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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 地中海世界》看布罗代尔的总体史观 一、“总体史”与《地中海史》 “在我的意愿中，历史应该是一首能够用多种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但是，它有这样一个明显的缺点：它的各个声部常常互相遮掩覆盖。在所有这些声部中，没有一种能够永远使自己作为独唱被人承认、接受并把伴奏拒之千里之外。……不是只有两种或三种对时间的计量，而是有几十种对时间的计量。只有被人类的科学汇集在一起的这些对时间的计量的总和，才能构成人们很难恢复其整个丰富纷繁的图像的总体史。”——布罗代尔《地中海史》 上面这段引文可视为布罗代尔的“总体史宣言”。然而，西方史学总体史的创建远非布罗代尔一人之功。 十八世纪中期，启蒙大师伏尔泰最早作出了打破政治史局限，提倡史学多元化的尝试。他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提出：“详述战斗的情节，人类的狂怒和苦难，而毫无遗漏的书已经够多了。这部论作旨在撇开浩如烟海的细枝末节，对这些剧烈变革的主要特征进行描述，让人只看到重大事件，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看到导致产生这些事件的精神。”一七五六年伏尔泰出版了《风俗论》，这是一部具有世界文化史意义的专著。 继伏尔泰之后，布克哈特、博克尔和沃恩等人从实践和理论上发起了对传统史学的挑战。德国史学家舍费尔和戈泰因还就史学任务问题开展过针锋相对的辩论。不过这些活动的学术影响并不广泛，所针对的又只是史学的微观问题，挑战者自身提不出总体的宏观理论，其发难未免显得苍白无力。 一九一二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鲁滨逊发表《新史学》，猛烈攻击传统史学的封闭性，引起史坛轰动。从此，史学观念的革命时代到来。年鉴史学的奠基人布洛克最早提出“总体史”概念，指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在布洛克理论的基础上，布罗代尔发表了他的巨著《地中海史》，将总体史观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地中海史》规模宏大，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全书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环境的作用”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讨论地中海世界的半岛、岛屿、山地、平原、近海、气候等； 第二部分“集体的命运和总的趋势”探讨该地区的城乡、交通、贸易、交往等情况； 第三部分“事件、政治和人”则是从兰克主义方式写成的政治史，叙述马德里与奥斯曼两大帝国的和战。 作者经过十年准备，在万余张卡片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和经济学研究方法，立体再现了十六世纪地中海的全貌，雄辩地证明：地中海并未因新航路开辟或土耳其的入侵而衰落，其衰落期要到十七世纪才出现。地中海文明在当时乃是高于奥斯曼和中北欧的文明，在十六世纪仍充满活力。《地中海史》的革命性观点，特别是其独特的写作方式，使其辉煌一时，闻名遐迩。提起总体史观，就等于提起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史》；提起《地中海史》，马上就让人想到总体史观。这种绝对化的联想并不完全科学，但是，在《地中海史》出版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是真实存在的。 二、《地中海史》的人文背景与总体史观 所谓总体史观，在逻辑上是与兰克的传统史观相对立的。因而，兰克客观主义对史学界的统治构成了《地中海史》创作的最重要文化背景。 十九世纪前期，兰克以其“客观主义”促进了史学的科学化。客观主义要求对史料进行严谨的考订，要求史家保持客观中立，让历史事实本身说话。兰克的名著《拉丁和条顿民族史》、《教皇史》使他饮誉西方史坛，其影响极为深远。英国当代史学家爱德华·卡尔形容说：“'如实直书’，兰克的这句并不怎么深刻的格言却得到惊人的成功。 德、英甚至法国的三代历史学家在走入战斗行列时，就是这样念咒文似地高唱这些有魔力的词句的。”十九世纪的客观主义成为国际性的思潮，即使到了《地中海史》写成的二十世纪中叶，兰克史学的统治仍在延续。 在今天看来，兰克史学的缺陷是不言而喻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忽视造成了历史的简单化、贫乏化；拘泥于史料的做法造成了史学家与作品的分离，否定了史学家评价、思考史料的权利。