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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来自《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研）2017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周晓陆，男，汉族，1953年生，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西安美术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长期在北京、西安、南京等地从事考古学、文物学、汉字学、博物馆学、艺术史学的教学与研究。代表作有《汉字艺术》《步天歌研究》《元押》《秦封泥集》《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中国消失的文字》《考古印史》《古陶文明博物馆藏甲骨文》《古陶文明博物馆藏战国封泥》等,在《考古》《文物》《史前研究》《农业考古》《南京大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西北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学术成果曾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国家古籍整理二等奖、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等。   不求完美 拒绝平庸 周晓陆1，2 （1.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2.西安美术学院 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 《西北大学学报》约我在“大家学术随笔”栏目里谈自己的治学体会。我的经历可用“居无定所,颠沛流离”来形容,因此不可能成就什么“大家”“专家”,至多算个游击队员。一转眼,年纪已到花甲开外。这个年龄段,倒也可以回顾一下过去,和年轻人做些交流。 大学毕业以后,我一直从事博物馆工作和大学教学工作。现在一般也把博物馆列入教育体系,故而可以说,我吃了一辈子粉笔灰。
我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很少。 1965年读完五年制小学, 暑假后进入中学, 不到一年, 就因“文革”而实际辍学,不久又去插队。 在乡下我找寻各种书读, 从《农业技术手册》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从线装本《聊斋志异》到法国人写的《代数》, 其中, 翻阅到损烂的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经毛主席批准, “文革”中恢复了《考古》《文物》《化石》杂志。当它们闲置在县图书馆时, 我成了忠实的读者。 尽管插队的地方距县城有50华里之遥，但我还是利用赶马车的间隙和阴雨天的空闲赶到县图书馆逐字逐句地阅读。 回想十年插队期间, 大约有三方面引起我的兴趣:种田的技术; 历史、考古文物; 中国戏曲和诗词。 高考恢复后,我因为从未自学过物理和化学,所以不能报考农学院校(插队期间,我已在地、县级农业杂志上发表过杂交水稻育种、栽培的文字。回头看,还够得上一般论文水准),这成为我的终身之憾。 插队时,粗浅而天真地思考两个问题:一是农源,包括农作物起源和农具的起源,我考察过稆麦、稆稻品种,采集过黄泛区淤泥下的铁犁(后来知道是汉代遗物);还和农民用手拃量淤土之下古代犁沟之间的宽度。二是在深翻土地和大搞水利时发现古墓葬和古钱币窖藏,我思索这土壤底下到底埋藏了多少前辈的东西,这些对于现代人们又意味着什么。在泗洪县龟墩遗址,我找到了龙山文化地层中竖直的柱洞以及之下横置木质柱础的痕迹,当时用石膏灌注模型,这件模型标本至今应当存放在泗洪县博物馆。因为这些缘故,我报考了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引起一片不解,朋友们认为我的首选应是政治学专业,要不就报考中文系,退一步说了,即使报考历史学系也没有必要学考古。其实我学考古,首先是可以避开某些肮脏,其次可以深入地想想美好和肮脏的源起。 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读本科期间,系里的蒋缵初、张之恒、秦浩老师和南京博物院的纪仲庆等先生带领我走上学习考古的道路。南大77级同学的幸运还在于面对面接受过几代老考古学家的教育,其中有夏鼐、苏秉琦、贾兰坡、安志敏、石兴邦、安金槐、俞伟超、李伯谦、朱伯谦等先生,还有当时苏、浙、鄂、陕等地最著名的考古学家。在校内还听过历史学、文学、哲学等专业很多前辈的课程。当时学校对我们很好,每人每次可以从校系借到几十部书,包括线装书和1949年前出版的洋装书,我们拼命地从知识的海洋里吸吮营养。在大学里,我大致养成了学习、尊重、思索、怀疑的基本学术态度。 1982年初本科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南京博物院(前身中央博物院)工作。南博院后来与江苏省考古所合为一体。