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02月05日 星期日 新民晚报
病居多年，得闲必看央视“百家讲坛”，长了知识，也颇受启示。深以为多次开讲的王立群老师最具有综合素质。 前些日子播出的《秦始皇》节目，又专辑叙述秦始皇生父之谜，比前讲更精炼了。一个现代学者花费大量精力请教医学专家，探索古书引起的千年谜团，精神令人感佩。上次听讲就对这个问题有所疑惑，此番旧题新开，不禁再做了思考，试就教于王老师和各位方家。 从传统治学路数中另辟蹊径，王老师引进现代医学知识，证明秦始皇生父为吕不韦之不可能。但是，这个证明的逻辑前提是医学原理所不能证明的。质言之，就是一个“匿”字。 正如王老师讲述中戏言：“我这一讲，预产期该怎么算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我也是受益者之一。班门弄斧，试述如下： 从医学科学上讲，你一旦确定怀孕，在预产期上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赵姬若带着孕嫁给异人，其生产日期只有两种可能：1.“至大期时生子政”必是过期妊娠，后果只能是弱智。这不符合秦始皇的一生行状，排除。2.生产日期必是“至大期”前半个月以上，这不符合史料记载，也不成立。——这种判断当然是正确的。 然人是可以撒谎的。医学专家只根据给定事实，从科学角度下判断，不足为怪。史学家把这层因素考虑进去了吗？ 为简便，姑且以阳历表述。假设赵姬3月初发现月经未来，初步判断可能怀孕。上个月末次月经第一天为2月1日，按预产期末次月经的一个月加9、日期加7的公式，其预产期是11月8日。再假设赵姬3月上旬某一天在家宴上被异人“抱得美人归”，然后赵姬在3月中旬的某一天谎称自己月经未来，可能怀孕了。——注意：这在生理上是成立的。谎称日姑且算3月18日。按照预产期的算法，上个月末次月经的第一天姑且也算2月18日。则预产期就是11月25日。正常生育是在预产期的前三周和后两周。则赵姬若11月8日前4天，后两周内生产，都在预产期之中，完全符合她谎称后形成的正常生育即“大期”范围。 从逻辑上讲，因为赵姬的谎称，她的实际怀孕日与虚拟怀孕日之间，就缩短到合理的生理范围。足以把现代医学专家的“过期妊娠”之虞给抹掉。史学家怎么认为赵姬的这个身孕就“自匿”不了呢？这个谎称的月经期是异人无法验证的，也就是具有“自匿有身”的客观可能性。所谓“大期”只是古人从经验上形成的大致时间段，还没有现代医学这般精确。这种现象，在中国人几千年的生活中特别是民间，可谓不绝如缕。 这不是王老师说的“古人可以奇之，今人不需要再奇，现代医学知识告诉我们：绝不可能”的问题。而是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一直存在的事实。无论民间流传还是文字记载，不以为奇。其所以然者，生活常识和现代科学并不难解释。后来的皇家对后宫制度那么严格，与此密切相关。此不赘。 同样在《史记·春申君列传》中，春申君受门客李园之诱惑，不是也把自匿有身的妾（李园之妹）献给楚考烈王了吗？何况君王之家对“大期”的理解，应该是当时最严格最权威的了。司马迁在《史记·春申君列传》叙事的最后发了一段感慨：“是岁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为乱于秦，觉，夷其三族，而吕不韦废。”这番话主要是对照春申君一生的前明后暗。但也透发出司马迁并不认为“自匿有身”在生活中不可能产生。司马迁对这两个“自匿有身”的君王家事态、命运产生联想是很自然的。春申君和门客李园及其妹妹对女性刚怀孕时，可以在新主人处“自匿有身”的现实可能性，几乎熟门熟路。可见，这种经验知识在当时并不算高深莫测。 到了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怎么成了违背科学规律的绝不可能了呢？ 从自身逻辑而言，王老师排除了赵姬“自匿有身”的科学可能性，则春申君之妾自匿有身的记载，怎么视而不见呢？是不是因为秦始皇太有名，“破解千古之谜”的欲望，将科学规律前人人平等的视线遮蔽了呢？ 赵姬要“自匿有身”，当然是越早越好，跟着新主人一生荣辱所寄，似乎皆在于此。眼皮底下的那点利害盘算，猴精。也恰恰是女性直觉细腻的优势所在。而正是这种精明在权位上的巨大成功，同样助长了她日后的放荡和远见上的糊涂。——这是后话。 如果上述假设、分析成立。王老师自谓“破解千古之谜”的重大结论，恐怕还得再做思量。 王老师讲，一般说来，“列传”的史料可信度高于本纪。我赞同。因为“列传”中多细节，透露出更多的信息。我也倾向王老师认为的“巧合”说。即异人看中索要赵姬，不是吕不韦在家宴上的“设局”。综合地看，还有一些支持“巧合”、“自匿”说的地方。 战国时代，养妾、献妾、索妾可说是一种时尚风气。乱世中，生死、荣辱、贵贱转换得很频繁。周纲解钮，一地鸡毛，也一地机会。人性中纵情声色、及时享乐的意识自然便膨胀起来。养士是为了功业巩固和拓展的备用，功业最后也还是为了安全、长期地享乐。