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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神话传说，都是一些零散的、片段的故事，而且往往和历史事实混在一起，既无古稀腊的完整性，更没有产生像《伊里亚特》那样的史诗，甚至连藏族的《格萨尔王传》那样完整的传说也没有，这一点和以黄河流域为发源地的北方文化的传说是一致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论及“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的原因时，引用了日本汉学家盐谷温的说法：“一者华土之民，生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必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易能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但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这是就整体而言的。就地区而言，各地也有区别，地处黄河流域的北方地区，文化发展较早，是孔门学说的发祥地，儒学影响较大，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少；而地处长江流域的荆楚一带，文化发展较迟，孔门学说影响较少，流传的神话传说较多。代表北方文化的《诗经》，现实主义成分重，代表荆楚文化的《楚辞》，浪漫主义成分重而且本身就有许多神话传说的内容。 巴蜀地处长江中上游，先秦时代被看成是蛮夷之地，少数民族地区，受北方文化的影响较小，受中部荆楚文化影响大，神话传说颇为发达。《山海经》的一部分故事出自这里是毫不奇怪的。事实上，无论是“开天辟地”的盘古，或是“炼石补天”的女娲；是英勇无畏追赶太阳的夸父，或是拔箭射日的后羿……等等都在这片土地上广为流传，生生不息，迄今仍活在老百姓的民间故事和祭祀活动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巴蜀神话传说对自己开国的祖先，从蚕丛鱼凫到杜宇开明、廪君务相，都有详细的记载，这是其它地区神话传说中少见的。如果天降荷马于巴蜀大地，对这些神话传说加以小说化的整理，未必不能产生伟大的史诗。 为什么不能产生荷马那样的史诗?窃以为并非有人所说的缺少城邦的市民文化，而在于时代和环境。当巴蜀成为独立国家的时候，已经进入战国时代。巴蜀处在秦楚夹击之下，荆楚文化和北方文化在巴蜀大地上互相渗透、互为消涨。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置郡，关中地区大批移民进入巴蜀地区，促进了巴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化上逐渐与中原文化合流。司马迁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虽然与史实不和(《吕氏春秋》并非流放巴蜀后完成)，但它说明，孔门学说正随着大批移民进入巴蜀大地。巴蜀文化已由少数民族文化逐渐变成大中华文化中的地区性文化。到了汉代，儒家学说占据统治地位，对巴蜀文化来说，既是一次提升也必然有所丢失。神话传说的压抑，便是丢失的一种。漫说产生荷马那样的史诗，就是前面提到的司马相如等八家汇集的“蜀本记”，也多年不被重视以致亡佚了。留存下来的《蜀王本记》，说是扬雄所著，后人考证实乃晋人谯周撰写，书里虽然保留了相当多的神话传说，但都尽力往“史”的方面靠。 把神话传说和历史混在一起，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作为历史人物，另一种在历史人物的身上涂上神话的油彩，从三皇五帝到后来的许多帝王将相，都有。正如黑格尔所说：“中国的史家把神话和史前的事实也都算做完全的历史。”这和“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朴素唯物论思想有密切的联系。儒家思想越是占上风的地方，神话传说越是被压抑。儒家思想越是占上风的时期，神话传说越不发达；而在这样的时间和地点，留给文学上浪漫主义幻想的空间便越是狭窄。 另外，在以希腊神话为代表的西方神话故事中，神是主宰一切的，它是神的“人格化”，进一步的发展便是宗教，从“宇宙之王”宙斯到上帝耶和华，都是主宰一切，创造一切的神：万神之神。