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沈万三家世，在一些明清著作中是有记载的，但是其中有相互传抄的，也有记录口头传闻的，可靠性大都存在着一定的“折扣”，引用时尤要当心，宜深加考证后再定取舍。在笔者统计的载有沈万三事的126种明清著作中，未见有与《澴川沈氏宗谱》相似的沈万三父子情况记载。但是，在这126种明清著作中，有2书关于沈万三家世的记载却是比较可靠的：一是明刘三吾的《坦斋刘先生文集》，一是清陶煦的《周庄镇志》。
为什么说这2书中的相关记载比较可靠？笔者经过考证认为：前者关于沈万三家世的信息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时间最早的记载之一，明清不少著作有关沈万三家世的内容都是抄自或转抄自该书的；后者虽已是清光绪间所作，但它关于沈万三父子的记载是出土的墓志铭，而该墓志铭又是作于明洪武二十一年，比刘三吾披露相关信息的时间还早数年，且两者能够相互印证，当然更宝贵可靠。
在《坦斋刘先生文集》中，刘三吾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所作的《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文中，介绍了沈万三父子情况：“汉杰之先，吴兴人，家南浔。其大父祐始徙今姑苏长洲之东蔡村，爱其水田膏沃、土俗忠仆，因家焉。……恒谓二子：‘乐莫如兼济。’二子世遵先训，益大厥家。长讳富，字仲荣，即万三公；次讳贵，字仲华，即万四公。仲华二子，德昌其长，汉杰其次。”墓主沈汉杰是沈万四次子、沈万三亲侄。该墓志铭表述的沈万三家世比较清楚。
而且作者刘三吾是洪武年间老儒，曾为翰林学士，受朱元璋指令删去《孟子》一书中85条冒犯君上的言论，编成《孟子节文》。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的开头就作了自我介绍——“自予备官春坊词垣以来，日于班次拱听圣训，恒钱谷所暨，必首称吴中沈氏。国初有万三公、万四公兄弟，率先两浙户家，输其税石者万，玉音嘉叹久之”，可见他不仅是沈万三同时期的人，且还是较为了解沈万三事内情的人。因此，刘三吾对沈万三父子情况记述的权威性、可靠性是无容置疑的。
更重要的是沈万三的这一家世得到了清道光间在周庄东北杏村沈氏墓地出土的另一篇墓志铭的印证——《故沈伯熙墓志铭有序》：“曾大父祐，由南浔徙长洲，见其地沃衍宜耕，因居焉。大父富，嗣业弗替，尝身帅其子弟力穑事……父旺，丰姿庞厚，有二子，长曰至，季即伯熙也。”墓主沈伯熙是沈万三的孙子、沈万三季子沈旺的季子。作者卢次农稍晚于沈万三，江西南昌人，入昆山籍，其伯父卢熊为明《洪武苏州府志》编撰者。该墓志铭作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这一记载恐怕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关于沈万三家世的信息了。
综合上述两篇墓志铭，及其他著作中的零星记载，人们可以知道，沈万三家世的基本情况是：沈祐有二子沈万三、沈万四；沈万三、沈万四又各有二子，沈万三的二子是沈茂、沈旺，沈万四的二子是沈德昌、沈汉杰……
然而，这些情况与《澴川沈氏宗谱》中描述的沈万三家世——沈黼朗有六个儿子——万一、万二、万三、万四、万六、万七等等情况——完全不同！如果谱中不是说到“万三沈公，家富敌国”，“明太祖欲害之，傥非纳马后谏，虽云南之戍不可得也”等情事，人们很可能把这“湖北沈万三”与沈万三当作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由此看来，《澴川沈氏宗谱》所载沈万三父子相关情况的大部分内容，缺乏墓志铭之类家族文献的印证与支持，很可能是错误的！
另外，《澴川沈氏宗谱》有关沈万三家世的一些记载有明显悖谬历史之处。如陈述沈万二的情况：“洪武元年攻张士诚，驻跸太湖”，“迎忠武王徐达及诸王于家之百尺楼”，这短短不到30个字的里面，就至少有3处错误：一“洪武元年攻张士诚”，时间搞错了。张士诚在洪武元年的前一年，即元至正二十七年，或称吴元年（1367年）的九月就已为徐达等俘执，朱元璋对张士诚的战争结束。二“驻跸”一词是皇帝专用的，明清时老百姓用了这词，恐怕就是“僭用”、“犯上”的罪名，能说万二“驻跸太湖”吗？三“迎忠武王徐达”，也是张冠李戴、混淆不清的错误。徐达从来没有做过所谓的“忠武王”——他死后追封的是“中山王”，朱元璋的另一员大将常遇春亡后，追封“开平王”，谥“忠武”。谱中类似这样漏洞百出的说法，不可能是当时的家族实录，颇似后来历史文化知识欠缺人士的手笔。
