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 非 装 聋 作 哑 《再次问疑大成拳》之试答 杨鸿晨 一、求同存异和易辨之疑 下面先议及此类之疑： 1、芗翁武学生涯一生的详细情况 《问文》中有关“芗翁几岁入私塾？哪一年出游？哪一年结婚？夫人家境如何？才貌如何？解老侄子几时来京？走时何人相送……？”等等诸多疑问，有的已见诸报刊，可寻之参考，而欲究其详，则必成《芗翁传》之长篇，况有的涉及个人隐私，还有的属于派出所户籍处的管理范围。更有的人因历史上的教训，怕惹麻烦不肯相告，如因欲证周佛海之妹夫马骥良之疑，我曾两次去周的原籍。周之亲属避而搪塞，直至我的弟子梁智勇以同乡身份重往，才促膝成交，周之孙俱告有关史事，并因此再访之他人，经10余日方有结果。在此特恳请《问文》作者和读者朋友万勿奢望，因为我和弟子们的时间和经济条件根本无法承载这一繁重工作，任何个体的研究查证质量都不能超过一个阶段所提供的外部条件的限制。只是因在多样的求索武学真谛和考查史迹实践中，使我们深深感觉到面对先贤们一份份丰厚赐予，我们实在无法冷寂和沉默。 至于芗翁游历大江南北何时遇何人？收费多少？等等详史也只能暂置或待日后再议，这在我国学术史上亦是常有之事，即有本之正史，亦不免偶有出入，如王维之生卒年月，有新、旧《唐书》之不同；扬州八怪，有权威性之论就有三种，傅抱石先生就未使郑板桥进入八怪之列；书法史上所谓的“宋四家”苏、黄、米、蔡中之“蔡”是指蔡京还是指蔡襄亦是至今悬而未决之疑题。至于历史名人之争议，更是甚为普遍，仅河北省就有尧帝是生于唐县、隆尧还是山西临汾之争，李渊祖籍是隆尧还是太原、陇西？赵匡胤祖籍是涿州还是清苑？……”众多遗留历史之疑，真是各执一偏，互不相让。武术史这类争议更是备极纷繁，以专业治史者之博瞻，尚有失当或斟酌处，况我辈浅见拙识之业余爱好者乎？ 2、芗拳之功法 芗拳之功法主要是指芗拳功法的论述和功效而言，如芗翁遗著中多有“返婴寻天籁”，“躯柔似童浴”及“遍体弹簧以，一触即爆发，炸力无断续”，此类用语实为时代原因所致，盖我国传统文化之最大特证就是言简义深和比兴设喻，如“瀑布挂前川”，“直下三千尺”等用语，又如《庄子》中著名的化蝶，不知蝶化为庄子，还是庄子化为蝶，其意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层次天人化一。如果从现代认识论的角度讲，庄子是人，蝴蝶是物，人是不能为物的，庄子是讲精神境界而非现实世界。芗翁为文有着明显的时代痕迹，不能简单地以现代语法去评判。语言文字是随时代改变的。 再者学术之各科都有其专用术语，如《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1”就是不简单地“等于2”，它是哥德巴赫提出的每个不小于6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猜想的简称，人类已整整猜想了261个年头。我国数学家陈景润证明了（1/2）以来，至今仍无进展。我国武学各拳之中，由于理论和功法不同，必然会有不同的专用术语，即使同一用语也有字同义不同者，如近日藁城市良村有一位老武师回答徒弟们所问“不招不架，就是一下”时就有与众甚为不同的见解，老先生说“有人打你，你抱着脑袋不要招架，打你的人见你不还手就不会再打了，如果你招架反而会招来'几十下’的痛打”。芗拳中的术语，多有独到深意，故较难用现代语言去解释，尤其是不能用西方的量化标准去判断和规范我国的科技文化用语。比如针灸，西方人用任何先进仪器暂时还无法证实其科学性，但针灸的神奇疗效却是有目共睹的。现在，当世界科学界已经“东学西渐”之际，我国却有一些人主张全盘西化，一切以外国人承认，以西方量化标准和语言为依据评判和规范我国所有的科技文化成果，使之饱受削足适履之苦，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内经”、“九要论”、“拳道中枢”等经典论著去检验西方的人体保健、医疗、运动等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呢？《问文》所疑“人体是血肉之躯，弹簧是合金材料，'遍体弹簧似，如同火药爆发状’，人体爆炸岂不粉身碎骨吗？”……之类问疑明显是将传统用语同现代词义机械等同和以今量古的原因所致。如依次类推，问疑“瀑布有钩吗，能挂前川吗？瀑布能有三千尺吗？”则更刁不易辨答了。 据我40余年体认中华武学的理法认识到，有的术语和效果是反复训练和体悟才能体味到其真义的。武术界（不仅芗拳）长期置换着因袭的体验或表达方式是历史所致。况“不入梅园，怎知春色几许？”《问文》根本没系统地研练过芗拳，就如轨迹拳学，虽然我也拜读过教材，体验过功法，但深知这是隔墙观花，蜻蜒点水；故从不敢对轨迹拳学妄议，更不敢非议。为此，我建议《问文》作者：如欲学芗拳，可就近寻拜明师深求，如不欲学，更无人强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实无必要在返婴是返到/先天之初还是父精母血”之类无谓话题的牛角尖中耽误宝贵时间。 当然，而今的芗拳发展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更有违背芗拳，败坏芗翁英名者，笔者同样感到遗憾和愤慨。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对传统文化中各艺术门类从深层次去理解欣赏已是大势所趋，芗拳的阐述更应与时代同步，特别是在今天信息化、知识化、经济全球化促成的中西方语言文化不断交流融合、新词新语层出不穷的情况下，许多用文言的语言多少就显得有些古老、艰涩，缺乏时代的应用性，与时代的发展潮流显得格格不入。尤其是对于众多的青少年武术研习者、爱好者来说，许多令他们无法以理解和接受。因此，在大力提倡武术全民化，让其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的今天，宣传和理论应紧跟时代的步伐，用浅显生动的、活泼易懂的、有个性的时代感的语言拓宽渠道，丰富武术文化理论领域，演绎先哲前贤的功法内蕴的思想理论及总结出的一般规律，这无疑将对武术事业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我愿在今后的实践中大胆予以尝识。 3、芗拳为何不能代高一代？ 《问文》中因赵、姚等人的造诣未能超过芗翁，后人又未能超过赵、姚而提出疑问，为何不能如芗翁所望“代高一代”。