而在中国神话传说中，人是主宰一切的，它是人的“神格化”，进一步的发展，便是君主专制。从“三皇五帝”到历代帝王，是上天之子，他的权力是上天赋予的，所谓“君权神授”，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巴蜀的神话传说也逃不脱这个大中华文化圈的命运。 巴和蜀，指人也指地区，后来还指国家。由于毗邻而居，交往频繁(其中包括战争)，文化上相互影响、渗透，形成了许多相同相似却有别于其它地区的共同特征(从生产方式到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等)。然而，它们之间由于种族、地区等差异，又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这些不同，虽然随着“统一”的趋势有所消减，但某些深层次的特殊性，仍然在不知不觉中保存下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来文化的发展。 这种区别最先是由它们的神话传说中显现出来的。 关于氏族祖先的神话传说。 历代史书，从《史记》到《华阳国志》，都认定巴蜀的祖先是黄帝、高阳氏的后代支庶。多半是根据的传说。而巴蜀人自己的传说，时代显然较近，都更为具体、更接近真实。 巴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是廪君。据说巴人有五个姓氏，居住在武落钟离山(又名难留山，在今湖北长阳县境)。山上有赤、黑二穴，巴氏住赤穴，其余四姓住黑穴。他们决定选出一个首领，把五姓人统一起来，便于生存。怎么选法呢?先比赛投剑，谁能中穴，谁为首领。结果，巴人务相投中，其余不中；又比赛乘船，船是泥土做的，那四姓人坐上去都沉没了，唯独务相的船漂浮水面。大家决议立巴人之子务相为首领，号曰“廪君”。 廪君率领五姓人组成的部落，乘船历经艰险来到西南地区，以后，他们的子孙遍及川东、湖北西部及贵州东北一带，春秋时代建立以江州(今重庆)为中心的巴国。 神话中蜀人的祖先是“蚕丛”和“鱼凫”。蜀与“镯”通，即野蚕。蚕丛“目纵”，居岷山下的石穴里，蚕丛、柏砱、鱼凫三代都有数百岁，“神化不死”。他主要的功绩是“教民蚕桑”。从《蜀王本记》到今日川西民间口头故事都有很多这方面的故事。 鱼凫即鱼老鸹，本是一种捕鱼的水鸟，这是神话中蜀人祖先，部落的图腾，现温江一带有不少关于鱼凫的故事和遗迹。 蜀人对杜宇的故事最多、最美，传播也最广。鲁迅说“迨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近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奇。”(《中国小说史略》)。杜宇的故事，正是这个由神话“演进”为“近于人性”的“传奇”的标志。史书上说：“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时间约在公元前666年以前，春秋时代。(秦灭蜀在公元前316年，取代杜宇的开明王朝统治应在350年。) 据说，杜宇是“从天而降”的，他的妻子则是从井中出来的。他的最大功绩是“教民务农”，以致他“仙去”后化为杜鹃鸟，每到春天来临便啼叫不止，催民春耕春种，以致啼出血来。 取代杜宇之后开创“开明”王朝的鳖灵，据说是从楚国漂上来的一具死尸，到纹山下复活了。被杜宇任为相，以治水有功而得王位。(很可能是有治水经验的楚人到蜀夺取了王位)。 这个时期，巴蜀之间的交往，巴蜀和外界的交往都多了起来，争斗自然也多。传说中便塑造了两个称得上“民族英雄”的形象。一个是巴国的巴蔓子，一个是蜀国的五丁力士。 巴蔓子的传说，《华阳国志》有记载，迄今川东一带仍广为流传，重庆七星岗莲花池的“将军坟”，忠县“土主庙”都是纪念他的。据说当年巴国遭蜀国的入侵，将军蔓子请楚国出兵援助，答应平定以后，将三城(其中包括忠县)割让给楚。事平，楚国使臣来要城，蔓子说，城不能给，要，就带我的头去。“割头保土”就是“土主庙”的来历。每年农历三月四日，据说是蔓子割头的那一天，忠县百姓都要抬着蔓子夫妇的塑像游行，举办庙会纪念这位民族英雄。 五丁的故事流行于川西各地，说法不一，大多与开通蜀道有关。一说“蜀王好财”，秦王送他五头能屙金子的牛，他派五丁力士去接回来，安置于现成都金牛坝；一说“蜀王好色”，秦王送他美女，他派五丁去接，由此打通蜀道，秦乘势从蜀道灭了蜀国。五丁力士，是一个集体的代名词，它是蜀人对开通蜀道的祖先的纪念。有趣的是，与此相联系的关于“成都山精化为美女”的传说，又从另一侧面表现了蜀文化的特点。这留待后面去说。