最初两年,我在那里干考古如鱼得水,处理了一些重要的遗址和墓葬。1984年,因为南博院的重要变故,我被派到保管部工作,尝到了在40余万件各个时代、各类文物之间畅游、学习的甜头。姚迁、赵青方、宋伯胤、梁白泉等前辈手把手地教我学习文物学、博物馆学、地方考古。其间也向江苏省内外的考古界、博物馆界多方拜师、求学。 在南博院工作十年之后,我来到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任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教员,一度担任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在南大求学时我曾学习过陈直先生的《史记新证》《汉书新证》《三辅黄图校证》等著作。我曾于1980年7月2日赶到西安来拜访陈先生,谁知他已在一个月前仙去,我只能把自己作为先生的私淑弟子了,这也是和西北大学的缘分。在西大，我得以向刘士莪、王世和等先生经常求教,同时与我年龄相仿的考古学、历史学、文学老师多有切磋。陕西是中国考古学和文物学第一大省,我在这里交了数以百计的朋友,拜了数以百计的老师。 西大十年以后,我转到北京师范大学教书,参与了北师大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建立,了解了师范类最高学府的研学范式,也接触了在京的人文社会科学最高平台,当然拜师亦多,交友更广。在北师大五年多,我在想一个问题:即美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什么?书上的美术史和美学史真实吗?如果说长期以来我是艺术的爱好者,但考量这样的问题时,深切地感觉到自己在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知识方面的匮乏。 我离京重回长安,受杨晓阳、程征等先生的邀请来到西安美术学院,筹建了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致力于艺术考古理论与教育体系的建立。其间,为了探讨艺术和现代产业的关系,还出任了两年中山大学南方学院艺术与创意产业系的首位系主任。 从南博院工作时开始,我越来越意识到文物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应当将文物学从考古学、博物馆学当中剥离出来,使之健康成长。2010年受到母校南京大学的召唤，我回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文物鉴定专业任教。 迄今为止，我发表过100余篇论文,出版过大约20部专著、编著和译著。如流水账式地记载一下,索然无味。兹分为几个块面,结合一些心得,介绍于下。 （一）A板块：大体与考古学、古文字学、古玺印泥封的研究相关 我的田野考古始于插队时,最近一次在2008年，先后在《考古》《文物》《史前研究》《四川文物》《江汉考古》等刊物发表报告简报20余篇。值得提起的有两件事:一是在丹徒磨盘墩遗址,我用观察竖起的小铜器和麦苗根系剥离之法,明确找到 “土墩墓”的墓坑,这是在江南两周“土墩墓”研究中的首次发现。二是在邳州东汉彭城相墓地,首次找到墓垣、阙础与石门下殉狗的遗迹。这些有意义的发现,源自不轻信定论,再加上过细的找寻。 我在县图书馆翻阅杂志时,手摹过不少商周青铜器铭文,后来真还起到了作用。经我首读的早期文字资料有新石器时代龙虬庄陶文。首读或参与第一批读的重要商代资料有南京博物院藏商代甲骨文、古陶文明博物馆藏甲骨文、胡厚宣先生交任务读“立史于南”甲骨文、子龙鼎、子眉爵等。首读或参与第一批读的重要西周资料有师眉鼎、吴虎鼎、豳公盨、宰兽簋、虎簋盖、中殷父盨、有司简簋、澄城簋、为成王聿追陶簋、徕器群(多件)等。首读的重要东周资料有吴伯刺戈、邗王是埜戈、春秋北山四器铭、吴王光剑(多柄)、楚 秦汉瓦当是陕西“特产”,我和陕西省考古院、古陶文明博物馆的学者们一同完成了秦文字瓦当的确认,改变了学术界普遍认为瓦当文字源于西汉的学说(见《秦文字瓦当的确认和研究》,《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3期)。对于秦动植物图案瓦当,我提出了月令图样的全新解说（见《秦月令瓦当略谈》，《追寻中华古代文明的踪迹》,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我释读了自清季以来人们关心但未曾释读的“甘泉宫”三字瓦当(见《甘泉宫志》,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还与赵丛苍先生合译了《中国古代瓦当纹样研究》(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介绍了日本研究者的见解。 1989年访问日本时,因为对秦汉金质玺印的独立见解,日本方面开放,我成为清代驻日公使黄遵宪之后,第一个在掌中摩挲研究日本国宝“汉倭奴国王”金印的中国人,并首次从工艺角度撰写了《“汉倭奴国王”印与“广陵王玺”的铸雕比较》一文(《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首次披露研究了周原遗址出土的西周玺印、澄城西周玉质龙钮玺印以及商代妇好墓石质龙钮玺印。首次指出所谓六面印的下限达到南朝时期,首次指认了数枚北朝六面印;在张沛先生支持下,成为最早释读独孤信多面印的学者之一,并且指出其在南北朝史、印章史上的独特学术价值。