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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云，“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盖如孔老夫子所言，少壮之人“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而老年人则“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少壮之时读《水浒》，易冲动而“以武犯禁”，到老年了，因读《三国》而多了机心，总忘不了算计别人，谋之求之，患得患失，则这辈子也未免活得太累了，何苦来哉！其实，“少”与“老”的划分倒并非绝对。人之不同，各如其面——对于一个天性恬淡，崇尚简单的人来说，就算少读《水浒》，老读《三国》，也不一定就会影响他的生活态度与生存方式；而有些人少壮时即已城府甚深，有了算计别人的心苗甚或谋夺权势的野心，则他年岁虽少亦不是《三国演义》的合适读者；也有一些人到老年时还是容易冲动，不该出手也出手，则“老不读《水浒》”可也。可见几百年来，国人已经高度总结了阅读这两部作品的经验教训，希望借此提醒人们注意《三国》《水浒》传播的负面效应，两句俗谚，未尝不是有助于改善读者生活态度以提升其生存境界的善意劝诫。 《三国演义》描写了从汉末到晋初天下由合到分又由分到合将近百年的一段战乱，复杂纷繁，由于写的是你死我活的群雄争霸，故其内容从读者的接受效应来评价是一个利害共同体，对读者的作用几乎是一把双刃剑。因《三国演义》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其妙处在于对权术与谋略的生动描写，而其害处恰也在此。孟子曾云：“春秋无义战。”若以之论三国，则有所谓“义战”乎？三国时代的群雄纷争，孰是孰非，谁正谁邪，恐怕也是难以论证的。作者虽有较明显“拥刘反曹”的情感倾向，犹难免后人“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之讥，则作者的立场态度其实也难断然认定。大凡战争，不管战争的发起者打着“为了……”等如何如何正义的旗号，往往不过是蒙蔽驱使群氓以生命为代价，去谋取少数人的可耻利益，其实往往与正义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战争是以暴力解决纷争的最后手段，战事一起，生灵涂炭，受害者往往是广大平民，而且首当其冲的是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妇女与儿童。古人云，“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就连那个叱咤风云统率千军万马惯看尸横遍野的曹操，也忍不住在他的《蒿里行》诗里悲切地描述战后惨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些战争曾夺走了而且还将要夺走多少人的生命呀，可这世界上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珍贵呢？以此来观照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战争，到底有多少称得上正义？从历史和人类学的高度看，战争其实是人类自相残杀的一个怪物，从远古人类开始集群生活直到今天，始终纠缠着人类的生活。人类好像永远找不到办法甩掉这个怪物，真是人类一个莫大的悲哀。 《孙子兵法》云：“兵者，诡道也。”《三国演义》里描写的权术与谋略，大多可以归入“诡道”之类。换句话来说，《三国演义》里的权谋，无非就是各个集团用来战胜对手争夺利益的智力工具罢了。曾有一位军队的学人撰文概括《三国演义》的主题，就四个字：兵不厌诈！以军事学和战争术的视角看，这无疑是高度凝练的总结，《三国演义》的确可以看作一部以小说写成的形象的战争术和军事学著作。自《三国演义》问世以来，很多人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将之作为学习权谋诈术的战争教科书。清张德坚《贼情汇纂》载，“贼之诡计，果何所依据？盖由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而行之，往往有效，遂定为不传之秘决。其取裁《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清刘銮《五石瓠》载，“明末民变首领张献忠，曾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击贼效之。”清刘健《庭闻录》亦载，“定国……为人勇干刚直，目不知书。有昆明金公趾者，知其可劝，取世俗所传《三国志演义》，为之诵说，定国乐闻之，已遂明斥可望为董、曹操，而期定国以诸葛武侯。” 甚至连女真人也通过读《三国演义》来学兵法，《清史稿》卷三百四十四载，“额勒登保初隶海兰察部下，海兰察谓曰：‘子将才，宜略知古兵法。’以清文《三国演义》授之，由是晓畅战事。” 满清开国的几位皇帝都非常喜欢《三国演义》，传说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幼年时在明朝大将李成梁家中为奴，曾跟随主人学习汉文化，且爱读汉人写的小说，尤其喜欢看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努尔哈赤不仅自己喜欢看《三国演义》，而且要求自己的子侄熟读《三国演义》，从中学得兵法韬略，皇太极与多尔衮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最成功的范例，莫过于多尔衮采用《三国演义》中“群英会蒋干中计”的计策，实施反间计，让明朝崇祯皇帝自己杀了挡在满清夺取大明万里江山征程上成为最大障碍的袁崇焕。顺治入关前，为利用蒙族力量，密切满蒙关系以利战事，乃借用“桃园结义”故事以喻满蒙，自己便是那刘备，蒙族则是关羽，以求生死与共。入关后，更命人把《三国演义》译为满文，并定为“官书”，作为满人贵族的教材。历史上这些战争的胜利者，都曾从《三国演义》中获取战争的智慧。就是作为共产党人领袖的毛泽东，也曾熟读《三国》，帮助自己成为一个军事学和战争术的巨人。 历代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祸福，相信后人一定还会继续研究，从而更加深刻地反思与评价。