前面简要地说了巴蜀古代神话和传说的一些情况，可以看出巴蜀在生产方式和文化心理素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原始的文艺(主要是神话传说和歌舞)上表现得非常清楚。 从廪君的选择方式上可以看出，早期的巴人，是以狩猎、捕鱼为主的部族社会，他们经常要和猛兽打交道，因此居石穴，而死后化为白虎，以虎为图腾。这就养成他们“质直好义，土风敦厚”以及“尚武善斗”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失于“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引文均见《华阳国志》)，也就是不够机灵，不善于言辩。他们的首领廪君，不仅武艺高强，而且不为声色所惑。当他带领部落经过盐阳的时候，当地的“神女”千方百计想把他留下，结为夫妻共同统治那个地区，他都不为所动，为了部落的利益，射杀了爱他的神女，带领部落继续前进。他和后来那个“割头保土”的巴蔓子，都是巴人的民族英雄，反映了巴人标悍好义的性格特征。 蜀人的祖先，从“教民养蚕”的蚕丛到“教民捕鱼”的鱼凫，到“教民务农”的杜宇，治水的开明，都和农业生产有关。农业比较发达，妇女地位较高，男女之事也就颇多。“蜀王好色”的名誉也就扩展到中原去了。比如蜀人最崇奉的祖先杜宇，传说当他的部下鳖灵带领人马去治水之际，他却和鳖灵的妻子私通，鳖灵归来，一种说法是他“自以为德行不如鳖灵”学尧之禅让，委国而去；另一种说法则是鳖灵用武力将他赶走，因此后人的诗中才有“蜀魂千年尚怨谁”，“似向春风诉国亡”这样的句子。《四川通志》有“望帝自逃之后，欲复位不得〖QS1〗，死化为鹃”的说法。禅让也好，赶走也罢，可能里面都包含一种“私情”，只是蜀人不愿给他们喜爱的君主脸上抹黑，才有杜鹃催种之说。这个杜宇朝的末代皇帝，很可能和李后主一样是个多情种子，李商隐诗“望帝春心托杜鹃”暗示这一点。 接着的开明王朝，又是因好色而带来灭顶之灾的。传说武都地区有“山精”，变作女子，美貌无比，蜀国的女子都比不上她。蜀王把她接到成都，纳为妃子，她不习水土，病了，想回家了，蜀王想方设法要她快乐，不成，她死了，蜀王在城中筑了一座武担山埋葬她(是把她故乡的土，老远的运到成都)，墓上还安了一面大石镜作纪念。这件事传到秦国，秦惠王知道蜀王好色，送他五个美女。蜀王派五丁力士打通蜀道迎接五女，走到梓潼，碰见一头大蛇正钻入洞。一个力士紧紧抓住蛇尾，其他的人相助，轰的一声，山崩了，把五个力士和五个美女全都压在了山下。山分成五岭，山顶有平台，蜀王登台悼念，命名五妇冢；平台后人叫思妻台。老百姓都怀念五个力士，叫它五丁冢。秦王后来就派兵沿着五丁开的这条路灭了蜀国。 由于蜀国农业、蚕桑、锦绣发展早，交易也比较盛行(关于蚕丛的传说中就有二月蚕市的记载)，因此民风“多斑采文章”、“尚滋味”、“好辛香”，甚至说它“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如果说巴人偏重武功，蜀人就偏重文采。《华阳国志》有“巴将蜀相”之说，是有根据的。这种地域性的文化特征恐怕直到今日仍然存在。 在文艺创作上，最能显示巴蜀文化差异的莫过于歌舞。《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 又据《文选.宋王对楚王问》记载：战国时期，有人在楚都郢唱“下里巴人”歌曲，“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可见巴人的歌舞当时已经流传到中原，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汉高帝灭秦，巴人功不可没。史称：“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善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可见在汉代，“巴渝舞”仍是流行歌舞。直到魏文帝“黄初二年，改巴渝舞曰昭武”。古老的民间艺术纳入宫廷，慢慢消失它原有的意味，走上了消亡的死胡同。 “巴渝舞”是怎样舞法，它的歌词内容是什么?现在谁也说不清楚。据《通典》说：“本歌曲有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连当时的人都读不懂、念不通，很可能和巴人早期的祭祀、祝巫活动有关，那曲调一定是慷慨激越的，不然就不会配上打击乐器，用在战场上“前歌后舞”。 最早提到的蜀国歌舞，是开明王朝时期，罗王纳武都“山精”转化的女子为妃，女子想家要走，蜀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她死后，蜀王又作《臾邪歌》、《龙归之曲》悲悼她。