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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费尔南·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常以历史变化中“多重节律”的“时间”面貌而广为人知。但在布罗代尔看来，“空间”与“时间”对于“长时段”同样重要。在历史编纂实践的探索中，布罗代尔试图将“时间”和“空间”统一起来，展现出宽宏的“通史”意识。这种时间和空间的统一首先意味着，布罗代尔尝试基于历史经验的综合性建立一门综合学科，其次，还意味着在历史断裂的框架下思考历史事件和历史遗存。在“通史”语境中重视“长时段”的“空间”，重启“历史时空”关系的思考，有助于从认识论根源上破除“历史即时间科学”的刻板印象，为“过去的解放”寻找更多的可能路徑。 “长时段”是当代著名史家费尔南·布罗代尔乃至法国年鉴学派的重要史学理论创制，在他“总体史”的思想框架中居于核心地位。在史学界以往的解读中，“长时段”的第一理论面相是“时间”，即以“多重节律”去认识历史变动中的“时差”。研究历史空间的学者也多认为布罗代尔“除了把时间分为多种名目，并没有走得更远”。21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在“时间”之外发掘到“长时段”理论的另一深意—“空间”，提出了“长时段”解释的“历史时空模式”新框架，但尚未就其中的核心议题“时空关系”充分展开论述。“空间”与“时间”如何平衡地嵌置于“长时段”谱系之内？如何在更宏阔的“通史”语境中把握历史时空关系？本文结合先行成果和自己的理论认识略陈管见，以求寻找理解布罗代尔核心史学思想的新思路。 一、“长时段”理论的前景与背景 以后见观之，“长时段”理论构思于偶然契机。布罗代尔在学术生涯之初就接触到地理学方面的知识，但研究并不精深。他初涉历史，一开始是为写作菲利普二世的历史而搜集资料，却发现了尘封已久的关于地中海的史料。另外，他接受的地理学培养、结构主义的影响、自己的游历，以及与费弗尔的邂逅都帮了大忙。最初，布罗代尔的书写草稿中并没有清晰的时间框架，直到在德军监狱的第四年（1944年），他才发现可以将时间分解为不同层次，“一种不变的历史，她符合地理学的标准;一种深层的时间，她反映了集体的运动;一种事件的历史”。由之，三个层次设计的“长时段”理论才登上舞台。在很多研究者看来，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是一种“历史时间”的表达。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一种对时间思考的连续性被构建起来，长时段理论也被囿限为一种关乎时间的历史理论。这就需要对“时间”一词在布罗代尔这儿的用法和含义做出交代，而布罗代尔使用的是“时段”（duree），显然不同于时间（temps ），法语中两者意近，而前者多用作“期间”之意，这样，我们才能在某种意义上言说“历史一时间”。同时，这也与我们时空并称的直觉经验是抵牾的，我们通常会说历史是一个“时空统一体”，虽然这一点远没有被追问。说“长时段”是时间的，是因为研究者们只看到了“时间”这一前景，即背景之上的焦点。其实，长时段并非为历史所“独专”，这在与社会学家论辩的“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一文的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同样，时间也就并非为“历史学”所独专。后来在《法兰西特性》中谈到这一点时，布罗代尔引述了涂尔干的预言，“总有那么一天，历史学精神和社会学精神之间将只存在细微的差别”。对社会学家的“时间”观做了讨论之后，布罗代尔呼吁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暂停争论，为以后从事的集体研究划出几条指导性的路线：除了技术性的数学化——这有助于确立长时段的社会科学性——之外，布罗代尔将地域论和长时段并举，也很能说明问题。金瑟（Kinser ）等也称此方式为“地理历史结构主义”，甚至连布罗代尔的批评者都乐于指出这一点。