卡尔讽刺说：“历史学家可以从文献、碑文等获得事实，就像获得鱼贩案板上的鱼一样。历史学家收集它们，把它们拿回家，按他们所喜爱的方式加以烹调，摆上餐桌。” 随着时代的发展，兰克主义的缺陷日益暴露。而前面所述各代史家的努力，特别是布洛克“总体史”概念的提出，已经为布罗代尔指明了打破传统的方向。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布罗代尔总体史观必然有极强的革命性色彩，如他本人所指出的： “我怎么能够不瞥见地中海呢？我怎么能够逐一研究大批醒目的档案资料，而对地中海千姿百态和生动活跃的生活视而不见呢？在这么多关于基本经济活动的记录面前，我怎么能够不改弦更张，转向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呢？……（应当）为推广一种崭新的、经过重新思考和设计的、值得超越我们国境的史学形式而奋斗。当然，这将是一种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自己的可能性，也渴望打破旧形式的——因为必须与旧形式决裂——跨学科的历史学。这样做虽然并不完全公平合理，但那又有什么关系！……任何著作者都以破旧立新为已任，都希望有所建树，并力图做到这一点。即使地中海仅仅迫使我们摆脱了原来的习惯，它也已经给我们帮了忙。” 可见，一部《地中海史》肩负着两大任务，一是改变众对十六世纪地中海世界的传统认识；二是实现自身与传统兰克史学的决裂。第二个任务，至少在作者心中，是与前一个任务同等重要的。总体史就是要打破观念上的一切束缚，用最丰富的研究方法，展示历史本身的多彩与活力。 同样构成《地中海史》人文背景的还有人文科学总体的大发展。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及其计量法、心理学都为布罗代尔提供了有力而可靠的工具。 法国地理学传统悠久。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就深受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二十世纪初，布罗代尔就读的巴黎大学是法国年鉴地理学派的活动中心，其代表人物阿尔贝·德芒戎还是布罗代尔的恩师，对其思想影响很大。如布罗代尔所说：“如果说我从巴黎大学地理学老师的教学中只记住了地中海这一课，我却执著地记住了。这种执著使我从事的整个事业有了意义。”经济史的发展被布罗代尔称为“新的唯物史观”的诞生。尽管布罗代尔在《地中海史》中有意避免套用别人的经济理论，但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容回避的。《地中海史》大半篇幅与经济相关，其叙述的精确性、数据处理的科学性，表现的不仅是布罗代尔的才华，也是整个时代经济史研究的杰出成就。 因此，《地中海史》不仅是新史学派反对兰克史学的胜利，也是历史学主动融合各门人文科学从而得到自我发展的伟大胜利。从长远看，后者较前者有着更深远的意义。这种多学科的协作并不意味着历史学科的消亡，相反却证明了它的飞跃性发展。正如布罗代尔本人所指出的： “我希望人们不要责备我抱负过大，不要责备我有高瞻远瞩的愿望和需要。历史学也许并不注定研究围墙内的菜园子。否则，它肯定完不成它现时的任务之一，即回答当前使人焦虑的问题以及保持它与各种十分年轻而又咄咄逼人的人文学科的联系。如果没有雄心勃勃的、意识到自己的义务和巨大权力的历史学，难道在一九四六年会有现代的人文主义吗？埃德蒙·法拉尔在一九四二年写道：'对伟大历史的恐惧扼杀了伟大的历史学’。但愿这种伟大的历史学复活！” 出于这样一种雄心壮志，布罗代尔将自创的史学机构大胆称作“经济和社会科学部”；出于同样的理由，他把《地中海史》的全名革命性地由《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政策》改为《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事实证明，《地中海史》的艰巨努力不仅是高尚的，而且是合乎实际的。布罗代尔的光辉成就足以令那些埋首于琐事、趣闻的史坛混迹者汗颜。 三、布罗代尔与总体史观 “在其领域内部，史学就是人的科学的全部。” 然而，《地中海史》毕竟是一部著作，无论其产生有着多么确定的客观背景，它必定是作者主观思想的结晶。因此，要进一步分析《地中海史》，就不能不提及二十世纪史学界的风云人物——布罗代尔。 布罗代尔生于村镇，但因其父时任巴黎一小学校长而受到良好教育。从巴黎大学史地系毕业后，布罗代尔到阿尔及利亚一中学教书十年，同时积极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做准备。在此期间，他遍游了除埃及外的地中海诸国，积累了近万张卡片，并在西班牙及意大利的档案馆收集撰写论文所有必要的材料。可以说，即使抛开他的创作才能不论，布罗代尔创作的孜孜不倦的精神，严肃不苟的态度，已足以使《地中海史》成为一本优秀著作了。 