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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作为法国史学的灵魂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有着“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美誉，在欧美学界享有崇高地位。不止一位评论家曾经这样断言：如果诺贝尔奖专设史学奖，那么，布罗代尔在世时无疑是最具竞争力的一位。 以《地中海史》等鸿篇巨制蜚声世界的布罗代尔，怀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和强烈的现实关切，曾经独力撰写过一部简明的世界通史--《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布罗代尔写作这部作品的目的非常明确。正如布罗代尔本人所说：“我写作这本书，旨在让我们的年轻人不论未来将会从事何种职业，都能初步了解经济与社会的现时问题，初步了解世界的重大文化冲突，初步了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总之，在理解历史的同时，直面他们即将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文明史》从文明的角度，俯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从穆斯林世界、黑色非洲到远东，从西欧、美洲再到另一个欧洲（东欧和俄国），这位一代史学宗师以大历史的视角帮助年轻人认识人类主要文明，全景解读人类5000年文明演化的大趋势。 自1963年初版以来，《文明史》在法国持续再版，并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英文、意大利文、德文、日文等译本广受好评，至今畅销不衰，成为社会大众了解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首选入门读物。出版50周年之际，中信出版社根据最新法文版，出版了《文明史》全新的翻译修订版本。 本次活动邀请到著名历史学者、北大历史系教授高毅，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史研究》杂志主编彭卫，和《文明史》主要译者、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常绍民，为我们解读布罗代尔和他的《文明史》。 本期嘉宾： 高毅：著名历史学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历史学系主任兼党委书记。研究方向为法国史、欧美近现代史、世界文明史。 彭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史研究》杂志主编 常绍民：《文明史》主要译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 主题图书：《文明史》[法]费尔南·布罗代尔（中信出版社）
（左起）常绍民、高毅、彭卫在读书会现场 （图片来源：凤凰网读书会） 单向街书店：很高兴大家来到单向街参加新一期的沙龙，今天的话题是文明的解析--布罗代尔和他的《文明史》，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请到三位老师，《文明史》主要译者、三联书店副总编常绍民老师；著名历史学者、北大历史系教授高毅老师；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史研究》杂志主编彭卫老师。三位将会带我们一起重读《文明史》。我们也和凤凰网读书会、中信出版社一起合办的这个活动，当然要感谢中信出版社，因为《文明史》从1963年出版以来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在多个国家广受好评，在它出版51周年之后，中信出版社根据最新的法文版出版了《文明史》。下面把时间交给三位嘉宾。 常绍民：策划到译者，只为《文明史》最专业的呈现 常绍民：大家好，非常荣幸参加这个活动，我是学历史出身，但从事的工作主要不是做历史研究，所以今天主要是请高教授和彭教授来谈。 这个书的翻译过程我简单说一下。开始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是15年前。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比较早地就接触到布罗代尔的一些著作，准确地说是在八十年代末。但是我知道布罗代尔这个人及其学说要更早，是1980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求学的时候，高毅教授是我的师兄，彭教授也是我的学长。当时北大历史系有一个不定期讲座，叫“青年世界史沙龙”，请来国内许多名家介绍世界史研究领域的前沿学说。那时候学风跟现在有很大的不一样，学术风气占主导地位。青年世界史沙龙有一讲，就是高毅教授的导师、著名法国史学家张芝联先生讲授的，介绍法国年鉴学派及其影响，其中一再涉及布罗代尔这个人，因为他是年鉴学派第二代的核心，那时候我第一次知道布罗代尔这个人。 