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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李零，感佩其独行中的思考。
出入于围城内外，他把考古、考古人及其人生看了个透。
我是一个按计划写作的人，即使单篇论文，也多半是照书的设想来写。可惜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层出不穷的学术会议、庆祝活动和各种约稿，常常把我弄得方寸大乱、手脚大乱，陷入焦躁，或者不如说，是狂躁之中。多少年来，我一直想摆脱这种运动周期，静下心来，像顾炎武提倡的那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读考古，享受考古，按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写点笔记和游记性质的东西。
我的研究也许并不成功，但我相信，它的方向没有错。因为，即便研究中国，也是天外有天：汉族之外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外有其他国家。当我们承认中国艺术可能受到外来影响时，反过来的情况也一样。这不是现在才有的特殊问题。
我的眼界有限，水平有限，但学术本身是没有疆界的。
我希望我的读者不只是关心考古学的专家，也包括关心艺术的公众，特别是像我一样有各种探讨兴趣的普通人。
一切为了好玩。
我自己根本就没有门派，也没有学术畛域和疆界的划分。前不久，有个朋友突然问我，你是干什么的。年龄已过“知天命”的我(认命吧），要是填表，我会毫不犹豫，但跟朋友讲真话，话到嘴边，还真犯嘀咕。就是呀，你到底算是干什么的呀，我对这个问题，确实有点糊涂。
我想说，我是研究考古的。因为从名义上讲，我的本行是商周考古，专业主攻是殷周铜器。但我知道，这肯定不对。因为我早就离开了考古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也离开了田野工作。而不做田野发掘的人是不能叫“考古学家”的。我只能说，直到今天，我还是一名考古学的热心读者。尽管由于行业的壁垒，讲起话来，难免壁上观与门外谈，隔靴搔痒。但我对自己流于边缘的身份，却并无羞愧。
记得当年，我刚到考古所，那时我的工作是整理金文资料，一门心思全在古文字。有一天，从外面进来一人，雍容而高大，我从大家迎送的气氛看得出来，这可不是一般人。等他走了，我问，这是谁呀。他们说，这就是著名的苏秉琦先生。然后，我问，他是研究什么的。他们告我说，他什么都研究。当时，我提了个傻问题：他懂古文字吗？大家说，懂，当然懂。但我从老同志的眼光看得出来，我的问题真是太蠢了。
1977到1983年，我在考古所，前后呆过七年，有苦也有甜。刚进这个门，我还真不知道，考古算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像圈外人照例会有的误解，我有数不清的浪漫幻想，还以为它是和探险寻宝有关，用艺术的手指触摸历史，用细密的考证印证文献，神得很（这是它让很多年轻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去的原因）。但我当研究生，头一堂课就是讲“划清界线”，第一是和历史学，第二是和民族学，第三是和古文字学，第四是和金石学。最后一条，还有文物研究。老师的讲法很合理(看得出来，是和西方考古学的家法有关），但令人不快，很有点自绝于学术之林的味道，让酷爱自由的我，好像当了弼马温。到了这步，我才明白，要学考古，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告别幻想，准备发掘”。1982和1983年，我参加过两次田野发掘，都在陕西：一次在西高泉，挖秦墓；一次在沣西，挖西周遗址。这些辛苦和我当年的其他辛苦一样，都是属于杨白劳，但它让我学到很多东西。尝过梨子，才知道梨子的滋味，原来考古主要还是和“土”打交道。
现在，我完全理解，凡是和“古”字打交道的人，都是“古”上长“草”，苦得很。考古是这样，古文字、古文献也是这样。对于所有受苦人，我都非常佩服。
