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兰亭序》》-- 李永林

再说《兰亭序》-- 李永林

    编者按：王羲之《兰亭序》是中国书法艺术的象征，也是体现六朝名士思想与境界的千古文章。但对《兰亭序》的争论和质疑，从来未休。本期刊出此篇，缘于李永林博士接受媒体录音采访并整理为《说〈兰亭〉》一文，见这是个题目，我们遂又搜集相关资料，链接于文后，缀成此篇，以飨读者。

         

    王羲之《兰亭序》：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 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 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兰亭序》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有点传奇色彩和神话色彩的作品。这件作品的真迹，据记 载早在唐代就作为殉葬品埋在昭陵里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兰亭序》有很多很多个版本，都是后人临摹、石刻的副本，其中由唐代宫廷里的职业拓书手冯承素描摹的一件纸本墨笔《兰亭序》副本，是被世人认为最为近真的一件，称为“冯承素摹本”，现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个本子上边留有一枚印章叫“神龙”，所以又称 为“神龙本”。

      现代人对《兰亭》说的可能比较多一点，做的可能比较少一点。一是学习《兰亭》确实难度很高，另一个是它的名声太大，会造成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是一种你无法超越的东西，因为它的地位是通过一千多年的历史建立起来的。历史上很多大书法家，都在《兰亭》上面下过大功夫，比如虞世南、 褚遂良、赵孟 、董其昌，他们都留下了临写《兰亭》的作品，所以它的典范地位是经过唐、宋、元、明、清建立起来的，历朝历代的高手都在不断地以它为范本来研习书法，追求高的格调，这个事实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渊源深厚的学术基础，它的地位无法超越。在我看起来，“信而好古”要比幻想超越他智慧得多。米芾说“草 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话说得这么绝对，我还是认为他说得对，这个晋人就是王羲之，他是立法者，你想去超越他，就如同想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拎起来 一样。文化不是通过超越来完成的，谁会说要超越孔子？超越柏拉图？“信而好古”可能才是真正的文化的精髓。你“好”它，可能你的创造性就在这个好的过程中 间显现出来，然后一点点地积累，如果运气很好，那么你也有可能在文化、艺术、学问的历史链条上面留下一点痕迹，那就是造化了。

    当然，王羲之 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不是《兰亭》一篇就能涵盖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兰亭》是王羲之最好的作品，这么说，对他比较不公平。《兰亭》是行书，王羲之还有不少代表作品是草书。他草书的成就不会低于行书的成就，比如说他的《寒切贴》、《孔侍中贴》、《丧乱帖》，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不能说其中的任何一件比谁低。当 然，个人更喜欢哪一件，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作为一个历史评判的话，应该综合看待他的作品。王羲之这些作品，一起构成为一个体系。只是在这个体系之中，《兰亭》可能是最完整最富有历史文化内涵的一件作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郭沫若对《兰亭》提出质疑，认为这篇东西从书法到文句都是隋唐人做 的伪。一时间有不少人支持他这个观点，也有反对的，比如南京的高二适，广州的商承祚。商承祚先生是中山大学的古文字学家，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中山大学读书 时，听过他的讲座。围绕郭沫若的质疑，当时还出过一本论文集叫《兰亭论辨》。今天看起来，那是一个疑古之风盛行的时代。我觉得“疑古”和“好古”是完全不 同的两种文化态度。学术史往往也就因此会形成不同的局面。其实，你只要不带任何成见读一读《兰亭序》，里边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才情、气度，那是二流的人才办不到的。这篇序不仅是中国书法艺术的象征，也是充分体现六朝名士思想与境界的千古文章，我们应该特别推崇这篇作品，不仅是书法，也包括这篇文章。里面的 文句，用的词、音韵、节奏，那么畅达。里面包含的哲学、思想，那么通透，是一个魏晋名士人生观的直白。我们后来喜欢用文人这个概念，但是在六朝那个时期，名士这个词会更加准确。王羲之作为一代名士，他所有的文化修养、思想眼界，他对世界、对历史、对人生、对艺术的所有体会，都集中地体现在这篇《兰亭序》里 面，非常完整，非常完美，是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是一篇全面、透彻地体现中国古代名士最高品质的经典作品。《兰亭》应该是这样一个地位。

