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时放映3-4轮影片的荣金大戏院、西海戏院、黄金大戏院、东海大戏院、浙江大戏院和明星大戏院等最低票价为2角。每个家庭的娱乐费用可以购买12张电影票，而每一张电影票的费用约为工人月平均工资的1/166。
19世纪30年代，大光明影院。
电影业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繁荣的重要表征，看电影则是上海市民夜生活的重要内容。近代上海的电影业随着单纯的电影放映活动而起步，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电影产业链，进而在全国确立了公认的电影业中心的地位。下面仅从影片制作机构、电影院和观众市场三个方面进行简单梳理，以便对那个时期的电影业有一个大致了解。
影业机构与发行渠道
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三（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戏”，为中国首次放映电影。光绪三十四年春，意大利侨民劳罗在沪拍摄纪录片《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为上海电影制片的开端。宣统元年（1909年）美国人宾杰门·布拉斯基（Benjamin Bradsky）在香港路5号创办亚细亚影戏公司，这是上海，也是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制片公司。1916年张石川、管海峰在徐家汇创办幻仙影片公司，1917年商务印书馆试办电影业务建立活动电影部，成为首批中资制片机构。到了1925年前后，上海有各种电影公司141家，占全国80%以上。然而，好景不长，因受到资金、技术、人员以及市场等因素的影响，造成大量电影制片机构亏损，致使电影公司数量剧减，及至1927年，上海电影公司仅存27家。到了1935年才发展到48家的水平，并形成了明星、天一、联华三家规模较大的电影公司鼎足而立的局面。以1934年为例，上海电影公司生产的影片总数有72部，三家公司制片数量占73.6%，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在1930年代上海的电影市场上，每年开映的电影新片约有五六百部，其中绝大多数为外片，而又以美国片为多。如在1933年，放映新片约567部，国产片为120部，美国片约为300余部，其余为德俄法国片等，而美国片独占二分之一以上。电影市场这一大背景，决定了上海电影院放映的影片主要以外片，尤以美国片为主。
随着国产电影制片业的不断成熟以及国外影片的大量输入，促进了影片发行渠道的不断完善，使得行业的分工趋于进一步合理。一批专门的影片代理发行公司应运而生，如新中华公司、金声公司、永汉公司等，他们不仅代理大量的进口片发行，也代理国产片的发行。与此同时，由于美国著名的八大电影公司：华纳第一国家、派拉蒙、米高梅、二十世纪福克斯、联美、环球、哥伦比亚及雷电华等都在上海设立了影片分公司作为代理发行机构，放映外片的电影院都会与美国电影公司签订协议。因此，美国新影片进入上海电影市场的速度非常快，一般在美国本土上映两星期后就能登陆上海滩，在1940年代上海甚至与美国本土同映好莱坞新影片。
就国产片来讲，发行途径不外乎两种，一是制片商在与自己建立合作关系的影戏院播放。二是通过专业代理机构发行，通常采用票房分成的方式。首轮影院的比例一般是5: 5，其他轮次可能是4: 6或3: 7不等。外国片在中国也用两种方法发行，其一是规定每片的租费，租给戏院；其二是与开映此片的戏院，三七拆账。据估计，每年输入上海的美国影片，获利约在30万元左右。至于影片宣传的费用，如果电影院是采用租借制，广告宣传费是由电影院承担；若是按比例拆账的片子，广告宣传则由片商负担。那个年代，电影院初次开映的片子，报纸广告费至少要200元乃至1000元，大片的话可能要翻倍。
1930年代的上海，由于确立了影片分轮放映的发行理念，使得影片的发行手段更加多元和灵活。当时上海的电影院按照设施等级高低依次被划分为一至四轮，如大光明就位列第一轮行列。新上市的影片首先在一轮电影院播放，而后依次递减，价格也相应降低。不论进口片还是国产片，都遵循这一发行规则。影片发行放映分轮制度的实施，既遵循了优先、优质、优价的市场原则，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量中低收入群体观看电影的休闲消费需求。
