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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这篇文章是人大哲学院曹峰教授采访北大李零先生的访谈稿，李零先生关于求学为学的好些话，特别给人启发和警醒。之前因为某特殊原因，访谈稿没有正式刊出，现在收录在了最近出版的李零先生新书《我的天地国亲师》中，值得好好读读。访谈比较长，我把一些关于求师、读书、写作、治学的内容，摘编在前面，全文放在后面供进一步深入阅读。） 内容摘编： 1.对我来说，读书有三大好处：第一，与世隔绝，不接触人，才能少犯错误，我是靠读书，才把好勇斗狠的毛病改了；第二，满足好奇心，我发现书中还有另一个世界，好玩的东西太多；第三，消愁解闷、治病疗伤，特别是心里的伤。我常说：“何以解忧，唯有读书。”我把这八个字写下来，送给《读书》杂志。我特别喜欢“读者”这个身份。这个身份比“专家”“学者”“泰斗”“大师”之类的头衔强多了。 2.张（政烺）先生是老先生，腹笥深厚，学问大，但不善言辞，也不太会讲课。他不是那种手把手，像戏班子那样训练，站不直就踹一脚的老师。古人说，“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你不问，他不会教你。你用功也好，不用功也好，他都不管你，自由度很大。关于老师，我写过几篇文章，你们可以找来看。我不想吹老师，更不想借老师吹自己。我爱老师，更多是爱他的为人。学界的人都说，他人好，宽仁深厚，不与人争，不与人辩，气量大，容得下人。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罗王之学的三代传人，差不多都在，很多先生都有接触。高明先生是唐兰先生的学生。唐先生是老前辈，才分高，读研究生前，我在历史所听过他的课，他对他的同辈同行谁都批，当年给王国维写信，也是当仁不让。张先生是唐先生的学生，每见先生必垂手立，十分恭敬。高先生跟我说，古文字这行，谁都容不下谁，做人要学张先生。张先生学问大，谁来问教，他都耐心解答，但不立门户，不拉队伍，不培养子弟兵。这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 3.我觉得，你要死守一个老师，你会受师法、家法的限制。你要死守某一学科、某一项目、某一课题，没头苍蝇似的跟钱跑，跟给你撒钱的学校和上级主管部门跑，跟学术界的评价体系跑，也没多大出息。中国这么大，学者多了去，有你一个不多，缺你一个不少，凑什么热闹。学校或学术界都是组织大规模知识生产的工厂，有分工，有合作，有组织，有纪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就跟吃饭一样，不能断了顿儿。我又不是小孩子，这些道理，我懂，只不过我不想跟别人凑热闹。我更偏爱个性化的研究。我这个人，打小自由散漫惯了，既不想当学术老板，也不想当学术打工仔。摧眉折腰，我不乐意。呼奴使婢，我也不乐意。那就自个儿领导自个儿吧。这种自由，代价昂贵。 4.后来，1993年，我去美国整理楚帛书。临走，系里报职称，教授职称，有人动员，我报了名。当时，年龄大的论资排辈，年龄小的破格提拔，分两个渠道，我报后一渠道，自以为并没挡了谁的道，万万没有想到，等我从国外回来，孙玉石主任给我写封信（见文末附录），说有人告我，真是想不到。我更没想到，我这么招人恨，让恨我的人化悲愤为学术。所以我想，什么教授、什么博导，不报不就得了。说实话，如果不是我的老领导倪其心教授（已经去世）反复劝我，叫我“放下臭架子”，如果不是费振刚主任和袁行霈先生为我说话，我恐怕就当不成教授了。 5.我为什么老窜行，道理很简单，我是跟着兴趣走，兴趣是跟着问题走。比如我研究方术，这事跟科技史有关，跟占卜和宗 教有关，还涉及中国小说，我不是研究这些的。