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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月令續攷清茆泮林輯清成蓉鏡增訂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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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月令續攷
【清】茆泮林
【清】成蓉鏡
●唐月令續攷
孫愐唐韵序云武德已來建置及開元三十年並列注中案唐月令其一也如一東桐字注引月令曰清明之日桐始華十六蒸鷹字注引月令曰驚蟄之日鷹化為鳩十八尤鼽字注引月令曰人多鼽嚏五寘吹字注引月令曰命樂正習吹皆依明皇定本可見又如三十諫鴈字說文本作雁廣韵以鴈為正字引禮記孟春之月鴻鴈來賓【 蓉鏡案賓疑廣雅誤衍】雁同出說文一屋菊字說文本作鞠廣韵以菊為正字引禮記季秋之月菊有黃華引禮記鞠衣之鞠作鞠唐月令正是如此四十禡??昔字說文本作蜡廣韵以??昔為正字注云冬時祭名或作蜡尤與五經文字引新月令及通典今取祭義从示之說合其明證也又如十二曷曷下鶡下二十八翰旦下不注曷旦鶡旦旱?鳥下鴠下俱注旱?鳥鴠竊意當時新定亦是俱從鳥如鴻鴈字今禮記栞本唯鴈字鶡字尚存其迹臧氏雜記引素問注作鶡鴠今不見此本御覽引唐月令作鶡鳥蓋開成石經避唐諱去旦改更攷廣韵出玉篇玉篇唐上元元年處士孫強增加顧野王本凡三十卷為唐一代字書之冠明皇月令改字??昔从示鴈鶡字从鳥俱出焉則餘如倉庚之當為鶬鶊可以類推矣况??昔出張揖廣雅呂忱字林鶡鴠出揚雄方言鶡鴠或作渴鴠出許慎說文亦自原本漢魏乎愚故曰唐月令一書未可以不學議之也爰復為續攷之如此
唐月令續攷
月令考
杨宽
一
《吕氏春秋·十二纪》(以下简称《吕纪》)之首章、《礼记》之《月令》篇、《淮南子》之《时则训》，三者大体相同，仅文字稍有出入。前人对此篇之著作年代，颇多考论，综合之，盖不外下列数说：(一)作于周代说；(二)出于《吕氏春秋》说；(三)作于夏代说；(四)杂有虞、夏、殷、周法说；(五)《月令》因《夏小正》，《吕氏春秋》因《月令》说；(六)周、秦书经汉人修改说。
(一)作于周代说
主《月令》作于周代者，有汉贾逵、马融、鲁恭、蔡邕、王肃，隋杜台卿，清戴震、孙星衍、黄以周等。《月令正义》云：“贾逵、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肃因焉。”《后汉书·鲁恭传》载鲁恭上疏云：“《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据皆夏之时也，所变者唯正朔、衣裳、牺牲、徽号、器械而已。”此皆谓《月令》为周世之作，蔡邕《明堂月令论》则云：
《戴礼·夏小正传》曰(卢文弨云：“曰字衍”)阴阳生物之后，王事次之，则夏之《月令》也。殷人无文，及周而备。文义所说，博衍深远，宜周公之所作也。官号职司，与《周官》合。《周书》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吕不韦著书，取《月令》为纪号，淮南王安亦取以为第四篇(臧庸云：“今本第五”)，改名为《时则》，故偏见之徒，云《月令》吕不韦作，或云淮南，非也。(臧庸辑《月令章句下》)
蔡氏实未见《周书·月令》，其所言《明堂月令》，亦指《礼记·月令》言，其《月令答问》云：“予幼读《记》，以为《月令》体大经同，不宜与记书杂录并行”，可证。殆蔡氏知《周书》亦有《月令》篇，遂以为乃周世之书，又见其“体大经同”、“博衍深远”，遂谓“宜周公所作”而混言“官号职司与《周官》合”也。
案《周书·月令》久已散佚，郑玄注《周礼·夏官·司耀》引郑众说云：“《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槽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而何晏《论语集解》卷十七引马融说云：“《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槽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何以《周书·月令》与《邹子》全同耶？唐贾公彦《周礼疏》云：“先郑引《邹子》，《论语》注引《周书》不同者，《邹子》书出于《周书》，其义是一，故各引其一言。”而臧庸于《月令章句》有案语云：“据中郎此言，是《周书·月令》即《礼记·月令》也。初据《论语集解》言《周书·月令》有改火之文，疑别有《月令》。今考《周礼·司爟》注郑司农引《周书》为《邹子》。贾疏云：‘《邹子》出于《周书》，其义是一’，然则《论语》注所言《周书》，实《邹子》耳。”
贾公彦以《邹子》出于《周书》，而臧庸又以《周书·月令》同《礼记·月令》，《论语》注所言《周书·月令》更火之文，乃《邹子》之误。考《邹子》终始五德之说，主五行相胜，《史记集解》引如淳云：“今其书有《五德终始》，五德各以所胜为行。”《文选·魏都赋》注引《七略》云：“《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是《邹子》所言五行之次，为土、木、金、火、水，主相胜说，据以言朝代递嬗之理者。与《月令》以木、火、土、金、水相次为相生说者绝不同。邹衍所著书除《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外，尚有《邹子》四十九篇，《史记集解》引如淳曰：“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而服。”《索隐》云：“《主运》是《邹子》之书篇名。”其所谓“五行相次转用事”，究为相胜说抑相生说虽不可知，当亦与《终始五德》之说不相背也。更火之文，据皇侃《论语义疏》释云：“改火之木，随五行之色而变也。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枣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枣杏也。桑柘色黄，季夏是土，土色黄，故季夏用桑柘也。柞槽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槽也。槐檀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檀也。”如皇侃说，则更火之文亦以木、火、土、金、水相次，与邹子相胜说不合，必非邹子之言(贾公彦《周礼疏》云：“言春取榆柳之青，旧师皆以为取五方之色同，故用之。今案枣杏虽赤，榆柳不青，槐檀不黑，其义未闻。”槐檀固不甚黑，榆柳非不青也)。《淮南子·时则训》春“爨萁燧火”，夏秋“爨柘燧火”，冬“爨松燧火”，其说虽与《周书·月令》不同，盖亦本于《月令》一类之典籍，此亦足证更火之文当为《周书·月令》所有。郑众所引之《邹子》，疑即《周书·月令》之误，殆由“邹”“周”音近而讹也。
《周书·月令》与《礼记·月令》本不相同。杜台卿《玉烛宝典》序云：“且《论语》注云：《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今《月令》聊无此语，明当是异。”梁玉绳《吕子校补》亦云：“《逸周书》阙《月令》，近刻以《月令》补之，余未敢信。《周书·月令》马融曾引之注《论语》‘钻燧改火’，与《月令》迥异。”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三《月令非周书论》更云：“依此《月令》(案指更火之文)，即当分为五处。又《月令》有‘中央土’，而《月令解》以王土四季名季夏，与《素问》名长夏同，知无‘中央土’名。又《召诰》正义引《周书·月令》云：‘三月粤眦’，即班《志》之古文《月采》，班固及见之，此《月令》文例，无处着之。”《汉书·律历志》引古文《月采》云：“三月粤朏”，《书·召诰》正义引作《周书·月令》，《汉书》“月采”即“月令”之误，《困学纪闻》有校语，盖《周书·月令》汉时犹存。孙志祖《读书脞录》卷三云：“《逸周书》阙《月令》，马融《论语》注引‘春取榆柳之火……’，《召诰》正义引‘三月粤且出’，盖汉唐时此篇尚存也。邢疏云：‘其词今亡’，则宋时始佚尔，其文与《十二纪》迥异。”孙氏以《周书·月令》宋时始佚，疑无当。除《召诰》正义外，唐时书罕见称引者(隋杜台卿《玉烛宝典》专论时令，亦不及《周书·月令》)，《召诰》正义殆亦出转引，非亲见原书也。
《周书·月令》既散佚，虽未由详考，唯其佚文皆与《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不同，若因《周书》有《月令》，遂谓《吕纪》及《礼记·月令》亦周世所作，宁非武断!且《逸周书》之《周月解》，亦与《吕纪》、《礼记·月令》不相合。俞正燮《月令非周书论》云：“《逸周书·周月解》云：‘睢一月既南至，日月俱起于牵牛之初，是谓日月权舆’，此《月令》则云：‘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以初为常。’《周月解》云：‘既南至，日月右回而行，月周天进一次，与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历舍于十又二次，终则复始’，此《月令》则云：‘季冬日在婺女，昏娄中，旦氐中，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岁且更始。’其断天行始终，《周月解》起牵牛，故周人以斗牛为星纪，为十二次，此《月令》季冬星回于天，则起营室，室壁为天门，为十二次之始，相去四十五六度，《周月解》、《月令解》既同周制，不容大悖，岂得以《月令》当周《月令解》。”《周书·周月解》之天文，与《礼记·月令》既不同，当非同时之作品，安见《周书·月令》必与《礼记·月令》相同耶？
考《礼记》之《月令篇》，本非原有，乃采自他书。《隋书·经籍志》云：“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主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礼》。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马融，又为之注。”而《初学记》卷二一又载一异说云：“《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也。……至汉宣帝世，东海后苍善说礼，于曲台殿撰《礼》一百八十篇，号日《后氏曲台记》。后苍传于梁国戴德及德从弟子圣，乃删《后氏记》为八十五篇，名《大戴礼》，圣又删《大戴礼》为四十六篇，名《小戴礼》。其后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乐记》，凡四十九篇，则今《礼记》也。”《经典释文叙录》引陈邵《周礼论序》则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礼记》是也。郑玄依卢、马之本而注焉。”