既然如此，那么布罗代尔为什么没有成为又一个兰克呢？这显然与其特殊的经历有关。布罗代尔生命的前七个年头是在洛林的一个小村庄里渡过的，他像一个农民的儿子一样生活，土地、农业、河流、集市、迁徙……这一切历史语言在布罗代尔的眼中都是鲜活的，生气勃勃的。阿尔及利亚的十年教书生涯进一步使他感受到地中海的美丽可爱。因此，作者有着复活地中海史的强烈愿望，兰克学派枯索的写作方式此时已完全不能满足他的这种愿望了。 一九二九年以后，布罗代尔成为《经济和社会年鉴》的忠实读者。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布罗代尔在旅途中巧遇年鉴派领袖费弗尔，在三周的海上航行中，二人结下深厚友谊。布罗代尔不久便正式加入年鉴学派，为他所谓的“更伟大的历史学”奋斗终身。 布罗代尔原想撰写一篇传统式的博士论文，题为《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政策》。正是费弗尔建议他把重点从菲利普转移到地中海，创作一部“全面的历史”。布罗代尔正拟着手实行，不料二战爆发。他应征从军被俘，于一九四○至一九四五年在德国集中营里关押。在战俘营里，他完全凭借非凡的记忆力，思考着地中海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把体会记录于获释难友寄来的练习簿上。同时，战俘生活也使他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通过思考，他认为最悲惨的事件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之一粟；要努力看得更远，了解正在迫近的命运的意义，可能的话，还要保持希望。 这样，出狱之后，布罗代尔一身轻松地完成了这本辉煌的巨著，有史以来最成熟的总体史观诞生了。 到底何谓总体史观？布史代尔在《地中海史》初版序言中指得明白： “第一部分讨论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 “在这种静止的历史之上，显现出一种有别于它的、节奏缓慢的历史。众或许会乐意称之为社会史，亦即群体和集团史。……这些深海暗流怎样掀动了地中海的生活，是我在本书第二部分需要加以思考的。…… “最后是第三部分，即传统历史的部分，换言之，它不是人类规模的历史，而是个人规模的历史。这是表面的骚动，是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涛，是一种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这是所有历史中最动人心弦、最富有人情、也最危险的历史……它们……对历史的深层只是蜻蜓点水。……” 与总体史概念相配的是三时段的概念。总体史是政治、经济、文化、气候、生态、军事、人口、种族等一切因素在长、中、短三个中运动的历史，它的手段是自然的和人文的一切科学手段，它的最高目的是实现历史画面的立体化、生动化、宏伟化和直接化。 四、对总体史观的几点思考 1、是地理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吗？ 在总体史观中，长时段的历史基本是地理史，加之布罗代尔又是地理学者，故而长时段的提出极易使人产生地理决定论的印象。同样，《地中海史》一半以上的篇幅都被用来谈论经济，故也有人认为布罗代尔是经济决定论者。 其实，“决定论”这顶帽子本身就带有偏见的意向。难道任何人能否认地理和经济在历史中的巨大作用吗？事实上，一种因素线性地决定一切，压倒一切，这对于总体史观者是再荒唐不过的理论。布罗代尔对此做出过响亮的回答： “由于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形势，我们必须设想一系列同时发展和相互搭叠的历史。如果能够把这种复杂的实际情况归结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模式的节奏的话，事情就太简单、太美好了。那种模式本身又会是多清楚呢？即使把经济形势当作一种一劳永逸地设想出来的单一的、有它的必然的和有它的后果的发展演变运动，也不可能为它下一个定义。” 够了，这里讲得够清楚了。总体史的革命不是以一种决定论代替政治决定论，而是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种本来面目是多元的而非一元化的。正因为总体史是多元化的，它才有着自身独特的魅力。 2、布罗代尔与兰克——无法调和的死敌？ 总体史观与传统史观是尖锐对立的，在史学史上也确实存在过激烈冲突，这一点无可否认。但是，理性的精神不应被意识形态斗争至上的旧观念所奴役。布罗代尔的理论的确是革命性的，但布罗代尔自己是否有自觉的斗争意向大可怀疑。《地中海史》的主角菲利普二世是一个平凡无奇的、温和可亲的、与世无争的君王；布罗代尔似乎也只以做一位史学界的平凡君王为乐。事实上，布罗代尔从未用言论否定过兰克史学的风格，他的否定全靠自己的实践来完成，并且，《地中海史》的第三部分遵循的仍是兰克史学的原则，作者并不否定政治史的意义。