    六朝是一个很有魅力的时代。现在批评腐败，我觉得好像不是腐败，如果我们看看魏晋名士的风范，我们会觉得现在好俗气。王羲之是东晋人，比他更早一些有竹林七贤，代表了曹魏到西晋一个时期名士的风范。一谈竹林七贤，就会涉及到了庙堂和山林的问题，就是入世和出世的问题。司马氏翻脸不认人，那是很凶险的政治环 境，竹林七贤的放浪形骸、一醉方休，也是一个明哲保身的办法。但在这个背后，深层的地方是崇尚自然、崇尚灵魂自由、崇尚独立人格的精神。政治固然是一个外部的压力，但是魏晋风度所标榜的终究还是一个文化理想。这个理想在王羲之的时代就表现得更加纯粹了，因为先前那种凶险的政治环境已经过去了。这种纯粹性就 充分体现在兰亭雅集这样的活动和记录当中。在参加兰亭雅集的名士当中，王羲之和谢安，分别代表了东晋最大的两个家族。比如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句子就说：“旧 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谢安是有庙堂之气的，属于运筹帷幄、指点江山的人物，很有声望，但他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爱做官，“东山再起”的故事说的就 是谢安，他就这么游走山林，他参加兰亭雅集的时候就是在这个阶段，谈笑风生，谈玄论道。对他而言，庙堂之上和山林之间没有任何矛盾的地方，这就是魏晋的魅力，看看他的谈吐、见识，他不清高吗？谢安是太清高了，清高是一个多高级的词，我们今天用清高这个词说一个人的时候，往往带有一种负面的评判，但把这两个 汉字拿出来，这两个字哪里有一点点负面的内涵？一个文化被弄得支离破碎的时代，一个庸俗的时代，连清高这样的词也被负面了，这是很不应该的事情。

    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王献之也是参加了兰亭雅集的，他们也都是心性极高的名士。王献之跑到谢安家去玩，正好习凿齿也在，这个人的出身不够高，所谓“蛮荆”，脚还有一点毛病，王献之就不和他坐一起，谢安叫他坐他也不坐，就这么斜靠着站了一会然后就告辞了。《晋纪》说王献之“性甚整峻，不交非类”，这就是整峻。 王徽之和王献之两兄弟一起读嵇康的《高士传赞》，议论着欣赏谁，王献之说他欣赏“井丹高洁”，王徽之说：“未若长卿慢世。”长卿就是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何 止是清高，是慢世，恃才慢世。这些都是《世说新语》这本书里面讲的故事。这本书如果把它读透了的话，基本上可以概括成两个字，即“品格”，这是六朝名士的 最高追求，他们在中国文人、士人的心目中有这么高的地位，与这个追求有很大关系。他们是那么有才华，境界高，格调高，而且纯粹。如果缺少了这种品质、这种格调，中国的文化就不过瘾了。

    那么，这样一等一的一群人物，在兰亭这个地方雅集，作诗咏怀，合为一集，由王羲之来写序，无疑是很看重的事 情。大概他们都自信这是要传诸后世的文章——“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所以写得那么从容不迫、辽阔畅达。这正是《兰亭序》境界高的地方。真正的魏晋名士的境界，其实还是通达。如果不通达，所有的品格可能都会变得太固执、太强调，变得让人觉得不近人情。《兰亭序》的思想特别通达，有人分析说它更多地代表 了道家的思想，我觉得它是超越的，它超越了这种界限。

