再也不准许我们到海边散步了。第二是获悉解放军战俘开始被遣返。年底，我们隐隐约约地听到去年被押往台湾的许多被俘战友，已经被国民党用船送回大陆了。说是这些解放军战俘都很顽固，留在台湾于国民党毫无用处。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后悔为什么要主动留在金门岛充军，否则，现在岂不也被送回大陆了。当时被押送台湾的4889名解放军战俘，除去千余人在高雄补充国民党军，更多地被运往台北内湖战俘营。在战俘营中不少人因伤、营养不良或迫害而死亡……经过甄别分化威胁、审讯感训之后，台湾方面认为，与其继续关押那些顽固不化的俘虏，不如配合“反攻大陆”放回去成为解放军的负担。于是，分3批将900多名年龄较大、受过伤的党员干部和一些坚决要求返回大陆的解放军战俘遣回大陆，剩余人员则基本都被补入国民党军队。第一批是1950年3月释放了小批级别较低的解放军战俘；第二批于1950年7月18日共529人由台北乘火车到基隆上船，22日到大陈岛用小船送往荒无人烟的头门山岛；第三批于1950年12月11日共387人由台北乘火车到基隆上船，12日送往人迹罕至的马祖岛和白犬岛，第二天被渔船发现后送至福建长乐、连江沿海一带分散登陆，所有归俘都被集中到10兵团福州招待所。以上只是最大的3批，以后零零星星又放回一些。最后一名回归的金门战俘是253团一营一连的许道位，他于1956年1月随同一批南日岛的解放军战俘一起回归。

在金门岛上，我随国民党军353团卫生连先后驻扎过盘山乡、下堡乡。这段时间，我时常会陷入一种恐惧之中，就像站在一个深不见底的坑洞边缘，自己随时都会跌落下去，跌入巨大的黑暗与悲苦之中。有一次，我由下堡乡往118师师部医院送病号，意外地遇到我的老乡战友崔秉俭。我俩都是20周岁，他是博兴县纯化乡崔家村人。崔家村与东王文村乡土相连，互有婚嫁，他的未婚妻就是我们东王文村最漂亮的姑娘。当初我亲眼看到，他因身高体壮被挑选留在了金门岛，这时他就在琼林118师354团扛机枪。这次碰面，我们曾非常认真地商量过“遗嘱”：无论谁活着，一定要给老家捎个信，告诉父母———战场被俘并不是儿子变成了胆小鬼，是没办法呀！父母千万不要伤心抱怨我们，我们心里更难受呀……还有，未婚妻是好姑娘，要让她另找人家出嫁吧。最后我们抱头大哭了一场。

1951年9月，国民党军118师要从金门岛调防台湾岛。我得知这个消息后思绪纷繁，晚上通宵面壁，经历了平生的第一次失眠。我心里很清楚，一旦去了台湾，离开与大陆近在咫尺的金门岛，这意味着什么。在乱哄哄走向码头的路上，许多人叽叽喳喳、磨磨蹭蹭，看起来许多大陆籍国民党兵，似乎也不愿意到更远的台湾岛上去。我观察着、思索着怎样能留在金门岛，但是根本没有机会。那天的风浪特别大，我们乘坐的登陆艇非常颠簸。拥挤的人们东倒西歪地坐在舱底，随着机器单调的轰鸣，都无精打采。我因一夜失眠头脑昏昏，内心更加陷入无尽的懊悔与绝望之中。早知今日，不如当初始终跟大伙待在一起呢。登陆艇航行了一整天，天色暗下来后，徐启辉、胡作亮和我坐在一起，窃窃私语，商量如何寻机跳海，可登陆艇四壁是高高的钢板，我们跳不了海！最后，我们只能无奈地闭上眼睛，相互间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各自心底都在默默流泪……咳，算起来我们在金门岛一共待了1年零11个月。

陈书言的命运

在陈心怡的眼里，父亲的前半生，被国民党俘虏；后半生，被她的镜头俘虏。尽管金门战役已过去了61年，台湾社会也已“解严”23年，而父亲的种种心结和“恐慌”却并未消失。

在古宁头的沙滩上，陈书言每向前一步，对面太武山上的国民党守军就对着他“嘣嘣”来一次点放，陈书言作势倒在地上，假装被射倒了，趁对方不注意，他再跳起来前进。

后援迟迟不至，坚持了三天后，陈书言弹尽粮绝了。见势不好，他把党证撕碎，吞到肚子里。

他成了“国民党军”的俘虏。之后他被押送到台湾基隆港，紧接着被送到新竹接受思想改造，被编入“国军”后仍遭受长期监控。

他所经历的1949年10月的金门之战，在国民党的军史和台湾的历史教科书里一直被作为“古宁头大捷”大肆宣扬，然而对于陈书言来说，这却是一场持续几十年的梦靥。

他从来不对任何人讲起他的经历，包括他的妻子、儿女。一直到了2008年，他用心掩藏的“私家机密”才被他的女儿用摄像机“强行”打开。

此时，陈书言已垂垂老矣。在台北县的街道上，他看起来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古稀老人，但是他仍在担心，他曾经是“共匪”的身份一旦被人知晓，会给他的家人带来“不好”，甚至有可能让他遭受牢狱之灾。

