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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是法国年鉴学派中坚人物、历史学家费南多.布罗代尔的一部论文集。全书分三个部分：一是历史的时间；二是历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的对话；三是历史写作与现实的关系。附录是一篇沃勒斯坦对布罗代尔的评论。
为何重构历史？因为时代的忧虑。我们的生活会面对很多苦恼和忧虑，这些苦恼和忧虑重压在我们心头，让我们不能释怀，对今天生活的关注让我们关注我们的过去，追问我们的过去。因此历史学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是今天的社会与昨天的社会之间的对话，“历史学是它的时代的孩子”。我们生活的世界乃至我们的生活本身如果不能获得历史的解释，就不能算一种真正的理性。正是苦恼之风鼓起了历史学之船帆，历史学、伟大而勇敢的历史学起锚远航。为了现实，我们重构历史。
如何重构历史？建构总体史。以往人们构建的是“片面的历史”、“个人的历史”、“局部的历史”，都是值得怀疑的。种族史、经济史、阶级斗争史、技术史、唯灵论、人口史，这些从单一因素来解释的历史是“片面的历史”，而事实上人类比这要复杂得多；认为“人造就历史”，忽视个人生活其中的社会现实，忽视历史对人的造就，这是“个人的历史”；呈现一场战役、一次政治冲突、一次关键通信等一系列短暂的戏剧性场面，聚焦“事件”，是“局部的历史”，这夸大了“瞬间”和“局部”的作用，正如萤火的光辉之外依然笼罩着无边的黑暗。以上人们构建的这些历史都有失偏颇。历史的统一也是生活的统一，历史的总体性使我们需要重构全部过去，即构建总体史。
总体史如何可能？把握历史时间，多学科对话，创建模式。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重构历史，而生活是复杂的，这就需要总体史，即法拉尔所说的“大历史”。由于没有海纳百川的雄心和欲求，以往人们所书写的偏僻的历史都是“小历史”，实际上扼杀了历史，历史学应该在总体史的重构中获得重生。首先，一部总体史要把握好历史的时间，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人时间。地理时间是“长时段”，对应的是“结构历史”，“结构历史”是相对稳定的，其介于运动和静止之间，如地理的制约、文化领域观念、信仰、心理等以及经济体系，这种宏大的结构跨越广阔的时间却几乎毫无变化，这是最底层的、最稳定的历史，是其他历史的重心；社会时间是“中时段”，对应的是“局势历史”，“局势历史”介于“结构历史”和“事件史”之间，遵循着较为广阔、较为缓慢的节奏，如经济局势、政治局势等多种同时存在的局势编织在一起产生了社会的生命力；个人时间是“短时段”，对应的是“事件史”，这是一种微观史学如政治史、人物史等。“事件史”聚焦历史的细枝末节，其数量繁多，这是一种片面而容易引起误解的历史，如“原因”和“结果”的游戏，借助因果链叠加事件达到无限延伸，从而宣称人们可以在任何事件中随意发现全部历史和全人类，这是聪明而危险的游戏，但“事件史”并非无足轻重，没有科学价值。其次，一部总体史要把握人文科学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因为所有的人文学科都对同一景观感兴趣，即对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活动这种景观感兴趣。历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都不应固步自封，宣称自己的视角是对“全景”的把握，而应该以开放的态度跨越学科边界进行对话。其三，一部总体史要借助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是对结构进行解释的尝试，要放回到现实中，沿着时间的河流溯源而上接受检验。布罗代尔展望了文明史，但不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明史，而是一种新的文明史的“模式”，这种新模式将着眼于三个因素：具有边界的文化区域、借鉴和抵制。《地中海》一书反映了布氏的雄心和抱负，既要“究天人之际”又要“通古今之变”还要“穷人事之兴废”，是布罗代尔史学理论的全面体现。
历史与现在到底是怎样的关系?研究历史即是研究现在。
菲弗尔说：“历史学是关于过去的科学，也是关于现在的科学”。过去、现在、未来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它们实际上始终处于一种紧密的不可分的状态。本书第三部分“历史学和现时代”通过两篇文章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巴西巴伊亚的“现在”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类的“过去”；在文明史中我们找到了现在生活的依据。
最后沃勒斯坦从他的世界体系理论的角度评价了布罗代尔的史学理论及其影响。布罗代尔是“局势中的人”，适应了二战以后的世界局势。这种历史学是对英美“普遍思想”的否定，是对一种现有世界体系的反动，这种具有民族主义底色的历史学推动了自身的崛起和短暂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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