《隋书·经籍志》谓《礼记》之《月令》为马融所足(至《初学记》所载异说，以为出于《后氏曲台记》一百八十篇，实不可信。《汉书·艺文志》但载《曲台记》九篇)，然《经典释文》云：“汉刘向《别录》有四十九篇，其篇次与今《礼记》同名，为他家书拾撰所取，不可谓之《小戴记》。”可知《礼记》之有《月令》，刘向时已然，实不自马融始(戴震亦据《别录》所载《礼记》为四十九篇，其内有《乐记》，又据《汉书·儒林传》戴圣有门人桥仁，《后汉书·桥玄传》又谓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以证《礼记》原本四十九篇，未经马融增补，甚是)。郑玄为马融弟子，郑玄《六艺论》云：“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礼记》大题下引)，不言有其师增补之篇。《礼记正义》引郑玄《三礼目录》云：“名日《月令》者，以其纪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礼家好事抄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郑玄称《月令》为礼家好事抄合，当非其师所增(《月令》苟为马融所增，郑玄当能知之，何不明言之以证《月令》之晚出乎)。《礼记》一书本礼家抄合而成，《月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则《礼记·月令》之抄自《明堂阴阳》，可断言也。戴震《经考》卷四云：“钱*[甹+只]曰：《月令》于刘向《别录》属《明堂阴阳记》，则是篇本古明堂遗制，吕氏从而录之，秦有天下，不闻有事于明堂，盖非不韦所撰，而蔡邕、王肃、张华皆言是周公作，必有所据。吕氏录《明堂阴阳记》旧文于首，以为纲，附以八览、六论为目，中间杂人秦官，无足怪也。”
钱氏据刘向《别录》，以为吕氏录《明堂阴阳记》，且信以为周公所作。然《别录》及《汉书·艺文志》皆言《明堂阴阳》诸书为六国时七十子后学者所记。黄以周《礼说》卷六“明堂月令”条因云：
据郑《目录》，《戴记·月令》，刘向《别录》属之《明堂阴阳》。考《汉志》云：“《礼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明堂阴阳》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遗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班《志》此言，本于刘歆《七略》，云七十子后学者，谓七十子之徒，故刘向《别录》以为六国时人，则《明堂阴阳》诸书，非秦、汉人作，可知也。《汉志》又曰：“《礼古经》出鲁淹中，与十七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及”字承上“多”字为文，皆今文家后苍等所未见，则《明堂阴阳》诸书，亦出淹中，可知也。《释文叙录》引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四篇”，则《明堂月令》、《戴记·月令》皆出古文，亦可知也。《后汉书·鲁恭传》曰：“《月令》周世所造”，此言最为核实。则以为吕不韦作《春秋》时所记，此郑之失也。《盛德》所记，及《异义》所引《明堂月令》，并不见于《小戴》，《论语》“钻燧改火”马融注引《周书·月令》更火之文，亦不见《戴记》，则以为《戴记·月令》即《明堂月令》，谓出之《周书》，此蔡氏之失也。
案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序云：“当是七十弟子之徒及其时学者杂为记录，无以知其姓氏，吕氏取以为篇目，或因治改，遂令二本俱行于世。”亦与黄说同。《礼记·月令》本出《明堂阴阳》，《明堂阴阳》本亦礼家抄合而成，据郑玄《三礼目录》谓《月令》本《吕纪》首章，乃礼家抄合，而于《别录》属《明堂阴阳》，则《明堂阴阳记》中之《月令》，似亦抄自《吕纪》，非《吕纪》袭自《明堂阴阳记》。《明堂阴阳》与《吕纪》之关系若何，殊非一言可决。
(二)出于《吕氏春秋》说
汉时主《月令》为秦书者，有郑玄、卢植、高诱三人。郑玄以《月令》出于《吕氏春秋》，其中官名时事不合周法。唐孔颖达《正义》云：
吕不韦集诸儒士，著为十二月纪，合十余万言，名为《吕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与此文同，是一证也。又周无太尉，唯秦官有太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合周法，二证也。又秦以十月为岁首，而《月令》云：“为来岁受朔日”，即是九月为岁终，十月为受朔，此时不合周法，三证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气，则用大裘，乘玉辂，建大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饰车旗，并依时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证也。故郑云“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然按秦始皇十二年吕不韦死，二十六年并天下，然后以十月为岁首，岁首用十月，时不韦已死十五年，而不韦不得以十月为正。又《周书》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韦所造？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诸侯？又秦以好杀害，毒害天下，何能布德施惠，春不兴兵？郑必谓不韦作者，以《吕氏春秋》十二月纪正与此同，不过三五字别，且不韦集诸儒所作，为一代大典，亦采择善言之事，遵立旧章，但秦自不能依行，何怪不韦所作也。
案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序云：“郑玄以孟夏‘命太尉’，周无此官，季秋‘为来岁受朔日’，随秦以十月为首，遂云作《礼记》者，取《吕氏春秋》。……王肃难云：‘始皇十二年吕不韦死，廿六年秦并天下，然后以十月为岁首，不韦已死十五年，便成乖谬。”’据此则孔氏上举四证，即郑玄之说，“然按”以下乃王肃驳郑玄之论，“郑必谓”以下又为孔氏回护郑说之词，盖争辩由来久矣。《月令》季秋“乃趣狱刑，毋留有罪”，《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卢植注云：“计断九月，因秦以十月为正故也。”《月令》季秋“为来岁受朔日”，高诱注云：“来岁明年也，秦以十月为正，故于是月受明年历日也。由此言之，《月令》为秦制也。”高诱本卢植弟子，盖本其师说。蒋元庆《读小戴记卢植注日记》云：“高氏亲受业于卢尚书，……即遵据卢氏此注也。又案《淮南·时则训》云：‘乃趋狱刑，毋留有罪’，高注：‘毋留言当断也。’当断之断即此注‘断九月’之断，高氏原本师说，益知卢谊为可据也。”《宋史·张虑传》亦云：“《月令》之书，出于吕不韦。”清儒梁玉绳《吕子校补》，万斯大《学礼质疑》、《礼记偶笺》，王引之《经义述闻》，张文虎《舒艺室随笔》，汪鋆《十二砚斋随录》，伊朝栋《南窗丛记》等皆从此说，而方以智《通雅》、徐文靖《管城硕记》、卢文弨《龙城札记》及《毕校吕氏春秋》案语、姜宸英《湛园札记》等，又皆非议此说。
(三)作于夏代说
束皙主《月令》为夏书而经后人增益。《隋书·牛弘传》牛弘上疏云：“今《明堂月令》者，……束皙以为夏时之书。”《玉烛宝典》序云：“束皙又云：案《月令》四时之月，皆夏数也，殆夏时之书而后人治益。”是束皙以《月令》为夏时，而定为夏书，实为臆断。《玉烛宝典》序驳之云：“束云四时皆夏数者，孑L子云：‘行夏之时’，以夏数得天，后王宜其遵用，非必依夏正朔，即为夏典。其夏时书者，《小正》见存，文多古，与此叙事多别。”
夏正本为周正后之一种新历，《月令》之用夏正，正足见其晚出，何得据以为夏书也？
(四)杂有虞夏殷周法说
《隋书·牛弘传》牛弘上疏云：“今《明堂月令》者，……刘谳云：‘不韦鸠集儒者，寻于圣王而记之，不韦安能独为此记？’今案：不得全称周书，亦未可即为秦典，其内杂有虞、夏、殷、周之法，皆圣王仁恕之政也。”牛弘以《月令》皆“圣王仁恕之政”，臆断其杂有虞、夏、殷、周法，亦犹蔡邕因《月令》“博衍深远”而谓周公所作也。而徐文靖《管城硕记》又申其说曰：“又《唐天文志·日度议》日：‘《梁大同历》夏后氏之初，冬至日在牵牛’，初以《明堂月令》乃夏时之记，据中气推之不合，更以中节之间为正，乃稍相符，不知进至节初，自然契合，故袁辈《正论》曰：‘古有王居明堂之礼，《月令》则其事也。’魏徵《谏录》曰：‘《月令》起于上古’，《书》云：‘敬授人时’，吕不韦只是修《月令》，未必起于秦代。”徐说仅据历法臆测，殊不知夏历本后起，何足据信？
(五)《月令》因《夏小正》，《吕氏春秋》因《月令》说
方以智《通雅》卷十二《天文》“月令”条云：“周公《月令》因《夏小正》，《吕览》因《月令》，《淮南》因《吕览》，记有异同，非后人笔也。陆德明以为《吕氏春秋》后人所删，蔡邕、王肃以为周公所作，先儒以赞俊杰，遂贤良，行爵出禄，非太尉之职，太尉秦官，决非周公之书。予谓不然，《月令》之书，自大挠作甲子，占斗所建，伶伦作十二律，以节四时之度，尧命羲和，敬授人时，分四仲以定中星，验之于人，占之于鸟兽，应之于事，终以允釐咸熙，此夏时之所由起。《夏小正》之书，辞简理明，固已备《月令》之体，周以农开国，犹以时令为先务，大概具见《七月》。周公制礼作乐，得无一代之成书，使此书尽出不韦之手，不应以十二令为纪，各以数释于后，合为六十一篇。太尉固秦官，所命冢宰、司徒、司空、司马与太史、乐正、乐师、泽人、虞人、四监之类，皆周官也。不韦不过改周司马为太尉耳。盖赞俊杰，遂贤良，与行爵出禄，虽非太尉之职，而设仪辨仕进贤，兴功制裁内封，则大司马之职也。大率周公增益《夏小正》，不韦增益周公之书，其间岂得无改窜？《淮南·时则训》比《吕氏十二纪》又有异同，此可为证。”用夏时之书，未必夏世之书，杜台卿已言之。方氏以《夏小正》为夏书，既未审，又以“周公制礼作乐，得无一代之成书”，遂谓《月令》本周公作，亦臆说耳。
(六)周秦书经汉人修改说
汪鋆《十二砚斋随笔》云：“周官无太尉，汉乃有之，《月令》乃曰：‘孟冬令太尉赞俊杰’，此一错也。《周礼》龟人上春衅龟，上春者建寅之月用夏正也，《月令》乃曰：‘孟冬命太史衅龟策’，此又错也。昔云《礼记》强半秦、汉人笔，于此益信。”汪说无当。汉有太尉，秦亦有之，岂得据此以为汉人笔？《周礼》本周正、夏正杂用(《周礼》序岁时，既言正月，复言正岁，最是明证)，何得以《周礼》为夏正而谓《月令》有错？《周礼》以上春衅龟，所用者乃周正，《月令》言孟冬衅龟，所用者乃夏正也。宋章如愚《山堂考索》云：“周人《月令》，已详陈于《七月》之诗，则此书断非周公赘为之也。今之《月令》虽用《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亦未可归之不韦，盖辑而订之者，汉儒之力也。《月令》首篇律中太簇，是汉建寅为行夏正，实非周、秦之时也。仲春之月，日始雨水，是汉始以雨水为二月节，实非周、秦之旧也。若夫太尉之职，郡县之制，汉实因之，布德之诏，释菜之礼，汉实有之，受朔之事，封侯之典，证之汉初又得之，此明出汉儒之订正。”此说亦殊无当，夏正春秋时晋国已用，何得以为非周、秦之时？以雨水为二月节，固始于汉，实本于此。黄以周《礼说》卷四“月令”条云：“仲春之月，始雨水，注云：‘汉始以雨水为二月节’，如泥于此，《月令》直汉人作，并不得谓之秦代书矣，可乎哉？”若夫太尉之职，秦有之，实亦有所本(春秋时晋有元尉，元尉即太尉也，详下文)，郡县之制，春秋战国已有之，何得据以为汉制也？至若释菜之礼、受朔之事、封侯之典，究何所据而必以为汉儒之说耶？