首读了多枚隋代公印,第一次专门研究了隋代公印(见《隋式公印例说》,收入《考古与文物研究文集》,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21世纪初,出版了当时收集最多并附有重要文论的《元押》(江苏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在西北大学期间出版了《古代玺印》教材(中国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赵宇泽的引荐,我历时25年编撰的、由《考古集印》扩充而成的《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8开三册终于出版(中华书局2010年版)，并被国家古籍整理办公室、中华书局列为与商代甲骨文、商周金文、古陶文、秦汉简牍同类的出土文献著作。 借此机会我也想纪念路东之先生。1995年，先生和我独立研究了数以千计的秦泥封(泥封又称为封泥)。在我们之前稍早,上海孙慰祖先生、澳门萧春源先生也披露了少量新出土秦泥封。当时的感慨记忆犹新,我们拿着宝贵的资料到官方和多位研究者处,皆无人理会,甚至有人播言:周与路会刻图章,对这批东西要当心。“怀璧之哭,岂唯昔者!”幸好先后得到张沛、吴刚、余华青、袁仲一、李学勤等先生的支持。我发表过十多篇论文,与路东之先生合著出版了8开本《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这项工作,当得起战国秦汉考古学与历史学的重大发现。21世纪初,路东之先生与我踏勘考察了河南新蔡古城,鉴定并披露了数以百计的战国泥封,其中主要是楚国泥封,这是迄今为止东周泥封在古遗址中数量最大的一次发现(见《新蔡故城战国封泥的初步考察》,《文物》2005年1期)。 拙著《汉字艺术——结构体系与历史演进》(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提出了凡不是毛笔书写的就不是书法的重要观点,建构了包括书法、印章、契刻……等等在内的汉字艺术体系,对汉字艺术各门类进行了分期;我针对汉字基本理论——东汉许慎的“六书说”和现代唐兰、陈梦家的“三书说”,第一次提出关于汉字起源、构造与发展的“二书运动说”。在青年朋友帮助下,我主编了《中国消失的文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版),初次对从新石器时代直至明清时期在大致现今中国范围之内,曾经行用过但又消亡了的文字集中梳理一遍,并且作了理论探 (二)B版块：大致与自然科学史、工艺美术史相关,还有“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工作 插队的情结,使我一直关心农业考古。我撰写过有关汉代农业、“秧马”、现代科技与农业考古等方面的论文。针对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丁颖教授曾经提出过水稻起源“野生稻→籼稻→粳稻”模式,我根据考古学收获,首次提出了“早期野生稻分化为籼型野生稻,粳型野生稻;籼型野生稻→籼稻;粳型野生稻→粳稻”模式,此模式取得相当多的验证和共识(见《稻作起源的考古笔记(一)》,《农业考古》1994年第3期)。我也曾探讨过早期稻作东传日本的问题,与当时中日科学家的一些权威意见有所不同,引起了关注(见《重大的课题、解决的方法与一种假说——略谈中国早期稻作东传日本诸问题》,《农业考古》1992年第1期)。 20世纪后期,在长江流域、辽河流域与山东半岛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玉器,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关注,猜测之论也多一些。我从玉器原件和残件以及打制小石器的细部分析,撰写《治玉说——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三件玉制品弃余物的研究》(《南京博物院集刊》1984年总7期),被日本有的学者称为从工艺角度进行原始社会玉器研究的第一篇文论。 在西北大学,我开设了本科与研究生的古瓷器课程,这在西北地区高校是第一家。首先提出改“原始青瓷”为“早期青瓷”的看法和自己的中国瓷器分期法,还深入研究了唐代、五代“瓷秘色”,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见《秘色瓷、耀瓷和汝瓷》,《文博》1995年第6期)。最早支持了禚振西先生的观点,并进一步表达为:陕西五代时期黄堡窑烧造的青瓷精品有可能就是“柴窑”,指出“耀州窑系”形成于五代而非北宋(见《由“瓷秘色”论及柴、汝窑》,《西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学瓷小札》,《文博》1996年第3期)。在此期间还出版了《古代瓷器》教材(中国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天文观测是我自小的兴趣,插队淮北大平原,观测星象成为一种雅事。在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张钰哲、张培瑜老师支持下,我进行过汉代彗星图像的讨论(见《盱眙汉墓木刻星象图考》,《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增刊;《汉代彗星图像简论——为迎接“哈雷彗星”而作》,《东南文化》第一辑)。