    西方有个哲学家说过一句话，说女人是在道德之外的。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没有道德，也可以 说一个人有道德，可女人是在道德标准之外的，她不进入你的套路，不受你的是非、黑白判断，她在你的判断之外，你拿她没有办法。无论是儒家思想还是道家思想，只要进入了一边，你就是这个样子的；进入了另一边，就是另一个样子。如果你是一个综合的，那么，只能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你可能今天在这件事上进入这一 边，酒肉穿肠过；明天在另一件事情上，有可能又佛祖心中留。你可以说你是综合的，但实际上你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因为你不可能在一件事情上同时让两种思想都贯彻得透彻。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不在你的范围之内，我在你的范围之外。如果我在佛教之外的话，我就不存在“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问题，我就不 需要标榜这个东西。相反，只有那些与佛与戒律有关系的人，才会说这句话。王羲之的《兰亭序》就不进入套路，他既不说教，也不标榜清高，也就是说他既不刻意标榜儒家，也不刻意标榜道家。只是表达一个天地间的生灵最天真、最干净、最单纯、最直接的一个感受，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真诚的感受。他通达的根本就在这里。

    王羲之对自然的山水流连忘返，领会那么亲切：“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他既不会像玄言诗那样去领悟自然天道，也不刻意要求丝竹管弦的礼乐之盛。丝竹管弦看来有也无妨，没有也可以，为什么？因为“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觞指饮酒，咏是吟诗。一者养生，一者养文。这两样东西，象征着魏晋名士人生观的两端。现在我们就可以理解了，鲁迅为什么会写一篇论文叫做《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魏晋人的养生系统之间，药与酒是联系在一起的，服五石散就是服药，服药是用酒来服的，魏晋 时的酒与养生是直接关联的。王羲之本人也是服散的。

    下边一句，写得最为畅达：“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仰观、俯察，是非常知性的态度，是文化发生的起点。视听之娱，视觉和听觉的享受，是文化的、艺术的、富于精神内涵的享受。观音菩萨，是美好、神圣、智慧的象征。“观”就是“视”，“音”就是“听”。观音菩萨是在视听两方面真正大智慧者。“信可乐也”，这才是真正 快乐的境界。王羲之的文字，没有什么生僻的字，没有令人费解的计较，用的都是非常干净、平和、常用的字词，但是节奏、韵律无可挑剔。这篇序文不是华丽的骈文、韵文，句子长长短短，节奏和韵律通通脱脱，读起来十分好听，对仗也对得很合度，不刻意，不扣死，行云流水。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 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俯与仰，内与外，静与 躁，每个人都是在起起落落、上上下下的过程中去完成他的人生的。但是不管怎样，只要“欣于所遇”，好比真切地体会到了一个艺术的境界、思想的境界、一个学 问的境界的时候，心有灵犀一点通，当我引发出这样欣然的状态时是多么快意自足啊！快意恩仇也好，快刀斩乱麻也好，那种快意都是生命的一个瞬间。就一个瞬间，时间就过去了，“不知老之将至”。这个语意的转弯，转得一点都不经意，一点不留痕迹，一瞬间就马上带出下面的感念：“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 之矣。”王羲之作这篇《兰亭序》的时候是四十九岁，一个两鬓风霜的年龄，所以感念，就是在这种不断感念的瞬间，从一个境界进入另外一个境界，同时，人也就不知不觉地老去，“不知老之将至”，莫非如此。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就是这样流逝着。“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 怀。”你一向所感念、所欣欣然的东西，在一俯一仰之间，马上就成为过去了，那我们能怎么办呢？我们没有办法。东晋的大将军桓温，征战的时候经过一个十年前到过的地方，那里的柳树，已经长成好大的一棵了，他不甚感慨，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所以，“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这里，就把《兰亭序》的核心问题剥离出来了。死生是最大的问题，生命是最大的问题。一旦我们正面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岂不痛哉”！是多么的不可思议，是多么的不堪表达。“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每一次看古人写的文章，诗词歌赋，他们感兴的来由、感兴的机缘，好像都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好像都有一个什么默契，让你不能不临文嗟悼，但是又不能喻之于怀，你可能没办法将所有的东西都解释清楚、表达清楚。这是一个弥漫的大问 题，就是对于生死的感念。这个感念的前提是“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生和死，夭和寿，当然是有差别的，这是人之常情。“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 作”。庄子哲学抹杀生死的界线，企图把传说活八百岁的彭祖与夭折的殇子一样生死划一，立论虽高，以世情而言，却是虚诞的，妄念的。不过不管怎么说，人生百年，都是要“终期于尽”的，无论挑夫走卒，英雄美女，概莫能外。所以，我们恰恰就要在这有限的生命之间，去感受天地生死的大道，去思考我们生命的终极价值，让有限的生命在历史的链条中获得无限的逻辑。这就是《兰亭序》最后所要阐发的思想：“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