但苦尽甘来，总要有些值得为之牺牲的目标，没有谁是为了受苦而受苦。“文革”的经验告诉我，为了受苦而受苦，不是愚弄就是欺骗。回想当年，嘴上不说心里说，我对我置身其中的学术气氛，确实有很多不满，特别是拉帮结派，偏狭狂妄，“刘项原来不读书”。因为，不知怎么一回事，干我们这行的人(当年我可以这么讲)，有人总是自卑完了又自大，唯恐别人贬之为材料和工具，但又无奈和自甘于这样的地位和命运，熬成婆婆之后，神气起来总是说，别人会的我都会，我会的他们都不会，一万年之内，皆可得而言之。
我心里想，考古学怎么会是这样的学问呢。
后来，当我几经磨难，终于回到我阔别已久，真正着迷的古文字研究，回到我原来下过很多工夫，一直非常醉心的古文献研究，想不到的是，十五年后，时过而境迁，我却突然怀念起我洒泪而别的考古学来。转了一圈的我，到现在才终于明白，考古是门很大的学问，而什么都学了一点的我，实在非常渺小。我原来崇拜的东西，古文献也好，古文字也好，跟它相比，只是今人叫做“工具”古人叫做“器”的东西。子曰：小道可观，致远孔泥（参看《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序）。它们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恐怕都应融入考古学的视野，就像江海不择细流，大固不可容于小，但小却可以容于大。即使是历史学，按我们的习惯，好像可以包容考古学，但它的研究范围，受文献史料制约，从真正的时间跨度讲，还是没法和它相比。特别是，破石头，烂瓦片，原来看上去好像最枯燥乏味的石器时代，我相信，它们才是探讨“人类之道”的用武之地。我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感到，我和孳孳于一字之是非的古文字学家并非一伙。或者更彻底地说，我觉得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学者”，特别是真的能够守住一行一业，从一而终，现在叫“教授”（professor的意思是专家），其实是“专业从业员”的人(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也可以叫“学术工人”）。我相信，在本质上，和年轻时一样，我还是个读野书的人，或者也可以说，是个被革出教门，逡巡窗前，徘徊墙外，始终不忍离去的人，人称“学术流浪汉”者是也。
然而，我还能回到我的精神家园吗?
我祈祷上苍，让它把考古学的精神魅力，它的博大胸怀和想像力，重新注入我的每一个细小研究。
人类的知识体系，落实到个人，落实到他百年期颐的短暂人生，其实都是千疮百孔。即使今天，我们也还是勉为其难，力图用几个精致的学术支点，撑拄粗陋的人生感悟，和古人并没有两样。朝好了讲，是悟性很高；朝坏了讲，是信口开河。这就像一个成天见女人，但拢共也不认识几个女人的男人，他不只是举一反三，举一反亿，而是开口就总结人类的一半，好像真有什么统计学的根据。因为女人可以按妈妈、姐妹、妻子、女儿、女朋友、女同事划分类型，他是通过类型来认识问题，和考古学一样。这很可怜，但没有办法。即使再大的学者，他和普通人也没有两样。
因为我们的眼界都非常狭小（特别是在分工已成天罗地网的今天），所以才特别需要博大。
博大可能带来粗疏，但粗疏并非博大之别名。在我看来，它只是不讲门户的意思。
王国维先生说，学问是没有“古今中外”的（见所撰《国学丛刊序》）。
张光直先生说，“三代的研究是没有学科的”(见李永迪《与张光直先生谈夏文化考古》，收入《四海为家》，三联书店，2002年，177-187页）。
他们都是没有门户之见的大家。
我很赞同他们的说法。
补记：
我特别欣赏张光直教授的《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收入他的《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年，126-128页)。他讲了四条，第一是考古学前途无量，田野工作是精神享受；第二是研究考古，老是本钱，我们应敬老尊贤，但不要拉帮结派，只跟一个老师学；第三是不要只读考古书，作茧自缚；第四是不要以中国画地为牢，也要了解外国，了解世界。很多怀念他的人都着重提到他的第二条，即“我们因为多年来在一个小圈子里面一起工作，不免有种种的恩恩怨怨，人与人之间常形成派系关系。你们年轻人万万不可卷入。假如有人拉你入伙，便躲他远远的”。但他说的“如果有位老年考古学家，坚持你只许跟他学，或是不许你有自己的看法，我就建议你另请高明”，这条也很重要。
（节选自李零《我的考古梦——自序》，《入山与出塞》，文物出版社，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