据我所知，个中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芗拳训练是重精神、意感和自然力之修炼，要求习者通过训练，逐渐返先天（在实质上，“返先天”包括心理和生理两个方面，即返赤子之心与赤子之身。赤子之心指人本然的纯朴、本真，与大自然和谐统一的本有心理状态；赤子之身指人婴幼儿时期未经后天矫揉变形的，符合自然规律的最佳气血运行状态和运行模式。），恢复本能，同时强化整体动作和用力的习惯。因孩童少年体质虽理想，但学识和攻防技术未备，本能和习惯不同，如前进和后退是本能，面横步则必须强化训练形成了习惯才能运用自如。后人皆知芗翁人品和天赋，但忽略了他是从8岁就开始站桩的。人体分先天，发育，成长，定型，衰退等时期，因为芗翁之后没有一人是从先天期就步入正轨的（需要说明，此指芗拳，其它拳种各有练法）。时下说：教育从儿童抓起，实为至论，如果习芗拳者能自幼开始，则进境要比青壮年，尤其老年期要好（40岁练芗拳较好专指养生）。其二是任何学术成果在取得显著地位之前的各个阶段，每每是人梯式的多人奉献和多种因素的融汇贯通，是渐变而不是突变，是由量变到质变，芗翁也为武学奉献了毕生的时间和精力，故欲达到或超过其修为，实为不易（以外形重组和拳理功法移花接木式的标新立异都除外）。 作为后学，理应不负芗翁期望，力争高出前代，但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学科和领域，当取得一次实质性、时代性的飞跃之后，很难在短期内再在基本理论和核心实质性技法上有所突破，如王羲之的《兰亭序》和颜真卿的《自述告身》就鲜有人超过，爱因斯坦的后理论物理学的状况亦是如此。 4、练芗拳是否会得职业病 《问文》说芗翁和二位夫人均未尽天年；芗翁、赵道新、孔庆海等都死于脑溢血，芗拳的养生效果，以及是否有职业病？我的见解如下：问疑 芗拳养生功法是以祖国医学坟典《黄帝内经·素问篇》为指导的，其效果如何？王玉芳、何境平、于永年等人处都有治愈患者的医案可查。但养生桩不包治百病，而且人的寿命和体质是由遗传基因、环境、情绪、起居饮食等诸多方面因素决定的。1950年我国有关部门曾作过调查，当时我国的人均寿命为35岁。芗翁有先天遗传性哮喘，其父42岁去世；其弟21岁夭亡，芗翁因练功寿高78岁，赵、孔等均为83岁，吴夫人享年68岁；钱夫人享年73岁。怎说是因职业病而未尽天年呢？现今我们吃着化肥，穿着纤维，空气水源污染严重，生存压力日重……如果只练功，不改变生存环境，恐怕真要未尽天年了。因为练功时，必须力争作到精神愉悦，独立守神，呼吸精气！把握阴阳，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才能算是芗拳养生要求的全部内容。 5、比武较艺，究竟谁胜谁负？ 此问最为敏感，其实又是最易商讨之问题。芗翁和姚、赵、韩等弟子同各派武林高手比武论剑之轶事最为武术界所乐道，但近年来武友关注的却是比武之结果，芗拳和各派后人都因维护本门派代表人物而互不相让，甚至强词夺理，捕风捉影，实于武术事业之团结发展无益，亦违芗翁本意。芗翁的在世弟子和同其有交往者都知道：芗翁同南北武术界有真才实学者确实常有争论，但只争学术是非而绝非试艺之胜负，故其友甚多，且多诤友，马骥良和韩樵等老弟子更可以作证——芗老一生从未谈过打败过谁，挂在嘴边的常是解铁夫、方怡庄、金绍峰等人如何胜过他，又在实地交流中的失利中如何提高和改进。实至今日，此拳风仍影响着真正的后辈，使他们对解老、方老、金老、恒林大和尚、李瑞东、吴翼辉等前辈非常敬仰和怀念。在此，我借钱钟书先生原本自谦的话献予大家互勉：如果你觉得鸡蛋好吃，就只管吃这个鸡蛋，就不要再问那只下蛋的母鸡了。同时我也建议《问文》作者，日后我们研究拳史是否应着重证明“什么是对的”，而非“谁是对的？谁不是对的”，如此则无谓纷争就会减少，研讨也会变得简单一些。 至于芗翁同孙禄堂先生之争，确为史实，但非为门派和比武胜负，而是因对郭老的态度和拳术练习的侧重点等学术之争。但主要是两点：一是孙氏力陈点穴为高级技法，而芗则反对，说形意拳中无此种功法，争论至今不止，孙剑云、童旭东发文坚持点穴之说，赵道新也为此发文力斥点穴。二是孙说晚年在上海同五个日本武士比武，孙躺在地上，让五个日本人分别按住头、臂和腿，然后发功一跃而起，日人大为惊服。芗翁则说形意拳中根本无此功法，是编造。此争也至今未能公断。童旭东于近期《武魂》又发表了孙胜日本五名武士之事，芗翁门人则力否此种功法。孙明躬耕之地是襄职还是南阳为争论甚久之疑，至清朝两地竟欲成仇，南阳民众要求知府作主。南阳知府顾嘉蘅当即为武侯天拜殿撰写一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耕襄阳南阳”，纷争乃止。我们是否以古为镜，将此争暂放，待日后科技手段能检测时，再议不迟。 6、芗翁的师承 《问文》提出芗翁师承问题，说他的拳学学自其舅舅和姐夫，并说“对此大成拳界无一人反驳。对此问亦需加以解释和提供证据。 芗拳界无一人反驳是因此问无需重提。如果真如《问文》之说，则以芗翁达到的武学境界，岂不证明其舅舅和姐夫比郭老拳种好，功夫深。那郭老的半步崩拳就根本打不出本县，何有“打遍黄河两岸”之威誉？遍查86年之前有关文字，根本没有只言片语否定芗翁学于郭者。流传的也多是同门师兄许占鳌、刘卫祥、耿继善、刘文华、李振邦等前辈同芗翁相互敬重，情同手足的轶事。威名显赫的李存义、张占魁和郭老救命恩人之子德高艺隆的钱研堂还把门下弟子引荐到芗翁处深造。若说“公开选文”，倒真有钱研堂曾公开发表于报端，但他对芗翁的评价是“夫子之墙高万仞，弟今入室且登堂”。 《问文》之所以有此疑，大概是听了86年以后的某些传言之故，研究历史应重实证，不能听传言。传说多越传越假，甚至贻误后世，如人们常说的“为朋友两肋插刀”，其来历是秦叔宝为救朋友，染面涂须去登州冒充响马，路过两肋庄时，在岔道想起老母妻儿，犹豫片刻，一条路去历城，一条路去登州，一条路回家门，最终还是为朋友，视死如归去了登州，两肋庄岔道体现出秦琼的深重义气就被人们传为“两肋岔道，义气千秋”。而今却因误传成了在肋上插刀。更有“保定府的狗腿子”的传说更是荒谬。保定的摔跤技艺甚高，深受盛赞，原意本是“保定府的勾腿子”，“保定府的狗腿子”之说真是谬之千里了。为了澄清流传之误，日后不再使本已清楚的事再复杂化，下面将当时的名著《国术名人录》中关于芗翁的一页全文录出，本书作者金警忠，乃毫无门派观念和个人好恶之心的武林高手，其作文客观地介绍了当时大部分各派名家，时至今日，尚无人对此书提出过异议： 深州王向斋 王向斋，河北深州人，幼嗜技击，与老武师郭云深同乡，且有戚谊。王拜郭师门下习形意拳，后因郭病不起，王则朝夕侍奉如子，汤药必尝。