    后人看我们今天，其实也是像我们看以前的人一样。这就是王羲之表达的历史观。后人怎么看我们，我们怎么看前人，这就是历史。这是一个非常透彻的表达。比如我们问一个小孩，什么叫历史，他可能会说过去的事情就是历史。这只说对了一半。历史不仅仅是事实，历史还是一个认识。“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只有当我们领会这句话以后， 才可能对我们的言行，对我们今天的努力，对我们在一个文化链条中间的定位有一个比较清晰、准确地把握。一个学者也好，一个艺术家也好，有没有这个意识，有没有一个通透的历史观，会在他的作品中直接显现出来。有通透的历史观，才能谈远见。这也就是杜牧说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前面和后面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个关系就是历史的真髓。正因为王羲之如此透彻通达，他才能洞若观火地 写下这样一句结语:“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他知道我们今天会这样激赏他的文章。

    “所以兴怀，其致一也。”我们所有的寄托，所有的感 念，最根源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生死的矛盾。因为有生死，我们才有历史观。“其致一也”的发动机就是一个“生”字，人生的生，生生不息的生。王羲之这篇 《兰亭序》，归根究底还是一个生的问题。死生亦大矣，他要谈生，就要对应起来谈才能立体，就像魏晋玄学说的，“无不可以以无名，必因于有”，你不能用无来 谈无，你要通过有来谈无。其实谈死也是谈生，谈生也是谈生，最后还是谈生。这个状态正是一个六朝名士对于天人合一观念的体认，又不落窠臼。什么是窠臼？ “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是不落窠臼的好句子。“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这也是不落窠臼的好句子。还有“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多么通达。 但是，像石崇《金谷集序》的句子“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这就坐实了，就是落窠臼了。兰亭论辨的时候，他们拿《金谷集序》和《兰亭序》比着说事，其实本来是不能比的。《兰亭》的每一个句子，用词用字，都很准确，又很润泽。行文不断地进行呼应，或者绕一个小弯子，或者用一个语气词，传达一个稍微的表 情，在俯仰之间、内外之间、前后之间，呼应得很有节奏，很有韵律。从细节到整体结构，所有连接的地方，不作圭角。叙事、抒怀、议论、感慨，自然而然地层层生发，高低起伏，又丰富，又流畅。整篇文章，王羲之没有刻意要表达什么的意图，没有刻意标榜什么姿态，既不夸饰，也不矜持，然而在这几百字中间，对于山水 的流连不已，对于生命真切的感念，艺术的人文的情怀，旷达的胸襟，通透的历史观，却是那么深沉自然地流露出来，散发出来。所以天真，所以超脱，所以有境界。

    境界是在超脱中完成的，是在超脱某一个既定俗套的一瞬间完成的。《兰亭序》正是这样一件天造地设的作品。这时，《兰亭》在书法艺术上的 “天下第一”美誉，已经变得不重要了。郭若虚说“人品既已高矣，则气韵不得不高”，画如此，书也如此。这时，我们只能感谢上苍留下了这么一篇完美的东西，无论是书法，还是文字，还是思想，《兰亭》树立了中国古代人文精神最高的境界。