在如今的台湾，有着像陈书言这样的“顾虑”的老人仍然不在少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1949年国共金门之战的“共军”战俘。

“你是共产党？”

在陈书言的女儿陈心怡的印象里，父亲总是一副很阴郁的样子，喜欢酗酒、发脾气。这让她从小就不喜欢过周末、春节，因为一到这个时候，在外地工厂工作的父亲就回到了家里，开始喝酒、打骂母亲。

这些常常发生的家庭暴力是陈心怡成长的阴影，也自然而然地导致了父女关系的恶化。这使得她会本能地不喜欢父亲的出现，而没有意识到他的“脾气不好”是有原因的。

2002年，陈心怡27岁。这一年，她陪父亲到大陆去探亲。之前父亲已经回乡探过两次亲，但都是独自前往。

正是这一次探亲之旅，让陈心怡意识到了父亲的过去。

在江苏兴化老家，陈书言和外甥一直在兴致勃勃地谈论“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俩人一边推杯换盏，一边谈论“共军”如何神勇，“国军”如何溃不成军。陈心怡的这个大陆表哥曾在部队服役17年，还看过很多军事著作，对解放军的战史了如指掌，这让陈书言非常高兴，越谈越来劲，全然忘了自己已经是72岁的老人，和外甥聊上一整个晚上的解放战争，还一点都不觉得累，全然不似在台湾时阴郁沉默的样子。

白天人多的时候，陈书言一个人就能拿着酒瓶子讲上半天，一桌子人围着老人听战争年代的精彩故事。

陈心怡在一旁不断地听到“渡江”这个字眼，这让她感到很厌烦，同时好奇父亲为何这么关注“‘共军’怎么神勇，怎么去打国民党”。

回到台湾后，她试探着问父亲：“你是共产党？”

父亲犹豫了一下，回答：“是。”

然后他就沉默了。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的过去。

与父亲疏离多年的陈心怡产生了了解父亲的渴望。她觉得，她所不知道的那些事，应该就是导致他们父女关系不良的症结。她必须去了解父亲，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掉横亘在父女之间的那些问题。

让这个习惯了自我封闭的老人开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008年，由于眷村不断改建，为了保留历史记忆，外省台湾人协会（外台会）开始推行一项纪录片拍摄计划，召集眷村子弟记录老荣民的故事。虽然自己家不在眷村，但陈心怡看到了这项活动的海报后，仍决定报名参加。她把父亲这个“共产党”作为拍摄对象的计划书引起了外台会的注意。从2008年3月份起，陈心怡一边上着外台会为他们这些“没有拍摄经验的人”专门组织的培训班，一边开始了对父亲的拍摄。

那些“私家机密”

为了让父亲说出那些隐藏了几十年的秘密，陈心怡不得不采用了一种很强硬的方式，她把镜头几乎拉到了父亲眼前，大声地追问父亲，“逼迫”他讲述。不这样的话，他会以“我听不懂”之类的话来回避她的提问。

陈心怡说这是一场“辛苦的对话”。她就是这样把父亲的个人历史一点一滴地挖掘出来的。

1930年，陈书言出生在江苏兴化，那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小小年纪的陈书言挑了一担小白菜上街去卖，本来可以卖240个铜板拿回家，结果遇到了汪精卫伪政府的部队。小白菜被阿兵哥抢了，连陈书言自己也差点被扣留在兵营。这让陈书言“很气”。在镜头前他说：“那时就暗暗地想，只要你来打这个地方，我就去参加，多少帮一点忙。”

新四军来到兴化，13岁的陈书言就参了军。当然也有很实际的原因，那就是家里很穷，他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当兵也是一条出路。

解放战争开始后，陈书言连续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部队一路势如破竹打到福建沿海。每次作战，陈书言都在先锋部队，屡建战功的他领了很多奖金。

1949年10月24日晚上，陈书言随部队从泉州的石井出发，乘坐征召来的当地渔船，开始进攻国民党部队守卫的金门，在古宁头登陆。

“每条船都坐满，一条船上有20多个人。”陈书言对着镜头回忆当年的惨烈战况，“古宁头在我来讲，这一生是气得很，因为跟我一起出来参军的，一个袁伯伯，被国民党的战车履带压到沙滩里。”

此后陈书言再也没见到过“袁伯伯”，他几乎可以肯定“袁伯伯”已经不在人世了。后来回大陆探亲时，面对“袁伯伯”家人的询问，他只好含糊其辞。

进攻金门失利，陈书言们成了战俘。这些战俘到底有多少人，却一直有着不同的说法，仅据台湾不同时期公布的数字，就主要有5000和7000余人两种说法。陈心怡采用的是“国军历史文物馆”提供的“7000多人”这个说法。对此，常年关注台海史的闽南地方史专家洪卜仁说，实际数字需查阅军事档案，而这些档案目前还没有完全公开。