这种思路可以上溯到布罗代尔试图仿效的维达尔·白兰士：我们这里不应该忘记最后一种语言，最后一组模式，即必须把任何社会实在归结为它所占领的空间。……需要一位如拉布拉什（白兰士）那样的学者……空间的模式是至少能部分地解释社会实在的地图，他们对各种社会现象和各种时间运动都有真正的规范价值。令人奇怪的是，社会科学竟 对此视而不见。这段引文就出自“长时段”一文，其中，空间模式的价值已得到充分认识，这是布罗代尔对历史空间思考的一个宣告。在这段话之前，布罗代尔说明了结构主义的“结构”和“长时段”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思维，在这里，他又强调指出了时间和空间、地域和社会实在的关系。故而，前景涵盖不了背景，二者有着不同的认知旨趣，前景有主题化的功能，是关注的焦点，背景则支撑了前景的显现。若只关注时间这一前景，背景就被忽略、遮蔽了，进而在历史理论视野中的“空间”就基本上缺席了。而历史是“时间的科学”的说法是现代性的产物，是在近代以来学科体系的划分中逐渐生长起来的。即便“长时段”理论是历史时间的理论，并不意味着历史就是时间的，反之亦然。而在这时间和结构的设计之中，就蕴含着“空间”的可能性，结构的共时性展开其实也就是空间维度的展开。布罗代尔历史书写中的空间化努力，首先反映在其体例的安排上。他晚年未完成的著作《法兰西特性》的第一编，即是《空间和历史》，而“比较空间、人、历史三者之间的关系将成为统帅本编各章的一条主线。”在《法兰西特性·空间和历史》的最后，他总结说：“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画出法国历史的基本框架，展现其多样性（第一章），展示不同地域之间的联络系统（第二章），看到地理环境为法兰西统一提供的条件，以及边界——边界把法国的各个部分黏合在一起，但并不使法国陷于孤立——所起的作用（第三章）。”其次，除了体例和主线，他也以历史空间为表现的题材和内容。在他看来，法国的“国家形成”植根于长时段意义上的历史地理，这不仅是概述性的提纲，更是具体贯穿于《法兰西特性·空间和历史》全书的具体“情节”的展开。布罗代尔详细地考察了这些空间单位形成的地理要素，以此来说明，“法兰西的四分五裂是由其历史原因决定的。如果文化人类学立足于今天，以充分的资料为依据，上溯千百年来的悠悠岁月，它就能够为我们历史学家提供帮助。”同样，后来在社会空间的层面上，布罗代尔也从整体结构上去分析经济世界的趋势、潮流、周期。 二、通史和事件史：时空统一的逻辑 历史时间和空间的统一表现在两种思维取向和路径中：长时段的“通史”与瞬间断裂性的“事件史”。在前者所预设的理论框架中，似乎更容易理解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毕竟涉及古与今、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其实，后者也揭示出了这一点，在历史“事件”中，历史主体基于特定的历史处境，做出特定的历史选择，对历史写作者或读者而言，就是要揭示历史经验的真切性，也即经验即刻性的时空统一。（一）历史经验之通达：通史与综合学科 通史之通，不仅仅在于时间之贯通，还在于空间区域之整体观。这涉及中国“通史”和西方“普世史”之间的差异，何兆武、刘家和等学者对此早有辨析，并指出西方普世史“重在空间之同一，与我们说的'通史之重在时间之连续，实有不同”。刘家和先生还辨析了“General history”“Universal history ”“Global history “Ecumenical history “Total history ”的细微差异。其实，近来的全球史研究，更多地关注世界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也是出于某种空间上相通和比较的考虑。布罗代尔早就领会了一点，他指出：“我深信，研究历史最好应采用比较方法，世界史是唯一站稳脚跟的历史。弗里德里希·诺瓦里斯曾经说过：'一切历史必然是世界的历史。”刘家和先生也指出了横向共时性和纵向历时性之间的统一关系，这是在说差异中的统一关系。同时，他还提到了通史体例和通史精神，不过，通史在何种程度上是横向和纵向统一的，仍有待探求。可以说，“通史”所预设的可以是“连续”的时间，也可以是一个“整体”的空间。