当然，上海电影业发展之路并不顺利，即使在繁荣的1930年代也遭受过两次巨大打击。第一次是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在此次事变中，位于交战区的闸北、虹口地区的电影行业受损最大，设在当地的约30家大小电影公司均遭日寇战火毁坏，受其株连，位于其他地区的一大批中小电影公司也被迫停业。以当时规模最大的明星影片公司为例，1931年的营业收入为708357.37元，次年则为559313.57元，营业收入同比减少21%左右。第二次是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上海的影业公司又一次遭沉重打击。明星公司毁于战火，民新、上海影戏、联华公司等相继停业。尽管抗战以后，不少电影公司先后复业，或成立了一些新的电影公司，但是从数量或规模上讲，已经难以恢复到战前水平了。
电影院建设与企业属性
电影院是推动上海电影业发展的重要载体。而看电影则是1930年代上海市民休闲生活中最重要的娱乐活动之一。1908年，西班牙人雷玛斯在虹口地区租用溜冰场（今海宁路乍浦路口），用铁皮搭建了一座可容纳250名观众的简易电影院，取名虹口活动影戏院，民间俗称“铁皮房子”，这是上海,也是国内建造的第一座电影院。到1919年，上海已有10家电影院。迈入1920年代，电影院数量迅速增至25家，进入1930年代，一度达到44家的规模（另有11家电影院分属于各娱乐场所），占全国电影院数量的25%左右。那时期，上海大约每7万人就有一家电影院，到了1940年代中晚期，尽管有电影院46家，可是因居住人口扩大，增加至每12万人才拥有一家电影院。
不过，上海电影院的发展过程也充满波折。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是在“一·二八”事变中，设在虹口和闸北一带的16家电影院在战火中相继被毁，其中包括1920年代由华商投资建造的号称当时上海最豪华的奥迪安电影院，被毁坏的电影院数量约占总数的36%，充分表明电影行业所受到的打击之重。战前，虹口区一带电影院分布密集，号称占上海电影院的“半壁江山”，战后，虹口地区的电影院业，乃至整个虹口地区的娱乐业从此一蹶不振。
在上海电影院发展的初期，外商作为投资主体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其经营的电影院占总数的比例一度高达90%。自1920年代起，中国商人发现了投资娱乐业的巨大商机，逐渐加大了对电影院的投资，陆续投资建造或购买了9家电影院，尽管如此，外商依旧占有了64%的比例。1930年代成为上海电影院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据统计，从1908年到1939年，上海累计建成的电影院数量多达58家。而在30年代竟然一口气投资建成了33座电影院，可以想象当年投资电影院超旺热情，而其中许多都是华商。因此，1930年代成为上海电影院发展的黄金时期。随着华商大举进军电影业，外商的份额下降至36.11%。上海电影院的经营主体完成了由外商向华商的转变。抗战结束后，外商的比例进一步跌至17%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电影院数量上华商逐渐占据优势，但在投资和经营高档次电影院方面，外商仍占有较大比重。1930年代名闻遐迩的四大电影院中，除了大上海外，大光明、国泰和南京三家均为外商掌控。从当时电影院的投资规模可以看出彼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1930年代，投资一家小型的三、四轮普通电影院的资金约为3万-4万元，如果是投资放映一轮影片的电影院约为60万元。而作为“远东第一影院”的大光明，更是以百万元巨资进行打造，成为上海娱乐业发展的一座里程碑。显而易见，建设大光明的资金可以建造二三十家普通电影院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华商经营的电影院多为放映二三轮影片的中小型普通电影院。
就电影院的企业属性构成看，主要有独资经营、合伙经营和有限责任公司经营三种形式，其中独资经营的电影院仅占18%，而采用合伙经营或者是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形式的则分别占到42%和40%。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当局接收敌伪影业机构，在电影公司和电影院方面，又增加了少量的由国民党政府通过财政拨款或其他形式介入而形成的国有企业性质的经营类型。