在中国科学院席泽宗、吴守贤、刘次沅先生和陕西考古院王占奎先生等学人支持下,研究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经典著作隋唐时代的《步天歌》,详细整理并且提出许多新的古天文学见解(见《步天歌研究》,中国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在中国古代天文学领域首次披露并研究了早已被认为失传了的清初南怀仁星图(见《曾藏于朝鲜总督府图书版的步天歌及星图》,收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与古代天文方位、季节制历有关,我撰写了《释东、南、西、北与中——兼说子午》(《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秦月令瓦当略谈》(见《追寻中华古代文明的踪迹》,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这些都是提供新见、得到好评的工作。21世纪初,山西陶寺新石器时代末期遗址城址天文观测遗迹的出土,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我应邀参与讨论,并发表了独立的见解(见《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天文观测遗迹功能讨论》,《考古》2006年第11期)。 在刘次沅、张培瑜、李学勤等先生的先后邀请下,我参加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工作,主要参与的点有:①西周元年子课题(见《武王伐纣相关文献再检讨》,《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②懿王元年天再旦子课题(见《塔城日食观测与近三千年的公案》,《天文爱好者》1997年第3期;《带食而出的天光变化》,《天文学报》1998年第3期;《天再旦考证》,《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年第4期;《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考证》,《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报》1998年总35期;《“天再旦”研究》,《中国科学A(英文)》1999年第11期;以上作品有的与刘次沅先生合作)。③西周宣王纪年子课题(见《吴虎鼎铭略考——兼讨论可能为西周宣王时的铜器》,《中国文物报》1998年5月13日;《“徕鼎”读笺》,《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西周“徕器”及相关问题探讨》,《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徕盘”读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④《诗经》日食子课题(见刘次沅先生与我合作《“诗经”日食及其天文环境》,《陕西天文台台刊》2002年第1期)。国内外学界对此“工程”有大量不同的看法,我以为都值得认真思考;自己在参与工作过程中还是学习到一些方法和实验手段。 (三)C版块：与艺术考古有关 基于“人类在美中演进”的理念,我认为考古学应当负有重建“美的历史”的任务。在杨晓阳、程征等先生的支持下,2005年至2006年,我在西安美术学院筹建了中国高校第一所艺术考古研究所,发表了《我们这样认识艺术考古》(收入《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成立纪念文集》,群言出版社2006年版),这篇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反响。此后全国又有数所高校、数所省级考古文物研究院建立了艺术考古研究所。作为考古学、艺术史学新的分支,我认为艺术考古年青而前景美好,将自己的古代陶瓷、古代陶器、古代玺印等等研究,都纳入到艺术考古的关注范畴。2014年,我注意了新出土的唐代韩休墓壁画,提出了中国古代山水画的新样式问题(见《“唐韩休墓出土壁画学术研讨会”纪要》,《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6期;《新资料、新样式——唐韩休墓壁画“山庄水亭图”初读》,《陕西美术博物馆馆刊》2015年)。 (四)D版块：与博物馆学有关 我长期在博物馆工作,非常关注博物馆的发展。21世纪以来,坚持每年撰写一篇关于博物馆学的论文。近年来尤其关心中国民营博物馆合法、健康的发展。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1986年读“陈璋圆壶”时,我谱了一支曲子:“一字风流,一字白头。会当春光牡丹日,还凭寂寞枯叶秋。怅天马、绝尘跓,只怀汨罗浮龙舟。”大致表明了我的感受之一：研究和传承中华文化,只能切切实实做一些微小的事情；即使这些微小的事情,也是要靠寂寞和白头换来的。30多年前,老师梁白泉先生质疑我为什么不做大块面的研究。