及乎晚清今文家起，又以《吕纪》、《月令》之五帝，皆刘歆伪窜。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既创此说，崔逋《史记探源》、《五经释要》等书益张之。刘歆《世经》以太嗥木德，炎帝火德，黄帝土德，少嗥金德，颛顼水德；颛顼水德而下，喾木，尧火，舜土，夏金，殷水，周木，汉复为火，新复为土，固用以证新之当受汉禅，犹舜之当受尧禅，实迫于皇天威命者。然《左传》、《国语》、《史记》皆有太嗥、少皞，而康氏谓亦歆所窜入。崔逋《五经释要》云：“乃古文家刺取《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篇为《月令》，增入春曰：其帝太嗥，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黄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嗥，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十句。又窜入《吕氏·十二纪》及《天文训》以为证，而《时则训》无之，幸留此隙，得见十句非吕氏原文也。”其《史记探源》亦云：“又增《吕氏春秋·十二纪》于春曰‘其帝大嗥，其神句芒’，……凡十句，《月令》因之。逋案《淮南·时则训》录自《十二纪》，无此十句(《天文训》有之，是后人窜入？不然，何以此篇与之异)，可证吕氏本亦无之，今有者，歆所窜入也。”果如崔说，古文家既窜入于《吕纪》、《月令》，何以不窜人与《吕纪》、《月令》相同之《淮南-时则训》，反窜之于《淮南·天文训》乎？盖《淮南》既著之于《天文训》，而略之于《时则训》也。康、崔之说，余已尝详辨之，别见拙作《刘歆冤词》(见《古史辨》第七册)，此不具论。
二
我国古代历法，有所谓“三正论”者，为自来学者所崇信，谓周以含冬至之月为正月，殷以此后一月为正月，夏以此后二月为正月，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正月各自不同。其说见于《史记·历书》及《尚书大传》。《史记·历书》云：“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尚书大传》亦云：“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白虎通》引)。此说又似于《左传》有之：《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郑梓慎言曰：“火出，于夏为二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论语》颜渊问为邦，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似孔子时已有三正论在。及乎秦初，既妄信三正论，以夏、殷、周三代之三正交替为历史事实；又信邹衍五德终始之说，以秦当水德，孟冬十月“盛德在水”，遂改十月为岁首矣。
《古本竹书纪年》全部用夏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云：“其《纪年篇》，……唯特纪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据此，《竹书纪年》所用者为夏正，而《春秋》所用乃周正。大抵春秋时，晋国已采用夏正，《左传》中记晋事已杂有夏正之历法，例如襄公三十年云：“二月癸未，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绛县人或年长矣，无子而往与于食，有与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纪年，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问诸朝，师旷曰：‘鲁叔仲、惠伯会郤成子于承匡之岁也，……七十三年矣。’史赵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数也。’士文伯曰：‘然则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此老人生岁当为文公十一年，所谓正月甲子朔，乃夏正，当周正之三月甲子朔，至襄公三十年二月癸未，计七十三年，其间有二十七闰月，故其日数为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左传》僖公五年晋卜偃说灭虢之日，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而《传》终之曰：“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汉书·律历志》以为言历者以夏时，故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又《左传》僖公十五年韩之战，及昭公三十二年城成周，较《春秋》俱早二月，盖《左传》杂采晋史而用夏正也。王引之《经义述闻》又云：“成十八《左传》春王正月，晋栾书中行偃使程滑弑厉公，而此文(指《晋语》)上云：‘厉公七年冬难作，始于三郤，卒于公’，则鲁之正月，晋以为冬，盖晋之十一月也。”以《国语·晋语》与《左传》对勘，而知晋于春秋时已用夏正。《孟子》云：“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谓七八月之间尚有苗，仍为周正也。夏正为列国所采用，疑在战国末年。历法本与农业有密切之关系。月为纪时自然节度，先民早已习用之。用推步术稍进，乃以日景短长为一岁终始，故周正以冬至之月为岁首。夏正以此后二月为岁首，盖欲便于农事，此乃较为进步之历法。夏正疑即晋人所创始，以晋本夏墟而名夏正也。
《吕纪》、《月令》之历法，全用夏正，万斯大主《月令》出于《吕纪》，乃秦书，遂谓秦用夏正由不韦始。其《学礼质疑》“秦时夏正由不韦始”条云：
周正建子改月改时，蔡九峰《书传》于《伊训》之祀十有二月，谓殷、周俱改正朔而不改月数，详引秦之建亥而月数不改为证。胡文定《春秋》亦曰：“秦以亥为正而书元年冬十月，则知时不易也。”按《史记》及《通鉴》秦政二十六年并天下，从水德以十月为年始，是谓建亥，汉初因之。至武帝即位后三十七年当太初元年始改用夏正。是秦之改年始而不改时月固也。……予读《月令》而始得其说：按《史记》秦王政元年吕不韦为相，凡十年而免，十年之间政年尚幼，国事皆不韦专之，其集诸儒为《春秋》，实在此时，当时已悬之国门，莫能易其一字，其十二篇首《月令》，皆从夏时，盖不韦亦知周时未善而有得于孔子夏时之语也。不韦既成《春秋》，见周已灭亡，遂因以改正时月，时不韦以仲父之尊，太后之宠，相国之重，唯我主之，其谁敢违之？特以其时六国尚存，未成一统，止行于国中而未及乎天下，至政并天下，遂因之改十月为年始而时月一如夏时之旧焉。又考《史记》政五年冬雷，四月寒冻有死者，若尔时犹是周正，则冬乃酉戌亥月有雷不足异，四月乃卯月，寒甚，亦无足怪，何以特书之？足以知此时之改从夏正也。改时大事而史不言者，不韦之意，实欲于平天下之后，藉仲父之尊，太后之宠，相国之重，逞其才智，取其著于《春秋》者一举而见之施行，而无如子之不知为父，残刻鲜终，史臣以其事由不韦，且尚属偏方时事，曷敢公之载籍，致此事湮没不传，而万世之疑．遂由兹以起。
案《史记·吕不韦列传》：“秦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庄襄王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吕不韦乃使其宾客人人著所闻，号曰《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序意篇》日：“维秦八年，岁在涒滩”，据姚文田《维秦八年岁在湄滩考》(《邃雅堂集》)，其纪元实自灭东周之明年癸丑始，已隐有以秦代周之意。考《吕氏春秋·谨听篇》云：“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功名篇》又云：“欲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欲为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异，行不异乱，虽信令，民犹无走。……故当今之世，有仁人不可不此务，有贤主不可不此事。”其《十二纪》盖即其“欲为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异”之政令。《序意篇》曰：“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验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可见不韦以法《十二纪》足以为民父母者，盖《吕氏春秋》一书，不韦欲秦王法之以为天子者也。夏正晋行之最先，不韦晋人，其宾客亦多晋人(《史记》云：“始皇十二年，吕不韦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吕纪》夏正之历法，当即据晋人之所作。
王引之《经义述闻》、俞正燮《癸巳类稿》，又皆以《月令》所用为《颛顼历》。俞正燮《癸巳类稿·月令非周书论》云：