但我研究古文字，涉及简牍，简牍中有很多日书，马王堆帛书有很多数术书 和医书，不找点有关的书学习一下，根本看不懂。人到医院看病，挂号要分科，什么病看什么大夫，但人的身体是个整体，不能分科。你觉得胳膊疼，可能问题在心脏，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一定解决问题。疑难杂症，还得请各个科室会诊。医生可能有职业病，你得小心，比如他是看青光眼的，让他一看，全是青光眼；换个看黄斑的，又全是黄斑出问题。为了研究，我可能窜行，但我得有自知之明。我不能就某个问题恶补一下，人家夸你几句，你就以为自己真成了内行。该撤就撤，打一枪就赶紧换地方。我说这么多，讲到这儿，你该明白了吧。古人云，无恒产者无恒心。学术也有无产者。我是白劳，当然也就没有“恒心”。我不想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自己干过哪一行，就吹哪一行，简直万能，谁离开我都玩不转，我离开谁都行。学术乃天下公器，资源共享，谁也不能说，我读这一行的书，其他行不许读，或只读一种书才叫学者。我才不稀罕什么家不家，我是读者，这就够了。再大的学者，也不能不读书，对吧？ 6.今年，我快七十了，回头想想，有两个教训。第一，很多大项目，一沾手，一辈子就交待了，我无余命可换钱。各种项 目，钱再多，不申请，不参加。朱凤瀚老师挑头的项目，北大秦简、北大汉简，算是例外。我跟朱老师说，作为朋友，帮点忙，可以，但我只能做一点儿，多了不行。第二，人生少不了磕磕绊绊。社会学的道理，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我国人多，过去的说法是，小资产阶级如汪洋大海。“小人国里尽朝晖”，庞涓少不了。惹不起还躲不起？躲着点就是了。 7.什么是悟道？《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学习知识，要越学越多，悟道是提炼、概括、简化。人不能光学学学，不知悟道。古书是读不完的，考古发现永无止境。你跟这些庞然大物拼命，就是再搭几条命，你也拼不过。更何况，已发现和未发现相比，不过九牛一毛，您老人家，活得再长，也只有一条命。学问是做不完的。年纪大了，精力不济，应扬长避短，少抠细节，多总结总结。 8.现在的学生，条件非常好，比起我们，不知好多少。我跟我的学生讲，要把学问做好，首先你得爱。人这一生，很少有这么一段完整的时间，可以专心做学问。你不爱学问，只为稻粱谋，只为混文凭，我也没辙。但你既然选择了到我这儿读书，总得有个交代，起码你得拿篇东西，毕业后，把它修改出版吧。以后干什么，我就不管了。我不是好老师，对学生要求不严。不严的好处是有自由度，坏处是可以偷懒。我发现，真正聪明的学生，往往比较牛，觉得比老师都牛，这样的学生，你不用管他；不聪明的学生，你推都推不动。……好辩不但跟法律文化（打官司）有关，也跟宗教文化（宗教辩论）有关，特别是与私有制有关。很多辩论，都是为了备案，注册发明权，书套书，文章套文章，有时太烦琐。书评也是，匿名评审，你请猫评老鼠，老鼠评猫，就公平了吗？学术乃天下公器，知识产权，讲得太过分也不行。你把土地，空气和水都变成私有，吸口气都要交呼吸费，就没劲了。还有引用，现在的学生，玩电脑都玩得很溜。但导论部分，讲研究概况和问题的部分，经常是有用没用全部 Down 下来，尽量大而全，自己什么看法，没有，好像会议纪要，张这么说，李这么说，众说纷纭。电脑的好处，其实是改文章，便于板块移动，反复修改，反复覆盖。但学生写论文，经常写哪儿算哪儿，错字、多余的字，不读不改，直接就交上来了。 9.现在，我们的论文，很多都是样子货，一个人有没有学术功力，是看他的眼力和选择，而不是不分好坏堆一块儿，显得很渊博。特别是，很多学生以为，学术规范是用来防身，只要我没丢什么落什么，不让人觉得我有剽窃之嫌就得了。这样一来，文章当然写不好。