王蒙郭师青睐，因是一般人皆敬重之，故能深入形意三摩地者，只王一人而已。王博学多能，金石书画，有古意，尤精曲歌，居恒叹挽近世风日下，学者好尚虚表，务为新奇，不究本源，妄自夸大，目无余子，饕餮类於椎埋剽夺，其志趣如何当可由此推知，王往往为争艺术长短，辄与人不和，然不以此自馁，有知而来访者仍口讲指画，乐为人道，其热忱毅力，实有异於常人者，南北武术名手，多与王善，初或疑其技仅如斯，既久，偶或较艺，莫不服其技之精绝也，王於五行拳十二形拳之理解，皆深得其奥，每一式成，则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力必备，龙、虎、猴、马、鼍、鸡、鹞、四象、五形、六合、七星、八卦各诀，三拳者，攒裹践是也，攒裹二字，散手，治形意者，类能道之，作者常见表演，惟践字非井堂入室者，不能道其梗概也，践字之意，即手到足应，心与意，意与神，神与气，气与力，力与动，无不俱合，无不俱赴者，盖劲断意不断，意断神犹连，仿佛如影之随形者然，然终以曲高和寡，深为扼腕焉。 二、《问文》要求回答的实质性问题 《问文》对武友们的答疑很不满意，认为是隔靴搔痒，避重就轻，万分焦虑地期待着回答他们实质性疑问，这实质性的疑问是什么呢？我们只能按照《问文》提供的一条清晰的主线把有关原文贯穿起来，才能研究作答。 “大成名家称：大成拳主要是以形意拳为基，同时吸收了八卦、太极、通臂，尤其是鹤拳的精华而成，这些拳种又都属于内家拳派，是要求取内劲为主优秀拳种，而少林拳派足属外家。” “从浙江一支内家拳传人来看，其最著名张松溪放着倭寇不打，却与千里远征抗倭的少林武僧作对，以打败少林武僧为荣。这哪里是什么内家高手，不明明是倭寇的帮凶吗？……”。 “1940年前后，抗日战争进入关键时期，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危急的时候，中华武术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因难当头，武术家和他们的武术很快就分化为两个阵营，一个是抗战派，一个是投降派。众多的武术家挺身而出，以热血生命和武功报效祖国……。” “与英勇抗战的武术群团相对的，是一班一贯以大师自居的人和受他们愚惑的追随者，积极主动地投靠日伪势力，成了日伪豢养的走狗和帮凶。而这些人打着学术旗帜，正是赫赫有名的“内家拳”！这些人哪里还是什么武术大师，这不明明白白地是汉奸和准汉汗吗？面对这些输诚变节的“内家拳宗师”，恨屋及乌，你叫我如何还能喜欢内家拳？……” “当年日伪的红人今日成了众人的偶像，当年日伪欣赏的‘名著’，今日成了众人的圣经。这哪里还是学术之争，这不是明目张胆的为民族败类树碑立万，明目张胆地向共产堂人挑战吗？” “从明代不抗倭的张松溪到近代不抗日的‘内家团’，行为可谓一脉相承。莫非内家拳中潜藏着使人随落变质的信息，而这信息又可以代代相传吗？要真是这样的话，我恨不能让这类‘内家拳’断子绝孙，永无后患，大成拳是否吸收了内家拳的这些信息精华？……” 从上引《问文》之原文可以看出，其作者是出于民族大义和对卖国汉寻的刻骨仇恨而欲伸张正义，才以《问疑》之形式振臂一呼的，惜其虽慷慨激昂，却有违一般常识。 （1）欲定张松溪为倭寇帮凶，定内家拳的习练者为日寇豢养的走狗和帮凶，定芗翁和其弟子们为民族败类必须经史学考证或公检法部门认定，反右和文革时的大字报形式在今天是毫无作用，也是不允许的。 （2）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政府都成立了惩肃汉奸的专门机构，全国各地大小汉奸大多受到公审和严惩，鲜有漏网者，似芗翁当时之声望，若是汉奸败类，早已被镇压了，岂能等到半个世纪后再由《问文》举报？ （3）这一实质性问题已非学术研讨，而属刑事性质，其为文就应以法律用语为之，如人民属哲学用语，公民才是法律用语。但《问文》所定皆为法律之罪，而行文却无一是法律用语。诉诸法律应只提供证据和事实，定罪都是法官的职责，《问文》对此似乎了解较少。 何为汉奸？原指汉族的叛徒内奸，勾结异族陷害忠良，出卖君王和汉族利益者，如秦桧、张邦昌就是其代表人物。后来确指投靠侵略者，出卖祖国利益，卖国投敌的民族败类，如溥仪、汪精卫等人就是典型的汉奸。张松溪、芗翁和其弟子们一生中从未有过汉奸的任何行为，怎么会是汉奸呢？ 这一实质性问疑已答复，但本文仍不能结束，因为我一直在想：是什么原因使《问文》提出了这种近似离奇的疑问呢？这一疑问直至详考完其对《郭云深墓志铭》的考证之后才有了答案，我亦愿将此提供给《问文》和读者朋友们对考，以期日后为文时共同以此为戒。 我认为：《问文》的学术研讨方法有欠妥之处。这些欠妥的方法在其对《墓志铭》的考证和论断时体现得最为突出。 （一）从《郭云深墓志铭》之考辨试析《问文》研讨方法 《问文》之为文，单刀直入；尤其所议疑题，痛快淋漓，言之凿凿，使读者观文即不得不信其是经过认真调查，多方取证，核实无误后才形成荡气回肠之文字的。我也是一直这样认为的。可惜，通过对其《墓志铭》的论证详加考辨后，使我对其所有问疑又开始重新细读详审，才知其并非如此，仅以《问文》中有芗翁师承问疑为例：“大成拳界一直说王芗斋是郭云深先生的关门弟子、衣钵传人。后来郭云深的弟子多次撰文，公开指出王的拳是跟他舅舅和姐夫学的，对此，大成拳界并无一人反驳。……”如果我们不再盲目地相信其是言之有据，只简单地反问一下此问即可释然。 请问《问文》：郭老的哪位弟子？或几位弟子？姓甚名谁？几次选文？登于何处？公开指出王的拳是跟他舅舅和姐夫学的？86年以后的文章不能为据（可以作假），似乎，可能，也许之类文词一概不能用，请拿出86年以前的证据，那怕是几个字也行。结果必定是任何证据也没有，因为史实是没有一位郭老的弟子，没有一次选文公开指出过王的拳学于其舅或其姐夫。这类问题早在芗翁去世时即已明确，只是近年来才有人借作古之人之口（或手）说自己编造之事，搅扰各位前辈于九泉不宁。《问文》大部分疑问多有类似情况，如欲细究，根本拿不出真凭实据。为此，《问文》极为重视《墓志铭》的介绍、研究和论证，因为碑在字真，铁证如山，下面我们再共同研读一下《问文》关于碑铭的有关问疑文字，辨析其研讨方法的欠妥之处：“造成中华武术观念上的内外家之分的，似乎是始于《郭云深 墓志铭》，由于有价值和有说服力的史证不多，一些文字记载不太详尽，所以这一墓志铭被人们视为珍贵的史证，我们也认为它是重要的证据，但它到底能证明什么？因为此碑是芗翁弟子尤彭西捐资，由芗翁率弟子们所立，墓志铭是芗翁和他的弟子们起草并严格审定，所以有人说是芗翁尊师重道的表现。” 《问文》引录的墓志铭如下： “拳师云深郭公……得岳武穆拳谱，简练揣摩，深得意拳秘奥……当日之得于（其）鳞晰一翼者，（即）高出少林万万……”云云。 