古宪起算二法，绝不相涉。《晋书·律历志》董巴议云：“颛顼以今孟春正月为上元，其时正月朔旦立春，五星会于天庙营室”，又云：“汤作《殷历》，复以冬十一月冬至朔旦为元首，弗复以正月朔旦为节，下至周、鲁及汉，皆从其节。”此冬至立春二法也。巴又云：“据正四时，夏为得天，以承尧、舜，从颛顼故也，《礼记》大戴曰：虞、夏之历，建正于孟春，此之谓也。”谓唐尧亦以立春起算，而其实不然。后汉改用四分，诏云：“《璇玑钤》曰：述尧世，放唐文，《帝命验》曰：尧考德顾期立象，《保乾图》曰：三百年年历改宪，今改行四分，以顺孔圣。”顺孔圣者，《晋志》引《命历序》云：“孔子为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历”，又云：“四分之一殷宪也，是唐、殷同用四分，《大戴诰志》云：‘虞、夏之历，建正于孟春’，不言唐也，然则颛顼、虞、夏正朔用寅，以立春起算，秦正朔用亥而置算从之，唐、殷正朔用丑，以冬至起算，周、鲁正朔用子，而置算从之，《月令解》与《周月解》用唐、殷法，此《月令》用颛项、虞、夏法至明也。刘洪云：“甲寅历于孔子时，效颛项，秦所施用”，又云：“甲寅天元正月朔旦，甲子冬至，七曜之起始于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庙营室五度。”司马彪论云：“汉兴承秦：初用乙卯，不言承周，周同唐起冬至，秦同颛帝起立春”，《月令》于盂春言星辰之初，于季冬言日月星辰，岁将几终，岂得谓即《周书·月令解》，便与《周月解》相谬。蔡邕于熹平四年议宪云：“秦法用颛项，元用乙卯”，其《明堂月令论》(《续汉志》注误刊“命论”)云：“颛顼历术(《集》误刊“衡”)，曰人元(俱讹“天元”)乙卯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于天庙营室五度(《集》讹“太建宫室制度”)。”今《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是邕亦言《月令》用颛顼法，非周法。
俞氏之所谓《颛顼历》，实即夏正耳。而王引之《经义述闻》云：
秦以十月为岁首，则当以孟冬之月为始，今《月令》始于孟春者，盖孟冬为当时岁首所起，而孟春则历元所起，历家最重建元，故托始于盂春之月，此《颛顼历》也。《大衍历议》引《洪范》曰：“历记始于颛顼上元大始阏蒙(即阏逢)摄提格之岁(大岁在甲寅)，毕陬之月(甲寅月)朔旦已巳立春，七曜俱在营室五度”(见《唐书·历志》，《晋书·律历志》引董巴议亦曰：“颛项以今之孟春正月为元，其时正月朔旦立春，五星会于天历营室也”)，正月为陬而在立春之月，则以孟春为正月也。颛顼历元始于立春，而谓其月为正月，故为十二月之首也。而岁首则在十月，《史记·孝文本纪》：“北平侯张苍为丞相，方明律历，鲁人公孙臣上书言：方今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丞相推以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尚黑，以为其言非是，请罢之。”《张苍传》：“张苍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韦。”太史公曰：“张苍文学律历，为汉名相，而绌贾生、公孙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颛顼历》，何哉？”是《颛顼历》正朔在十月也。然则《月令》以孟冬为岁首，以孟春为月首，其用《颛顼历》明甚。更以《淮南子》证之，淮南王安封于文帝十六年，诛于武帝元狩元年，其时《太初历》未出，犹用《颛顼历》，故其书《时则训》亦以孟春为始，而于季秋云：“为来岁受朔日”，以著岁首之在孟冬，其《天文训》曰：“淮南元年冬天一在丙子(“天”今本误作“大”，说见《太岁考》)，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先冬后春，则十月为岁首也。又曰：“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营室五度”，天一以始建，则历元在正月也。此足与《月令》相发明矣。余恐学者不知其原而疑于一岁有二首，故具论之。
案《史记·历书》云：“是时独有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而亦因秦灭六国，兵戎极烦，又升至尊之日浅，未暇遑也，而亦颇推五胜，而自以为获水德之瑞，更名河日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历度闰余，未能睹其真也。汉兴，高祖曰：‘北畴待我而起’，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虽明习历及张苍等，咸以为然，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时，鲁人公孙臣以终始五德，上书言汉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当有瑞，瑞黄龙见，事下丞相张苍，张苍亦学律历，以为非是，请罢之。”《汉书·律历志》云：“汉兴，方纲纪大基，庶事草创，袭秦正朔，以北平侯张苍言，用《颛顼历》。”《史记·张苍列传》赞又云：“张苍文学律历，为汉名相，而绌贾生、公孙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颛顼历》，何哉？”是汉初固沿用秦之正朔，以十月为岁首，而称之为《颛顼历》。惟王引之谓《月令》已用孟冬为岁首之《颛顼历》，则犹未审也。《月令》是否以孟冬为岁首，自来即为一聚讼之问题。
《吕纪》、《月令》季秋：“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郑玄、卢植、高诱俱据此以为《吕纪》、《月令》用孟冬为岁首之证。郑玄注云：“秦以建亥之月为岁首，于是岁终使诸侯及乡遂之官，受此法焉。”高诱注云：“来岁，明年也，秦以十月为正，故于是日受明年历日也。由此言之，《月令》为秦制也。”而王肃非议之，以为“始皇十二年吕不韦死，二十六年秦并天下，然后以十月为岁首，不韦已死十五年，便成乖谬”(见《玉烛宝典》序引)。清徐文靖《管城硕记》亦云：“若谓秦以十月建亥为岁首，而季秋‘为来岁受朔日’，即是九月为岁终，十月为受朔，此时与周法不合。试问秦以十月为来岁，即以十月为来年，而孟冬“祈来年于天宗”，又何者为来年乎？季冬“与大夫共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若谓秦以十月为来岁，即以季秋为岁终，而季冬何以待来岁乎？《史记》始皇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改年始，朝贺皆用十月朔，则秦以十月为岁首者，不韦死十四年矣，安得《吕览》中预知十月为岁首乎？”据此，《月令》以十月为岁首之说，反证有二：(1)孟冬“祈来年于天宗”，季冬“与大夫共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若季秋为岁终，孟冬之“来年”，季冬之“来岁”，将何以解乎？(2)据史，秦王政二十六年兼并天下，始以十月为岁首，吕不韦已死十四五年矣，其宾客所著之《吕氏春秋》安得预知？而梁玉绳《吕子校补》尝为之答辩曰：
或难曰：以十月为朔，故于九月言来岁，何以十月称来年，十二月称来岁？又秦并天下改朔，不韦死于始皇十二年，安得预知十月为首乎？曰：不韦相秦十余年，秦已得天下大半，故集儒士采三代参秦制，创为此书，后人录入《礼记》，《淮南》取名《时则》也。
梁氏以为此种复杂之现象，乃由“采三代参秦制”之结果。而于鬯著《香草校书》，更申其说，以为《月令》季秋、孟冬、季冬叠言来年、来岁，乃由于建寅、建子、建亥杂用之故。其言日：
孟冬“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鬯案：来年盖谓凡来年一岁之事。……而吴麦云遗著据《说文》麦，周所受瑞麦年谷熟之解，谓来指麦言，年指禾言，盖因季秋已言“为来岁受朔日”，则此孟冬实为岁首，不当复言来年，故为此别解。然祈麦在季春，祈谷在孟春，此月非其时也，其说虽新，实不足信，惟季秋既言来岁，孟冬又言来年，却似枘凿。盖季秋之来岁，固当以秦建亥为解，建亥则孟冬为岁首，故季秋言来岁也。孟冬之来年，当以周建子为解，建子则仲冬为岁首，故孟冬言来年也。《月令》一篇，或以为周公作，或以为吕不韦作，若以季秋之来岁证之，则谓不韦作者印合也；而以孟冬之来年证之，则谓周公作者又印合也。鬯窃谓《月令》之书，盖自有岁时日月以来已有之，而历代复多增益，不特不可属之吕不韦，亦不可属之周公，……盖《月令》首有孟春之月，而云“日在营室”，明是建寅之书，故于季冬云：“数将几终，岁且更始”，又云：“以待来岁之宜”，此建寅之说也；乃《月令》之本文也。孟冬之“来年”，则建子之说也，乃周人增益之辞也。季秋之“来岁”，则建亥之说也，又秦人增益之辞也。明乎此，则三者皆可通而不悖。
于说疑无当。《月令》起孟春正月，明为夏正，夏正乃后起之历，不得谓先有夏正之本文而后人补入建子之说也。季秋所言来岁，孟冬所言来年，季冬所言来岁，当皆指孟春而言，然季秋去孟春尚有三月，何以已“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卢文昭尝为之解释云：“若以十月为来岁，而九月始受朔日，则就百县言为可，若远方诸侯，则不能逮者矣。注(案指高诱注)据此即为秦制，则未之信”(见《毕校吕氏春秋》引卢氏案语)。其说甚辨。姜宸英《湛园札记》更申其说云：“愚案此书不用周正而建寅为《月令》之首，是也。知夏正之得其时矣，何敢复有建亥为《月令》之意乎？季冬之令曰：‘数将几终，岁且更始’，故知其终以夏时为正矣。又曰：‘天子乃与公卿大夫，共数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此真岁终事也。若受朔与贡税将分命诸侯，以颁之百县，非一时所可遍，故必预备之于三月之前而后及事，岂以九月为岁终然哉？”黄以周《礼说》“月令”条亦云：“考《周官》太史颁告朔于邦国，不言时月，先郑以为十二月朔布告天下，本不经见，郑乃据先郑之言，遂疑《月令》于季秋颁朔为秦之十二月，夫岁终颁朔，其势不能毕达四方，周之颁朔亦断不在十二月，又何疑《月令》之季秋受朔日，为秦之岁终乎？”所言俱见有理，是也。
王肃等以“始皇二十六年秦并天下，然后以十月为岁首，不韦已死十五年”，实为《吕纪》不得用十月为岁首之铁证。惟秦究于何年改十月为年始，前人尚多异说。
(一)有谓起于秦昭襄王四十二年者
(二)有谓起于秦昭襄王四十八年者
(三)有谓昭襄以后，庄襄以前已首十月者
(四)有谓昭襄王十九年至四十八年用十月为岁首者
(五)有谓起于秦文公者
据上所论，可知秦并天下以前，惟有昭王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曾改用十月为岁首，《吕纪》、《月令》不可能依据秦历法而用十月为岁首。
《月令》孟冬：“命太史衅龟策占兆，审卦吉凶”，郑玄注云：“《周礼》上春衅龟，谓建寅之月也，秦以其岁首使太史衅龟策，与周异矣。”此亦郑玄以《月令》用十月为岁首之一例证。盖以秦用十月为岁首，孟冬正当《周官》之上春，同为一岁之始。而黄以周《礼说》“月令”条驳之云：“夫衅龟之不同，由取龟之有先后也。《周礼》凡取龟以秋时，衅龟以上春，《月令》季夏‘登龟’，孟冬‘衅龟’，此与饬国典之有先后正同。注以殷国典在季冬为因于夏、殷，安知此衅龟在孟冬，不因夏、殷而用秦制乎？并谓登龟在季夏为误解《周官》乎？”《月令》季夏“命渔师伐蛟取鼍登龟取鼋”，郑玄注云：“四者甲类，秋乃坚成，《周礼》曰：‘秋献龟鱼’，又曰：‘凡取龟用秋时’，是夏时之秋也。作《月令》者以为此秋据周之时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书于此，似误也。”郑玄以《周礼》用夏正，《周礼》上春衅龟，《月令》孟冬衅龟为《月令》以孟冬为岁首之证，而《周礼》于秋登龟，《月令》于季夏登龟，遂谓《月令》作者误解《周礼》，殊不知《周礼》一书本夏正、周正杂用，《周礼》上春衅龟，秋登龟，当用周正，而《月令》孟冬衅龟，季夏登龟，所用乃夏正也。