关于这种整体的历史观，西方更多地称“普世史”“总体史”或“世界历史”，中国传统有所谓“通史”。这二者按照各自知识体系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思路上颇为接近，且都展示出了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性。两者之间可以视作某种差异性的统一关系，这要在中西的文体系统中，以及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比较。“大一统”和“天国”观念之间差异不小，在中国，地理空间上的整体性似乎总是不言而喻的，这种观念构成了中国人的历史潜意识，故而更多关注时间上的连续。在西方普世史传统中，空间要素可能表现得更明显，从波里比阿的“普世史”到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文化形态”说，再到当下的全球史思考，作为“通史”的区域和空间思考，总是占据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空间要求“共时”的普遍性，历史的进展也就指向这种普遍性，时间似乎就成了不言而喻的。所以，布罗代尔一提出“长时段”理论，在史学界的影响就很大，“大历史”的思路也受此影响颇多。这样，我们可以把“通史”与“普世史”之关系视作一种基于差异性的同一关系，在这种差异关系中，“通史”和“Universal history ”就是可对译的。通史之通达基于历史经验之通达，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时空之通;其二是学科之通。在中国史学理论中，章学诚极力主张一门通史，他写道：“通人之名，不可以概拟也。有专门之精，有兼览之博，……然通之为名，概取譬于道路，四冲八达，无不可至，谓之通也。”（《文史通义·横通》）这里面的“通”有两层含义：首先，就研究的主题来说，他为空间区域之通达留出了空间，甚至于他所谓方志为一方之史的思想，就是这样一种思考的实践。其次，从知识的角度章学诚还指出了“横通”之不可取，这意味着需要对知识采取一种“通达”而成系统的理解，不能只是“博”，更不能是“横通”，还要“约”。布罗代尔对长时段的思考是“时空统一”的，他所谓的“总体史”也就是一种“通史”的思维。对于这种时空统一，有学者支持道，“拉布鲁斯认为这…缺乏一种对时间和空间的融合概念，而这正是布罗代尔的根基所在。”与这种时间和空间的统一相关联的是，布罗代尔也提倡一门有别于过去学科分割的综合学科。他主持的“社会科学第六部”就旨在建立一门综合学科，直到晚年接受访谈时他仍在坚持建设“综合学科”。在他看来，历史思维不仅仅是历史学安身立命之本，而且也是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绝不可忽视的思维和方法。同时，历史学只有向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敞开自身的时候，才获得了自身，而不像一些学者担忧的那样需要捍卫。与之相类似，如科学史家康吉莱姆所指出的那样，单一学科的知识和概念很容易被线性化简单处理，所以多学科交融的知识史考察（或知识考古学）就是很必要的。这其实也是当前各种知识史的主要思路。接受布罗代尔“综合学科”主张的社会学家吉登斯也认为：“我们既不能把历史学家当成只处理时间问题的专家，也不能把地理学家看作只考虑空间问题方面的专家;许多人都已经意识到，这种学科分工是社会学中压制时间和空间问题的具体体现。”所以共时性（空间）与历时性（时间）之统一，不但要以一个辩证的逻辑形式，更要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统一起来。要之，两种策略展示了他较为成熟的实践。首先，“长时段”理论是与空间问题同时产生并得到思考的。布罗代尔对长时段的强调，其实是在纠偏的意义上呈现的，因为近百年来的政治史都是以事件为中心，研究的内容和对象都是短时段。与时间的多层次一样，空间的要素也是多元叠加的，所以，他从社会的整体结构去分析指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都是空间的要素，而“文化（或者说文明）与经济一样，也是构成空间的一个范畴”。