所有这些蹊跷与莫名错误，都不可避免地使人们对谱中沈万三家世记载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湖北孝感沈氏后人因之怀有不踏实感觉的原因至此也就很清楚了。该谱中关于沈万三父子情况的记载大部分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得不到其他记载的印证。这“湖北沈万三”与沈万三之间存在着那末大的差异，看起来几乎是判若二人，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
明代在“仁宣之治”以后，朝廷内部激烈斗争的态势趋缓，政治逐渐稳定，使得全国生产得到稳步发展，经济总量不断增大，社会富裕起来，人们的生活日益安定平和。与此同时，随着财富向往意识的增强，人们开始怀念一百多年前的社会名人、巨富代表沈万三，以至于当时著名小说《金瓶梅》中也会出现“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树，人的名儿树影儿”的民谚，足见沈万三在市井间的知名度、影响力。
然而，即使是在那时沈万三也已是一位朦胧人物，人们对他的详细信息就已经了解不多了。如明嘉靖年间一位致仕官员董谷在自己的一本书《碧里杂存》中记有沈万三事，说沈万三是“赀巨万万，田户遍于天下”的明初大富豪，但又坦白地承认自己对于“沈万三秀，不知其名”，他关于沈万三的记载，已经是“闻故老言”而已。
明代《留青日札》是相当有名的一部笔记著述，作者田艺蘅曾被后人称为“学者”。他在该书中说到沈万三家世：“万三名富，字仲荣，弟万四名贵，字仲华，本湖州南浔人。父沈祐，始徙苏之长洲东蔡村。贵之子汉杰，又徙于化周庄。今南京会同馆乃其故宅，后湖中地乃其花园。初居东蔡村时，人以污莱之地归之，祐躬率子弟服劳，粪治有方，潴泄有法，由是致富”。这些信息相当清晰，来自何处？未加说明。
与田艺蘅同处嘉靖年间的郎瑛，为明代文学家，著有笔记《七修类稿》，后人评价该书“卷帙颇富，资料可取”。该书也有记载沈万三的内容：“国初，南都沈万三秀，甚富。今会同馆是其故宅，后湖中地是其花园（原住苏之周庄）。……详《近峰闻略》”——郎瑛是提到消息出处的。
《近峰闻略》是何时何人著作，郎瑛会征引此书？查该书作者为皇甫録，此人是明弘治年间进士，长洲人，与郎瑛差不多是同时代人。该书有多处说到沈万三，其中称“刘三吾撰沈汉杰墓志。沈之先为吴兴人，后徙家长洲之东蔡村。万三讳富字仲荣，与其弟万四讳贵字仲华，率先两浙输其税为石者万。……”看来皇甫録是读过刘三吾写的《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的，知道沈万三家世的一些信息，并写进自己的书中。同样，田艺蘅应也是读过刘三吾书或《近峰闻略》的，所以他们三者关于沈万三家世的记载才会如出一辙。
明清两代记有沈万三事的书，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达126种，但除刘三吾《坦斋刘先生文集》等三五种著作贴近沈万三时期外，绝大多数是明弘治、嘉靖之后所撰，早已不是第一手材料，而是相互传抄的材料及“闻故老言”，甚至于有一些是以讹传讹的内容。所以，沈万三这些资料的可靠性、权威性，需要认真考证后，才能确定并正确运用，这是现在沈万三研究中尤要注意的。而沈万三过去才170多年，到同是明代的嘉靖年间的不少人——如《碧里杂存》作者董谷那样——就已经连他的名字都不清楚了，这是当初朱元璋“封杀”富户的后遗症之一，也是现在沈万三研究资料缺少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沈万三作为财富的象征，及其助筑南京城、积极纳税等公益性、合法性活动和后来备受打击的种种传奇式遭遇，数百年以来广为人们传诵与同情，至清初甚至出现讽刺朱元璋打击沈万三的传奇剧，后来沈万三更作为“财神”出现在民间年画中。总之，沈万三不是令人憎恨的反面人物，而是人们喜爱、仰慕、广泛传说的平民创业致富的经典性人物。由于这种实际的历史文化背景，至明末清初——距离沈万三已250余年的沈惟炳父子，将沈万三作为自己的先祖，采入了自己撰写的族谱中。但他们缺少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只能以“一准舆情，毫无臆断”的“采访”材料——实际就是只能以当时民间流传纷纭的关于沈万三的部分朦胧传说，作为内容，最终导致了现在人们看到的谱中“湖北沈万三”的“另类”家世，应该是很自然、很可理解的事情——人总爱追求美好的人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