他写道： “一部总体历史，的确不能把它自身减缩到只对稳定的结构或者缓慢的发展演变进行研究。这些永久性的现实框架……毫无疑问白日做提供了人的过去的本质的事物或者至少在一九六六年的今天我们乐于认为件是本质的事物，但是，这种本质的事物并不是全部。 “历史事件是瞬间即逝的尘埃。它们像短暂的闪光那样穿过历史。它们刚刚产生，旋即返回黑暗中，并且往往被人遗忘。不错，每个历史事件历时多么短暂，都带来证据，照亮历史的某个角落，有时还照亮历史的某个广阔的深景。……没有这些证据，就往往不可能看清事物。我决不是反对叙述事件。” 但是，年鉴派的后人们纷纷抛开政治事件、人物，钻研气候史、生态史等领域。这是年鉴派发展到极端的结果，而并非布罗代尔的责任。任何行为都有自身的合理限度，过分的崇拜等于迷信。年鉴学派日后对政治史的完全放弃，是其危机到来的促因。 3、“总体史”是哗众取宠吗？ 一种观点认为，布罗代尔的“总体史”属于印象派的观点，既没有一套理论框架，也没有总结出什么或法则，只是“把历史材料组织到明白易懂的模式中去。”是一种典型的哗众取宠。 这种观点几乎不值一驳。首先，《地中海史》的成书实际上有三个时期：一是布罗代尔被俘前已在心中形成的基本框架；是一九四九年该书的首版；三是一九七九年全书的最后定稿，前后相隔四十年之久。在此期间，布罗代尔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钻研精神，对全书进行了一次次修改，纠正其错误，丰富发展整体史观。称这样一部凝聚作者心血的名著是哗众取宠，简直可以说是一种污蔑。其次，总体史观既然在历史上影响巨大，立稳了脚跟，就必然存在着合理进步的成分，不可能是取宠的应急之作。 与此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三时段论是否是公理性的历史规律？这种观点未免偏颇。三时段论只是布罗代尔借以承载总体史的工具，况且其在布罗代尔后来的作品《十五至十八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法国的特性》中已退居次要地位。史书的结构是按几个时段划分，抑或是按空间、社会群体划分，更多地要取决于作者的思路和题材的性质。总体史的精髓在于其全面性和有机性，与三时段并无必然联系。 4、不可能的“总体史”？ 众所周知的第三代年鉴学派的叛逆，是从“不可能的总体史”这一口号开始的。他们认为历史再总体化，深入化，也无法做到一览无余。这种看法并不新鲜，布罗代尔自己就早已说过，总体史的终极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然而，总体史的力量并不因其不可达到而有所减色，《地中海史》的成功就是有力的证明。如作者所说：“西班牙、意大利和这个内海其它国家的昌盛的、或者至少是相当光辉的岁月，在被传统史学剥夺了以后，又经我之手归还给了这些国家。” 我们在此无意卷入当代学界针对总体史展开的种种尖锐争论，但有一点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不可能的总体史”的一大功绩在于：它造成了“不可能的政治中心史”。 五、总体史观对当代的启示 《地中海史》和晚出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标志着总体史观取得了如日中天的地位。然而，此后的形势急转直下，总体史观在自己阵营内部被第三代年鉴学派抛弃。那么，总体史观在今天还有价值吗？ 笔者认为，无论大众对总体史观进行怎样苛刻的攻击，下面的这些启示是不容否认的：第一，史学需要变革，史家需要创新，一个墨守成规、机械古板的史学工作者，其工作无论多么出色，同布罗代尔这样的史学大家也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第二，史学的方法不是单一的理论，而是政治、经济、地理、数学、文化、人口等领域先进方法的综合。今后的史学大家不一定是经济、地理学家，但不可能是对经济、地理、文化一无所知的人； 第三，历史是鲜活的、生动的、具体可感的，枯燥无味的“客观史学”和说教史学都是不完全可取的理论；最后，总体史观对当今区域史、断代史、的研究有重要而直接的指导作用。区域史不应无视地理、社会的价值，或者如布罗代尔所说，“仅仅满足于为这种历史撰写地理性质的导言；这种导言照例毫无用处地放在书的前头，浮光掠影地描绘矿藏、耕地和花卉，随后就永远不再提及，似乎花卉不是每个春天都重新开放，似乎羊群在迁移途中停止下来不再前进，似乎船只并不在一个随着季节变化而变化的真正的海面上航行。”⑾ 总体史观是当代史学园地的一朵奇葩，它反映着人们对历史学传统的继承、选择与摒弃。不理解整体史观，就无法理解名扬天下的年鉴学派，无法理解绚烂多姿的现当代法国史学，也无法理解日新月异的世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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