写文章，除了为学日益，还得为道日损，你得学会损之又损，只写最该说的、最该提炼出来的东西，文章应该越写越精练。会写文章，是把复杂的东西写得简简单单、明明白白，不会写文章，才越写越绕，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现代学术和商业社会是一样的，强调知识私有，不讲天下为公，过于看重资料垄断，过于看重第一发明权。写文章，不是想把问题搞清楚，首先是想，我怎么出人头地，言人所不能言。这样，反而助长剽窃之风。 10.很多人喜欢卖弄理论，越卖弄，越面目可憎。你要说服人，打动人，关键要把理论化为生活中可以理解的东西。先秦诸子找工作，帝王缺乏耐心，没工夫听你长篇大论，他们的讲话技巧是逼出来的，一要简练，二要生动，他们的办法是取喻设譬讲故事，用生活常识讲大道理。好的作者，是用自己的生命体验来讲话，像太史公那样，像梁启超那样，像鲁迅那样，像毛泽东那样，而不是生搬硬套，搬个理论做帽子。他们的语言有穿透力，关键在这里。……我们的时代，特点是没有共识，“道术将为天下裂”。思想混乱，语言混乱。我们每天接触的语言，有古代的、有现代的，有中国的、有外国的。就是中国话，也有官话和方言，现在还有网络语言。你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如果没有驾驭语言的能力，就会显得非常混乱。甚至我想，会不会有一天，以后都像海外华裔学者那样，干脆用双语写作。我是说，双语混着写。我是比较注意文字的。我们的很多表达受西方影响，讲究主谓宾语法结构，大句套小句，使文章离口语越来越远。其实口语表达才是原生态，你说唐诗好，“床前明月光”，就跟民歌差不多，“李白乘舟将欲行”，和刘三姐也差不多，这是原生态。我希望保持语言中的原生态。我并不是说只能用一种语言，任何语言的使用都是随机的。你应根据文章的需要，选择最合适的表达，就像艺术一样，最好的表达只有一个，你得找这个感觉。也许这个地方文一点儿好，那个地方白一点儿好，这个地方土一点儿好，那个地方洋一点儿好，全看感觉，一切要服务于你的写作目的。说话，根本目的，总得让人明白，而不是让人糊涂吧。你得首先把自己当第一读者。自己都没搞清楚，你怎么让别人明白呢？所以我要趴在电脑前反复倒腾，倒腾好了，再拿给别人。写作就是倒腾，谁能出口成章？我说我是“老改犯”。 以下是书籍收录的原文 何以解忧 唯有读书 ——李零先生谈求学之路与为学之道 采访手记 作为《文史哲》杂志的特约编辑，我曾多次向李零先生约稿，但因各种原因，始终未能约到合适的稿件。《文史哲》有名家访谈的栏目，我过去曾经帮杂志做过池田知久先生、裘锡圭先生的访谈，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于是向李零先生提出能否做一次访谈，李零先生爽快地答应了。
（注释：曹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兼任《文史哲》编辑，著有《近年出土黄老思想文献研究》《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等。） 曹峰：您的治学领域极为广泛，涉及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历史、地理、军事史、方术史、艺术史等，而且在每个方面都有贡献。在学科划分越来越细，研究领域越来越窄的今天，您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理念可能具有重要意义。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是否可以谈谈您的求学历程？