《问文》考证说： “第一，郭先生是李洛能的弟子，他是跟李洛能先生学来的拳，不是跟岳武穆拳谱悟出的拳。第二，郭先生一生练的是形意，门下弟子也皆以形意称拳，郭氏之拳并无‘意拳’一说。第三，得武穆拳谱而创拳之说始于戴龙邦笔记，读谱创拳者是姬际可由戴氏心意之创始人。作为戴龙邦的再传弟子的郭先生，怎么可能摇身一变成了自己师爷的师爷了呢？第四，郭先生与车永宏是师兄弟，而车先生自认是所练之拳为少林支派，车先生的墓志铭文曰“……戴氏祖传心意拳一少林外家支派，外传李老农……”郭云深对车永宏先生的功夫评价极高，赞不绝口，从未闻郭先生不屑少林之语，“高出少林万万”从何说起？《问文》据此下了断言：“近年来有人力言此碑文是考证郭云深先生最有力的证据，而我观之，此碑文一派胡言，荒唐之极，实为不可多见之伪作。” 郭老铭文的价值和意义，笔者已在拙作《王芗斋拳学》一书中予以介绍，在此不再赘言。 《问文》以铭文中郭老“得岳武穆拳谱，朝夕揣摩，深得意拳秘奥……”等文字为铁证，痛斥为“一派胡言”，其理由确实非常充分，一目了然。“郭先生是李洛能的弟子，他是跟李洛能先生学来的拳，不是跟岳武穆拳谱悟出来的拳。”“得岳武穆拳谱而创学，之说始于戴龙邦的笔记，读谱创拳者是岳武穆拳谱而创学，之说始于戴龙邦的笔记，读谱创拳者是姬际可。”“作为戴龙邦的再传弟子的郭先生，怎么可能摇身一变而成了自己师爷了呢？……” 由于墓志铭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和《问文》由微义宏，切中要害的论证方法和一针见血、掷地有声的文风使此问成为最爱关注的首选议额。因为《问文》此论若定，则芗翁会独自毁清誉沦为编造历史，造谣惑众，不顾武术界基本常识和基本良知，欺师灭祖，以假乱真的低劣之徒；而且还会因此劣迹影响幅射其树碑表墓后的一切艺业和著述。 尽管大家都因芗翁为祖国的武学事业作出过至今仍是前无古人，后无洋人的巨大贡献，而对此问纷纷表示不满，甚至义愤填膺，但感情代替不了铁证，清晰冷峻的铭文胜过所有的唇枪舌剑。 直至《问文》复又追迫，大家建议我到深州再查实证，才发现了《问文》因研讨方法欠妥从而造成的巨大的失误。下面让我们对照原铭文进行慎审的辨析。 （二）龙眼不可挖去。 在此，我们请《问文》和广大读者朋友先一起瞻仰一下原铭文： “拳师云深郭公，深县东安庄屯人，生平尚义侠，喜拳棒，寻师访友，交游几遍燕南，嗣得岳武穆拳谱，简练揣摩，深得意拳秘奥。四方之闻名之至者，一经比试，莫不甘拜下风，咸归门墙。当日之得于鳞晰一翼皆能跃能飞，高出少林万万，以提倡乏人，至今意拳灵爽垂翅趟溪，不获奋池渑池际，兹否泰交关如，蒙各界伟人分外提倡，于体操旧套中添设武林意拳一科，国家无事，则为学校健男，有事即疆场硬旅。强国基础，其在兹者。” 我们将原铭文同《问文》抄录的铭文再依次逐字核实对照就会发现，《问文》抄录的铭文少了一个字。仅仅一个字的失漏，就造成了《问文》诸多疑问的一连串的连锁失误效应，这个字就是——嗣。 嗣，音（Si），是接续，继承之意。属古文中常用字，如嗣响，嗣续。《书·洪范》中的“禹乃嗣兴”和《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的“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都是接续继承之意。《宋书·谢灵运传论》：“平子艳发，文以性变，绝皆高宗，久无嗣响。”是继承前人事业，无回声之响应之意。《国语·晋语四》“嗣续其祖，如谷之滋”和《新唐书·柳宗元传》：“以是嗣续这重，不绝如缕”等等嗣字之用就不再赘述了，皆为接续继承之意。通晓嗣字之深意后，再将此字补于《问文》中的漏引之处，才是真正原碑文；“拳师云深郭公……嗣得岳武穆拳谱。” 郭老一生光辉的拳学实践证明，李洛能选定由他继承接续中华民族的武学法脉是何等知人善任。 我国的文字是经过历史的千锤百炼才形成的特有的民族瑰宝，不仅具有鲁讯先生所誉的三美特征，单以线条的运用和升华，就成就了东方文明的两大门类艺术——书法和篆刻。尤其古文中的文字词汇更是苦吟和推敲而成，她同现今流行的“美眉”、“埋单”之类的时尚用语大不相同，真所谓博大精深，言简意赅，一组词、一句话“巧妙”使用都能起到质变，甚至能使人飞黄腾达或灭门九族。（《问文》这类用字较多，待后文现议）。有时甚至只是一个字就能起到贯通全文，突出文旨的重要作用。历代的鸿儒大贤将这种关键的字称为“龙眼”。谙用龙眼者，则录笔生花，诗文锦锈。如“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就是最典型的龙眼。龙眼字虽少，往往能纳须弥于芥子，溶万于一，画龙点睛。嗣字乃郭云深墓志铭之龙眼。《问文》不慎抄漏，无异于剜去了龙眼，自然失之毫厘，谬及其他了。我相信依《问文》和读者朋友们的水平，将嗣字补于遗露之处后，其它诸如什么“郭老成了他师爷的师爷”之类问疑皆迎刃而解，亦不赘述。在此，我愿意和《问文》共同以此为戒，日后为文，应尽量引读勿漏，用字推敲，发扬前贤的苦吟精神。 （三）漏读之误 我国传统文化大多言简意赅，故欲求知文章要旨，必须要通其变化，尤其要贯穿整体，才能晓其奥义，雷达精微。如王羲之曾和他的朋友、子弟们在山阴的兰亭举行了一次“修禊”盛会，大家饮酒赋诗，王作一篇序以记。此即是著名的被赞之为“辞采清亮，文字幽远”的名篇《兰亭序》，序文底稿即是早已被书法界奉为佳作，公认为珍品的行书之祖的兰亭贴。但是，当梁昭明太子编修《文选》时却不收此序入选，问其原因，才知道“右军之文虽雅入深致，惜天朗风清为病句，不当于暮春之初。”若依四季之常，理应气爽于秋高，而初春当“多雨气昏”，甚至阴雨连绵。然天下事何常之有？赤壁之战，隆冬时却是刮的东南风。果然有人指出，此乃漏读之误，月朗风清并非病句，因其前有“是日也”三字，也就是说正赶上永和九年三月二日这天是月朗风清。由此可知，娴熟古文的前贤尚有漏读之误，何况习惯于现代用语的我等后辈？《问文》对墓志铭“郭先生一生练的是形意，门下弟子也皆以形意称拳，郭氏之拳无意拳一说”的这一评判就是因漏读了《心意六合拳序》中重要段落而造成的失误。《问文》在其《狂生谈拳录》第四集第3５页中写道：“关于，心意拳的创始人是山西蒲州（东）诸冯尊人姬际可的说法，最早见于１７５０年的戴龙邦心意六合拳序。”显然，《问文》是研读过这篇序的。这篇序中明明清楚地这样写着：“王当童子时，受业于名师，精通枪法。以枪为拳，立一法以教将佐，名曰意拳，神妙莫测，盖从古未有之技也。”《问文》漏读此段，致使失误。形意拳又名心意拳，简称意拳，由来已久，至今仍被广泛使用。李存义著《意拳原理》中言：“拳以意名者，以意为诸拳之母。”