在纠偏的意义上强调空间，也就是注重时空之统一，历史学的认知、伦理和审美的功能才能得以实现。其次，從发生学上来看，与过去和解，乃是因为当下和过去的生活经验是可通达的。这综合性的生活经验已经转化为人身上的习惯：“我所说的这种物质生活已在以往的历史过程中被纳入人类的生活之中，就像脏腑生在人体内一样;对人来说，过去的经验或感受已经变成了生活中屡见不鲜、势在必然的习惯。”布罗代尔看到，“然而，在过去（即使遥远的过去）和现时之间，绝没有完全的断裂、绝对的不连续或互不干扰。以往的经验不断在现实生活中延伸和扩展。总之，这个不断引起争议的辩证法—过去和现在，现在和过去——很可能就是历史本身的核心和存在理由。”他突破单一时间的进程，选择与过去和解，这与前辈米什莱的传统是一致的。同样，在20世纪晚期，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等学者在把多元化时间、“将来”等纳入历史视野的时候，都注意到了布罗代尔的这一审视方式。总之，这种“通史”中的时空统一意味着古今之间的交融，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反思，历史学家如何处理自身的情感，以及此中史家个人的审美、道德和精神依托。其中相应的空间情境对应着相应的时间层次，离开一者，另一者将无法理解，这可以统一于历史表现的社会功能（致用）中，也即“有”与“无”的转化中。带有通史意味的布罗代尔的“总体史”理论，不仅展示了一种书写主题的整体视野，同时也暗含着一种历史意识，当然，也传达了一种保守的伦理态度。（二）历史经验之断裂：事件化与历史遗存 与长时段的结构对应的是短时段的事件。有研究者认为，缺乏对短时段的关注是布罗代尔的软肋，长时段没有对注重瞬间体验的人有所关怀;另外，“长时段”理论尚未经受“长时段”历史的检验。其实，这种观点未能给“长时段”一个很好的历史定位。长时段其实是一种精致化了的通史思维，这种“求通变”的历史思维在中西方的历史思想史中绝不乏其偶。布罗代尔只要指出一点，就可以部分地摆脱这些责难：瞬间的空间性。因为在时空的统一视域中，古今之间是可以弥合的，长时段和短时段也可以是相对而言的，就此而言，长时段和短时段是可以类比的。至于伦理关怀方面，布罗代尔是以一种空间的界限思考了自由的可能性，即便布罗代尔承认他自己是一个悲观的人，我们也没必要强调其中的消极性意义。所以，若“说他缺乏对个体自由的关怀，这其实是对布罗代尔本意的误传”。历史事件化的过程不曾脱离于主体，但事件发生在历史主体的意向性之外，是原意识的突然降临，主体通过事件化，尝试去内化事件的超越性。在史学中，这也表现为史料的原初性，这正是各种类型的实证主义者坚持诠释而未曾得到辩护的东西。作为遗存而言的历史文本，是历史性经验的当下表达，其中包含主体对自身、社会、自然及其历史性的差异性体验。并且，只有在这种差异之上，历史研究（记注、撰述）才能介入事件化的上下文语境、文本一语篇意境、文化环境。这种借助第三者来介入，正是历史经验的运作方式。在历史文本中，事件的瞬间意义被暂时固定下来。可以说，如果在存在的遗骸意义上，历史才彰显其不可或缺的作用，那么遗骸（也是历史）不仅是由于其发生在过去而存在着意义，也意味着它会有一种空间的结构，也就会有一种事件化的结构，以这种方式，历史的过去偶然地繁衍出将来的维度。借助列维纳斯关于“历时性”的说法，历时性也就给了编年史一个合理的基础。同时，历史遗存本身具有批判性，因为遗存是一个限定性的证据框架。所以，不论历史思维如何发散，都不能将实证主义式的历史研究摒除，反倒是，历史经验证实了实证研究的坚实性和朴素性。尽管，这一说法的前提是，那些持实证主义观点的研究者，须意识到历史事件化之被介入性，然后才能在证据的逻辑中前行。中国史学中的“通史”传统也思考了这一点，章学诚并未否认这种材料性的“比次之书”之重要性，因为“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无以按据”。故而，“独断之学、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书欲其愚”。（《文史通义·答客问中》）然后，他既赞赏独断的“高明”，也承认考索之功的“沉潜”。类似地，在吕森看来，前述这种遗存也需要认知和诠释：“我们可以将历史客观性形容为一种特定形式的真相，要达到它，必须通过有关过去经验的，按一定方法进行的认知过程。