小时候，我不爱上学。我们小学在白米斜街，古香古色，非常美丽，但住校好像蹲监狱，哪儿都不能去。我老扒在后院的墙头上，东张西望，看什刹海，岸边有算命的摊子、耍猴的班子，很热闹。1958年，我家搬西郊，到处是坟头，到处是荒草，非常空旷，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不住校了，别提多高兴。
1973年，“工农兵上大学”，因为政治有问题，没上成。1974年，我埋头银雀山汉简。张腾霄张叔叔批评我说，你婚都结了，孩子都有了，看这些有啥用，老大不小了，还不赶紧找工作。工作有呀，一个机会是去河南当养路工，一个机会是在武乡县柳沟铁厂干活，我下不了决心。当时，侯大谦侯叔叔，介绍我认识了常任侠先生。他老人家，风雪夜，拄着拐杖，到处向人推荐，说我是个人才。我算什么人才？农民一个，谁认识你呀。
我没想过上大学，也没想过读研究生。我是先进考古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读研究生，事出偶然。 我进考古所，是刘仰峤同志（社科院副院长）推荐，夏鼐先生批准。敲门砖是我写的一篇文章，关于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夏先生把我的文章转给红楼整理组，他们给我回封信（见文末附录），送我一本书，说是接受我的意见。后来，裘先生跟我说，信是他让人写给我的。
我读研究生那三年，非常用功，先后在《文史》《文物》《考古》《考古学报》发了四篇文章。当时发文章很不容易。有人说，《文史》发一篇，水平相当副研究员。那时，当个副研究员可不得了。《考古学报》，门槛也很高。1980年夏，我还写了本书，《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张先生推荐给中华书局，五年后才出版。
我进考古所是夏先生点头，我离考古所也是夏先生点头。我在这个所整整干了七年，每天挤车，从郊外到城里，从城里到郊外，说走就这么走了。临了，王庭芳同志（当时的书记）跟我说，好，夏先生同意你走了。你要记住呀，考古所是你的娘家，你要常回来跑跑。
张先生是老先生，腹笥深厚，学问大，但不善言辞，也不太会讲课。他不是那种手把手，像戏班子那样训练，站不直就踹一脚的老师。古人说，“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你不问，他不会教你。你用功也好，不用功也好，他都不管你，自由度很大。关于老师，我写过几篇文章，你们可以找来看。我不想吹老师，更不想借老师吹自己。我爱老师，更多是爱他的为人。学界的人都说，他人好，宽仁深厚，不与人争，不与人辩，气量大，容得下人。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罗王之学的三代传人，差不多都在，很多先生都有接触。高明先生是唐兰先生的学生。唐先生是老前辈，才分高，读研究生前，我在历史所听过他的课，他对他的同辈同行谁都批，当年给王国维写信，也是当仁不让。张先生是唐先生的学生，每见先生必垂手立，十分恭敬。高先生跟我说，古文字这行，谁都容不下谁，做人要学张先生。张先生学问大，谁来问教，他都耐心解答，但不立门户，不拉队伍，不培养子弟兵。这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 曹峰：您一开始是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后来又治古文献、哲学史、思想史，打通各个学科，不设藩篱。为什么您能做得这么活，我很感兴趣，您能不能再讲得详细一点？ 李零：我觉得，你要死守一个老师，你会受师法、家法的限制。你要死守某一学科、某一项目、某一课题，没头苍蝇似的跟钱跑，跟给你撒钱的学校和上级主管部门跑，跟学术界的评价体系跑，也没多大出息。中国这么大，学者多了去，有你一个不多，缺你一个不少，凑什么热闹。