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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20年前，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做《天堂蒜苔之歌》。在这部小说的卷首语里，我写道：“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使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说家总是在思考人类的命运，却忘了关心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当时我斗胆在下面署了斯大林的名字，实际上是我自己编的，因为我感觉斯大林应该说过这样的话。后来编?就问我，出自斯大林的选集的哪一卷，哪一页？我说没有。后来他们说，那还是不要写“斯大林语录”，就改成名人语录吧。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的作家——奥尔汉·帕穆克，最近说：“政治没有影响我的作品。不过，政治一直在影响我的生活。事实上，我在尽最大的努力，让作品远离政治。”我只读过帕穆克的《我的名字叫红》，这部小说在帕穆克没有得奖之前就受到了很多中国读者的一致好评。大概1个月前，我参加了在土耳其大使馆召开的帕穆克这部小说的讨论会。我在会上说：帕穆克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也值得我们中国作家借鉴的，就是他特别注重小说的技巧。因为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地理上比较特殊的地方，它横跨了欧洲和亚洲。它同时也是两种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并存共容的一个地方。街的这边是天主教堂，对面就是清真寺。头戴白色头巾的回教徒、脖子上挂着十字架的天主教徒，他们可以和平地在天上行走，可以在一起娱乐。伊斯坦布尔的文化，实际上就是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交汇的地方。在天空当中，当寒流跟暖流相碰撞的时候，必定要产生大雨；在海洋中，暖流和寒流交汇的地方，往往都是鱼类繁衍的最多的地方，鱼类最丰盛的地方；那么，在地理上、文化上，当一个多种文化交融、碰撞、共存的地方，总是能够产生一些新的思想、新的意识。所以，我认为在伊斯坦布尔产生的像帕穆克这样的作家和这样的作品并不是偶然的。帕穆克的作品里确实是没有直接地去描写政治。《我的名字叫红》描写的就是一群?家的生活，里面穿插了一个谋杀案。他在书里让树、让狗、让死人、让房屋、让物品都出来说话，叙述视角非常多，各种各样的技巧，都融汇于意图当中。他实际上是具有高度政治技巧的作家，也是有高度政治文化传统的作家。他千方百计地避免在他的小说里面直接出现对当下的政治的描写和批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在社会生活当中却是一个非常激烈的批评者。他在接受瑞士报纸的专访时就公开说：土耳其历史上曾?屠杀了100万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他的这个讲法引起了土耳其政府的强烈不满，去年以诽谤、侮辱国家罪把他送上了法庭。后来，在强大的事件舆论的压力下，同时，土耳其当时要加入欧盟，于是土耳其政府就把他赦免了。在土耳其大使馆开讨论会的时候，也有一些报社的记者对土耳其大使馆的公使提出了疑问：“你们现在怎么样来看待帕穆克这个作家？怎么样来看待他的得奖？怎么样来看待去年有关他的诉讼？”我记得大使馆的公使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开会，就非常鲜明地表明了我们的态度。他是我们土耳其人的骄傲，他是我们土耳其国家的骄傲。”当时我们在座的很多作家都非常感慨，这说明土耳其政府还是有非常博大的胸怀，他没有把一个揭露自己民族丑恶的作家当作异类，承认他给土耳其带来了伟大光荣，表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胸怀。实际上，即便不承认，土耳其屠杀亚美尼亚人的历史也是存在的事实。这个例子说明，作为一个作家，实际上是有很多种态度来处理自己跟政治、自己的作品跟政治的关系。 我们每年出版的大量的图书、小说、戏剧、或者其他的艺术作品里面，直接干预政治，以描写政治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小说也有很多。比如反腐败的小说、法律题材的小说，都是直接以政治生活作为主要内容。这些小说有大量的读者，也被我们的文艺界当作主旋律来褒扬。这样的作家也在读者心中有很高的地位。但是，也有很多的作家不是这样写的。我就不太愿意直接地去描写当下的政治生活，我更喜欢描写历史生活，更喜欢在当下生活的基础上，虚构出一些具有象征性的生活。文学毕竟是一种艺术作品，它不应该承担新闻通讯的功能，也不应该变成一种报道事件的报告文学。