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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20世纪末以来，在全球史研究兴盛的带动下，历史学家的眼光渐渐从陆地转移到海洋，开展了不同样式的海洋史研究，写出了富有新意的一批著作。这些著作不但沿袭了费尔南·布罗代尔名著《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所开创的路径,挑战了传统的历史观念，同时又试图走出布罗代尔的模式，采取更为宏阔的比较方法，更新历史学的时空维度。海洋史在历史书写的形式上做了有价值的探索，突出和刻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试图呈现更为接近历史演进的真实过程。不过当今海洋史的研究尚存在不足。它虽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为目的，但重要的海洋史论著，绝大部分仍然由英语写就。而大西洋的历史，即哥伦布跨越大西洋之后的种种变迁，亦受到历史学家的特别关注。再者，当今的海洋史论著仍然以人在海洋、海岸和海岛上的活动为主，尚未走出以人为中心的历史思维。关键词 兰克史学 海洋史 年鉴学派 费尔南·布罗代尔 杰瑞·本特利 海区 全球史 
王晴佳，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一部以辽阔水域为中心的历史论著诚然令人神往，但更加可以肯定的是，它像任何新事物一样，会冒种种风险。”这是20世纪西方史学大家、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在其名著《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第一卷序言中的话。从一定意义上看，布罗代尔可谓夫子自道，因为在他之前，很少有人将海洋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研究对象。当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海权”（sea power）如何影响近代历史，美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Mahan，1840-1914）曾写了几本重要的著作，出版之后反响甚大。但显而易见，马汉关注的是海权，而不是海洋本身。所以，布罗代尔无疑是如他自己所言，冒了尝试新事物的风险，写作了第一部海洋史的西方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有此勇气，体现了他作为一位杰出历史学家的一个特质，但学术发展和演变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有其动因和渊源的。譬如布罗代尔关注地中海，与其导师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的教诲有着直接的关联。在当时的法国史学界，布罗代尔常被称作费弗尔的学术“养子”（un enfant de la maison）。他本人在《地中海》一书的扉页上，也深情地写了如下的献词：“献给我永远怀念的吕西安·费弗尔，借以表达我的感激及子女般的敬爱之情。”而作为年鉴学派的一个创始人，费弗尔之所以让布罗代尔写作以地中海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又反映了20世纪初年欧洲史学的一个新思潮。一 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挑战兰克学派概而言之，在年鉴学派兴起的前后，欧洲史学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向，其标志是开始质疑19世纪下半叶德国兰克学派创建的治史模式。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及其弟子和追随者所倡导的学派，被人称作“科学史学”的一个典型，并为历史研究走向职业化铺平了道路。早在1824年出版的处女作《罗曼和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14）》的序言中，兰克就指出历史书写应该寻求一个新的目的，那就是“如实直书”，以考订史料、铺陈史实为宗旨，不再为政治理念或宗教信仰所左右。这一目的有助于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史料批判是其学科的方法论标准。兰克的弟子海因里希·冯·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1817-1895）在1859年创办了《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贯彻这一历史研究的理念，为职业历史学家发表、切磋成果提供了专门的园地。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德意志史学的发展，为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推动历史学的职业化提供了一个榜样和模式，其影响逐渐遍及全世界。可是，这一模式有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历史学家侧重的是民族国家在近代的兴起及其之间的互动，关注的是开国元勋等精英人物的作为，因此以政治史、外交史和军事史为主要研究领域，方法上则强调使用政府档案以保证史料的确凿可靠。西贝尔本人写作的多卷本《威廉一世和德意志帝国的建立》（Die Begründ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durch Wilhelm I）便是一个显例。