学校或学术界都是组织大规模知识生产的工厂，有分工，有合作，有组织，有纪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就跟吃饭一样，不能断了顿儿。我又不是小孩子，这些道理，我懂，只不过我不想跟别人凑热闹。我更偏爱个性化的研究。我这个人，打小自由散漫惯了，既不想当学术老板，也不想当学术打工仔。摧眉折腰，我不乐意。呼奴使婢，我也不乐意。那就自个儿领导自个儿吧。这种自由，代价昂贵。 当年，我在考古所，我非常珍惜自己的工作，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那真是死心塌地呀。我为《殷周金文集成》耗费了那么 多心血，离开还真舍不得。1983-1984年，我在社科院农经所发展组躲过一阵儿，跟很多改革先驱（多是插队时期的朋友）待一块儿。但我不是改革先驱，只是改革开放的旁观者。我兴趣比较多，但端谁家的碗，就得干谁家的活，这点职业操守我还是有的。很多领导不知道，我是很好使的驴，虽然我不会巴结他们。那一阵儿，农业考古和土地制度史是我关注的问题。我看过不少与农业有关的书。李伯重还寄杂志给我。何炳棣的《东方的摇篮》、许倬云的《汉代农业》（此书是从农科院借阅），还有过程考古学的书也是那阵儿读的。我甚至很大精力翻译一本讲农业考古的书，翻到一半，我把稿子扔进了垃圾箱。 1985年，发展组解散，飞鸟各投林。说来也巧，正好碰上朱德熙和裘锡圭两位先生想调人进北大。裘先生想调三个人，一个是吴振武，一个是彭裕商，一个是我。他俩没调成，就我一人去了。裘先生给我写信（见文末附录），让我很感动。我没想到，我能“重归苏莲托”。我进北大，正好是俞伟超先生离开北大，我是参加完他的告别会，然后到北大报到。
后来，1993年，我去美国整理楚帛书。临走，系里报职称，教授职称，有人动员，我报了名。当时，年龄大的论资排辈，年龄小的破格提拔，分两个渠道，我报后一渠道，自以为并没挡了谁的道，万万没有想到，等我从国外回来，孙玉石主任给我写封信（见文末附录），说有人告我，真是想不到。我更没想到，我这么招人恨，让恨我的人化悲愤为学术。所以我想，什么教授、什么博导，不报不就得了。说实话，如果不是我的老领导倪其心教授（已经去世）反复劝我，叫我“放下臭架子”，如果不是费振刚主任和袁行霈先生为我说话，我恐怕就当不成教授了。 我是学考古的，很多人都以为，我调北大，不是在考古系，就是在历史系，来信经常寄错。我落脚中文系，本职工作是教古文献，但我一天也没有听过大学讲授的古文献课。俞伟超先生刚认识我，他问我，你怎么对版本、目录、校勘、辨伪这么熟，比北大学生都熟。我说，我是在农村学的。 我在北大教过《孙子兵法》《左传》《论语》《汉书·艺文志》《禹贡》，教过中国方术、简帛研究、海外汉学、中国文明史。我的很多书都来自课堂。 研究古文献，《孙子兵法》是我的入手处。我跟中华书局讲过，现在的古籍整理应该怎么整，应该有一套新的方法、新的规范。我的《吴孙子发微》，目的就是探索方法，探索规范。 上世纪90年代，我跑国外比较多，其实是不得已，因为老婆孩子在美国。其实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出国。现在，年纪大了，就更不想跑了。出国，看中国书，有时不太方便。我得想想，在国外干什么好。演讲，你也得想想，人家都乐意听什么。比如我的《中国方术考》，比如我的《论中国的有翼神兽》，就都是在国外写的。最近，吉德炜教授刚刚去世，1990年，我第一次在美国演讲，就是由他主持。当时，我讲马王堆帛书，后来写式盘，这些都是《中国方术考》的底子。有一年，何莫邪邀吉德炜、罗泰、夏含夷、高岛谦一、裘先生和我在挪威科学院搞研究。中国书，只能到奥斯陆大学借，太远，我就请他们把中国的三大杂志《文物》《考古》《考古学报》，各搬一套，放在我和罗泰的办公室，每天躺在门外的沙发上看。我的《论中国的有翼神兽》就是这么写出来的。 我为什么老窜行，道理很简单，我是跟着兴趣走，兴趣是跟着问题走。