研究生毕业以后参加工作，到了以译介国外人文社会科学名著为主要出版方向的商务印书馆，负责西欧史学名著的编辑工作，这时候拿到的一个书稿就是布罗代尔的成名之作，也是经典之作，即《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简称《地中海史》），担任这本书的责任编辑。 《地中海史》这部书约请人翻译比较早，但是出版是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因为这部书篇幅宏伟，翻译难度较大，仅校订就进行了两遍。记得正式开始编辑工作是在1991年，正式出版是1996年，中间一改再改。当时看稿的方式是校读加工，即一个字、一个字对照着原书看，这边是法国原文著作，那边放的是中文翻译著作，我的法文自感较差，为了保证质量，编辑加工时同时还参考了英文版的《地中海史》。 中间穿插进行了布罗代尔另一部著作《法兰西的特性》，这本书的出版早于《地中海史》。这期间三联书店出了《十五到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这样布罗代尔的学术著作大都有了中文译本，我们由此也可以比较全面地接触到布罗代尔这个人和他的学术。这本书出完以后也有一些遗憾，就是布罗代尔还有一部重要的著作，它在布罗代尔学术成就中不占重要地位，但是在他的学术思想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此即我们今天要谈的《文明史》。上个世纪末广西师范出版社在北京成立一个分支机构叫贝贝特，其主事者我较为熟悉，曾向我咨询哪些书值得译介，我向他们推荐了这部书。不久他们联系到版权，曾希望由我帮着联系译者。推却不掉，我帮着找了几个人。实际上这个书的翻译起初没有我，主要是由冯棠负责，我只算一个策划人，但是他当时身体出了些问题，只承担了约四分之一的篇幅，所以我又临时找人接着翻译。剩下没人翻译的部分只好我勉为其难接手，竟然变成这本书的主要译者。 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这部书取名《文明史纲》，2003年正式出版，此后重印过一次，但是这个书没有产生它应有的影响，后来中信出版社重新把这个书的版权买到，买到最新的法文版本，请我们重新校订一下，我们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也花了不算太短的时间，把译文做了一些修订，并补译了一些新版里增加的内容。 以上是这本书简单的出版过程。
（图片来源：凤凰网读书会） 高毅：历史研究当有一双关照现实的眼睛 高毅：今天很高兴能来参加这个活动，最近中信出版社出版了布罗代尔的《文明史》，这本书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它就是我们世界史教学的主要参考书。改革开放后，我们北大的世界史教学在九十年代搞了一次改革，主要想变换一下历史观，以前我们把历史看作阶级斗争史，似乎除了阶级斗争之外，历史再无其他内容。但历史蕴含着很多的人类生活智慧，是极其丰富多彩的。经过研究，我们决定把“文明”这个概念凸显出来，包括把原来的“通史”改称为“文明史”，通过这个符号变换来强化我们的改革意识。但多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教学习惯，仍不容易改变。为此我们需要有一些好的参考书，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布罗代尔的这本《文明史纲》（Grammaire des civilisations），发现它对文明史的讨论别开生面，很简约，但有许多闪光的思想。可以说我们世界史基础课教学内容的有效革新，很大程度上就是参照这本书来实施的。 当然，我们能早早就和布罗代尔的作品发生亲密接触，还应归功于我的导师张芝联先生。众所周知年鉴学派就是张先生在“文革”后引入中国的。他本人也跟布罗代尔很熟，曾多次找布罗代尔访谈，还通过布罗代尔要到了5个法方资助的中国留法学历史的学生名额。多年后张先生说起此事来还很感怀，说布罗代尔很慷慨，对中国特别友好，也十分关心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作为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有个特点，就是特别关注中学历史教学。他自己其实主要就是个中学历史教师，早年曾教过十几年中学，而且终生痴迷此道。其实他这个《文明史》就是他为法国的中学历史教学写的一部教材，但是由于方法和形式上太过标新立异而没有为当时的法国教育部所接受。那么他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跟他对历史特殊的认识有关系。应该说布罗代尔对历史爱得非常深，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感到历史对于人生、社会、世界来说是最重要的一门学问。而历史之所以重要，在他看来就是因为所有人都跟历史密切相关。我们每个人不仅是历史的产儿，而且还时时生活在历史之中，为历史所缠绕、浸染，跟历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论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历史是多层面，有长、中、短三个时段，其中最重要的是长时段的历史，那其实就是文明，是一种能够制约我们思维和行为的方式的传统力量。既然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中，都跟历史有这么密切的关系，所以布罗代尔认为一个人能否成功，我们做的事情能否做好，跟我们懂不懂历史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历史。