《吕氏春秋》一书，本出吕不韦宾客各著所闻，集合众说加以系统组织而成。吕不韦晋人，其宾客亦多晋人，晋人行夏正，而《十二纪》所用者全为夏正(《吕氏春秋·开春论》云：“开春始雷，则蛰虫动矣。”亦同《孟春纪》)，当即抄合晋人之旧作也。
三
《吕纪》、《月令》虽旨在叙十二月政之所行，而所包容至富。举凡天文律历、宗教风俗、生物变化、农桑渔牧以及衣食住行，无不包罗纳容。其组织全以阴阳五行为经纬，举所有之常识，归纳于五行学说中。其说虽多不合理，实古人常识之宝库也。兹将《吕纪》、《月令》五行说之系统，立表于下：
表略
考阴阳五行之说，本出于阴阳家。《史记·太史公自序》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云：“尝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又云：“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所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汉书·艺文志》述刘歆《七略》之说云：“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吕纪》、《月令》正“序四时之大顺”，欲以“为天下纲纪”者，亦所以记“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之“教令”，欲以“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者，是则《吕纪》、《月令》与阴阳家言正相同。且郑玄《三礼目录》又谓《月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明堂阴阳》疑即辑录阴阳家言之作。
刘歆《七略》谓阴阳家者流出于羲和之官。《尧典》云：“乃命羲和，钦若吴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按《山海经·大荒西经》云：“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吕氏春秋·勿躬篇》云：“羲和作占日。”所谓羲和之官实即占日之官，及“官失其守”，流落民间，乃称为日者。《墨子·贵义篇》云：“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是围心而虚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史记·日者列传》集解云：“古人占候卜筮通谓之日者。”墨子谓日者之言不可用，即司马谈“使人拘而多所畏”及刘歆“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之论。《吕纪》、《月令》中禁忌语亦不一而足，如《孟春纪》云：“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有天殃”；《仲春纪》云：“雷且发声，有不戒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仲夏纪》云：“是月也，无用火南方”；《孟秋纪》云：“是月也，无以封侯立大官。”是则《吕纪》、《月令》之出于占候卜筮之学，可无疑也。
《左传》桓公十七年：“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礼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案春秋、战国之世，列国天文历法占日之事，皆由太史掌之。《吕纪》、《月令》孟春云：“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是太史有守奉之国典(孟冬云：“天子乃与公卿大夫，共数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太史所守奉者当即此国典也。古者典籍本太史所守藏，《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吕氏春秋·先识览》：“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以其图法归周”)，以司时令，故《吕纪》、《月令》谓先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必由太史谒之天子，报告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晋太史蔡墨之言曰：“……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此即《月令》五神配五行之说。《国语·晋语二》云：“虢公梦在庙，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阿之下，公惧而走。神曰：‘无走，帝命日使晋袭于尔门’，公拜稽首，觉，召史髂占之，对曰：‘如君之言，则蓐收也，天之刑神也。’”《月令》秋季属金德，“其色白，其虫毛”，而毛虫虎为之长，《淮南子·天文训》云：“西方金色，其帝少皞，其佐蓐收，……其兽白虎。”金可作兵，古者兵刑不分，此云蓐收白毛虎爪，执钺为刑神，是则五神配五行、五色、五虫之说，必亦早已存在。《左传》五神配五行之说，出于太史蔡墨之口，此五神配五行、五色、五虫之说，又出之史器之口，是亦足证《月令》本太史之学也。此五神配五行、五色、五虫之说，见于《晋语》，《晋语》颇多用夏正，必录自晋之史乘；五神配五行之说，又见于《左传》，《左传》据近人考证，本晋人之作，此语又出之晋太史口(《晋语》五神配五行、五色、五虫之说，出于虢大史，虢亦灭于晋)，益足证《吕纪》、《月令》本晋学也。考五神中之句芒即伯益，亦即凤鸟玄鸟，本殷人东夷族之宗神，祝融即昭明、朱明、丹朱、罐兜，本殷人东夷族之火神，后土亦殷人东夷族之社神，蓐收亦殷人东夷族之刑神，玄冥即冥、鲧、共工、冯夷。本殷人东夷族之河伯，五神本皆出东夷神话之组合(详拙作《中国上古史导论》，见《古史辨》第七册)。三晋中之赵与秦同出东夷(其赢姓即淮夷之盈姓，其他副证尚多，亦详《中国上古史导论》)，故东夷神话颇盛于晋。《六国年表》载秦献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魏于西门豹为邺令时亦有河伯娶妇之俗。《左传》昭公七年传载晋平公有疾，子产谓鲧作祟，《左传》昭公元年亦载晋侯有疾，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鲧、实沈、台骀皆即河伯。《左传》哀公六年载楚“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祸福所至，不是过也，不觳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弗祭”。盖楚本有河伯之祀，卜人犹沿旧俗，谓“河作祟”耳。秦、楚皆迷信河伯，而晋亦有迷信河伯之说。《国语·周语上》载：“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问于内史过，……对曰：‘……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谁受之’，对曰：‘在虢土’，……十九年晋灭虢。”丹朱本即祝融、昭明、朱明，乃东夷之火神，相传其神尝降于虢而后虢灭于晋，此又东夷神话盛于晋之一证。然则晋有东夷五神之神话，实不足怪。《吕纪》、《月令》之本出晋学，此又可证。
《左传》昭公十七年云：“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公问焉，曰：‘少嗥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昔者黄帝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嗥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嗥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郯为东夷，此以黄帝云纪，炎帝火纪，共工水纪，大嗥龙纪，少皞鸟纪，实为东夷较为原始之神话。《吕纪》、《月令》五帝之说，实导源于此。此以黄帝云纪，大皞龙纪，少皞鸟纪，与《吕纪》、《月令》略异，案《吕纪》、《月令》春季“其帝太皞”“其虫鳞”，而鳞，龙为之长，《淮南子·天文训》云：“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兽苍龙”，或即本此太皞龙纪之说欤?《吕纪》、《月令》以水德之帝为颛顼，而此作共工，共工即鲧，亦即玄冥，在《吕纪》、《月令》仅为水德之神。以颛顼配合于此东夷五帝神话，疑出战国人之所为。《左传》昭公八年云：“陈，颛顼之族也”，九年又云：“陈，水族也，火，水妃也。”《左传》昭公十七年亦云：“卫，颛顼之虚，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水，火之牡也。”《左传》据近人考证为战国时晋人之作，此以陈为颛顼族又为水族，即《吕纪》、《月令》以颛顼为水德帝之说。《国语》云：“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庄子·大宗师》云：“颛顼得之，以处玄宫”，而《墨子·非攻下》云：“高阳乃命玄宫”，《艺文类聚·符命部》引《随巢子》云：“天命禹于玄宫”，皆以高阳氏颛顼为玄宫之天帝，亦同《吕纪》、《月令》以颛顼为北方玄色帝之说。以颛顼配合于五行中之水与五色中之玄色，疑在战国之世也。
《史记·封禅书》云：
初，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为诸侯，居西垂，自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畸，祠白帝。……其后十六年，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史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作鄜畤后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遂都雍，雍之诸祠自此兴，用三百牢于鄜衍。其后六年，秦宣公作密畤于渭水，祭青帝。其后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祠白帝。汉高祖二年，东击项羽，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今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畸(《秦本纪》亦记秦祀白青黄炎诸帝，《史记》记秦之风俗最详，当本《秦记》)。