    当然，自古以来，世人首先是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认识《兰亭序》的，从这个角度我们还可以谈更多，包括王羲之与钟繇的关系，他的行书和草书的关系，他的草书和章草的关系，这也是很专业、很艺术、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对王羲之的人格、品格、思想，及他作为一个东晋名士的领袖人物没有全面认识和了解的话，就不可能真正领悟他的书法艺术高度。比如王羲之性格里面 所谓的“骨鲠”，包括王徽之的“慢世”，王献之的“高洁”，他们不是矫情，不是计较，而是坚定的不与俗流的文化理想的体现，所以才会在他们的书法里表现为一种凛凛然不可侵犯的风骨。这个风骨，正是魏晋风度的精髓，也是中国士人最为推崇的一个品格，一个精神。就是苏东坡说“士人画”时，强调的那个“取其意气 所到”的所在。风骨的内涵是对品格的强调，是有力度的，不仅仅是一个硬朗的感觉，它根本上是一个精神支撑，是一个信念，只有这样才立得起来。帝王立国，圣贤立言。书法艺术，绘画艺术，如若有所建树，就必要这个风骨，这个信念。这是超越任何知识和学问概念的东西。同时，“风”是能够传播的，能够流衍的，它才 是历史的。我们说移风易俗，说风化，这就是文化的要义。文化这两个字，如果要改成一个字的话，那就是一个“风”字。风雅颂，国风，《兰亭》就是中国书法艺 术的“国风”。

    从学习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说，除了行书和草书，王羲之名下还有《乐毅论》、《黄庭经》等几种小楷流传下来，也是很经典的。各人学习的目的不一样，可以各取所需。在我而言，一方面是对这几种小楷的真实度有一点质疑；另一方面主要是我学习书法有自己的宗旨和路径。简单来说，学王羲之 的草书，是自我修养的要求。我志不在书。书法和中国画的关系当然是很密切的，但具体来说层次差别还是很大的。最低一级是，写字为了题画，拿毛笔的人，字不能写得太差吧；而要求再高一点，题画的字体与绘画的风格也要稍微配合一点。高一级的是，把书法直接进入绘画，书法的用笔直接进入绘画中，比如有一个新认识 的朋友第一次到我的画室，说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书法笔法和画法笔法这么一致，她的这个话吓了我一跳，一者是我之前没有跟人谈过这个问题，二者她既不是书家也不是画家，她怎么一开口就说到这个关节上？当然我心里是挺开心的。最高一级是什么呢？就是书法的品格直接创造绘画的品格，这就不是技术问题了，所以，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要选择学习的楷模，当然会选择品格上最高古的，除了王羲之，我还能选择谁呢？

在书法上我学王羲之学得很老实，认认真真地 学，不是借花献佛地乱学。先要尽量把它写得像，只有这样，才可能去揣摩他的用笔，才可能得他一点笔法。当然完全像是不能求的，因为王字的变化太厉害，《晋书》里讲王羲之的字是“矫若惊龙”，见首不见尾，抓不住，很多人说学王羲之都是挂在嘴上，真正能入门都难。但恰恰是这个难度本身，也是说明问题的，可以学得长久，而且，一个一学就像的东西，往往是法度比较呆板、内涵更加贫乏的东西。我反正把时间放下去，如果去选择一个二流的、容易的来学，会不甘心、不开 心、觉得委屈。学王羲之，怎么学也不委屈。我还是欣赏“信而好古”的历史观，“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不是超越。

    李永林，1964年 生于广西桂林，祖籍河北抚宁。198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获学士学位，同年留校，先后任助教、讲师。2000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同年以特招入伍，次年起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教授。2002年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2007年至今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

    相关链接：

    前人说《兰亭序》

    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日，王羲之与名士孙统、孙绰、谢安、支遁等四十一人在会稽的兰亭修禊，曲水流觞，赋诗抒怀。其间作诗三十七首，结纂为《兰亭集》，由王羲之为此作序，这就是“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也称《兰亭序》、《兰亭》。