由张友林编著的《山西六合心意拳》一书中第十章（185—195页）中，列举了刘奇兰、郭云深、车永宏、宋铁麟等10余人的“著名六合心意拳师遗言摘要”，皆以“意”字名拳亦为佐证。 上述为《问文》因对《心意六合拳序》之漏读而造成对铭文评判失误之原因，期对芗翁其他著述因此误而下了与芗翁本意大异甚至相悖结论之处亦复不少。如因其漏读了铭文中“国家无事，则为学校健男；有事则疆场硬旅”这些关键之处，致使《问文》无视芗翁一生致力于斯道的使命和宗旨；“振奋民族精神，强种强族，学术国本，使学者神明体健，利国利群”，即铭文之“强国基础”。更从而复因漏读了《论拳与器械之关系》中的重要文字竟使其对芗翁至要之论下了令人惊诧的论断：“劝诱身处日寇屠刀之下的中国人专工站桩莫习刀枪，俯首就戮。” 徒手打法和器械杀法在历史上有互为转换，互为借鉴，互为过渡，互为升华的内在历史链条。形意拳以枪为拳，八卦以刀化掌（其削、抹、劈等掌法都是八盘刀技法）。各家拳派功法顺序，似乎都是先练基本功，而后再拳，再械，不然，极易使刃自伤，似乎轨迹拳也是先练基本功而后再习器械。当然，如果非要先练器械，也可各随其便，但也同“俯首就戮”扯不到一起。据我和学生们体认，确实应如芗翁遗教：“若能得拳中真理，……种种兵器，稍加指点，俱无不精”。（《问文》将这些文字漏读）。孔子所传射法之诀也是“射的不中，返求储身。” 芗翁因愤师徒制带来的保守自秘导致武学真谛失真和闭门称雄，阻碍交流等丑恶现象才提出解除师徒的商榷，并因“此习已久，为慎重记，则须侯双方学识品德，互有真切之体识后而行之。”因当时社会环境所致，芗翁曾把一些品学兼优，感情甚深的学生收为义子，但自此商榷发表后，芗翁再也没有收过义子，破例收徒时，亦将以前武林旧仪一概废弃，对“师徒如父子”的关系也予以新解新行。如以前拜师时武圣牌位两边的对联是：“如不遵师，天诛地灭；欺师灭祖，天理不容”芗翁则改为“如不遵师，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可知其不仅把只约束和规范弟子们的作法改为对师徒双方的要求，对为人师表，传业解惑者的要求则更为严厉。此举曾深受大多数德高望重的老武术家感赞，芗翁所收的弟子们反而更加尊师重德，新型的师徒关系曾为武学的继承发扬起到过巨大作用。《问文》却说芗翁“认为父子制比师徒制有更大的优越性，武术界应以父子制取代师徒制。”思其原因一定是只看了“解除师徒之商榷”的标题：根本未看内容所致。在此我恳请《问文》再把铭文和芗翁有关遗著的原文自始至终，一字不漏地再认真读一遍，与此有关之疑就会基本释然。 《问文》对铭文的第四个疑点“郭先生与车永宏先生是师兄弟，而车先生自认所练之拳为少林支派”，车先生的墓志铭文曰“……戴氏祖传心意拳一少林外家支派……”。又是因漏了四个字，而对读者产生了误导，这四个字属《问文》疏忽自漏，特替其补笔，其疑必又解。这四个字是“墓志铭曰”。应该是车先生的“墓志铭曰”，车先生所练之拳为少林支派。因为所有练形意拳的人都知道拳之祖是姬龙凤，是以枪为拳。姬龙风、曹继武，南山郑、马学礼、戴龙邦、李洛能、郭云深、车永宏等诸多前辈从没有一个人“自认其所练之拳是少林支派”。遍查形意拳所有传世文字亦无一句此类记载。只有车先生铭文有此一句（原铭文还未细查）。常识告诉我们：遗嘱和自述同后人写的铭文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车先生本人从未自认过“其所练之拳为少林支派”。而《问文》与此有关的其他文字，只要补漏四字，则无需再议。 （四）龙生九子，焉能概论 由于传统为文的特征 1 决定了对其评判只能主要依托于经验、见识和敏锐的感悟力，尤其是评判者自身的敬业公正和鉴赏水平及传统文字功夫。所以自古以来的学术评判，总难免附带一定的误差，《问文》之误自然也不可避免，又一失误是评判的以偶冒常，以一定万。 《问文》中有关这方面的失误见解举几例如下： “清朝统治者看重内家拳，是因为欣赏这种拳已遗失了本性，忘记了初衷。它忘记了它的根在少林。” “在战场上，有陈氏兄弟自告奋勇，为清王朝冲锋陷阵，恨不得杀尽天下不忠于清王朝的人；在王府衙门，有杨无董。无敌替王爷贵族看家扩院……请去查查历史，看看满清官府上上下下，可有一个练少林拳的在二堂供职吗？” “从明代不抗倭的张松溪到近代不抗日的‘内家团’，行为可谓一脉相承。莫非内家拳中潜藏着使人堕落变质的信息，而这信息又可以代代相传吗？”“造成中华武术观念上内外家之分的，似乎是始于《郭云深墓志铭》”。 前文已经申明，古来学术评判因其多为隐喻比兴之词，难处主要在于它无具体的量化标准。铭文中“胜少林万万”等文字且是说形意拳比少林拳优秀而已，芗翁所指少林是专家指习练由少林寺壁画中展示和填充有拳谱所载功法的少林拳，绝非现今世俗所说的包括许多原本同少林寺根本无关的优秀拳种的少林派（外家拳派）。在此暂不论践钻裹的功法较之弓步冲拳硬开弓之类功法是否高出万万？先要指出的是：芗翁是最早反对内外家之分的，《问文》也曾反对过把拳分为内外两家的，其观点虽在芗翁之论的半个多世纪以后，但此点确为相合之处。《问文》曾自言之，何以在此处忘却？ 何况《问文》的《狂生谈拳录》第四集第6页明明这样写着“关于内家拳的说法的最原始的文字资料，见于清代康熙八年即1669年黄宗羲先生……撰写的《王征南墓志铭》该碑文说：少林以……故别少林为外家，盖起于宋之张三丰。……另一则最原始的资料，见于黄百家所著的《内家拳法》……”，由此可知，郭老铭文没有别形意为内家，更没有将武术分为内外家。 《问文》把武术分为内外家的责任推到芗翁所立碑的铭文，并由此切入，引申臆测，得出了“内家拳的根在少林”，但其“潜藏着使人堕落变质的信息”，这信息代代相传，由“御用拳”变为“不抗日的内家团”，再变为“日冠汉奸的别动队”。在此，我们先要请教《问文》的是：即如足说，内家拳的根在少林，那少林的根又有何处？请不要再谈“天一武功出少林”的奇谈怪论，无论内家拳、外家拳、少林拳、芗拳，无论何门何派都是祖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少林和达摩根本无关，她们的根只有一个——华夏文明。在中华武术的发展中，难免出现一些令人遗憾愤慨之事之人，内家拳中亦是如此。对于少数丧志辱节和道德败坏者，必须揭露、鞭鞑之，以警示后辈。但绝不能罪及所有习练者，更不能株连后代子孙和门人。何况龙生九子，尚各有不同。 习内家拳者中固有为清廷卖命的陈氏兄弟，有不抗日或飘洋过海为天皇祝寿的可耻之徒，但不能因此就论定为“御用拳“和”不抗日的内家团”。若以《问文》说法，少林拳才是标准的御用拳和汉奸拳（注意！少林拳绝对不是，只是按《问文》的方法举例而已）。寺中至今保留着两组壁画，其中一组就是军阀混战时的“十三棍僧救唐王”，缘此，李世民竟允许僧众破戒，喝酒食肉。