《龙归之曲》在《琴操》中又称《幽魄之曲》。几首歌曲的内容，现在都不知道，但可以推断，它们都是用琴伴奏的抒情曲子。《东平之歌》可能带些欢娱性，而《臾邪歌》、《龙归之曲》定然是悲伤、哀怨的，把它们和巴人的《巴渝舞》放在一起，一个是宏钟大鼓，一个是管弦丝竹，那差异是太强烈了。 巴蜀古代神话传说，是巴蜀先民们最早的口头创作，它显示了巴蜀人的文化特征，它把根扎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有的成了民间的风俗习惯；有的和名胜古迹联系在一起，唤起人无限的幻想、派生出许多新的传说。它们以文化积淀的方式一代一代传递下来，不仅给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而且以它们朴实的道德观、价值观和独特的审美角度，影响着一代代的后人。 举个例子。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载：黄帝与蚩尤大战，久久不能分出胜负。蚩 尤请出风伯雨姐来，纵大风雨助阵，黄帝便派自己的女儿“魃”上阵，因为“魃”有种特殊本领，就是能散发大量热能，她一上阵，风雨立刻就止住了。但不幸的是她神功耗尽，再也不能回天上去了，由此她到哪里，那里便发生干旱。四川各地凡逢干旱，便有“逮旱魃”的活动，一直持续到解放才停止。艾芜中篇《端阳节》写的就是本世纪廿年代川西平原一次“逮旱魃”(又称“捉沉帧?的活动。这类活动虽然带有迷信的色彩，却也表现出黄帝的子孙们是怎么齐心协力与严酷的大自然的斗争。 望帝化鹃的故事，在《蜀王本纪》中只有简短的记载，但在民间传说中却派生出许多美丽动人的故事，巴蜀老百姓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些故事差不多都把同情和歌颂放在望帝身上。他成了人民理想的君主。有的说，他一心一意为了人民，也爱护人才，为了治水，请出鳖令来，并把王位让给了鳖令，但鳖令掌权后，一天天骄傲起来，不懂得体恤人民的艰难了，老百姓请出望帝来，去劝说鳖令。鳖令不但不听，还以为望帝要争权，带领人马打他。他只好回西山去，变成一只鸟儿，飞进宫去，成天高叫“民贵呀!民贵呀!”叫出血来，嘴都染红了(杜鹃鸟是红嘴)。鳖令被感动了，改正了错误。 另外一种说法：古时候，岷江上游的老龙王有一儿一女，儿子是条恶龙，经常兴风作浪，造成滔天洪水，妹妹龙女见了心里很难过，便趁夜到凌云山下开了一条百丈宽的缺口让水流走，哥哥发现了，把她关进山洞还派猛虎把守。这山脚下有一个年轻猎人杜宇，得了神仙赐给的龙头拐杖，决心为民除害，经过艰苦搏斗，治服了恶龙、猛虎，救出龙女，结为夫妻，一起劈山引水，消除水患，杜宇教男人痔铮媒膛搜希衩窆咸饺兆印? 杜宇在治水中，得到鳖令的帮助，任鳖令为相，但鳖令是个有野心的人，他设计陷害杜宇，将其赶走，夺了王位，还想霸占龙妹。龙妹一心只盼杜宇归来，不接受鳖令。杜宇担心龙妹，化成一只鸟，飞到龙女的窗台上叫：“归信阳，归信阳，鳖灵真是黑心肠。”因杜宇出自信山之南，按古人说法即信阳。龙妹知道这是杜宇已经遭害了，悲痛欲绝，不久死了，也化成一只杜鹃。夫妻每日唱合：“春日忙，春日忙，快快播种好收粮。” 杜鹃的传说主要在蜀，而神女的传说在巴流传最广。最早的记载是《山海经.中次七经》：“姑瑶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女尸就是神女瑶姬。其后，屈原《九歌.山鬼》，宋王《高唐赋》、《神女赋》，李白《感兴八首》都写到她。前蜀杜光庭《墉城集仙集》集一切有关神女传说之大成。当代的毛泽东主席和许多散文家，都不断引用这个故事。故事大意说：神女瑶姬是西王母的小女儿，她率领十二个姐妹到人间游玩，帮助大禹治理洪水。把三册天书授大禹要他照书行事。她又带领姐妹与制造水害的十二条恶龙奋战，恶龙被斩首掉到地下，便成了十二座山峰，她也留在了巫山化作神女峰了。照巴人看来，神女是完美的女神，掺杂不得情爱一类故事的。宋王的《高唐赋》说她与楚王幽会，是一种亵渎。 巴蜀古代的神话传说，已经渗透到人民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形成一片文化沃土，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子孙，而它自身也随着时代的发展继续在民间的口头上流传着、衍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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