30多年后,我面见老师,谈起他的质疑,梁先生马上说:收回这些批评,几十年里,你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是什么特点呢?我想: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固然需要大块头文论作为“纲”,纲举目张,但“目”也得有人填啊,所以真能够老老实实填一辈子“目”,也算是我的宿命和幸运了。 40多年的读书、写字生涯中,我犯过许多错误,有过许多教训,有的已经朋友、学人指出,有的还在反思之中。自己也想通了:“完美”了,也就是学术生涯终结了;拒绝平庸,是伴随着失败不断前行之旅。所谓“完美”,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甚至虚假的目标,我自己不会因为完美的“明镜高悬”而裹足不前,只是因为命运系之,不想贡献平庸之观点、平庸之文字而已,要留点痕迹,要听到声响。 从20个世纪末开始,我便获得了一些科研奖项，包括国家古籍整理二等奖、目前国家人文社科最高奖——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等。我谢绝出席所有的颁奖仪式,因为我在自己每一个获奖项目里,都发现了不足和遗憾。我有两句从别人那里修改来的口头禅:“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还是人家的好。”就是出于此中体会。自己曾经有诗曰:“通篇罢罢罢,读懂两三家。多少不刊论,终成飞珐华。鲁般移木法,李守堰堆沙。指看斜阳下,谁将奎斗迓?”大概既表达了学术的自信，也道出了与如影相伴的遗憾。 我是教书匠,这是最好的职业,同时也是最要动脑筋、最需吃苦的职业,在西北大学任教期间，曾经填词《晴偏好·课后》:“根根粉笔平生老,新苗满目心情好。稼轩道,不知筋力衰多少。”真是甘苦自知。 我把老师大体分作三种类型:一,认真讲授知识型,很好;二,仔细教授方法型,也很好。第一、二类型会有交叉。但我更加注重第三种,即鼓舞学生胆略型。 人类历史已有数百万年,可是拥有文字的历史不超过一万年,无论是继往还是开来,现代人类的知识体系,还处在很低级的阶段。我鼓励年轻人要大胆怀疑,向不疑处质疑;同时要大胆建树,置疑处于不疑。我带过的硕士、博士,加上合作的博士后已经过百,他们之中,只有少量选题范围在我的研究系列,其他都是自选题目,五花八门,我不让他们在我的笼罩之下,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让学生带着问题读书,从书中大胆找出问题；对他们严格要求,鼓励他们有更进一步的勇力而杜绝动辄“填补空白”的虚浮,不断督促他们在所选的范畴做到自己能够达到的“最好”。目前教育界存在“俄罗斯套娃娃”的现象,明里暗里害怕学生超过老师。我时时告诫自己,不可压抑学生；尽快地让学生超越老师,是教育成功的标志。拙诗有句：“育苗时顾洒涓涓,戒尺而今心上悬。只待明朝梁栋立,仰观落帽忘歌弦。” 作为教育工作者,教书育人是第一位的职责。我心甘情愿放弃一部分研究工作,花费更多时间在不主一格、有教无类、教学相长、因材施教、绝不迷信、思行结合上,让学生真实,让学生勇敢,让学生不言放弃,这是教师的天然责任。同时,要乐于做学生的学生,近几年来,已有学生在发表的论著中指名道姓批评我的一些意见、观点,我非常高兴,这才是学术之进步。拙诗曰:“项橐孔丘相诘时,老聃关尹五千诗。禹开伊阙鲧微事,谁是门生谁是师?”所言正是此意。是不是真心对待孩子们,学生心里清清楚楚。未来是他们的,未来之中有老师的碑铭。今天老师一切的对错,学生都会铭记。因此教育又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一个太重、太危的职业。 花甲之年,我被评为“南京大学第九届我最喜爱的老师”,我以为这一殊荣,超过了以往所得的全部奖项。可我还是没有参加颁奖,因为这个奖项太重。我对采访的记者说:“我不是一个完美的老师,错误和教训很多。我不会训斥或嘲笑学生,不想好为人师,只是想做学生的朋友,和他们共同探讨学问。我想让孩子们记住的是:在认识真理的路上,永无止境,不要平庸地度过一生。”中国许多问题出在教育上,作为一生吃粉笔灰的人,自有其未尽到的责任,我是有愧的。可是“拒绝平庸”的理念,又一直激励着我,我也想传之后人。 “半读半教半著书,一天离尔魄魂无。如蚕如茧缠生处,埋首不知世界殊。”回首看,对于前人学术,我想做到:敬之、爱之,读之、学之,思之、疑之,逆之、破之,论之、立之,也盼望朋友再破之、再立之。花甲之年,我有仄体诗云:“媚骨无存失粉黛,傲然白首昂天外。学无止境占三星,艺有盈亏存八怪。系马刘伶赋逶迤,惊乌孟德歌澎湃。老来事理用童心,将把精研做酒债。”插队时候，我曾为自己拟了一条座右铭：“绝不追求完美,平庸等于死亡。”书写在一块柳木板子上。半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刻在我的心底。 ［责任编辑 刘炜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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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东方竹马 > 《社科政教人文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