唐王朝虽不是异族，但李世民的祖先确是五胡乱华时来的中土，他确实流有拓跋氏的血脉。第二组壁画是“紧那罗王退红巾”，元朝统治时将汉人列为最低劣民族，欺压岐视，可少林寺中的好几位方丈却在元朝任国师。当红巾军揭竿而起，奋勇反元路经少林寺时，寺内一个和尚却执棍击退红巾军，直到今日，还有不少人以此事为荣。我依《问文》所说，当真查了历史，在二堂供职的戈什哈（满语卫士）确实没有练少林拳的，但也没有一个练内家拳的。童林只是武侠小说里的人物。以光绪朝为例，神机营管理大臣是桂祥，他是慈禧之胞弟。董海川和杨露禅只不过是王府的差役和教师而已。抗日战争时期，倒是有一个给儿童帝溥仪当侍卫者，但他不是练内家拳的，而是世俗中所谓少林拳派的八极高手霍殿阁。更有拳法联盟的宗道臣，以学拳为名，搜集刺探我抗日军民情报，而少林寺的大师们却把真传传授给他。看按《问文》之论，少林寺岂不成了汉奸大本营？ 由上述可知，《问文》对内、外家之评判是极为不当的，其是以点概面，以偏概全所致。（这一失误在其他处亦较多见，如因王选杰63岁之离世而问疑芗翁的养生效果，岂不知马骥良90岁高龄时还带学生推手；韩樵95岁还在示范芗翁功法）。在此还要说明的是：研究学术，绝不可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十三棍僧不可能参加辛亥革命，董公、露翁也不可能参加台儿庄血战，我们不能以现在的观点去苛求古人。在历史上，少林拳和内家拳都曾为民族的生存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尤其是在抗击侵略者的战场上，抗倭少林僧兵、李存义、程廷华、张自忠、马本斋、马骥良、吉鸿昌等灿若繁星的各民族武林高手都曾奋勇杀敌，血透征衣。 时代在前进，无论是蒙古族兄弟，还是满族姐妹都是祖国大家庭的一员，无论是内、外家拳，还是芗拳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一个母亲有众多的孩子，但众多的孩子只有一个母亲。 五）不能恨屋及乌 由于上述《问文》研讨学术方法的欠妥，势必还会造成《问文》的恨屋及乌，这种情绪化是研究学术的大忌，因其已心存成见，其要据之论，就不可能定三选择取舍之客观标准，而是随意去取多种史料，一看史料与其先存之成见是否相符而定，进而会更加以偏概全，进而发展为如果自以为是证据的蛛丝马迹，便夸大臆测而在主观感情意识的驱使下使研究工作陷入失实甚至荒唐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张松溪同少林武僧比武，芗翁同武林各派名手实际交流，这是人人皆知之正常武学活动，武术史上为夺帅印、考状元和为互相取长补短的比武较技司空见惯，怎么会是倭寇的帮凶？怎么会是依靠日伪势力向中国武林挑战？历史上选择人才、考取功名，军队攻防时的比武，都是训练和提高武技的手段，这不存在“使人堕落的变质的信息。” 在抗战期间，中国武术根本没有分为两个阵营，只有极个别的人卖国投敌，成为投靠日伪势力的帮凶和走狗，大多数内、外两家的习武者均能同仇敌忾，共赴困难。其中内、外两派确有漂洋过海到日本为天皇祝寿的个别武林败类（史证名单在彭振镝和马明达处）。但大多数武术名家却正义凛然，不惧威逼利诱，拒绝参加这一无耻的汉奸行动。尤其芗翁更是坚辞拒绝。虽然因他的功夫出神入化，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仰慕者都曾出巨资邀请他出国讲学授艺，日本更是再三邀请，但芗翁终生未出国门一步。《问文》大可不必恨屋及乌，义愤填膺，诅咒其人其拳“断子绝孙，永无后患。”更不能因张璧曾赠名大成和芗翁曾教过泽井健一而断定芗翁同其弟子们为“日伪的走狗和帮凶”。 张璧最确切的身份是“北方的黄金荣”。现今的人们提起黄金荣、杜月笙之流大多很厌恶，这也要历史地看问题。青红帮原是明末大学者顾亭林和许多反清复明的志士所创立，后来就发生了裂变。民国期间，杜心五等武林名手很多就是此帮中人，连蒋介石也入了此帮会，但蒋的辈份不高（由于青红帮属社会帮会，故正史和书籍鲜有记述，只有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的第59章偶有提及。），当时辈份最高者就是张璧和黄金荣。张璧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1949年1月因大笑引起心梗猝死于北平（现健在的浙江杭州窦以鸾为证）。孙先生有南“胡汪（胡汉民、汪精卫），北二张（张继、张璧）”之说，若介绍其生平则需大量篇幅，何况他与本文无太大关系。练习芗拳的朋友们没有必要回避张璧曾赠拳名一事，历史就是历史，不能像文革中，把人们熟知的油画“开国大典”中的刘少奇去掉，把朱、毛会师改为毛、林会师，把朱的扁担改为林的扁担……。我们应尊重历史，大成之名最早由李淑同和何绍文二人提出，我处有吴振法正楷抄写的《大成拳谱》文后所具是“民国二十三年仲秋深州五尼宝”。随着芗翁武学修为的不断提高，他才一直拒绝公开发表此文。后张璧和齐振林因练芗拳受益，又大为佩服芗翁的武学造诣，遂议赠大成名。其意是说芗翁已达大成之境和他的拳是集各家拳派精华而成。 至于大成拳的称谓是否妥当可以商榷。为了避免毫无意义的争论，至今芗翁门人多称为意拳，王玉芳、韩樵等人都赞同称为“王芗斋拳学”。即使称为大成，芗翁也当之无愧。其实拳名只是个符号，如若刻舟求剑，现今怕拳名大多不合理，如地犬拳等。再如最为普及的太极拳，极者原本指屋极，故极字为木字旁，意指理之至极，太字是大字加一点，盖大之有加焉者，既曰极矣，一而又加以太，其意为此拳至广至大，至精至徽，至中至正，一极字犹未足尽之，故又加太字于前，其意则为至矣尽矣一，不可复加矣。现今太极拳同此拳名相符否？况中一华统文化中太极之意是谓有太极之理，而无太极之形乎？其实太极拳另有他意所指。 若以《问文》之法而究，则当数竹林拳最为不当，其发祥地为巩义竹林镇，顾名思义，则必以为其地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孕育出一套拳法，其实竹林镇连一棵笋也没有，买了些竹子栽上，因缺水，大多旱死，现在只剩几株细竹竿而已。 《问文》因张璧同被镇压的大汉奸一贯道首张玉璧姓名相近，就联想到张璧即张玉璧，就是一贯道首和大汉奸，是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同样错误在《问文》中另有多处）；因其赠拳名，必与芗翁相识，芗翁与汉奸相识必会是…… 一、其拳必定是……，如此株连式推理则又为节外生枝的情绪方法了，与行文论证所要求的严谨求实极为不符。