    黄庭坚说：“《兰亭序》草，王右军平生得意书也，反覆观之，略无一字一笔不可人意。”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道：“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

 

    据传宋代姜夔藏有黄庭坚、王晋之、葛次颜、单炳文《兰亭序》共四本，日日研习，常将所悟所得跋其上。有一跋云：“廿余年习《兰亭》皆无入处，今夕灯下观之，颇有所悟。”历时二十多年才稍知入门。

    清光绪年间李文田认为《兰亭》其文伪托，其书也为后人伪造。1965年掀起一场“兰亭真伪”的大辩论，郭沫若为主的一方认为“伪”，另一方高二适等起而反驳。1973年文物出版社编纂《兰亭论辩》，收集有关论文十八篇。此后又有许多论著讨论《兰亭》真伪。

    著名学者钱钟书虽未参加当时的论辩，但在1979年出版的《管锥编》中己反映出他对《兰亭》论辩的思考及精辟见解。1988年5月24日《人民日报》上刊出钱钟书一信中更明确地指出：“阮文达‘南帖北碑’之论，盖系未睹南朝碑版结体方正与北碑不异；郭沫若见南碑，遂谓世传右军《兰亭序》非晋宋书体，必后世伪 托。其隅见而乖圆览，与文达各堕一边。”

    王羲之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琅玡临沂人（今山东临沂），后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父王旷，历官淮南丹阳太守、会稽内史。伯父王导，历事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出将入相，官至太傅。羲之幼时不善于言辞，长大后却辩才出 众，且性格耿直，享有美誉。晋太尉郗鉴选中他为女婿，“坦腹东床”的典故就出于王羲之（见《世说新语?雅量》）。朝廷公卿著重王羲之的才器，屡屡召举为 官，他都辞谢。后为征西将军瘐亮参军，累迁长史，进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王会稽”。后与太原王述不和，称病去 职，归隐会稽，自适而终。

    王羲之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七岁善书，十二岁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笔论》。王旷善行、隶书；王廙擅长书画，王僧虔《论书》曾评：“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

 

    王羲之早年又从卫夫人学书。卫铄，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唐人书评》曰：“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今人沈尹默分析说：“羲之从卫夫人学书，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钟法，姿媚之习尚，亦由之而成，后来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这和后代书人从帖学入手的，一旦看见碑版，发生了兴趣，便欲改学，这是同样可以理解的事。可以体会到羲之的姿媚风格和变古不尽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二王法书管窥》）

    王羲之善于转益多师，当他从卫夫人的书学藩篱中脱出时，他已置身于新的历史层而上。他曾自述这一历史转捩：“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从这段话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断开拓视野、广闻博取、探源明理的经历和用心。

    王羲之志存高远，他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 腾之势，所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抵，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拓瓘直下”。

    王羲之风貌洒脱，“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又有富赡的内心世界。晋代玄学盛行，崇尚老庄哲学，因此，他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思考当然受其影 响。晋室南渡之初，他见会稽有佳山水便有终老之志。辞官归隐后，山阴道上行，山川相映发，自然有应接不暇之感。他又泛舟大海，远采药石，在他的心胸中涤除尘虑，接纳自然万物之美，去发现宇宙的深奥精微，印证到书艺上，正如《书断》所说：“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

    王羲之的《兰亭》诗写道：“仰视碧天际，俯瞰绿水滨。寥阒无崖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当代美学家宗白华评析 道：真能代表晋人这纯净的胸襟和深厚的感觉所启示的宇宙观。“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尤能写出晋人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这世界，使触著的一切 呈露新的灵魂、新的生命。于是“寓目理自陈”，这理不是机械的陈腐的理，乃是活泼泼的宇宙生机中所含至深的理。王羲之另有诗句：“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 求。”宗白华认为“静照”是一切艺术及审美生活的起点。晋人的文学艺术都浸润著这新鲜活泼的“静照在忘求”和“适我无非新”的哲学精神（《论(世说新语) 和晋人的美》）。我们正可从上述的剖析中体会和领悟王羲之的书魂。