小说应该是虚构出来的，跟现实生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具有象征性，能够深刻地解释人的情感变迁和人的本质的这样一类作品。但是我也知道，文学实际上还是无法完全的独立于政治之外。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把自己的眼光放得更加长远一点，不要过分地急功近利。有些作品可以直接反映当下的生活；有些作品以非常激烈的态度对现实生活进行批判；也有些属于相对比较纯粹的文学作品。 事实上，在我的创作过程当中，并不能总是保持着这么一种冷静的态度。我回顾20多年的创作历程，发现有很多早期的作品，是以非常激烈的态度对政治进行干预。比如我1987年写的一部《天堂蒜苔之歌》。这个小说最初构思的灵感，来自于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个事件。在1987年的时候，山东发生过一起“蒜苔事件”。山东南部一个以生产大蒜著名的县，因为当时干部们的官僚主义和地区保护主义以及贪污腐败，最终导致农民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几百万斤蒜苔卖不出去，结果全部烂掉。愤?的农民要到县政府里去找县长、找父母官们来要个说法。而县长他们却躲起来不见，只派了公安局的人对群众进行驱赶。而且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全，还在自家的院墙上à上了铁丝网。结果，农民用很多的烂蒜苔堵住了县政府的大门。愤?地失去了理智的农民冲进了县政府的办公大楼，焚烧了县长的办公室，砸毁了办公室里很多的设备。最后，很多农民被捕入狱，当地的这些官员也受到了行政或者党纪处理。我看了新闻通讯报道以后，感觉到热血澎湃。尽管我生活在城市里，但是我本质上还是一个农民，我身上流淌着的还是农民的血。农村的一切，农民的一切都和我息息相关。我的家人全都生活在农村，我的感情毫无疑问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感情的砝码是放到农民这边的。在这种情况下，我用一个月的时间写完了这部长篇小说，对官僚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甚至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几乎就可以看作是我的化身——小说里描写了一个军校的政治教官，他在法庭上为他的乡亲们辩护，讲了很多慷慨激昂的话。他说：“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如果不为人民谋福利，反而变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那么，人民有权力推·他。”听到这，法官要求他闭嘴。法官说：“你要对你自己的话负责。”我想，这个军校政治教官在法庭上慷慨激昂的演说，其实就是我的心声，也就是作家自己在说话。我自己虽然非常清醒地知道，小说应该远离政治，起码应该跟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由于处于各种各样的情形，你还是无法控制住自己，还是对社会上不公平的现象，对黑暗的政治，发出了猛烈的抨击。我后来写的《酒国》这部小说里面，也有对政治的批评。这部小说我觉得它相对高明一点。它没有用写实主义的方式来写，它把故事都寓言化了。它把一切都当成了一种寓言，都当成了一种象征来写，采用了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描写方式。这里面许多的事件，许多的故事，都可以看作是一种象征。但是骨子里面实际上我还是这样一个写作者，对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对腐败的官员有一种深深的愤?。这样的小说写作，我觉得是比较正确地处理了一个作家的良知、政治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 总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确实是一团理不清的乱麻。首先，作家和政治的关系，实际上既想脱离，又无法摆脱。文学作品和政治的关系，即便是完全写一部远离现实的作品，政治的影响还是会存在。我想，作家还是应该时刻不要忘记提醒自己，作品要相对地超脱。即便要描写政治，也不能直接去描写政治事件，而应该把事件象征化，应该把人物典型化。只有当一个作品里面充满了象征，你的人物成为典型的时候，这个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否则，那些政治内容特别强烈的小说，寿命将相对很短，很快就会变得时过境迁，毫无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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