据此以五帝配四方五色之说似秦襄公时早已有成说，以五帝配五行之说，亦秦献公时已存在。秦献公以前遍祭白青黄赤四帝而不及黑帝者，盖颛顼为黑帝之说晚起，是时黑帝之偶像属谁，或尚无定说也。颛顼为黑帝之说既起于战国，则《吕纪》、《月令》似当为战国时之作品。
五天帝源出东夷神话之组合，故秦祀之。除秦外，楚亦祀之。《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云：“楚巫微道裔歙以见景公，……曰：‘……请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请巡国郊，以观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于国南，请斋而后登之。’”楚巫谓景公“请致五帝”，足见齐人本不祀五帝。五行说疑本出神话之组合，以五行配四方五色、五帝、五神，本先有成说，初为宗教家之言，及邹衍之徒始移用之于历史哲学耳。近人以“邹子重于齐”，秦始皇之用五德终始说，又齐人奏之，遂谓五行说起于齐，无当也。《周官·春官·小宗伯》有云：“兆五帝于四郊。”以五帝分祀四郊，与《吕纪》、《月令》东郊迎春、南郊迎夏、西郊迎秋、北郊迎冬之说同。《周礼》据近人考证，为战国时晋人之作，则《吕纪》、《月令》殆亦同时同地之作品耳(古史中之五帝，即由此五天帝说演变而成，《荀子》首言古史之五帝，苟子亦赵之儒者)。《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皆云：汉高帝时立“晋巫祠五帝”，或亦有所本也。
祭祀上帝，本殷、周旧典，其所祀上帝唯一。及秦襄公自以为主少嗥之神，作西畴，祠白帝，于是上帝以地域区分。及文公梦黄蛇而史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又祀白帝。可证是时以白帝即上帝，除五色帝外，实别无上帝。而《吕纪》、《月令》除祀四方之五帝外，别有皇天上帝，季夏云：“是月也，令四监大夫(《月令》无“夫”字)合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令民无不咸出其力，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庙社稷之灵，为民祈福。”孟春又云：“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仲夏又云：“大雩帝”，仲秋又云：“是月也，乃命宰祝巡行牺牲，……上帝其享”，季冬又云：“乃命太史次诸侯之列，而赋之牺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殆战国之世，五帝配合四方四时之说既盛，于是又于五帝之上累增一皇天上帝耳，盖已不知五帝中之黄帝本即皇天上帝，太皞、颛顼亦出上帝神话也。《周官·春官·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周官》于五帝之上尚有吴天上帝，亦与《吕纪》、《月令》于五帝之外别有皇天上帝同。
《墨子·贵义篇》云：“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是则四方与十日五色相配之说，于战国初年亦已存在。《左传》昭公十七年云：“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昭公三十一年又云：“庚午之日，日始有谪，火胜金，故弗克。”《晋语四》云：“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以丙配于火，戊配于土，庚配于金，亦与《吕纪》、《月令》合，《左传》、《国语》亦战国时作品耳。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郑子太叔转述子产云：“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昭公元年又记秦医和云：“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日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此以五味五色五声四时与五行配合，亦与《吕纪》、《月令》同。
《文选·魏都赋》注引《七略》云：“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淮南子·齐俗训》高诱注引《邹子》曰：“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史记·封禅书》云：“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又曰：“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名河日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据此，知齐人所奏，即邹子之说。邹子以黄帝土、夏木、殷金、周火。其说《吕氏春秋·应同篇》已载之，实早已传人秦国，不待齐人奏之，秦人固已知之矣。《应同篇》云：“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吕氏春秋》一书，吕不韦盖欲秦王法之以为天子者，此云“代火者必将水”，亦隐示秦王为天子当以水德也。秦王政既并天下而帝，既用邹子之说，以秦为水德，又用《月令》之说，以孟冬十月盛德在水，用十月为年首而数以六纪。邹子但有水德色尚黑之说，未尝以四时分配五行。秦始皇既用《邹子》终始五德之说，又用《月令》四时分配五行之说，遂以十月为年首。循此以推，夏木德当以孟春正月为岁首，固合夏正，殷金德、周火德，将谓殷以孟秋七月为岁首，周以孟夏四月为岁首乎?《月令》谓水之数六，始皇数以六为纪，殆亦牵合《月令》之五行说。《月令》谓水德之季冬十二月律中《大吕》，始皇音上《大吕》，殆亦牵合《月令》，非本邹子之五德说也。《吕氏春秋》于《十二纪》之首章，用晋人五行相生说，而于《应同篇》又用《邹子》五行相胜说，于《十二纪》之首章，以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项为五帝，于《尊师篇》、《古乐篇》、《谕大篇》等又以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尊师篇》云：“神农师悉诸，黄帝师大挠，帝颛顼师伯夷父，帝喾师伯招，帝尧师子州支父，帝舜师许由，禹师大成贽……”《古乐篇》历记古帝王之乐，曰朱襄氏，曰葛天氏，曰陶唐氏，曰黄帝，曰帝颛顼，曰帝喾，曰帝尧，曰帝舜，曰禹，曰殷汤，曰周文王。独于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称帝，可证)，盖《吕氏春秋》本杂采群说而成，《十二纪》之首章本非作自吕不韦宾客也。
《月令》一篇，当早有成说，吕不韦宾客乃割裂十二月以为《十二纪》之首章耳。《吕纪》每章以后俱附文四篇以发挥其哲理。春木德，正万物生长之时，故“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孟春纪》)，“无焚山林”(《仲春纪》)，“无伐桑柘”(《季春纪》)，“不可以称兵……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孟春纪》)，而其所附论诸篇若《本生》、《重己》、《贵生》、《情欲》、《尽数》、《先己》，亦多言养生之理，用道家言。由于不生火，春木德转变为夏火德，正万物旺盛之时，故必盛礼乐以教导之，而其所附论诸篇若《劝学》、《尊师》、《大乐》、《侈乐》、《音律》、《音初》，无非言教学作乐之理，用儒家言。由于火生土，夏秋之间为土德。由于土生金，秋金德，多肃杀之气，正修治兵刑之时，故必“选士厉兵，简练桀隽，专任有功，以征不义，诘诛暴慢”(《孟秋纪》)，而其所附论诸篇若《荡兵》、《振乱》、《论威》、《简选》、《顺民》、《知士》，无非言选厉简练之理，用兵家言。由于金生水，冬水德，正万物闭藏之时，故必“戒门闾，修楗闭，慎关籥，固封玺，备边境，完要塞，谨关梁，塞蹊径，饬丧纪”(《孟冬纪》)，而其所附论诸篇若《节丧》、《安死》、《至忠》、《忠廉》、《士节》、《介立》，无非言丧葬忠廉之理，用墨家言。其组织至为周密(此徐时栋《烟雨楼读书志》尝论之)。盖吕不韦宾客杂取道、儒、兵、墨四家之说以分释《月令》也。《孟春纪》云：“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乃赏卿诸侯大夫于朝”，此又其附论《贵公》、《去私》、《论人》诸篇之所以作欤?《吕纪》之首章犹似经，其所附论诸篇犹似传耳。
《吕氏春秋·季夏纪》之《音律篇》，以十二律分配十二月，即据《月令》为说，其强为割裂《月令》字句，编成四字句之韵语，痕迹显然。兹列为一表如次：(以下(
表略
《吕纪》“王布农事，命田舍东郊”，《音律篇》则改作“令农发土，无或失时”；《吕纪》“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无肆掠，止狱讼”，《音律篇》改作“宽裕和平，行德去刑”；《吕纪》“无作大事，以妨农功”，《音律篇》改作“无或作事，以害群生”；《吕纪》“导达沟渎，开通道路”，《音律篇》改作“达道通路，沟渎修利”；《吕纪》“以征不义，诘诛暴慢，以明好恶，巡彼远方”，《音律篇》改作“诘诛不义，以怀远方”，其改窜之迹，历历可见。他如《音律篇》“申之此令，嘉气趣至”，“草木方长，无携民心”，“本朝不静，草木早槁”等句，则由于勉强凑合；又《吕纪》“乃趣狱刑，无留有罪”，而《音律篇》则以之敷衍成“疾断有罪，当法勿赦；元留有讼，以亟以故”四句。《音律篇》于每月用四句韵语叙述，上二句皆本《吕纪》，而下二句往往出于凑合，其据《吕纪》改作，明证昭昭，知《吕纪》首章必早有成书，非吕氏宾客同时所作也。尤可异者，《音律篇》之文字，往往有不与《吕纪》同而与《月令》相类者。《吕纪》“养壮狡”，《月令》“狡”作“佼”，而《音律篇》作“侠”，亦“佼”之误。《吕纪》“以摇荡于气”，《月令》作“以摇养气”，而《音律篇》作“以将5It气”，此固可谓传写之讹。《吕纪》“循行县鄙，命农勉作”，《月令》“循”作“巡”，而《音律篇》云：“巡劝农事”，此固可谓音同通假。《吕纪》“专于农民”，《月令》作“专而农民”，而《音律篇》亦作“而农民”，《吕纪》“岁将更始”，《月令》“将”作“且”，而《音律篇》亦作“且”；《吕纪》“土事无作，无发盖藏，无起大众，以固而(天)闭[地]。发盖藏，起大众，地(阳)气且泄，是谓发天地之房，诸蛰则死，民多疾疫”，《月令》作“土事无作，慎毋发盖，毋发室屋及起大众，以固而(天)闭地。[阳]气沮泄，是谓发天地之房，……”，而《音律篇》亦作“土事无作，慎无发盖，以固天闭地，阳气且泄”，与《月令》同。《吕纪》、《月令》“以固天闭地”一语总结上文，言于是月当固闭，而“阳气且泄”，盖指不能固天闭地者而言，又另起下文，而《音律篇》以“以固天闭地，阳气且泄”连言，实为不辞，殆作者未尝分晓《吕纪》、《月令》之意而强为割裂其文句也。《音律篇》有不与《吕纪》同而与《月令》相类者，殆《吕纪》、《月令》与《音律篇》同据一底本，而《吕纪》与《音律》又出于吕氏二宾客之手，非出一人之笔，故不能划一焉。即如上“土事无作”一节，《月令》之文疑即据旧底本，行文甚不明晰，而《音律篇》作者亦偶未照而致割裂“以固天闭地，阳气且泄”二语，而《吕纪》之文或经修改，故上下文颇明白晓畅也。