易言之，兰克学派的治史模式，视野狭窄，对象单一，虽然意图描述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发展，却无法展现一个国家的整体风貌。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诸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等新兴社会科学的出现，一些学者开始对兰克学派的模式提出质疑。比如莱比锡大学的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便借助这些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段，试图宏观地呈现德国的历史。1900年，法国学者亨利·贝尔（Henri Berr，1863-1954）创办了《历史综合杂志》（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宗旨如其名称所示，就是想展现综合的知识。之后兰普雷希特应邀访问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了有关历史学性质的系列讲座，批评兰克学派的治史方法。1904年，他又与美国历史学家一道参加了在圣路易斯市召开的“人文与科学大会”（Congress of Arts and Sciences），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在其主题讲演中，强调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历史学家不但需要“细致的研究”，而且要有“广博的综合”。
主编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2021年12月出版
由此可见，1929年，费弗尔与其同道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创办《社会经济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可以说是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史学界出现的“社会科学化”的走向。以费弗尔而言，他不但注重大众心理和情感，之后被视为当代情感史流派的鼻祖，而且还探讨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他著有《地球和人类演化：历史地理学导论》（La Terre et l’évolution humaine：introduction géographique à l’histoire），指出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形塑作用。他希望弟子布罗代尔研究地中海，应该就是这一理念的延伸和实践。而作为一个优秀的导师，费弗尔并没有强加于人，将自己感兴趣的题目硬塞给学生。熟知布罗代尔生平的人都知道，他在早年求学的时候，对地理学的兴趣似乎大于历史学。他在完成了巴黎大学的学业之后，获得了史地老师的资格，但求学期间，他对“史学的兴趣仍不大”。布罗代尔的夫人在为《地中海》中文版写序的时候也提到：巴黎大学的学习“最终使他走上了地理学和历史学的道路”。换言之，青年布罗代尔对地理学的兴趣，至少与历史学并驾齐驱。他的导师费弗尔，其实是因势利导，结合布罗代尔的兴趣而建议他研究地中海。但喜欢地理学并不代表喜欢海洋。布罗代尔称，他最初考虑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时候，选择“探讨菲利普二世地中海政策的论著，其形式是传统的，毫无疑问比较谨慎”。他回忆说，当时几位导师对他的题目都比较赞同，认为这是一个外交史的研究，但布罗代尔接着写道：“外交史对地理学的成就相当冷漠，并且往往同外交本身一样，对经济和社会问题很少关心。”显然，布罗代尔不能忘怀他对地理学的兴趣，而他也认为历史学需要注重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因素。因此，布罗代尔最终写出了《地中海》一书，既实践了他个人对地理学所保持的久远兴趣，又反映了20世纪初年以来历史学“社会科学化”、追求“广博的综合”这样的总体趋向。有关布罗代尔《地中海》一书，研究论述已有不少，此处无须多着笔墨。但笔者以为，在海洋史作为一个新兴史学流派兴起之前，许多人更多注意的是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概念，即他在书中提出的，考察历史可以有的三种时间维度：“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而对布罗代尔研究海洋之选择本身，普遍欠缺重视。其实，从他个人的表述来看，对自己发现和选择以地中海为对象写作史书，布罗代尔欣喜异常：我怎么能够不瞥见地中海呢？我怎么能够逐一研究大批醒目的档案资料，而对地中海千姿百态和生动活跃的生活视而不见呢？在这么多关于基本经济活动的记录面前，我怎么能够不改弦更张，转向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呢？ 布罗代尔做出这个决定之后，立刻发现了其中深含的意义，那就是能以跨学科的手段破旧立新，“创建一种崭新的史学”。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不但是当代的海洋史研究而且是整个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从这个意义上看，年鉴学派和布罗代尔的影响极其深远。但如同年轻的布罗代尔力图破旧立新，写出与前辈大有不同的史学著作，当代的海洋史研究者也同样希求“标新立异”，既继承布罗代尔的思想遗产，同时又超越他的成就。