历史的责任可以被形容为另一种形式的真相，它由推理的过程产生，通过这一过程，历史知识完成了它在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功能。”通过历史认知，这种“方法学上的论证能够使历史的想象力不越经验相关之雷池”。这也是中国传统所谓“考索之功”的旨趣所在。这表明，历史意识必须要与研究的方法手段达成统一与和解。其实，在“通史”的历史叙事中，“一家之言”同样指示出了历史经验的断裂。一个饶有象征意义的事情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通过对“长时段”的意义的恰当總结，福柯导入了他对历史断裂性的思考。这种导入开启了当代历史的“事件化”思考。经验之所以断裂，乃是因为历史事件是突发的，这突发的事件似乎并不遵从日常经验的逻辑：事件中的当事人（历史主体）未及思考已被裹挟而去，未及规划已然需要行动，且在历史情势中“机不可失”，需要历史主体具有一种决断的德性，历史叙事者也必然要考虑这种情势的短暂性与微妙性。或许，在布罗代尔看来，这只是一个时空尺度的问题。由于“宏观和微观最终都有相同的结构”，所以也可以把长时段理论的“长”视作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布罗代尔自己并未排除事件史的维度，只是他更关注在长时段中反复出现的杂事，因为在这些反复出现的事件背后蕴藏着一般性乃至结构性，爱德华·索亚也观察到了这一点。可以看到，在“事件史”这种“断裂”（也即差异）的思路中，历史感也能充沛起来。布罗代尔并非要与传统史学决裂，这其中他也有过挣扎。《地中海》一书的第三部分“事件、政治和人”，粗看与传统史学并无太大分别。但是，对于这种安排，布罗代尔坦承是在经过长期犹豫不决之后，才决定发表的。赖国栋中肯地评论道：“我们从不同层面、通过不同的框架看待过去，我们的重要性和因果关系意识就会随之改变。布罗代尔侧重强调长时段而已，不能说他完全排斥短时段，拒绝叙事。”这里不同于那种传统实证主义的历史“事件”，就像第一代年鉴学派已经批评过的，他们把人当成了政治人，且忽略了普通人。本文尝试性地认为，在“事件”哲学的角度上，我们比布罗代尔更能理解历史的时空统一性，因为“事件”意味着在某个时点或时段上空间维度的展开。三、“长时段”回归的是什么？ 通过以上“时空统一”的基本思路，我们可以反思近来“长时段回归”中的“长时段”问题。近年发表的《历史学宣言》（原著出版于2014年，以下简称《宣言》）就重点关注了这一回归，国内学者也关注到了这一点。与“通史”思路的问题意识一样，《宣言》也尝试考察历史的用途。这种“用”本身就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学科之用，其二是社会实践之用，两者统一于一种历史意识。虽然“长时段”理论是由布罗代尔提出，但呼吁“长时段回归”的学者却忽略了布罗代尔和他们的相通之处，未能接受布罗代尔丰厚的遗产，仅仅将他视作“新的长时段”的先驱。在《宣言》中，作者仅仅认为“对布罗代尔而言，长时段是一系列用于架构人类历史的互有交叉但又不排斥的时间尺度的一种”。这些历史学家对布罗代尔的理解，仍然停留在一般的程度上，认为布罗代尔“提出了一套独特而影响持久的长时段历史理论，包括时间、运动、人的动因（或缺少人的动因），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以及经济和政治的结构周期性”。他们在《宣言》第一章中引用了诸多地理学家对长时段的观察，但《宣言》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地理空间与长时段之间的关联，却有意地要排除对空间的思考，认为空间在“全球”问题中太多，但其实对空间真正的思考其实是太少，换言之，是因为他们没能认识到这一点，即他们所推崇的“历史时刻”的空间性意义。这些学者说道：“长时段历史须将历史发展的历程进行分段或分层处理（scaled ），而不是像微观史那样深究个案，点到为止。（长时段）要确定某些事件为历史发展的节点或分水岭，即那些带来机构、气候和社会重大变迁的历史时刻。”细细思来，这种时刻节点的研究若没有空间理论的支持，就会被意识形态所压垮，甚至节点自身都成了一种重负。