四
1．太尉
《吕纪》、《月令》之官制，最为人疑者，莫如太尉之官。《吕纪》、《月令》孟夏云：“命太尉，赞桀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必当其位。”郑玄注云：“三王之官，有司马，无太尉，秦官则有太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于古。”而徐文靖《管城硕记》云：“据鱼豢《典略》曰：古者兵尉官，皆以尉为名。《国语》晋悼公使祁奚为元尉，铎遏寇为舆尉，奚午为军尉。《管子》：‘管藏于里尉。’又《石氏星经》‘紫微垣右枢第二星日少尉’，尉既有少，则应有大矣。故《中候·握河纪》云：‘舜为太尉’，《河图录运法》云：‘尧坐舟中与太尉舜观凤凰。’如《尚书·立政》常伯常任准牧夫，皆《周礼》所无，安见无太尉耶?应劭以太尉为周官者，是也。”黄以周《礼说》卷四“月令”条云：“其疑官名之本于秦制者，莫如太尉。……考秦、汉太尉主兵，《月令》之太尉‘赞桀俊，遂贤良，行爵出禄’，职如《周礼》之冢宰，唐、虞谓之百揆，故《尚书中候》曰：‘舜为太尉’，此虽据后名以书前，非唐、虞之实号，而太尉为冢宰之别称，与秦尉之太尉，迥别可知矣。如因其官名之偶同而遂以为秦书，其篇内又称内宰为奄尹，酒人为大酋，岂秦亦有奄尹大酋之官乎?”《尚书中候》等虽有太尉之名，但出纬书，何足据信?《石氏星经》有少尉，但今本《石氏星经》乃出隋、唐时人伪作，皆不足为古有太尉之证。然秦之太尉仅主兵职，而《月令》之太尉兼及行政，二者固不容并为一谈也。
朱熹著《仪礼集传集注》，中录《月令》一篇，取《吕纪》、《淮南子·时则训》、《唐月令》诸本，以相对雠，一字一句，皆明白注出。《月令》“命太尉”，朱熹谓“《吕》尉作封”。《路史·疏仡纪》注亦谓：“《吕氏春秋》大封为司马”，足见《宋本吕氏春秋》确有作“大封”者。臧庸《经义杂记》因云：“《吕氏春秋·孟夏纪》‘命大封’，《淮南子·时则训》改‘大封’为‘大尉’，汉儒传《礼记》，从之。俗本《吕览》又同《月令》作‘尉’，朱子《仪礼集传集注》云：‘《吕》尉作封’，今据此改正。案《管子·五行》篇云：‘黄帝得大封而辨于西方，故使为司马’，高氏诱注《季夏纪》‘命神农将巡功’云：‘昔炎帝神农能殖嘉谷，神而化之，号曰神农，后世因名其官为神农。’则此因大封治西方职为司马，后世因名司马为大封也。考《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尉为秦官，金印紫绶，掌武事，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是太尉即汉之司马，《淮南》改《吕览》以从汉制，不作司马而作大尉者，以汉初官制因秦未革，至元狩四年改制而淮南已元狩元年以谋反诛，不及见矣。郑康成因大尉秦官而以《月令》为秦制，盖未考之《吕览》欤?”臧氏此说，仍疑无当。《淮南子·时则训》多据《吕纪》，其官制亦多不改用汉初之制。朱熹所记《吕纪》与今本出入甚多，且与高注亦多未合，盖宋时之俗本，未足据信。茆泮林《吕氏春秋补校》云：“《吕》当异字，若作大尉，则高诱不当无注”，亦未审。
《左传》成公十八年：“卿无共御，立军尉以摄之，祁奚为中军尉，羊舌职佐之，……铎遏寇为上军尉。”而《国语·晋语七》云：“(晋悼)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为元尉，知羊舌职之聪敏肃给也，使佐之；知魏绛之勇而不乱也，使为元司马；知张老之智而不诈也，使为元侯；知铎遏寇之恭敬而信强也，使为舆尉；知籍偃之悖帅旧职而恭给也，使为舆司马。”《左传》之中军尉，《国语》作元尉，《左传》正义云：“言元尉、元司马、元侯者，此皆中军之官。元，大也，中军尊，故称大也。”是则元尉即大尉耳。春秋之世，官制本文武合一，晋自中军元帅以下，皆以武官而兼治民，《月令》“命太尉，赞桀俊，遂贤良，举长大”，殆亦以武官而兼治民欤?《史记·赵世家》云：“(烈侯)六年，……苟欣侍，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官……荀欣为中尉。”是战国时赵之中尉，职在“选练举贤，任官使能”，与《月令》太尉之“赞桀俊，遂贤良，举长大”正相同。益可证《月令》本晋人之所作也。
2．相与将帅
《吕纪》、《月令》孟春云：“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乃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宣)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案相之设立，初见于齐。《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庆封为左相，《史记·齐世家》景公立，以崔杼为右相，是齐高、国二卿之外，于时复立左右二相。及战国之初，魏文侯以季成子、翟璜、李克为相，而以乐羊伐中山，吴起守西河，文武之职，始渐划分。至魏惠王时，惠施以文人为相，而庞涓以精兵法为将，军政两权乃各有专职。盖战国之世，文学游谈之风既盛，相国多用文人，执军权者乃不得不有专职。《吕纪》、《月令》于孟春“命相布德和(宣)令，行庆施惠”，而于孟秋又命“将帅选士厉兵”，文武似亦各有专职，此当出战国时人之笔也。《荀子·王霸》云：“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荀子》以相之职在度臣下百吏之功劳，论其庆赏，与《吕纪》、《月令》命相“布德和(宣)令，行庆施惠”之说亦同。
《吕纪》、《月令》于孟秋云：“天子乃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桀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诘诛暴慢，以明好恶，巡彼远方。”于孟冬又云：“天子乃命将帅讲武肄射，御角力。”案将帅之名，亦创始于晋(《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作三军谋元帅”，又昭公二十八年：“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及战国之世，齐、魏、赵乃相继设将军。秦之设将相较迟，商君秉国最久，官仅至大良造，惠文王十年始有张仪为相。秦在设相之后，大良造为最高武职。秦昭王即位，以魏冉为将军，卫咸阳(见《史记·穰侯列传》)，秦始有将军官职。
3．阉尹
《吕纪》、《月令》有阉尹一官，前人亦或疑为秦制。《吕纪》、《月令》仲冬云：“是月也，命阉尹申宫令，审门闾(蔡邕作“闱”)，谨房室，必重闭，省妇事，毋得淫，虽有贵戚近习，毋有不禁。”伊朝栋《南窗丛记》云：“《月令》命奄尹申宫令，此秦制也。秦用宦官，卒致赵高之乱。若周公制礼，内小臣、阍人、寺人、内竖、内令之属，皆统于冢宰，阍寺等从未有以爵称者，惟内小臣掌王后之命，乃给事于后者，以奄为之，上士四人而已。王宫之政令，则小宰总之，宫伯掌卫士，官正掌纠禁，内宰则治王内之政而均其稍食，禁其奇袤，展其功绪。奄宦惟给洒扫之役，罔敢与知庶政，此成周之制，所以尽善。汉、唐皆不遵先王之礼，故以人主而受制于宫竖，其祸甚烈也。”伊说以奄尹为秦制，殊无据。《晋语四》云：“初，献公使寺人勃鞮伐公于蒲，文公逾垣，勃鞮斩其祛。及入，勃鞮求见，公辞焉，曰：‘……余于伯楚屡困，何旧怨也!退而思之，异日见我。’”《国语·晋语二》又云：“公令阉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狄。”韦注：“阉谓阉士也，楚谓伯楚，寺人披之字也。”寺人为晋之宫官，寺人伯楚或又称阉楚，是则阉为宫官之称，由来已久。春秋时，宋有大尹之官，《左传》哀公二十六年“六卿三族降，听政因大尹以达”，杜注：“大尹，近官有宠者”，当亦奄寺之流。
4．七驺
《吕纪》、《月令》于季秋云：“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獀马(《月令》作“班马政”)，命仆及七驺咸驾，载旖(《月令》作“旌”)旒。”郑注：“七驺谓趣马，主为诸官驾说者也。”高注：“七驺于《周礼》当为趣马，掌良马驾税之任，无七驺之官也。”蔡邕《月令问答》云：“七当为六”，而《月令正义》引皇甫侃云：“天子马六种，种别有驺，则六驺也，又有总主之人，并六驺为七。”案晋有六驺之官，《左传》成公十八年：“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使训群驺知礼。”而《国语·晋语七》云：“知程郑端而不淫，且好谏而不隐也，使为赞仆。”是乘马御即赞仆而六驺属焉，与《月令》“命仆及七驺咸驾”之说同。
5．太史
春秋时，周、鲁、晋、齐、郑、卫等国俱有太史之官，以掌天文、历法、典籍与祭祀等事。《左传》哀公九年，“赵鞅卜救郑，占诸史赵、史墨、史龟”。是晋虽有卜人等官以专掌卜筮之事，而太史亦莅其事。战国时列国尚沿此制。《月令》记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前三日太史谒天子。又记孟春“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孟冬“命太史衅龟策，占兆审卦吉凶”，季冬“命太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飨”。
6．冢宰
春秋时列国多设有冢宰或太宰主管一家财富。战国时沿用此制。《月令》记季秋“乃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谷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季冬“命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而赋牺牲，以共(供)山林名川之祀”。如此登记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可知当时井田制已瓦解，因而从卿大夫至于庶民所有土田之数，颇有不同。
7．工师