常识告诉我们：人群中姓名相近，甚至同名同姓者比比皆是：我的学生中就有两个叫姚明的，单位里还有叫姚明的，但却都不会打篮球。退而论之，就算张璧有汉奸之嫌，也不能由此而株连到芗翁和其拳学。众所周知，周作人是大汉奸，但没有谁因此而无知地说他的同胞兄弟周树人（鲁迅）和周建人是汉奸。何况任何人生下来都不是绝对的好人和坏人，人是要变化的，且不论张璧，就是认识汉奸王汪精卫和周佛海的人也不能概论。如周佛海早年曾是中共一大代表，但后来却叛党成为因民党要员，最后又堕落为第二号大汉奸。既使是周佛海的至爱亲朋；不能同汉奸划绝对等号。周幼海的名字不但是周佛海起的，而且还是他的亲儿子，但周幼海却十分憎恨其父的卖国汉奸行为，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与其父截然相反的人生道路。 1925年中华民族的民主先驱孙中山病危，留下了《总理遗著》，这份遗著确为孙先生签名，却是汪精卫写的。但时至今日，中国各族人民仍然遵奉先总理遗嘱并为之奋斗，若也按《问文》的说法，那中华民族岂不……？《问文》还气愤地把芗翁说成是“日伪的红人”，把其拳论说成是“日伪欣赏的名著”，由此盼望内家拳和芗拳“断子绝孙”。这种见解和方法实在使我不解，更令我痛心。 我们没有必要再重复前面的史实来证明芗翁不是日伪的红人，在此只是再重申一下，芗翁的确先后战胜了很多国外搏外悍将（包括日本人），这些人的确对芗翁的功夫佩服得五体投地，非常愿意从芗翁学拳，并以重金聘芗翁出国授拳，但芗翁拒授，而且终生未出国门一步；我们应扪心自问：在日寇侵华的民族灾难深重时期，有哪个中国武人真正同日本人比武（小说影视除外）？如果《问文》生逢其时，先不要说自己的功夫能否是人家的对手，面对凶焰万丈的日本教官日野等，你是否敢出手？至于说芗翁的著述成为“日伪欣赏的名著”，更是没有任何依据，倘若真被日伪欣赏了，也是因其学术价值太宝贵了。我们民族的名著人家不但欣赏，还要拍成影视。《孙子兵法》和《本草纲目》等名著日本人早已作为学术经典和教课书了。自田中奏折起，日本就开始了侵略中国的准备，连所谓的“东洋大马”也是从我国新疆购买的良种同其本土马杂交而成：不但日本人欣赏，八国联军谁不欣赏？能拿的拿，能抢的抢，现在我们的国宝还陈列在人家的博物馆里。我在此恳请《问文》的作者，是否把观念改变一下？中华民族的珍者财富和文化遗产，不但我们自己应当珍惜，外国人不欣赏的要珍惜，他们欣赏的我们更要惜，日本发动惨掠夺回日本本土。难道我们因为他们欣赏就全不要了，都恨不得让拥有这些宝贵财富的中国人断子绝孙？他们还对故宫博物馆很欣赏，可说是垂涎三尺，在此请教《问文》该如何呢？ 时至今日，日本对我国森林煤矿等仍然很欣赏，一次性筷子是日本发明的，但由于对我国的木材很欣赏，所以尽管日本的森林覆盖率比我国高，但人家却跑到中国来购买木材回去制筷子。我国生产的电池非常畅销，日本、美国等非常欣赏，自己国内不生产而专门来我国大量订购，生产风帆电池的厂家和卖木材的厂家都因挣了钱而沾沾自喜，孰不知人家是怕制造电池造成环境污染才不允许生产，专门来中国进口。鉴于此，我深切期望《问文》改变一下观念，咱们不但要欣赏珍惜本民族的珍贵资源和传统科技文化遗产，也要欣赏和学习国外的好的东西。再以日本为例，他们不仅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而且对外来的先进科技文化成果就象蚊子吮血一样，扩张掠夺是一种手段，点头鞠躬也不仅是为了礼貌，因为他们一边深深弯腰，一边盯着对方口袋里的钱和其它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由于庚子国耻时，八国联军统师瓦德西说过：“占领中国容易，但统治中国很难”，所以日军侵华时，一方面疯狂实行三光政策，另一方面大肆鼓吹王道乐土和大日本武术道精神，在血腥屠杀镇压中国人民顽强的抗击的同时，还企图在精神上同化奴役中国人民。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芗翁以视死如归的精神和出神入化的祖国实战拳法连连击败来华挑战的西洋拳王和日本搏击悍将，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他深深受到国人尊敬的主要原因。日本侵略者当时为何不杀害他的原因很简单：一是要不断来高手，将芗翁打败，从精神摧毁中国人；二是他们的既定国策——凡是中国宝贵科学成果和文化艺术统统地要搞到手。这就是泽井、日野、伊藤、八田等日本顶尖高手接踵而至，均遭惨败后又要求向芗翁学艺并重金请芗翁去日本的根本原因。 然而，芗翁不愧为炎黄的优秀儿女，不仅以神技使大日本的武士“完全失去了自信”（泽井健一的原话），而且拒绝随汪精卫代表团去日本为天皇献艺，最为可贵的是终生未出国门一步，把一膛热血和耿耿丹心献给祖国，将武苑奇葩——芗拳的根深深扎在了中华大地的肥田沃土。 马骥良恩师曾对我们郑重地回忆过泽井向芗翁学拳的史实（同世传不同）。泽井的实战水平相当高，来华战用了几位拳师后，非常狂傲，就开办了拳场，当风闻芗翁名后，便登门试技，被芗翁打败后又称自己剑道如何高超（的确也有相当水平），中国的剑法是花套相差甚远。芗翁闻之当即找他，用手杖（是台湾出产的凤眼竹）以“隔点发力”将泽井震出，泽井腾空飞起，摔在身后的门上，将门撞坏一个洞；（芗翁弟子杭州窦以鸾在场），泽井当即惊呆…… 此后，泽井又以各种功法同芗翁实战，结果都是惨败，才甘拜芗翁为师。初芗翁根本不教，只因泽井苦求执意要学，才答应他同大家一起练。泽井开始站桩，急欲求得真传。芗翁让马骥良、李永琮二人“专门带他”，马、李二人告诉泽井，站桩要如同抱着一个盛满水的大缸，或是抱一块千斤巨石。泽井专心而练，拼命用力，结果憋气身僵，大汗淋淋，但一直坚持，直到昏倒。芗翁对马、李二人说：“若是在战场上，可以把他打死，若是比武，可以重击他，但这样把他练死，也不是我们中国武者的风范。你俩可教他养生，但实战的法要一点也不能教他。”后来泽井又练养生，并注意观察其他人练功，学着试力和走步，芗翁也开始指点他。直到抗战胜利后，泽井还是执着地苦练。1947年回国前，芗翁才教了他一些皮毛 。（现在有泽井的录相流行，根本就不是芗翁的真传）芗翁临终前一年曾对马骥良等弟子说：“日本侵略欺负我们，绝对不能把真东西教给他们，但泽井很刻苦，又非门外汉，基础相当好，虽然未得真传，但以他原先的实力，再加上苦练观察体验多年，也非一般高手能敌。日后，如果日本能平等待我之民族，中日友好之时，你们才能教他们，而且要先教泽井真传。”