市场与困境
电影院建成初期，观众十有八九为外国人。电影成为上海市民一项大众性消费娱乐活动经历了一个渐变过程。
从电影院的容量看，1908年建成的虹口大戏院仅能容纳观众250人。在1920年代，除了极个别电影院座位数量超过1000个以外，上海电影院平均座位数量约为700个左右。而在1930年代进行的新一轮兴建和改建电影院的高潮中，上海电影院的发展顺应了电影大众化的市场发展趋势，进一步拓展了电影院的空间容量，使电影院的平均观众容量扩大至990个座位左右，相比于1920年代增加了40%的观众接待量，而最大的大光明电影院座位将近2000个。
从电影院的票价看，一般分为两类，比较豪华的电影院价格相对较高，如1909年开业的维多利亚大戏院，最高是1.2元，最低为0.7元，其昂贵的价格在当时令人咋舌，主要是满足外国侨民以及商务人士。又如1926年，奥迪安电影院最高票价为1.5元，而1933年的大光明，最高票价则提升至2元。不过那些位于曹家渡或闸北地区的电影院，一直采取低廉的价格，花费一两角就可看一次电影，大致与看一场戏曲相近，主要服务于收入低下的本地居民。
根据上海市社会局1934年对随机抽样的305户工人家庭进行的调查统计，在年均收入400元的家庭消费需求结构中，居民全年食品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比例约为53.2%，而杂项支出则占24.6%，其中用于纯粹的娱乐费用为2.40元。根据有关材料可知，当时放映三四轮影片的荣金大戏院、西海戏院、黄金大戏院、东海大戏院、浙江大戏院和明星大戏院等最低票价为0.2元。因此，每个家庭的娱乐费用可以购买12张电影票，而每一张电影票的费用约为工人月平均工资的1/166。
按照当时电影院放映的一般做法，每天下午到夜晚放映3场，放映时间虽有差异，但大致是下午2：30、傍晚5：30和晚上9：00左右各放映一场。还有不少电影院在星期天的上午加演1场电影，多为卡通片，主要是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当时，上海44家电影院共有座位43692个。在此仅以电影院每天放映3场为计算标准，那么由此可以得知，电影院每天观众接待总量可达到131076人次左右。
但实际上，1930年代的上海由于各种社会经济矛盾以及娱乐企业之间激烈竞争，造成电影院观众上座率存在一定的波动性，普遍维持在50%上下，使得不少电影院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以当时专门放映国产一轮影片的金城电影院为例，该院共有座位1653个，从1938年3月26日至4月13日放映新片《古屋行尸记》，前后共放映18天，总计放映54场，累计接待观众41580人次，平均每天接待观众2310人次，上座率约为47%。每场实际的票房收入要比财务上设定的保本经营点的计算值少117.49元，电影院每天亏损约为352.47元。为期18天的一轮电影放映周期总共亏损约有6344.46元。在1930年代的上海出现这种现象的电影院并不鲜见。譬如大名鼎鼎的大光明，也同样深陷因上座率过低引起的债务危机中。
大光明电影院有座椅将近2000个，倘若每日三场均把票售罄，可得5800元左右。但大光明电影院规模大开支亦大，因为捐税、电费、职员薪水、广告费用等开支每天要1800元左右，放映美国米高梅公司新片的租费是五五对折，那就是说，大光明电影院要进行正常的运转，每天影片销售额必须达到3600元。换句话说，即使电影院每天营收能够获得3600元，上座率也仅能达到60%左右，勉强保本。而在当时，对一个电影院来讲，每天能够保持60%的观众上座率已绝非易事。由于大光明电影院经营状况不断恶化，也使市场原本对大光明电影院股票的热烈追捧转变为弃之如敝。在1933年开业之初，大光明电影院10元票面之股票，曾涨至32元，到了1935年，虽1.8元之值，尚无人问津。所以大光明电影院在次年便因经营上的债务而陷入困境之中，致使电影院经营管理权最终转手。在1930年代中晚期，类似现象每每不绝于耳，反映的就是那一时期电影市场经营环境险恶的基本现状。
进入1940年代中晚期以后，上海电影产业有了一定的恢复，1947年，电影院数量上达到了45家，每天的观众接待量达到了77290人，上座率为53%。而大光明的上座率也接近69%。是年，电影院的税额也有43092031600.80元。可惜的是，全面内战爆发以后，上海的电影产业又一次陷入停滞阶段。
作者 楼嘉军 发表于2012-06-26 0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