而依我看，至少在大多数事实中，战争的发动者谋求实现野心的动机远远超过他们所标榜的口号和所宣示的理想。战场上累累的白骨，往往不过作了战争狂人和野心家们建筑自己华丽宫殿的基脚。而在战争中必然成为左右胜败局面的所谓谋略，势必悖逆甚至野蛮践踏人类的道德人伦，把战事的双方都变成杀人机器。在残酷的战争中，政不厌诈，兵不厌诈，人不厌诈，尔虞我诈，不但所有人的生命都朝不保夕，而且所有人的心灵都将在恶劣的道德环境中挣扎。 然而《三国演义》里的谋略果真一无是处，只会给芸芸众生带来痛苦和灾难么？其实见仁见智，日本、韩国、新加坡的企业家们却在《三国演义》中看到了管理学和经营术。当然军事学、战争术也好，管理学、经营术也罢，都是建立在对人性——尤其是人性的弱点——的深入把握之上。只要能够在一定的规则中有限度地使用智谋，不把商业对手视作敌人而使用灭绝人性的手段，始终坚守一定的道德底线，则《三国》战事中所包藏的智慧就能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良性的作用。不过当下社会，还是纷纷有不少劣商效法《三国演义》中某些恶人，屡屡越过商业道德、经营规则甚至社会法律的底线，不断制造恶性的事件，把商业对手置于恶劣的竞争环境之中，把员工视作榨取利益的奴隶和工具，同时也把商品的消费者送进失去安全的消费环境，这就不能全怪《三国演义》了。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若以此种精神待人、处事或读书，“善者”与“不善者”何尝不都是我们的老师呢？在此意义上，即便是《三国》谋略的“不善”之处，亦自有其积极意义在。至于各人看到的是什么，也只能是“存乎其人”了，实在与书上写的东西是正是邪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是故，鲁迅先生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因为，书籍像一面镜子，你所看到的往往只是投射于其上的自己的形象。 《三国绝对很邪乎》也是以对“谋略”的描写为核心的小说。然正如克罗齐所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肖君的小说却并非《三国演义》的简单重复，在很大程度上，他颠覆、解构并重构了《三国演义》里的谋略。该书以赤壁之战为主线，通过讲述曹操、刘备、孙权集团众多历史人物的谋略故事，展现了在一个纷乱的时代，一个人、一个团队，身处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语境，如何通过“谋略”的运用以应对所遭遇到的种种局面，或明哲保身，或身首异处，或由弱到强，或由强变弱等等。身处乱世，再强大的人，在历史的巨变面前，都显得渺小而脆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权谋也是弱小的人类个体“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某种生存智慧。或曰，谋略或曰权术的盛行，往往也是某个时代的必然产物。 然而，现今毕竟并非乱世。乱世往往得靠权谋以保身，以成事；而在治世或盛世，公平、公开、公正的人际博弈规则，即制度的构建，对于保身、利生、成事而言，则往往更重要。在很大程度上，权谋的盛行往往意味着制度建设——尤其是社会诚信机制——的不合理和不完善，而在一个制度健全且合理的社会里，权谋则往往适足以害身，足以坏事。权谋的运用和盛行，使很多本可用于生产性和创造性事务上的人类精力和资源都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之中浪费和内耗掉了，大大增加了社会的交易成本，将成为现代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巨大障碍。 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虽然在小说中描写权谋，但永革君却认为，现代社会所崇尚的应该是共生共赢的生存哲学，而不是竞争甚至斗争的生存哲学。作为环境的“他者”，其实是作为个体的自我的延伸。你对“他者”的所作所为，往往最终都会反射到个体自己的身上来。譬如，你伤害了他人，一般而言，他人也会想尽千方百计来报复于你，而如果你自己因此受到了伤害，则无异于自己伤害了自己，不过是假他人之手罢了。在此意义上，对“他者”的伤害无异于自我伤害；反之，善待“他者”，则等于善待自己。 永革君认为，一个不需要权谋，不需要圣人和英雄的社会，才是最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理想社会。有鉴于此，他对《三国演义》里的权谋总体上持否定态度，这也是书名中“邪”字的来由。在写作中，永革君或隐或显地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管理学、营销学等多种学科的视角，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对三国中的谋略进行了故事化的重新阐释和解读，且对在相关人物中表现出来的人性弱点及人的多面性，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心理分析。 该书既不乏文学性，又极具可读性与实用性。偈云，“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我相信，来自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职业类型的读者们，在读了永革君的小说后，当各各有其不同于他人的感想或理解罢。 作为学者，我在包括《三国演义》在内的元明清文学领域已经蹉跎了二三十年的光阴，写过包括《三国演义》研究在内的《明清小说史》及一些有关文字，虽谈不上什么成就，但总算对三国故事的传播、变迁及影响具有一定的常识。当然，我所谓的“常识”倒并不一定就是真理。我只是一遇《三国演义》或三国历史、三国故事的应用型研究，就本能地警觉到其中的所谓谋略，可能又要在我们本已不够安宁的生活中作祟了。所以，借永革君书成之际，拉拉杂杂地写出来，以求教于读者诸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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