在女儿的镜头前，陈书言不断说自己年纪大了，记忆力太差，对许多事情记不清楚。那些过去的往事如此繁杂，要厘清所有的日期和事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陈书言仍清晰地记得他们被押送到基隆港的日期。那是在1949年11月6日的清晨，太阳从海面上升起，还不太高。不少人已经在押送途中死掉了，他们身上所有的东西，包括陈书言口袋里的那些之前受奖励得到的钞票，都被搜走了。在船上，这些人只能吃残余的生大米，一些人饿死了，还有一些人在争抢大米的过程中，从“那个一层一层的船”的上面掉到船舱底部，摔死了。

在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往往是讲着讲着，陈书言就不肯再讲了：“这些是机密的问题，我们私家的机密，讲出来都不成机密了”，在镜头前，他很认真地解释。

被俘虏的人生

在基隆，陈书言被押上战俘列车。列车的门窗全部钉死，只有一个入口。列车开往新竹方向，到了湖口后，他们下车步行。接下来，陈书言被关押在海边的一个小学校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开会”，他称之为“洗脑”。

“就是讲如何恨共产党，共产党如何骗你们，你如果讲一句违反的话，马上没命，明天早上就看不到了。大部分都是活埋，子弹要留着打‘共匪’，不能浪费在你身上”，陈书言说，他的心情“坏到极点”。

开完这场“会”后，陈书言被补充到“国军”队伍，但是恐惧并没有消失。在部队里不时有人来“套”他的话，问他觉得国民党如何一类的问题，他必须很小心地回答。有些人性子耐不住，骂“国军王八蛋”，就会马上被处分。

更让陈书言难以忍受的，是“上面”会让他们这些同有战俘经历的人互相“咬”，如果他的“共产党”身份被发现，等待他的可能就是杀身之祸。

战战兢兢的生活让陈书言养成了“守口如瓶”的习惯和阴郁的性格。1966年，他从军中退伍，进入工厂做工。1974年，他结婚成家，妻子很快就领教了他的难于相处。在镜头前，陈心怡的母亲讲述她这些年来的生活：“他喝了酒，就把我推出门去，不让我进来。关到12点多，可能是良心发现，又让我进来。”她也是直到陈心怡拍摄这部纪录片时才知道丈夫的过去：“（以前他）不跟我讲，我也不想知道，这些事情都是他现在才讲，我也不问，反正他的事情都是秘密。”

虽然有自己的家，有妻有子，陈书言却生活得像一个独居老人。他自己上市场卖菜，自己煮饭，经常对着家中的小鸟说话，却很少和家人沟通。

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不会表达自己的心意。在女儿给他拍摄这部纪录片时，正逢上2008年的母亲节。那一天，陈书言坐在沙发上，拿出一个金戒指，当着全家人的面说今天是母亲节，要把这个戒指送给妻子，不料妻子因为正在忙家务，没听见他这番话。陈书言立刻觉得自己被冷落，勃然大怒：“××××，以笑脸讨人家的冷屁股，还×××不高兴！”说这些话时，他很可能想到了自己以往如履薄冰的经历。

2008年8月份时，纪录片拍摄要完成了，陈书言突然又“反悔”，他在镜头前和女儿激烈地争执，要求把片子中有关“共匪”的那些内容删除。

“我现在还在，还不能公开，公开对我不好，对你们也不好”，陈书言说，他担心这些内容会让自己吃上“牢饭”，“我虽然老了，也不想受那种冤屈。”

女儿陈心怡则大声质问：“难道你以为现在还有人监视你吗？”

父亲回答：“是，我看不到，但我想得到，听得到，你没有经过那个时代，你没有经过那种痛苦，你没有经过那种恐怖。”

他怀疑现在的台湾社会是否已经“公开化”，“什么公开？哪里公开？”

对此，陈心怡只有苦笑，她把完成拍摄的片子取名为《被俘虏的人生》。她这样解释这个名字：“父亲前半生，被国民党俘虏；后半生，被我（的镜头）俘虏。”

尚未打开的心结

不管如何，让陈心怡欣慰的是，拍摄完这个片子后，父亲“松了一口气”，因为毕竟他释放出了多年郁积于胸的心事。她自己也在部分程度上为之前恶劣的父女关系解了“套”，“不拍这个片子，我可能没有机会了解他”，她说。

陈心怡想起来她在读小学以前，家里经常有一些“伯伯”来找父亲一起喝闷酒，他们有着和父亲同样的经历。她念小学后，这些“伯伯”就很少来了。

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中，陈心怡也带着父亲去拜访了这样一位“伯伯”。她本来想让这个“伯伯”也说一下自己的故事，但是她父亲却再三警告她：“不准提问。”

她就去问那个“伯伯”的孩子：“知道你父亲以往的经历吗？”他们都摇头说：“不知道。”

后来她了解到，那个“伯伯”是领了“终身俸”的，他担心他曾是“共匪”的经历被曝光后，“退辅会”就不再给他发这笔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