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的英国历史学家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在2019年写作一篇讨论海洋史的论文时，拟定标题为《世界史即海洋史：超越布罗代尔》。阿米蒂奇这篇文章的标题，其实点出了当代海洋史研究的两大特点：其一，它在近年的兴起，与世界史和全球史的兴盛关系密切；其二，当代海洋史的研究者希图扬弃布罗代尔的研究模式，并有所突破和创新。二 世界史、全球史和海洋史以下先举例说明海洋史在近年的兴起及其与世界史、全球史开展的关系。从阿米蒂奇的上述论文标题和内容来看，他强调世界史的研究其实需要与海洋史携手共进，即主张海洋史的开展将有助于推进世界史、全球史的研究。的确，与海洋史相比，世界史的开展已有经年，自二战之后便有人提倡和实践了。二战之后所形成的冷战局面，让世界基本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后不久又出现了第三世界的崛起，所以整个世界逐渐出现了一个多中心的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与19世纪形成了较明显的反差。尽管民族国家作为世界主要的统治模式起源于西方，但西方在20世纪下半叶已经不再是世界历史演进的领头羊。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民权、女权和学生运动，都显示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已经逐渐失去其霸权的地位。而欧佩克和“亚洲四小龙”的出现，足以证明在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之外还有其他势力存在。这一文化变革的形势，促使一些欧美历史学家开始尝试写作世界史。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的《历史研究》卷帙浩繁，在战后学术界一时风行。1963年，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1917-2016）的《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一书出版，虽然书名似乎是在追溯西方文明的兴起，但其做法则是将之置于整个世界范围中来解释。麦克尼尔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1922-1968）和同在芝加哥西北大学的列夫顿·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Stavrianos，1913-2004），也都提倡世界史的视角，使芝加哥成为当时推动世界史研究的一个中心。在他们之外，还有时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职的菲利普·柯廷（Philip Curtin，1922-2009），也主张区域和文明比较的视角。1982年，柯廷和麦克尼尔参加了世界史教师学会的第一届年会，推动成立了世界史学会（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该学会编辑出版了《世界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首任主编是夏威夷大学的杰瑞·本特利（Jerry Bentley，1949-2012）。值得一提的是，柯廷和本特利都堪称海洋史研究的先驱者：前者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人口普查》于1969年出版，而后者在1999年撰写《作为历史分析框架的海洋和海盆》一文，提出海洋应该作为世界史研究的一个视角。2007年，本特利与卡伦·魏根（Kären Wigen）等其他历史学家一起主编的《海景：海区历史、海岸文化和跨洋交流》一书，是海洋史研究的一部前驱作品。长期担任《世界史杂志》主编的本特利，对世界史、全球史的理念和方法做了许多有价值的思考，而海洋史的视角是他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在《作为历史分析框架的海洋和海盆》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近代史学的主要特征是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写作历史，但在二战之后，不少学者开始探索新的角度，比如帝国的扩张、生物和植物的交换、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跨文化的交流、跨国之间的贸易等，让人看到了国别史的局限。由此他指出，海洋史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而上面提到的卡伦·魏根已经对世界上的几个海区（maritime regions）做了初步的探索。本特利认为：对海区的重视是一个有益的发展，因为它有助于关注商业、生物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而这些进程如果以其他地理范畴来考察，往往会模糊不清。 当然，他这里使用的“海区”一词与海洋本身有着明显的差别，因为一个海洋可以由几个海区组成，几乎所有的海洋均无例外。本特利认为，不但海区的存在跳出了民族国家研究的窠臼，而且海区之间的“互动”（interaction）和“互融”（integration）正好能帮助展现上面提到的考察历史的新角度。