战国时各国官营手工业颇有发展，从中央以至于郡县均设有官营手工业作坊，设有工师主持。工师不仅有一定之技能参与设计，更有责任审核库藏原料，监督工匠操作，检定产品质量，上报制作成果。《月令》记季春“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骨、角、齿(象牙)、羽、箭、脂胶、丹漆，毋或不良”。孟冬“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
8．四监
《月令》载季夏“命四监，大合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令民无不咸出其力，以共(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庙社稷之灵，以为民祈福”。郑玄注：“四监主山林川泽之官。百县，乡遂之属地有山林川泽者也。”又云：“《今月令》四作田。”可见汉代的《今月令》“四监”作“田监”，四监当是因监察四方而得名。《月令》又载季秋“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可知百县是指诸侯封地之外，四方广大山林川泽地区。《月令》又载季冬“乃命四监收秩薪柴，以共郊庙及百祀之薪燎”。四监主管祭祀上帝以及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古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而四监之官很是重要。
9．其他
《吕纪》、《月令》于孟春、仲春有乐正之官，案晋亦有乐正，《晋语四》云：“公许之，乃发令于太庙，召军吏而戒乐正。”《吕纪》、《月令》于孟夏、仲夏、季冬有乐师之官，案晋亦有乐师，《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侍于晋侯”，杜注：“师旷，晋乐太师。”《吕纪》、《月令》于季春有司空之官，案晋亦有司空(见《春秋大事表》)。《吕纪》、《月令》于孟夏、季秋、孟冬有司徒之官，战国时赵、魏俱有司徒(见《魏策一》、《赵策四》及《吕氏春秋·应言》)。《吕纪》、《月令》于孟秋有理之官，晋亦有理(见《春秋大事表》)。《吕纪》、《月令》于仲秋有司服之官，战国时韩亦有典衣典冠之官(见《韩非子·二柄篇》)。《吕纪》、《月令》于孟冬有太卜之官，战国时赵亦有太卜(见《东周策》)。据此，《吕纪》、《月令》之官制，与其谓为秦制，无宁谓乃晋制也。
五
《月令》当是战国后期阴阳五行家为即将出现之统一王朝所制定行政月历，分月记述气候与生物、农作物之生长发展变化，相应制定有关保护、管理生产之各种政策措施，并规定天子每月应办之大事，原则是“月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顺其时，慎因其数”。春季木德，万物开始生长，宜多用赏赐，因而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夏季火德，万物成长繁荣，宜讲究教育，选举人才，因而孟夏之月，“命太尉赞杰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必当其位”。秋季金德，对万物起杀伤作用，宜于选练军队与施用行罚，因而孟秋之月，“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杰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决狱讼必正平，戮有罪，严断刑”；仲秋之月“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毋或枉桡”。冬季水德，万物隐蔽蓄藏，仲冬之月“可以罢官之无事，去器之无用者，涂阙廷门闾，筑囹圄，此所以助天之闭藏也”，季冬之月“令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而赋牺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
《月令》主要是规定按时令办理有关农事之著作。孟春之月天子要择期举行“籍礼”，以表示对春耕之重视，同时“主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五谷所殖”。仲春之月“毋作大事，以妨农之事”。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荐鲔于寝庙，乃为麦祈实”。此乃祈求麦结实而丰收之祭礼，麦尊铭文：“在辟雍，王乘于舟，为大丰，王射大龚(鸿)，禽(擒)。”大丰簋铭文：“王又(有)大丰，王凡(沉)三方。”此谓举行祈求大丰之祭礼，天子需要到辟雍之水池，乘舟射擒水上动物，以此举行宗庙之祭礼。
《月令》载孟夏之月，“为天子劳农劝民，毋或失时。命司徒巡行县鄙，命农勉作，毋休于都”。又载是月“农乃登麦，天子乃以彘尝麦，先荐寝庙”。孟夏之月“登麦”，说明当时农民已种冬小麦，四月成熟。《月令》又载仲夏之月“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谷”即“稷”所结之实，可知当时已推行一年两熟制，既种有孟夏所收的冬小麦，又种有孟秋所收的谷。《月令》又载仲夏之月“农乃登黍”，黍是黍子，去皮称为黄米。《月令》又载季夏之月，“毋举大事，以摇养气，发令而待，以妨神农之事也。水潦盛昌，神农将持功，举大事则有天殃。是月也，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此谓六月大暑，焚烧野草，用水灌上，使之腐烂，成为绿肥，可以作肥料，并改良土壤。《月令》又载孟秋之月“登谷”，仲秋之月“乃劝种麦”，季秋之月命冢宰举办五谷的收成，藏于“神仓”，孟冬之月“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即举行腊祭，庆祝丰收，慰劳农民。《月令》又载仲冬之月，“农有不收藏积聚者，马牛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季冬之月“令告民出五种，命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而赋牺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无不咸献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
《月令》称农业生产者为“农”，亦或称之为“民”。季秋之月“令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可知当时民之主要负担为税。《月令》记季夏之月“毋举大事”，“以妨神农之事”，所谓“大事”当指徭役而言。
六
《诗经·豳风》有《七月》篇，是西周时代豳地农民所作按时令进行农事与生活之诗歌。豳一作邠，在今陕西旬邑县西、彬县西北，原先周之祖先公刘建都之地。《七月》所叙写豳地农民一年十二月中生产过程与生活以及为贵族服役情况，较为细致，并有感慨。《大戴礼记》有《夏小正》篇，是春秋时代以农事为主的月历。《礼记·月令》又是战国时代以农事为主的行政月历。三者有一脉相承之关系，为便于比较，现将其重点列为一表如下：
表略
依据上列比较表，可知从西周，经春秋而到战国，《豳风·七月》、《夏小正》与《月令》所载“物候”知识是一脉相承的，按时令进行的农事也是一脉相承的。“物候”原是农民长期以来从生产过程与生活中累积经验而得来，着重于一年十二个月气候变化与草木生长开花结果，生物生长变化以及候鸟、昆虫等往来变化的关系。鸟鸣与虫鸣是农民经常注意的“物候”，如二月仓庚(即黄莺)鸣，五月?(一作鴂，即伯劳)鸣，四月蝼蝈(即蝼蛄)鸣，五月蝉始鸣，七月寒蝉鸣。植物的随时开花结果，也是常用的“物候”，如四月秀葽(一作幽，即师姑草)，九月菊有黄华，八月枣结果，可以剥枣。
关于按时令进行的农事，有两种原因可以引起变化。一种由于农业耕作技术的进步，例如西周时代只有春小麦，春季播种，秋季收获，因而《豳风·七月》云“十月纳禾稼”，是麦与黍、稷、麻、菽一起收获的。春秋时代逐步推广播种冬小麦，冬小麦秋季播种，到孟夏收获，因此《夏小正》谓九月“树麦”，三月“祈麦实”，《月令》谓季春之月“乃为麦祈实”，孟夏之月“农乃升(一作登)麦”。另一种原因引起农事变化的，是社会经济的变革与土地制度的变化。西周实行井田制，《夏小正》谓正月“初服于公田”，“公田”当为井田制的“公田”，亦即“籍田”，需要大量农民集体耕作于公田，天子要举行籍礼表示带头集体耕作。《夏小正》又谓正月“农率均田”，因为井田制更要定期平均分配份地。所说“均田者始除田也，言农夫急除田也”，王聘珍《大戴礼解诂》谓“除犹修治也”，这是说农夫的份地平均分配，使农民急于耕作。《月令》因为是战国时代著作，当时井田制已瓦解，小农经济普遍存在，因此已无“初服于公田”的事，籍礼只是天子表示重视农业的仪式。《月令》注重“皆修封疆，审端经术”，重视田地的封疆和界限沟洫，因为小农有此需要。
特别要指出，《月令》仲夏之月“农乃登黍”，郑玄注：“登，进也”，《正义》云：“黍是火谷，故于夏时与雏同荐之。如郑此言，黍非新成，直取旧黍，故下孟秋云农乃登谷，注云黍稷是也。”《吕氏春秋·仲夏纪》高诱注：“登，进。植黍熟，先进之。”蔡邕《月令章句》云：“中夏而熟，黍之先成者谓之蝉鸣黍。”说皆不确。《夏小正》云：“初昏大火中种黍、菽、糜时也。”崔寔《四民月令》亦云：“夏至先后各二日可种黍”，又云：“天子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可知黍确是五月始种，五月农乃登黍，确是取旧黍，并非新熟。
以《豳风·七月》与《月令》相比较，《七月》谓“八月其获”，而《月令》谓孟秋(七月)“农乃登谷，天子尝新”；《七月》谓“十月获稻”，而《月令》谓季秋(九月)“天子乃以犬尝稻，先荐寝庙”。所说两次收获，《七月》皆比《月令》迟一月，当与作者所居两地气候有不同。《诗经》毛传已提出“豳土晚寒”之说，谓“三之日，夏正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豳地偏处西北，当然冷得既早，冷的季节又长，到早春还很寒冷。胡承珙《毛诗后笺》云：“《释文》于《毛传》晚寒，云谓节晚，而气寒也，此语最当，严辑本之，谓气候晚而多寒，故耕事迟，孙毓申毛，以为虽晚犹寒，实胜郑笺。”
《豳风·七月》称一之日(十一月)打猎，取得狐狸为公子裳；二之日(十二月)集中打猎练武功，猎得大兽献于公；三之日(正月)前往农田耕作，即《夏小正》所谓“初服于公田”；四之日(二月)举趾(趾通兹，即兹基，就是锄头)，即《夏小正》所说“往耰黍”。前后四月主要为“公”服役，所谓“一之日”到“四之日”的名称当即由此而来。
(以上一至四段，原载《齐鲁学报》1941年第2期，五、六两段新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