比如我研究方术，这事跟科技史有关，跟占卜和宗 教有关，还涉及中国小说，我不是研究这些的。但我研究古文字，涉及简牍，简牍中有很多日书，马王堆帛书有很多数术书 和医书，不找点有关的书学习一下，根本看不懂。人到医院看病，挂号要分科，什么病看什么大夫，但人的身体是个整体，不能分科。你觉得胳膊疼，可能问题在心脏，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一定解决问题。疑难杂症，还得请各个科室会诊。医生可能有职业病，你得小心，比如他是看青光眼的，让他一看，全是青光眼；换个看黄斑的，又全是黄斑出问题。为了研究，我可能窜行，但我得有自知之明。我不能就某个问题恶补一下，人家夸你几句，你就以为自己真成了内行。该撤就撤，打一枪就赶紧换地方。 我说这么多，讲到这儿，你该明白了吧。古人云，无恒产者无恒心。学术也有无产者。我是白劳，当然也就没有“恒心”。我不想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自己干过哪一行，就吹哪一行，简直万能，谁离开我都玩不转，我离开谁都行。学术乃天下公器，资源共享，谁也不能说，我读这一行的书，其他行不许读，或只读一种书才叫学者。我才不稀罕什么家不家，我是读者，这就够了。再大的学者，也不能不读书，对吧？ 我在北大，跟裘先生干各种大项目，吭哧吭哧多少年，一样也没干成，我为自己惋惜，也替他惋惜。马承源先生让我帮他整上博楚简，也浪费了很多时间。《中华文明史》，头一卷，严文明先生是主编，我是副主编。其实主要靠严先生，我没做多少事。后来出英文本，我就彻底退出了。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对修长城，非常怕，只好敬而远之。 今年，我快七十了，回头想想，有两个教训。第一，很多大项目，一沾手，一辈子就交待了，我无余命可换钱。各种项 目，钱再多，不申请，不参加。朱凤瀚老师挑头的项目，北大秦简、北大汉简，算是例外。我跟朱老师说，作为朋友，帮点忙，可以，但我只能做一点儿，多了不行。第二，人生少不了磕磕绊绊。社会学的道理，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我国人多，过去的说法是，小资产阶级如汪洋大海。“小人国里尽朝晖”，庞涓少不了。惹不起还躲不起？躲着点就是了。 曹峰：您治学领域那么广，这既和您的个人性格、个人爱好有很大关系，也跟机遇有关，命运让您不断窜行，学问越做越杂，越做越广。我感觉您的学问杂而不散，始终是有中心的，那就是从文物、文献走向思想，这是一条基本主线，您把文献、考古、历史、思想全都串在一起了。我想问，您最近出版的四卷本《我们的中国》，这书是属于地理方面的，为什么您的兴趣转到了地理上呢？
悟道不容易，你用三言两语提炼万语千言，这事不容易。前面铺垫不够，后面说不清楚。这书仍是铺垫。
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你听这行自吹自擂，再听那行自吹自擂，见得多了，互相比比，迷信也就破了。
李零：一个老师，四个学生，各得夫子之一体，学生当了老师，四分再四分，格局越来越小。古人说，程李将兵，程不识可学，李广不可学。老师也一样，裘先生可学，李先生不可学。现在的学生多属裘先生这一路，道理在这里。 古文字这行，现在多以为是纠错学。很多学生都以为，只要心无旁骛，发现错误多，就叫大师。消灭错误，就叫真理。写文章，口气都是这样，某字难认，甲说如此，乙说如此，丙说如此，丁说如此，案众说皆非，只有他取得发明权。他们把学术讨论当成了竞技体育，打擂，谁 KO 对手，谁厉害。学术史是发明注册的专利局。所以风气是“毁人不倦”。 曹峰：您对下一辈学生或学者有什么希望？ 李零：现在的学生，条件非常好，比起我们，不知好多少。我跟我的学生讲，要把学问做好，首先你得爱。人这一生，很少有这么一段完整的时间，可以专心做学问。