毋庸赘言，本特利从“互动”和“互融”来考察历史的变动，体现了世界史和全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之前的国别史，顾名思义，就是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区别，突出一个民族的特性，以强化其公民对自己国家的认同。这是15、16世纪欧洲历史发展的一个产物，因为在这之前，欧洲封建王国之间常常通过王族成员之间的联姻而改变国土的边界。从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欧洲的确见证了民族国家的兴起，这让兰克认为这一现象勾勒了近代历史演变的主要趋向。但时过境迁，二战之后这一治史模式显示出了愈来愈多的缺陷。本特利等世界史的倡导者想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不但有区隔和冲突，更有交流、互动和互融。他在《作为历史分析框架的海洋和海盆》中感叹：历史上的“互融”如此重要，又难以衡量，不像人们测试地震的强度和物品的硬度，都有明确的测试设备和手段。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考察人类诸群体在各个层面上的互动和交流所引发的程度不同的“互融”，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路径。历史上的“互动”和“互融”，尽管不能做硬性的测量，却还是呈现大致的趋势。由此趋势来考察，本特利认为可以划分海洋史研究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确，笔者也认为，布罗代尔虽然写了地中海的历史，但侧重的是15、16世纪。其实在古代，罗马人的扩张已经将地中海变成了他们的“内湖”，将中东、南欧和北非连成了一体。同样，阿拉伯人通过波斯湾进入印度洋，在近代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大致主导了印度洋的海上贸易。丝绸之路的海路便与阿拉伯商人的海上活动紧密相关。15世纪初，郑和多次下西洋，虽然没有建立系统和持久的商业网络，但其活动的主要区域还是印度洋。所以，在欧洲人通过海洋往外扩张殖民之前，印度洋是世界历史上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当然，也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开辟了大西洋这样一个新的活动中心。而之后几次成功的环球航海探险中，欧洲的航海家和殖民者不仅连接了印度洋和大西洋，也将太平洋纳入了人们的视线之内。由此来看，全球化的进展的确可以通过海洋史的变迁，抑或海区的兴衰及其相互之间的交流来加以考察。本特利之外，卡伦·魏根也有力地推动了海洋史的研究。魏根是日本史研究出身，在杜克大学任教期间，与同事们举办了海洋史研究的专题会议。2006年，她应《美国历史评论》之邀组织“海洋史论坛”，邀请多位专家就地中海、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研究及其特点进行笔谈，由她写作引言予以整理成文发表。翌年她又与本特利等人合编《海景：海区历史、海岸文化和跨洋交流》论文集，同样为之写了导论。在“海洋史论坛”的引言中，魏根主要分析了“海区”这一概念的多重含义。她的分析指出，海区概念的形成即所谓“地中海”“大西洋”这些称呼的出现，本身是近代历史的产物，因此有“以今律古”（anachronism）的特征。海区的构成表现为一个多重建构的过程，即当地人与外来人（如殖民者）对之的认识各有不同。如果海区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那么同一海区虽然有其共性，但其含义并不固定，因此既可以从全球的也可以从区域的角度来分析和考察。在为《海景：海区历史、海岸文化和跨洋交流》论文集所写的导论中，魏根同样强调，人们对世界各大海洋的认识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建构，而这一建构及其演变将会对人们既有的时空观念和知识体系形成一种新的挑战。魏根指出，参与这部论文集写作的作者，不少人走出了民族国家的框架，属意研究“跨洋帝国”（transmarine empire）而呈现跨洋之间的交流。当今的海洋史研究的确具有这一特点，显示出海洋史与全球史、世界史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笔者将在下文详论。写作了《世界史即海洋史：超越布罗代尔》一文的作者阿米蒂奇，是近年海洋史研究的有力推动者，著述众多。作为一个思想史研究者，阿米蒂奇以譬如《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等书而闻名遐迩。而他之所以转向海洋史，笔者认为与他提倡思想史的全球视角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是我们了解海洋史与全球史、世界史之间关联的极佳例子。阿米蒂奇眼光犀利，在前揭文章起始便尖锐地指出，海洋史的兴起已经冲击了我们既有的历史观。他将旧的历史观概括为“陆地中心主义”（terracentrism），即不重视我们生活周围的海洋。他指出，其实地球70%的面积是海洋，仅太平洋就能将所有的陆地都装入其内，因此与其称我们生活的所在为“地球”，还不如称其为“水球”更为确切。由此出发，他简略地解释了他论文标题的含义：如果我们提倡世界史，那么开展海洋史的研究就势在必行。阿米蒂奇的用词和行文言简意赅，点出了海洋史的研究是世界史和全球史这一新兴史学浪潮的产物。三 挑战西方中心论：海洋史的探求阿米蒂奇在《世界史即海洋史：超越布罗代尔》一文中提醒读者注意，当今学界有不少人提倡“新海洋学”（New Thalassology），比如参加了2006年《美国历史评论》“海洋史论坛”的两位历史学家——佩里格林·霍登（Peregrine Horden）和尼古拉斯·珀塞尔（Nicholas Purcell），便在他们讨论地中海史的笔谈中，使用了这个术语。