养妾也有这种功能，在飘忽不定的命运中，美色除了主人的享乐外，其交换的价值就突显出来，成了一种风尚。什么叫“乱世”？除了社会认同的生活秩序溃散外，社会认同的伦理底线也崩溃了。从价值中立的立场看，“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说的都是同一时代背景下的世道人心。陈胜的心态战国时代早就有了。人性在超级利益的现实鼓励、榜样召唤下，其“聪明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吕不韦的人才投资战略可作如是观，“申韩之术”的看涨，也是这种时代需求在思想学术上的展现。《史记·吕不韦列传》“太史公曰……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一语。似也表达了对这种时代的感怀。 异人以安国君立嗣后的身份向吕不韦索要赵姬，在那种时代并不怪诞。而吕不韦的“怒”倒值得分析一下：妾若有了孕，第一反应当然是告诉主人，固宠嘛。吕不韦已知赵姬刚怀孕，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欣喜，被异人这一索要，油然而生的“怒”实乃人性的自然体现。此后的同意倒是人之社会性利害权衡的选择。当然，“设局”说也可以认为吕不韦是假怒。但是，从吕不韦其时的财富投资动机看，“设局说”似没有正面作用，还很可能产生反向效应。而赵姬作为当时的女性，无自主选择权，被送给异人后，首要的选择就是邀宠，“自匿有身”的主观动机是必然的。生理条件上也是可能的。此外，早孕期人的内分泌发生了变化，容颜会异常的娇好，也支持异人被赵姬一下子迷住的记载。 我还倾向于认为嫪毐事件后，秦王对相国欲诛而又不忍，仅废吕不韦相国，除了“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的因素外，从小与“仲父”的亲情也起了明显的作用。而“秦王乃迎太后于雍，复归咸阳，而出文信侯就国河南”。更多地是为了隔绝吕不韦与太后的往来。以吕不韦的精明和能耐，当初能安排子楚（异人）逃出赵国，自己要逃出经营多年的秦国，无论财力还是人脉上又有何难！命都掌握在人家手上，还谈什么投资的利呢？吕不韦的不逃，已经不是工具理性上利害的权衡。而是价值理性上对秦国的不叛。凡价值理性的决然弃舍都是心灵深处的心甘情愿，由深情、终极关怀所决定。临生死、荣辱的大关节处犹然。即便嬴政不是其所生，在长期的辅佐中，吕不韦也相当程度地视如己出了。不逃，与他的自持有关，他自持什么呢？恐怕主要还不是有过大功，朝中有人缘、有名望之类。无形中，他已经从当初的富贵投资演化成情理交融的人生功业寄托了。此刻的吕不韦不想再背叛、辱没一生的功业。秦王“恐其为变”，修书羞辱他：“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命他迁蜀，正反映了秦王从不忍到咬牙断绝的心理过程。得此书后吕也未必就没有逃命的可能。吕不韦的自杀，是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认命，是自愿喝下自己酿成的这杯难言苦酒。此时的他，早已超越了当初的金钱投资哲学。——这些因素似乎都更支持“吕政”说。 然所有的分析还不能把“吕政说”给定论了。它只是有一定史料、人性情理、逻辑根据的较大可能性罢了。 再者，“赵政”一语始于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只是一种客观中立的用语，“赵”表示出生地而已。犹如赵姬的“赵”亦然。这种客观中立的用语恰恰体现了“本纪”文体相对于“列传”在表述上的严谨性。后代史书持“赵政说”者，也不能视为是一种血缘上的观点。王老师将“吕政说”与“赵政说”作为两种血缘论上的对立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 “往事越千年”。秦始皇的血缘正统性还不能定论，也无须深究。人们的价值关怀从对神秘皇权相伴的好奇心、探知欲，或转向了公平、正义、人权以及与之相生的社会之民主、宪政和自由；或转向了暴发带来的也过把秦始皇似的瘾；以及小市民 “捣浆糊”的衣冠攀比上。放眼望去，秦始皇般的幽灵，项羽、刘邦状的嫉羡，在在常现于权贵的夜总会、穷人的小酒杯中。传统这具皮囊你永远也不可能与之“彻底决裂”，只能转换、生成，与当下的人生一起纠缠、发展。在这纠缠、发展中，不断地发现一些历史上的似曾相识，又不断遮蔽一些人性中久远的斑斑教训。生活就是这样，人性就是这样。 王老师怎么会对赵姬“自匿有身”的现实可能性产生重大疏漏？我以为主观中，是“破解千古之谜”的原创成就感。此亦人之情常：人其实只能注意到他（她）想注意的东西。客观上，是多次获得了妇产科专家的定论。两厢共振，其思维定势自会异常的巩固。“抓住机遇”、“人生最重要的是平台”，这些常常脱口而出的切身感悟，都会支援其思维定势。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