你不爱学问，只为稻粱谋，只为混文凭，我也没辙。但你既然选择了到我这儿读书，总得有个交代，起码你得拿篇东西，毕业后，把它修改出版吧。以后干什么，我就不管了。 我不是好老师，对学生要求不严。不严的好处是有自由度，坏处是可以偷懒。我发现，真正聪明的学生，往往比较牛，觉得比老师都牛，这样的学生，你不用管他；不聪明的学生，你推都推不动。 论文答辩，现在对学术规范非常重视，学校也有这门课，但很多人并不懂学术规范，以为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比如西人好辩，是不是要学。好辩不但跟法律文化（打官司）有关，也跟宗教文化（宗教辩论）有关，特别是与私有制有关。很多辩论，都是为了备案，注册发明权，书套书，文章套文章，有时太烦琐。书评也是，匿名评审，你请猫评老鼠，老鼠评猫，就公平了吗？学术乃天下公器，知识产权，讲得太过分也不行。你把土地，空气和水都变成私有，吸口气都要交呼吸费，就没劲了。还有引用，现在的学生，玩电脑都玩得很溜。但导论部分，讲研究概况和问题的部分，经常是有用没用全部 Down 下来，尽量大而全，自己什么看法，没有，好像会议纪要，张这么说，李这么说，众说纷纭。
现代学术和商业社会是一样的，强调知识私有，不讲天下为公，过于看重资料垄断，过于看重第一发明权。写文章，不是想把问题搞清楚，首先是想，我怎么出人头地，言人所不能言。这样，反而助长剽窃之风。 曹峰：这样做反而不利于学术，甚至有害。 李零：当然，我们应该尊重同行的研究，千万不要把人家辛辛苦苦换来的真知灼见给漏掉了，但你也没必要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股脑全都放上去。古文字学界，最重发明权，为什么要在网上先发，就是发得快，说明我先'注册'了，这是我认出来的。如果发明太多，一个脚注三十种书，'专利局'就忙不过来了。而且再过一段时间的话，一个小发明，明明已被采用，大家都已知道了，每次都得挂你的“商标”，有必要吗？ 跟西方的学生接触，你会马上感受到，他们比我们的学生好辩。他们非常强调学术竞争，千方百计要证明你是错的、他是对的，从小就这样。咱们中国文化，本来不是这样。 曹峰：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我觉得现在不少学问越做越僵化，没有灵动感，阅读感不好，但觉得您的论文特别生动，尤其是在细节方面，有一种现场感，好像是在跟古人对话，这种生动、这种现场感是怎么做到的？ 李零：很多人喜欢卖弄理论，越卖弄，越面目可憎。你要说服人，打动人，关键要把理论化为生活中可以理解的东西。先秦诸子找工作，帝王缺乏耐心，没工夫听你长篇大论，他们的讲话技巧是逼出来的，一要简练，二要生动，他们的办法是取喻设譬讲故事，用生活常识讲大道理。好的作者，是用自己的生命体验来讲话，像太史公那样，像梁启超那样，像鲁迅那样，像毛泽东那样，而不是生搬硬套，搬个理论做帽子。他们的语言有穿透力，关键在这里。 国外的风气不是这样，尤其在美国。写论文，你必须先找个理论出来。美国强调理论，像人类学，理论一大堆，做学问，光是理论，你就得忙半天。老师说，没理论，免谈。我跟俞老师很熟，他从美国回来，判若两人，迷上新考古学。但张光直先生说，理论只是一种探索的方向，很多都是假设。新考古学，没过两天就成了旧考古学。西方喜欢讲前什么、后什么。过程考古学新，出来没多久，就有后过程考古学。你把理论当时装，换都换不过来。 我们的时代，特点是没有共识，“道术将为天下裂”。思想混乱，语言混乱。我们每天接触的语言，有古代的、有现代的，有中国的、有外国的。就是中国话，也有官话和方言，现在还有网络语言。你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如果没有驾驭语言的能力，就会显得非常混乱。