他们指出，地中海史的研究自布罗代尔之后已经出现了不少新的气象。之后其他学者也借用这个名称，强调这一“新海洋学”还需要照顾到世界上的其他海洋。显然，阿米蒂奇是赞同这一发展趋势的。他最新主编的一部海洋史论文集明显体现了他的这一立场，笔者将在下文讨论。如上所述，海洋史的开展跳出了国别史的窠臼，且因为国别史最早出现在欧洲，所以海洋史之挑战国别史，可以说本身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一种批评。在这一历史书写形式之外，海洋史的开展又开拓了新的历史研究领域，走出了以西方历史为重心的传统。近年许多学者对“新海洋学”概念的定义显然含有这样的意图。从海洋史的发展来看，这一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尝试其实与海洋史本身的兴起几乎同步。20世纪末，印度学者研究和出版了多部印度洋史的著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克尔提·乔杜里（Kirti N.Chaudhuri）对印度洋史的研究。乔杜里出生于印度，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长期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他的成名作是对东印度公司的一项研究，之后他写出了两部印度洋史的专著《印度洋的贸易和文明：从伊斯兰教兴起到1750年》和《欧洲之前的亚洲：从伊斯兰教兴起到1750年的印度洋经济和文明》，分别出版于1985年和1990年。这两部姊妹篇堪称印度洋史的开山之作。如同书名所示，乔杜里侧重的就是“欧洲之前的亚洲”，即在大西洋成为欧洲人驰骋世界的舞台之前印度洋的重要历史地位。他在书中毫不讳言，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一书是他研究印度洋的样板。事实上，乔杜里之所以转向印度洋，也与布罗代尔研究地中海存在可比之处，即希望指出在大西洋成为世界历史的中心舞台之前，其他海洋也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前述本特利讨论海洋、海盆和海区的文章中已经提到，布罗代尔写作《地中海》，就是力图证明在16世纪地中海与大西洋相比并不逊色。如果在近代早期或者近代之前，地中海仍然重要，那么印度洋应该更是如此。乔杜里研究印度洋和他突出“欧洲之前的亚洲”这一意图，显然是为了质疑和挑战西方中心论主导的历史书写传统。《印度洋的贸易和文明：从伊斯兰教兴起到1750年》一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般性问题和历史事件”，讨论近代之前在印度洋上活跃的贸易活动及其主角；第二部分题为“结构和长时段”，再次显示了布罗代尔的影响，内容是从航海、船只、商品、资本和贸易等方面讨论印度洋上的经济活动。该书由这两个部分组成，表明在乔杜里写作的路径上，第一部分是共时的（synchronic），第二部分的后面是历时的（diachronic），可以说是实践了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此书的书名虽然有“伊斯兰”字样，似乎以阿拉伯商人的活动为主，但作者对中国自唐、宋延至明、清在印度洋的商业活动都有详细的描述，也引用了诸如郑和的翻译官马欢《瀛涯胜览》等中国人留下的史料。从后世眼光来看，乔杜里的写作无疑具有全球史的视角。他关注了印度洋上从事贸易活动的多个文明，包括伊斯兰、印度和中国文明，展现了这些文明之间的互动。事实上，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也讨论了活跃在地中海世界的不同文明。在完成了《地中海》之后，布罗代尔又花了十多年时间写作了《文明与资本主义》三卷，从全球抑或文明比较的角度，讨论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的原因及其特征。乔杜里研究印度洋，不仅参照了《地中海》，也同样吸收了《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写法。他的《欧洲之前的亚洲：从伊斯兰教兴起到1750年的印度洋经济和文明》一书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一如其封底的简介所说：（本书）探讨了从伊斯兰教兴起到1750年，印度洋周边及以外地区的经济生活、社会和文明之间的动态互动。乔杜里教授以独特的比较史理论，分析了不同亚洲文明的特性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他研究了饮食习惯、服装、建筑风格和住房的结构特征，不同的经济生产模式，以及作物种植、牧民游牧和工业活动对印度洋主要地区的作用。作者在独创性和敏锐性的结论中，展示了印度洋社会是如何通过有意识的文化和语言特征而彼此联合或分离的。 这里提到的“亚洲文明”和“印度洋社会”，英文原文均是复数的。换言之，印度洋是一个整体抑或多种文明、多个海区的组合，值得探究。地中海虽也由爱琴海、亚得里亚海、爱奥尼亚海等组成，但布罗代尔认为，这些不同海区的存在并不影响历史学家将地中海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和分析。受布罗代尔的影响，乔杜里想突出印度洋的整体性。在乔杜里之后，新近出版的研究印度洋的史书，也尝试用“季风亚洲”（Monsoon Asia）来概括印度洋史的一个共性。不过，印度洋的多元性应该说更为显著：自西向东，印度洋有莫桑比克海峡、红海、阿拉伯海、波斯湾、孟加拉湾，然后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了南中国海和大澳大利亚湾等，连接了东非、北非、中东、西亚、东亚、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多种文明的色彩十分明显。