节点指的是瞬时间的截面，片刻的情势，不能再进行时间的切分，只能在共时性的事件上来拓展。但《宣言》说道“除了空间之外，我们同样需要从更长的历史时段审视上述挑战”，这将时空割离了开来。同时，《宣言》中大加宣扬史学的评判性特征，可这正是布罗代尔“通史”思考的题中应有之义。《宣言》认为史学的优势“在其对整个人类经历和制度有丰富的唯物主义的理解，在其洞悉多重因果关系。如今，可喜的是，史学再度加入长时段的讨论……当下，我们亟须一个裁判，他要有能力对各式各样神话般的历史叙述做出评判，有能力摆脱各种偏见，有能力就各种可能的边界重新达成一致。”其实，布罗代尔对这种决断性了然于胸：“今天，历史学要承担巨大的但也极具挑战性的责任”，“……为什么历史撰述这门脆弱的艺术应该逃避我们当代的普遍危机呢？”因为在他这里，古今是融合一体的，历史学具有当下的担当是应然之理，所以布罗代尔也发表了他的历史“宣言”：“回到现时并不会违背任何逻辑：历史的秘密目标和深邃动机不就是要说明现时吗？当今的历史学在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接触中，正逐渐像其他人文科学一样，成为一门不完善的、近似的科学，但它随时准備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充当衡量现时和过去的尺度。我认为，对我们这些长期埋头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讲，现时是一张方位图，我甚至敢说，是一张真值表。当然，我并不坚持要用历史来解释现时。我仅仅希望考察，我所采用的解释和叙述方法在世事纷杂的今天会变成什么样子。”此言甚确。同时，布罗代尔已经指出，长时段的视野使我们在历史和现时之间达成一致，“观察为我们经历的和熟知的现时，怎么能脱离开长时段的视野？即使长时段的视野只是一种默契，它毕竟展现在读者和作者的头脑中。它的好处在于使观察具有时间的广延性：由此观察到的运动必定与现时向我们提出的并使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自动地联系起来。”甚至于在《宣言》中较为突出的，是对“大数据”这一新手段的跟进说明，而“数据”已经进入了布罗代尔的视野。在60年代末，被问到对电脑处理数据的看法，布罗代尔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力，同时也对历史学家的任务有着清晰的认识。有学者认为未来的历史学家要么是电脑程序员，要么什么都不是，而布罗代尔则说“我感兴趣的是电脑程序员编的程序”，并且他认为在这些数据统计的刺激下，“历史学家应该力求将人文学科汇聚在一起，而不是仅仅考虑完善他的本行”。在反决定论的意义上，布罗代尔认为需要指出历史意识对于数据提供的支持，所谓“原始察终”者也，故而也要认识到“数据”这一工具的限度。现在看来，布罗代尔早已经论及了《宣言》中新提出的历史认识，而且布罗代尔给出了历史认识上的理由：长时段蕴含着古今之间的统一，“人们常说，由其本质所决定，历史是不可逆转的进程，历史事件永远不会重复发生。我谨奉劝先生们，此话最好少说为妙。历史缺乏想象力往往按老习惯办事”。结语 “通史”视野的考察，有助于再现“长时段”理论的复杂面相。“长时段回归”不仅是“时间单元”的回归，亦是“空间单元”的回归。作为术语的“回归”具有非线性时间运动的性质，故此“回归”也意味着对“历史空间”的召唤。布罗代尔对于“长时段”的思考和建构，立足“时间”和“空间”两个基点，“空间”构成了“长时段”不可或缺的支撑，只是它潜藏于“时间”维度的深处，不易被人申说。在布罗代尔生前最后一部作品中，“空间”走上前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理论表现机会，具有明显“时空平衡”意味的“长时段”理论展现了成熟阶段的布罗代尔思想面貌。在“长时段”及“总体史”的理论谱系中重视“空间”，重启“历史时空”关系的思考，不仅是为了纠正对“长时段”的望文生义，更旨在认识论根源上破除“历史即时间科学”的刻板印象，从而为“过去的解放”寻找更多的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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