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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万三是个传奇式的人物，有关其行状，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前人记载或互相牴牾，或辗转相抄，或闪烁其词，令人真假难辨。本文试图通过粗浅的分析，对迄今尚有异议或不甚清楚的几点作些探讨。 沈万三之名。据高士奇《天禄识余》云，“沈富，字仲荣，行三，因以万三秀目之……沈万三秀，乃秀之第三等也”。由此可知，沈万三，名富，字仲荣，排行第三。又为最富者之第三等，故人连呼之为沈万三秀，《辞海》（1979年修订本）作“沈万山，亦作沈万三”，不知源于何处？就我所见资料，尚未见有作沈万山者。田艺衡的《留青日札》称沈万三有弟为万四，弟为四则兄不应作山。这一点，近人柳诒徵已指出过①。无论是为富户之三等，抑或排行第三，或二者兼之，均不应为山。故《辞海》实误，而应从《中国人名大辞典》。 沈万三为何地人？众说纷纭，《明史?高皇后传》和《纪纲传》称吴兴人、吴中人；《碧里存杂》称集庆人；《五杂俎》称金陵人；《云蕉馆纪谈》称吴县人；《七修类稿》称南都人，《吴江县志》称吴江人。以上说法都有道理，但不尽然。 《留青日札》载，沈万三“本湖州（按：又称吴兴人）南浔人。父沈祐，始徙苏之长州东蔡村，又徙于化周庄。今南京会同馆，乃其故宅，后湖中地乃其花园。”其孙子沈伯熙墓志铭也云，“曾大父祐，由南浔徒长州……大父富”②。于此可知，沈万三原系湖州南浔人，后徙长州周庄（东蔡村在其旁），入明，曾筑南京城，与明太祖发生关系，在南京呆过。故也可称南京人（详述见下）。但单称吴人或金陵人容易使人混淆。 沈万三为何时人？约有三种说法，一曰明人，二日元人，三日元末明初人。黄暐《蓬窗类记》云，“沈富，元末江南第一富家，富卒，二子茂、旺，我太祖定鼎金陵，召廷见”。康熙《吴江县志》云，“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两文都认为明太祖定都金陵时沈万三已死。其实不然，沈万三应为元末明初人。有与沈万三同时代人王行、徐民望为证。据《明史》王行传记载：沈万三曾延他为塾师，每文成，酬白金以镒计，他辄麾去之事，时当为元末。《周庄镇志》记载：徐民望“号南溪。洪武初，富人沈万三，因事被逮，多所株连，谓欲尽诛周庄居者，人情惶惶，民望奋然不避铁钺，叩阍哀请。太祖嘉其志，赐书五字云：‘尔是好百姓。’合镇得安”⑧。可见沈万三活动于元末明初。此外，还有大量的记载为证，据《留青日札》与沈伯熙墓志铭记载：万三与明祖同筑南京城，后被籍没，在明初籍没本身便说明其人曾活动到明代。后来《明史》也采其说。且根据墓志铭推算，时间上也有可能。 沈万三究竟抄家与否？这个问题自明代就有异议，至今仍未有完全一致的看法。记抄家者有十数处，主张未抄家的也有，我认为沈万三确实是被抄家的。早在建文二年，翰林院侍书史仲彬就上疏言：“江浙本赋重，而苏松嘉湖又以籍入沈万三、史有为、黄旭、纪定，凖租起税。此以惩一时之顽，岂得据为定则？乞减免以苏民困……臣往年面奏先帝，赋敛太重，蒙旨加劳，特以臣本苏人，而史有为又臣之族属也，恐坐以私，未敢尽言。”④史仲彬为苏州人，又是史有为的族人，所记籍没事当为可信。 其次洪武初年，朱元璋曾迁徙和抄家过大批吴中富豪，在利用他们的同时，予以狠狠打击，“明兴，如士林金钿，琏市沈明、南浔沈富、前邱冯璋，俱以广资被逮”⑤。很清楚，沈万三在被抄家之列。在其孙的墓志中未交代万三下落，显然是有意讳忌不提。 沈万三为何被抄家？《云蕉馆纪谈》载：太祖既克金陵，欲为建都之地，广其外城。时兵火凋残之际，府库虚乏，难以成事，万三恃其富实，愿与圣祖对半而筑，同时举工，先完三日。太祖酌洒慰之曰：‘古有白衣天子，号曰素封，卿之谓矣。’然心实不悦也……万三田有近湖者，延湖筑成石岸以障田。