而对于社会公众来说，学历史最重要的场合就是中学而不是大学。因为到大学的时候学历史等于是要以史学为业了，要做历史学家了。在中学学历史是一种公民教育，是公众素质的培养，所以中学历史教学特别重要。那是大众接受历史教育最重要的场合。 布罗代尔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在18岁的时候初步的了解经济和社会的一些当下的问题，要了解世界重大文化的冲突，文明的多样性。具体的说，在1962年写这本书时，他认为，一个18岁的青年最应该了解的是这样几个问题：资本主义的问题、经济危机的问题、世界人口的问题、各民族的文明文化问题，作为欧洲人不能光看欧洲的文明，你还要了解欧洲以外的文明。这是作为现代人必备的一些基本素质，要了解资本主义的问题、经济危机的问题。布罗代尔关注的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的问题、经济的问题，15到18世纪的物质文明，这个东西跟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这个问题是大家都必须了解的。 他认为年轻人应该了解一些跟他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历史，这也显示了布罗代尔作为历史学家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做历史学研究，一只眼睛总盯着现实生活，总是要把历史和现实拉上关系，强调通过了解历史认识现实社会。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很好地发挥历史学对社会有益的实用功能，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历史教学的效果。布罗代尔说，你要把历史教好，就必须让学生对历史有兴趣；而怎样才能让学生对历史有兴趣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学生认识到历史跟现实有关系，学生能够通过研究历史来更好的认识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并且能够更好的面对这个世界、更好地处理现实问题，这样学生学历史就有兴趣了。 现在，我们有些学历史的好像不大重视这一点，总觉得强调历史为现实服务太俗气，好像学历史就应该躲在象牙塔里面，搞那些跟现实没有关系的东西，为学术而学术。布罗代尔不赞成这样的想法。他的意思是，我们学历史的目的，主要还是要为了能够更好地生活，这种看法应该没错。 高毅：布罗代尔这本书《文明史》的基本价值，就在于它非常集中地、非常提纲挈领地体现了他的历史思想，其基本内容，就是两个“三分法”--一是历史时间三分法，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三个时段说，二是经济世界三分法，从经济层面上把世界分成中心、中间地带和边缘地带这三个部分，都非常地睿智。 常绍民：他好像特别喜欢说“三”，你说了三种方式，远程的历史、刚刚过去的历史，还有当下的历史，物质文明也是三块，好像特别喜欢“三”，他的书基本都是三大部分。 高毅：这种研究方法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介绍到中国以后，对中国历史产生极大的影响。年鉴学派不得了，可以说，二十世纪西方最主要的历史学派就两个，其中一个就是年鉴学派。年鉴学派特别成功，成功到自己最后没有了，消失了，到第三代以后就没有了。它到中国来以后，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我知道很多学中国史的学者称赞布罗代尔，说他很了不得，一下子改换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看历史的方式。中国现在历史学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就和布罗代尔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三分法”，大家知道，也是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先驱。而“世界体系论”又与全球史密切相关，布罗代尔搞的就是全球史，他从来不局限于研究哪个民族国家，这是他的长时段史观的逻辑结果。 常绍民：刚才高教授讲的一个现象，作为出版人我觉得是很奇怪的现象，我是学世界史出身的，当然不做世界史研究。高教授做世界史专业，而且主持全国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工作。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看布罗代尔这个方法的时候，中国史领域大量引用年鉴学派的方式。比如最近非常火的社会史，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好像不引长时段理论的话就搞不了。这方面彭主编可能有充分的体验，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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