中华民族是文明礼义之邦，只是由于长期的君主集权才造成了同发达国家三个不同的潜意识差异：一是民作主和为民作主；二是只要能生存受自己国人的奴役尚可，但绝不许外国人骑在中国人头上横行霸道，而有的国家，骨子里就要以各种手段掠夺奴役别的国家。三是魏文帝曹丕以“文人相轻”为各门学科道也了其相处的遗憾的态度，作为新时代的中华儿女和武术爱好者，我们因遗传基因决定不会去侵犯别人的利益，但我们应该携手共勉去欣赏珍存，保护好本民族和宝贵文化遗产，更为重要的是应该欣赏学习世界各民族的先进科技成果和方法论，使之造福于全人类而服务，切不可盲目的恨屋及乌，轻易舍弃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 （六）结论应产生于研讨之后 《问文》对墓志铭下的结论是“一派胡言，荒唐之极，实为不可多见这伪作。”很显然这是没有经过查证和商榷下的错误结论，如果未考查即下结论，势必会因主观意愿而造成情绪化之错误方法，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很深刻的，其必是采用涂文周纳之惯例，在被查者文字中寻章摘句，穿凿附会，罗织罪名。如清雍正八年（1750年），江苏徐骏就因写有诗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指控为“造讥讪参悖乱之言”，欲“反清复明”而被杀害。当然，人们记忆犹新，至今仍心有余悸还是反右和文革时触目惊心的惨痛教训。由前文所议可明显看出《问文》是不幸受了此种方法的影响而为文的，正所谓“天下之理，非见之极明，勿邃下断语”。其未查先定，或先定再疑之处比比皆是，请看如下几例： “芗翁前半生的弟子中，似乎没有一个共产党人，没有一个抗日英雄……该拳门中没有一个以民族大义为重，与日寇当奸坑瀣一气者倒不乏其人。” “一套在抗战争胜利后即不再被中国武人提起的拳，一套连国民党政府都不屑为伍的拳……” “大成拳名家马骥良……大汉奸周佛海的妹夫也叫马骥良……” 以上所举各例，皆为《问文》未议先定之结论。由于中国人民有着最恨汉奸卖国贼的光荣传统和民族情结，明眼人一看便知，如不辨明这些文字的后果将意味着什么？天幸是新世纪的今天，这些文字如果出现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芗翁本人和亲属朋友以及弟子门人的身家性命和人格名誉将沦于“被踩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境地。 我只得再将有关史实赘述一下： 此一段经查证，事实如下：在日伪时期，芗拳在所有的报纸上都没有独领风骚，只是发表过《答记者问》两三篇文章。遍查当时报纸，有关武术和武术派别的文章几乎连篇景牍，仅各派少数武术家们飘洋过海到日本参加竞武大会，高呼天皇万岁的这种报道就不下数十次。其时，我国各派武术的发展确实是万马齐喑，芗拳亦处于历史上发展的最困难时期。芗翁弟子时，有在国民党政权中任职者，也有在共产党政权中任职者，但所有弟子中没有一个人与日寇汉奸沆瀣一气者。芗翁弟子礼立等 就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芗翁的弟子中，上阵杀敌者有人在，虽然多已逝世，但健在的证据亦不乏人，如芗翁门下著名的实战家安耀件，早年从芗翁学习实战功夫，后参加八路军与日寇浴血拼杀，多次负重伤，1985年光荣离休后仍坚持练功并教诲后学。（查证地址：甘肃兰州医学院）。 1946—1959年，是芗拳发展的最高峰，只是随着政治形势才于1959年以后跌入低谷，当时所有传统武术都未能得以发展，全国大行其道的都是官方推行的标准套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芗拳的普及和发展是历史使然，历史必然。何止芗拳，所有的科技文化和民族艺术以及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历经艰辛后，都要昭雪和平反，都要“死灰复燃”。 抗日战争胜利后，芗拳得以发展，各拳派高手纷纷登门比武，在实战中互相验证和提高，鹰爪小白猿张玉彪，西北铁爪王鲁其俊，大枪杨月波，螳螂拳王刘文侯，形意名家（后任深州市形意拳研究会会长，武术协会主席）庞桂林，震京西通臂名手刘万路……空前的盛 况，使名手们互为肝胆，互相提高，实战武风为之大震。国民党中的政府要员李宗仁也来向芗翁问艺，华北军副司令陈志正和北平城防司令张荫梧都系统地从芗翁学习芗拳。1947年，芗翁按自己的意愿在北京太庙成立了自己命名的“中国拳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时，武林各派高手云集，通臂名家符茂坤等纷纷献技助兴，芗翁本人也即兴表演了健舞。当时注册登记的手续还在窦士明、何镜平处。 新中国成立后，由廖承志负责成立武术组（武协前身），廖承志任组长，经政审后聘芗翁为副组长。其时，廖承志、河北第一任卫生厅长段慧轩等都曾向芗翁系统地学过桩功，芗翁全力以赴把练功重点转移到全民健身祛病的方面。同时，其他体育项目和姊妹艺术的代表人物也从芗翁认真学习功法，如全国柔道协会主席张魁元、泳坛健将穆成宽、著名书法家王十川、京剧艺术家李少春……他们以芗拳功法指导或深入各自的专业，通过体认和科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和宝贵经验。 最后，我再把《问文》指控马骥良为周佛海的妹夫，是大汉奸一事予以澄清： 马骥良，河北省辛集市人，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吕正操、杨秀峰和张桐轩部从军杀敌，其战场主要是京、晋、冀一带。1984年光荣离休后倾全部心血于培养后学。其妻赵香秀，娘家是辛集市岗上村。马骥良没有兄弟姐妹，是独生子。一生从未到过江南，更没有见过周佛海。（查证地址：河北省辛集市牌坊街） 此外：杨鸿晨正在查证，答复《大成拳问题之五》的之作“莫须有之证据”将很快刊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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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powerbirds > 《修身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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