上怪甚富过于己，独税其田九斗十三升，及欲害之而无由。适万三筑苏州街，以茅山石为心。上谓其有谋心，将为逆，遂收杀之，血流出尽白。以兵围其家，尽抄摘之，家才入官。”《留青日札》则云，“洪武中，万三、万四率先两浙大户，输税万石，仍献白金五千两，以佐用度，上命其造廊房，为楹六百五十，披甲马军者十，务罄所献金乃已。又命分筑南京城，自洪武门至水西门，其功先毕。太祖尝犒军，万三欲代出犒银。上曰：‘朕有军百万，汝能偏及乎！’万三曰：‘每军愿犒金一两。’上曰：‘此虽汝好意，然不须汝也。’由此欲杀之。皇后苦谏，以为彼富固敌国，然未尝为不法事，奈何杀之。上意乃释。然亦由此被人告讦或旁累所逮及，往往曲宥之。后得流云南”。筑城犒军事也见《七修类稿》和《明史高皇后传》。上述记载虽小有出入，但基本过程还是大体一致的。万三之富，连富有天下的皇帝也自觉不如，实在有损天子尊严。这不能不使明太祖恼怒万分，加之吴中富豪包括沈万三在内曾以财力支持张士诚而抗衡朱元璋，因此尽管万三效劳明太祖可谓至诚至力，然明太祖在隐忍了一阵后，终于找到了借口，打发了沈万三。 沈万三其财富从何而来？于是，动人的神奇的传说纷纷扬扬，越传越奇，一直传到今天。或谓穴地得金，或谓放蛙成银，或谓有点金术，或谓家藏聚宝盆。人们对其财富惊愕地不知如何解释，只以为降自天上或涌自地下。不用说，这些说法纯属荒诞，至多不过是沈万三暴富的臆测之词，其实沈万三致富是有其多种途径的。 《留青日札》言，“初居东蔡村时，人以汙莱之地归之。祐（万三父）躬率子弟服劳，粪治有方，潴泄有法，由是致富不资”。沈伯熙墓志铭也称，伯熙“曾大父祐，由南浔徙长州，见其地沃衍宜耕，因居焉。大父富，嗣业弗替，尝身帅其子弟力穑事”。据此可以以为，沈祐因经营得法，渐为饶富，而沈万三继承父业，扩充规模，家财迭厚。 《留青日札》又言，“当元季时，吴人陆德原者，富而好古，亦能诗文，名振天下。沈万三秀曾为之治财。”《涌幢小品》说“沈万三秀之富，得之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秀出其门，甚见信用。一日叹曰：‘老矣，积而不散，以酿祸也。’尽以与秀，弃为道士”。陆德原付家财与万三，这种说法大体是可信的。时当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烽火遍地燃烧，富豪平时敲扑穷民，这时慑于造反者的声势，丢弃田产隐避他处者有之，奉送资产与人者有之。陆为贾人，有人专为理财，财产必巨。沈万三为其理财，受资也不算无名。显而易见，沈氏得资于陆，是其成为巨富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沈氏更多的和更重要的则在于经商。孔迩言沈万三尝“为海贾，遍走徽、池、宁、常、镇豪富间，转展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故《吴江县志》称万三之富“相传由通番而得”。明史前辈吴晗先生认为“沈万三是作海外贸易的”。元末迅速致富的最重要途径正是“通番”经商，而且正有许多人于此获得了暴利。 可见沈万三之致富不单在于某一途径，所谓“天生财，人致富，不一其途”⑥。他承继父业，力田起家，发展成地主，经营高利贷；同时又为人治财，获得大量资金，扩充了经商牟利的资本；转而奔走海内外，终于富可敌国；再将资金投向土地和用来满足淫乐生活的需要。沈万三正是这样一个地主、高利贷者和大商人三者融合一体的豪富。他所走的道路，正是明清时期一般地主兼商人所走的道路。 注： ①《史学杂志》1929年1卷2期；②《周庄镇志》卷三《冢墓》；③⑦同上卷四《人物》；④《政身录》见《说郛本》；⑤《好德堂功过格》；⑥《廿二史约编》。（摘自《南京史志》1984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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