当年郑和下西洋，就大致到达了上述这些区域，甚至有人说他的副将率队到过澳大利亚。郑和下西洋之后，一般的说法是明朝实施了海禁，航海日志、技术资料都被销毁，中国开始闭关自守。但从明代中叶商业的发达程度来看，显然至少与南洋之间的（走私）贸易并未完全停止。近年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等人对东亚的朝贡贸易圈做了许多研究，指出西方列强在近代早期渗透亚洲时亦借助了这一贸易圈。如果说滨下武志注重的是经济活动，那么王赓武的研究则注意到了明清东南沿海一带的华人如何向中国台湾和东南亚移民。因此，王赓武的不少论著也是印度洋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祖籍中国河北、出生于印尼的王赓武在马来西亚长大，于英国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地任教。他之所以研究华人移民东南亚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现身说法。王赓武著述宏富，代表作有《南海贸易：南中国海华人早期贸易史研究》、《南洋贸易和南洋华人》和《中国和东南亚：神话、威胁和文化》等，其主要立场是描述和分析活跃于南中国海上的一个由华人移民所建立的“海上中国”（Maritime China）。换言之，如果印度洋西面有“季风亚洲”的海区，那么东面则有“海上中国”的海区。这一“海上中国”的存在以及东亚朝贡贸易区的活力，让人看到中华文明并非像传统认知的那样，只是一个“大陆文明”或“大河文明”，对开发海洋毫无兴趣，与西方文明形成二元的截然对立。乔杜里和王赓武的论著，都有力地批驳了这一东西二元对立的说法。他们所挑战的正是世界历史观上的西方中心论：似乎历史的活力只能源自西方，只有近代西方才能扮演世界历史演进领头羊的角色。他们的论著，如同我们熟悉的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样，强调在欧洲崛起之前世界经济的中心在亚洲，亚洲从来不是自外于世界历史演进的“一潭死水”（backwater）。四 扬弃布罗代尔：当代海洋史的拓展如果说印度洋史研究让人看到在欧洲崛起之前（乔杜里）、之间（滨下武志）和之后（王赓武）的亚洲的重要性，那么大西洋史研究似乎是为了帮助阐明西方近代文明的扩张。的确，不少研究大西洋两岸的历史著作着力称颂诸如哥伦布等欧洲探险家的丰功伟绩。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研究大西洋史也可以采取批判西方中心论的视角。比如上述乔杜里的两本印度洋史的著作，都写到1750年为止。而熟悉当代全球史的重要著作如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的读者知道，彭慕兰认为1750年是欧洲与中国经济道路分道扬镳的开始。值得一提的是，彭慕兰讨论欧洲崛起时采取了一个批判视角，并不赞颂西方的所谓“成功”。他认为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英国人跨过大西洋到北美殖民是一个“历史的偶然”（luck），而之后他们在北美建立殖民地，又“掠夺”（pluck）了北美的自然和人力资源。职此之故，英国才得以避免重蹈中国江南经济的覆辙。易言之，英国本土的煤炭（coal）及其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colony），是英国经济发展突破瓶颈、促使资本主义兴起的基本条件。其实，这一通过研究大西洋上的历史而批判西方的做法由来有自。上面提到的研究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历史学家菲利普·柯廷，便在其论著中明确谴责了欧洲殖民者的贩奴恶行。1973年，美国历史地理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1931-2018）的成名作《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之生物和文化的后果》出版，它从生物、植物和病菌等角度描述了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所带来的种种后果。他的结论是，欧洲航海家跨过大西洋，有了所谓的“地理大发现”之后，“旧世界”得益于“新世界”的农作物（土豆、番薯和玉米等），促进了人口的大幅增长，而欧洲的殖民者则将病菌带到了“新世界”，使得没有免疫能力的印第安人的死亡率高达90%，如同种族灭绝。克罗斯比的这部成名作多次再版，向来被视作全球史、环境史的开荒之作，而鄙以为它也是大西洋史研究的一部先驱之作，且带来了深远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当代不少美国人对哥伦布已经看法大变，原来视其为“英雄”，现在则视他为万恶的“殖民者”。“哥伦布节”也有人提议改为“原住民节”。美洲的印第安人的一句话发人深省，那就是“哥伦布并没有'发现’我们”。的确，大约一万年前美洲就有人居住了。哥伦布等欧洲人为了传教布道和发财致富，视美洲印第安人如草芥，对他们巧取豪夺、肆意杀戮，造成了世界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血案。认同所谓“地理大发现”，本身就是西方中心论作祟的表现。对欧洲殖民主义的谴责和批判，亦是当今印度洋史研究的一个驱动力。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1922-2020）《大西洋史：概念和领域》一书出版于2005年。此书的写作，缘于贝林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哈佛大学开设的“印度洋史研讨班”（Seminar on the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World）。