甚至我想，会不会有一天，以后都像海外华裔学者那样，干脆用双语写作。我是说，双语混着写。 我是比较注意文字的。我们的很多表达受西方影响，讲究主谓宾语法结构，大句套小句，使文章离口语越来越远。其实口语表达才是原生态，你说唐诗好，“床前明月光”，就跟民歌差不多，“李白乘舟将欲行”，和刘三姐也差不多，这是原生态。我希望保持语言中的原生态。我并不是说只能用一种语言，任何语言的使用都是随机的。你应根据文章的需要，选择最合适的表达，就像艺术一样，最好的表达只有一个，你得找这个感觉。也许这个地方文一点儿好，那个地方白一点儿好，这个地方土一点儿好，那个地方洋一点儿好，全看感觉，一切要服务于你的写作目的。说话，根本目的，总得让人明白，而不是让人糊涂吧。你得首先把自己当第一读者。自己都没搞清楚，你怎么让别人明白呢？所以我要趴在电脑前反复倒腾，倒腾好了，再拿给别人。写作就是倒腾，谁能出口成章？我说我是“老改犯”。 曹峰：您的文章一定是倒腾了很长时间才拿出来的。您的文风有比较固定的个人色彩，但您的研究领域一直在变，比如前一段时间，您完成了关于四大经典（《我们的经典》）的新研究，您现在是否还有类似的计划？
李零：这当然是个荣誉，可惜是外国给的。我对美国批评最多。大家不要太把这事当回事。美国同行，什么人都有。有人看重我，很好，不看重，也没关系，跟国内一样。 我们新一代的学者应该了解汉学。现在很多人到国外留学，学了半天，并不知道西方汉学的真正背景，它的文化基因、文化心理，还有价值观。中国学者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人家认为完全错误，你最好听听他们的批评，但我并不认为他们的说法都是天经地义。你最好把两边的天经地义比一比，想一想。最重要的是不要迷信。 曹峰：您对先秦诸子做过很多研究，现在社会上有儒家热，大学纷纷成立儒学院、国学院，而对（先秦诸子）其他各家的研究远没这么热。在这样的环境中，学者该如何生存？如何保持独立的学者姿态？ 李零：复旦大学成立儒学院，裘先生发了个声明。我给刘钊发了封短信，请他转告裘先生，我完全支持。我知道，裘先生一贯反对这一套。我记得，《儒藏》立项，学校让中文系配合哲学系。这事，我不参加。汤一介先生约我到他家，要我帮他整理出土发现的资料，我婉言谢绝了。其实，即使不是《儒藏》，我也不会参加。后来，他把这事转给李学勤先生，李先生转给他学生，不知结果如何。裘先生跟李先生，在这类事上，态度不一样。我还记得，有一回，我们请李学勤先生来北大演讲。饭桌上，安平秋先生问裘先生，《儒藏》，咱们要不要参加。裘先生的回答很坚决，不能参加。李先生，态度不一样，上面提倡的，肯定拥护，上面交代的，肯定照办。他不喜欢拂别人的面子，跟别人戗着来，更别说领导了。 曹峰：最后，能否请您从学术传统出发谈谈今后的学术走向？
汉学家往往有一个偏见，就是认为考古材料可信，传世文献不可信。其实，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我一直认为，考古有考古的读法，文献有文献的读法，关键在你怎么读。比如传说时代，世界各国都有，两河流域有《吉尔伽美什》，犹太民族有《圣经·创世记》，伊朗有《阿维斯塔》，传说分很多层次，自己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古书也不例外。比如影响顾先生的姚际恒、崔东壁、康有为、胡适，他们的方法论是什么，恐怕值得反省。我认为，传统辨伪学并不是纯粹的方法论，而是与卫道、争正统有关。汉学也有这个问题。文献年代学非常复杂，并不简单是个真伪问题。比如，现在有那么多出土文献，正在改变我们对文本的认识。我在这方面做过很多讨论，这里就不多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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