    《书断》云：“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英气绝伦，妙节孤峙。”王羲之的书法是留给人们的瑰宝，可惜的是历经天灾人祸，至今已无真迹留存。而且在羲之生前已有人作伪，故其书迹更加扑朔迷离。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摹拓本上去窥见它“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的风采。

    有关《兰亭序》的质疑

    质疑一：王羲之《兰亭序》是抄谁的

    1965年7月8日，毛泽东致函郭沫若，就《兰亭序》引起的不同看法作出指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兹后，出现了对《兰亭序》真伪问题的公开论辩。然迄于今日，由《兰亭序》引发的三大疑案，仍聚讼纷纭，难有定论。

    兰亭论辩基于下列事实：一、传世《兰亭序》据《晋书?王羲之传》录出。《晋书》系唐房玄龄等修撰。而此前录晋文最完备之《文选》未见此文。东晋至初唐二百余年间，《兰亭序》未见著录，与此文地位殊不相称。二、刘义庆《世说新语?企羡》梁刘孝标注引王羲之《临河序》，与《兰亭序》文字上有异。《临河序》不长，引录如下：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故列叙时人，录其 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

    《兰亭序》与《临河序》相较，主要有两点不同：1．文中，增“夫人之相与”以下述王羲之情怀襟抱之167字；2．文末，无“右将军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以下40字。此外，文中有两处改易，语序亦略有不同。

    《兰亭序》，唐人方见著录。是《世说》注删改增补《兰亭序》而为《临河序》，还是后人扩充移易《临河序》而成《兰亭序》？上述两个基本事实引发之连环疑案，扑朔迷离，延续千年，真伪难辨。质疑二：《兰亭序》作者疑案

    传统看法是，《晋书》本传明载《兰亭序》系王羲之代表作品，且曰“作序以申其志”。不同看法是，《兰亭序》出于后人伪托，是在《临河序》基础上改易而成，所“申”则非王羲之之“志”。

    清人李文田在汪中旧藏《定武兰亭》跋文中率先提出这一见解。理由如下：

    1、《世说》注引王羲之文，题作《临河序》，无传世《兰亭序》述怀大段文字，“则唐以后《兰亭》，非梁以前《兰亭》也”。

    2、兰亭之会乃仿金谷之会，序文亦拟石祟《金谷序》。《临河序》、《金谷序》内容篇幅“相应”，而《兰亭序》、《金谷序》文次结构“不相合”，故所增文字“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

    3、《临河序》文末40字，为《兰亭序》所无，注家“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据此，李文田断然否定《兰亭序》出自王羲之之手。

    郭沫若赞同李说，并针对“夫人之相与”一段文字补充论据。1．《兰亭序》兴怀太悲，与兰亭会情境不合。王羲之等42人“寄畅在所因”，“俯瞰绿水滨”（王羲 之《兰亭诗》），“高高兴兴地在饮酒赋诗”，“《兰亭序》却悲得太没有道理”。2．《兰亭序》悲悯情感，与王羲之性格不合。兰亭修禊，王羲之47岁，“以 忧国忧民的志士自居”，本传亦记其人“以骨鲠称”，王羲之“决不至于像传世《兰亭序》所说的那样，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

    4、《兰亭序》思想倾向，与王羲之思想不合。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是用庸俗的观点反对老庄，“和‘晋人喜述老庄’是貌合神离的”。

    郭沫若进一步考证，《兰亭序》之依托者是王羲之七代孙、陈代永兴寺僧人智永。郭氏认为：“智永很会做文章，不仅《兰亭序》的‘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很合乎 ‘禅师’的口吻，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至于智永所增文字之“胎盘”，则为《金谷序》中“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一语。