此书的第一部分是对大西洋史研究的回顾，类似史学史的路径。第二部分则对大西洋史的特征做了一个概括。贝林指出，大西洋是一个多元的组合，连接了四大洲，经济模式多样，宗教信仰繁复，历史活动频繁。但如果要找出其共性，那就是在哥伦布航行之后，大西洋成了欧洲文明“新的行军地带”（new marchland），其后果是给当地居民（非洲的黑人和美洲的印第安人）带来了压迫和压榨，同时又将原来四分五裂的非洲、美洲和欧洲的文化连接了起来。贝林的结论是：正是以下这些——剥削性的经济力量，无情但巧妙、压迫性又富有创造性以及共享的启蒙运动之理想主义——才构成了近代早期大西洋史的最终和永久的遗产。 试图概括和总结一个研究领域的综合特征，可以说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固有旨趣。在海洋史研究中，布罗代尔的遗产也正在于此。他笔下的地中海世界，虽然是一个“群海联合体”，带有明显的多样化特征，但同时也被描述为“一个自然单位”，有着“共同的人文条件”和“集体的命运和总的趋势”。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一书也涉及了大西洋，他承认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实际上有好几个“大西洋”存在，容易并且已经引起了以往历史学家的重视。但布罗代尔又强调指出：“另外一个大西洋却被人忽视了。这可能由于它把几个特殊的局部结合在一个整体，并在大西洋的整体历史中显示它的意义，而这样一部整体历史有待我们去写。”一言以蔽之，作为年鉴学派的一位掌舵人，布罗代尔希图建构的是“整体史”（histoire totale），与兰克学派的事件史、叙述（人物）史和政治史相对。时过境迁，不但历史在演进，史学也在变化。当今的海洋史研究正在扬弃年鉴学派的这一遗产。首先，从上述贝林的研究可以看出，要想对大西洋史的总体特征加以笼统概括，殊为不易。而当代的海洋史研究者反其道而行之，并不避讳海洋史研究中的多样和复杂，甚至有意突出历史的多元和多面。阿米蒂奇提倡的大西洋史研究，便是一例。《世界史即海洋史：超越布罗代尔》一文指出，19世纪之前至少有两个“大西洋”存在，大西洋史的研究者面临如何将多元和多面的历史加以整合的挑战。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建立新的时空观念和思考大西洋史研究的特性及其与其他历史研究相融的共性。他指出，当代的大西洋史研究既做“环-大西洋史”（circum-Atlantic history），又做“跨-大西洋史”（trans-Atlantic history），还做“微-大西洋史”（cis-Atlantic history）的研究。他是这样界定“微-大西洋史”的：任何特定地方的历史——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甚至一个特定机构——及其与更广泛的大西洋世界的关系；或者说是作为地方史甚至微观史的大西洋史。 写到这里，阿米蒂奇意犹未尽地进一步指出，大西洋史的研究还可以是“次-大西洋史”（infra-Atlantic history）、“潜-大西洋史”（sub-Atlantic history）和“外-大西洋史”（extra-Atlantic history）。限于篇幅，本文对上述这些新型类别不再详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细读其原文。其次，当代海洋史研究对布罗代尔的遗产的突破，还反映了当代史学思潮的变迁，其特征是走出“同质化的历史”（essentialized history）或“大写历史”，专注发掘处于边缘、居于弱势的事物和人群。近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主编了“新牛津世界史”书系的两位美国历史学家——罗格斯大学的芭妮·史密斯（Bonnie Smith）和华盛顿大学杨安南（Anand Yang），前者是女性史、性别史的专家，后者是出生于印度的华人，以南亚史为专攻。他们在该书系的编辑导言中指出，这一“新牛津世界史”之“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面，既描述有历史记载的文化，也包括没有文字记录或“无历史”的人群；二是注重这些人群和文化之间多方面、多层次的联系及互动，注重描述三个“p”——“peoples，places and processes”（人群、地方和进程。注意这三个都是复数——笔者注）。该书系收入的两部海洋史近著，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主编的意图。第一部来自凯伦·库普曼（Karen Ordahl Kupperman），她是纽约大学的教授，研究和教授大西洋史已有多年。她的《世界史上的大西洋》开宗明义，指出研究大西洋需要首先有“大西洋式的思考”（thinking Atlantically）。具体而言，她强调大西洋周围的多元文化和族群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历史演变的进程，有的成功，有的失败，而以往的论著带有目的论倾向，只注意历史进程的最终结果而忽视或小觑那些被边缘化、未能在这一进程中留下明显痕迹的人群和事件。第二部是爱德华·艾尔佩斯（Edward A.Alpers）的《世界史上的印度洋》。他强调，研究印度洋史需要“对印度洋的想象”（imagining the Indian Ocean）。这一想象自然要展现印度洋的共性——艾尔佩斯指出其海流和季风及产出的海盐、鱼类，都是自古以来人们开发、航行于印度洋的基本动因。但他更有兴趣的是分析印度洋多元和复杂的特性。他说印度洋由多个性质独特的海区组成，从东非一直到南中国海，呈现非常显著的多样性。他同时又说，印度洋除了地理空间上的多元之外，其历史时间上亦有显著的区别，这一区别明显体现在航行于印度洋面上形态各异、大小不同的船只上。