    郭沫若的观点遭到高二适、章士钊等人的猛力反驳。高二适认为：

    1、关于文题。王羲之写此文时并无标目，其标目乃是同时人及历代录此文者以己意加上去的，故又有《兰亭诗序》、《修禊序》、《曲水序》等名称。《临河序》其实是注家作了删削的《兰亭序》。

    2、关于增文。《世说》注文“有移动及增减处”。文末40字，“是记述禊诗事”，“此或是禊饮中人写的，刘（孝标）既删节右军文，遂不妨给他添上，这也是注家之能事”。

    3、关于思想。本传称王羲之“作序以申其志”，“王羲之的思想有许多矛盾的地方”，“这些矛盾反映在《兰亭序》以及诗句的情感变化上”，“则‘人之相与’一大段，确可说是右军的本文”。

章土钊引兰亭与会者谢安诗“万殊混一象，安复觉彭殇”以印证《兰亭序》“齐彭殇为妄作”，证明《兰亭序》正反映出与会者之心态。

 

    质疑三：《兰亭序》法帖疑案

    被称作“法帖第一”的《兰亭序》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丰碑。传统说法是，兰亭修禊之时，王羲之以蚕茧纸、鼠须笔挥毫作序，其书为草稿，以行书写成，28 行，324字，是王羲之最为得意之笔。其真迹最终为唐太宗所得，由唐书法家临摹多本，包括传世之定武本、神龙本等。真迹则随唐太宗葬入昭陵。然而，葬入昭陵的《兰亭》法帖是否右军所书，传世至今的《兰亭》摹本是否右军笔迹，却引起了诸多怀疑。

    南宋姜夔率先质疑：“梁武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 当时惟言《黄庭》、《乐毅》、《告誓》，何为不及《兰亭》？（《兰亭考》卷三引）清李文田则从书体上否定定武《兰亭》为王羲之笔迹：“东晋前书，与汉魏隶 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结论曰：“文尚难信，何有于字？”（《定武（兰亭跋）》

    1965年，郭沫若据南京出土《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1972年，又据新疆出土写本《三国志》残卷，分析神龙《兰亭》、定武《兰亭》字迹，斩钉截铁断定：文章“根本就是伪托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其主要论据是：

    1、书体论。“天下的晋书都必然是隶书体”，“《兰亭序》的笔法和唐以后的楷书是一致的”。

    2、字迹论。王羲之书，“笔势雄强”，《兰亭》法帖，字迹“相当妩媚”，与王谢墓石字迹迥殊。

    3、笔意论。晋人草书，须有“隶书笔意”，《兰亭》法帖被“称为行书的最高峰”，已脱隶书笔意，“王羲之是隶书时代的人，怎么能把隶书笔意丢尽呢？”

    郭沫若深入考证说，那个以“铁门限”、“退笔冢”知名的大书法家智永，“用笔结构和《兰亭序》书法完全是一个体系”。“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今存神龙本墨迹就是《兰亭序》的真本了。这个墨迹本应该就是智永所写的稿本。”

    郭沫若此论一出，破石惊天，引起轩然大波。章士钊惊呼：“夫如是，诚不知中国书史经此一大破坏，史纲将如何写法而何！”高二适认为，此论“惊心动魂”，“此 乃不啻古帖学作了一大翻身”。高二适等人著文驳议，认为郭氏以两块碑石而断东晋只有隶书一种字体，是“孤证不立，偏难概全”。隶书用于碑板，行书用于笔 札，不可苛求王羲之书《兰亭》亦用隶体。王羲之以“书圣”得名，“定以当时永字变体而来，他人未能变，或变而不克，右军正以变而作圣焉”。“东晋时代的章 草、今草、行书、楷书确已大备，比较而言，后两者是年轻的书体，到了王羲之，把它向前推进变化，因而在书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在当时字体演变时 期，《兰亭》法帖部分字迹仍未脱离隶书笔意，说明《兰亭》法帖正是王羲之真作的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