艾尔佩斯一书，对印度洋史的演变做了明确的历史分期。与艾尔佩斯相呼应，麦娄·科尔尼（Milo Kearney）的同名著作也将印度洋历史做了时代上的划分，从远古时代到伊斯兰教兴起，然后经葡萄牙人建立的贸易网络而走向近现代。两书的不同之处在于，艾尔佩斯侧重展现印度洋在世界历史上扮演的角色，科尔尼则突出印度洋与其他海洋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当然，如果说印度洋是各个不同海区的组合，那么这一特点在太平洋上表现得似乎更为明显。罗格斯大学的麦特·松田（Matt Matsuda）教授是最早研究太平洋史的学者之一，2006年参与了《美国历史评论》的“海洋史论坛”笔谈，其专著《太平洋世界：海洋、人类和文化的历史》于2012年出版。他的基本立场是，太平洋并不是一个大洋，而是好几个海洋、人群和文化的组合。由是，松田认为，研究太平洋史需要采取“跨地方主义”（trans-localism）的路径，注重各个族群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互动。他更强调指出，这些互动和交流是“间断性的”或“偶发性的”（episodic），因此太平洋史“不是对文明、国家、民族的顺序叙述”，即无法采用历史学常见的一以贯之、一线演进的叙述模式。当代海洋史研究扬弃布罗代尔开创的研究模式，其第三个表现是不再局限于考察一个大洋的历史，开始研究“跨洋帝国”（trans-oceanic empires）。这一尝试在前揭本特利等主编的《海景：海区历史、海岸文化和跨洋交流》中已见端倪，只是该书使用的英文原文是“transmarine empires”，意思略有不同，它主要讨论了西班牙、葡萄牙对印度洋和大西洋的“征服”、奥斯曼帝国在印度洋的扩张和大英帝国在全球的殖民。最近几年新出的海洋史论著中，“跨洋帝国”的研究路径更为明显。比如《大不列颠的海洋帝国：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世界（1550～1850）》和《大不列颠的海上帝国：南部非洲、南大西洋和印度洋（1763～1820）》两书。从其书名可见，学者正在进行跨洋研究。学者的研究视野似乎越来越宏观。2017年，阿米蒂奇、艾莉森·巴士福特（Alison Bashford）和苏吉特·斯瓦孙达兰姆（Sujit Sivasundaram）主编了《海洋史》，其内容涉及了地球上几乎所有的海洋——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南中国海、地中海、红海、日本海/朝鲜东海、波罗的海、黑海、北冰洋和南冰洋。对布罗代尔的研究模式的扬弃，此书表现得十分明显。像其他许多海洋史著作一样，它采取了“长时段”的方式，走出了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的三段论历史分期，而它所概括的规模，却远非布罗代尔所注重的一个海洋。同时，此书不但追溯各大洋的历史和历史学，关注其循环性和特殊性，而且在研究路径上注意人类史和非人类史之间的联系，注重世界大洋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和比较。综上所述，自20世纪末以来，在全球史研究兴盛的带动下，历史学家的眼光渐渐从陆地转移到了海洋，开展了不同样式的海洋史研究，写出了不少富有新意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但继承布罗代尔的海洋史研究，挑战传统的历史观念，如上面提到的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的历史分期三段论，指出其存在的缺陷和不适用性，同时也努力走出布罗代尔的模式，不再以“整体史”的构建作为写作目的，还试图采取更为宏阔的比较方法，更新历史学的时空维度。这一尝试，其实也在历史书写形式上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从近现代史学强调历史进程的一致性（coherence）和整体性（totality），转而突出和刻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diversity）和复杂性（complexity）。笔者以为，后者或许更接近历史演进的真实过程。我们同时也需要看到，当代海洋史研究还存在几点明显的不足——某种程度上，这些不足也是本文的不足，因为笔者介绍的内容基本以英语世界的论著为主。一方面，海洋史研究的确以走出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为初始目的，但在具体的研究上，仍然受制于西方文化和语言的霸权——当今重要的海洋史论著，绝大部分由英语写就，便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一时之间并无法改变。另一方面，在诸大洋的研究上，大西洋的历史特别是哥伦布跨越大西洋之后的种种变迁仍然受到历史学家的高度青睐。另外，顾名思义，海洋史的研究需要注重海洋本身（阿米蒂奇发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呼吁，提出需要研究“潜-大西洋史”，即注意海洋洋面之下的内容），但事实上，当前的海洋史论著仍然围绕人在海洋、海岸和海岛上的活动而展开。不过笔者相信，随着环境史、大历史、全球史和海洋史本身的进一步拓展，我们向以为无可改变的以人为中心的历史书写，将会受到“后人类”思潮及其研究取径的质疑和挑战。未来的海洋史研究是否抑或如何对这一历史学走向做出贡献，并进一步深化其研究方法，扩展其研究领域，均值得人们拭目以待。整理 石石 审核 李丽丽 宋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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