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出来说声“谢谢”，是对自己心灵的救赎 面对亲人的离去，死者家属伤心痛绝。“知恩不报、撒腿就跑”的事件频现报端这些年来，“知恩不报”甚至忘恩负义的事时有所闻。上月在天津发生了一个类似事件：两位女青年不慎落湖，一位中年男子奋力将其先后救上岸，衣服里的手机也浸水损坏。但两位女青年连声感谢都没说就抽身离去。《华商报》也报道了一个类似事件：7月2日晚10时，在西安市自强东路东头的大明宫遗址公园的广场上，一男子为了制止性骚扰而被行凶者刺成重伤，而后被救的两个女孩便不知所踪。这样三个不同的救人事件，却遭遇相同的冷漠结果，不得不让我们感觉“知恩不报、撒腿就跑”的被救者行为并非孤立事件。【详细】 害怕欠下“人情债”，是获救者冷漠的主要原因邓锦杰在孙水河救起了呼救的人，但被救的三人却驱车离开了，旁边的人拦住车说“还有人没出来”，被救的却说了一句丧尽天良的话“关我什么事”，最让人气愤的是，听说当时那一家三口离开时，围观的群众说“救你们的人还没上来，你们怎么就走？”那一家三口中的女的竟然说“关我屁事”，然后就开车走了。 人情的冷漠总是事出有因，而此次的被救者的表现也毫无例外。如果说上次天津落湖事件是因受惊之后的无所适从，那么我们从“施救者还没上岸，被救人就匆匆离开”的表现来看，这很可能是基于一种躲避心态。 造成这样的心态无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害怕付报酬，二是害怕施救者的死亡跟自己有干系。但无论是出于人性的关怀，还是道德的感恩，对施救恩人应有的报答都在情理之中，然而，这样一个简单的行为对于眼前这三名被救者来讲，显然比登天还难。【详细】 良心的谴责难以逃避，说声“谢谢”是对自己的救赎尼采曾说，“‘人烙刻了某种东西，使之停留在记忆里：只有不断引起疼痛的东西才不会被忘记。’——这是人类心理学的一个最古老（也是最持久）的原理。”（尼采：《论道德的谱系》第二章 《“负罪”、“良心谴责”及其它》） 尽管我们可以为被救的落水者找到一大堆开脱的理由，比如说刚从水中救上来，意识还不太清醒；再比如害怕承担后续责任，更怕付不起赔偿，所以只好选择“溜走”……但作为一个正常人，面对着别人冒着生命危险的施救行为，谁都不会吝啬到连一句感谢的话都不愿付出。 不说外界潮水般的指责，想必这个有孩子的家庭一定备受内心强烈的谴责。邓锦杰父母不一定会向他们乞求什么，他们只希望儿子救出的人能现身，让儿子走得明明白白。这个时候，站出来说声“谢谢”便是对自己最基本的救赎。 莫因一个“关我屁事者”淘汰一群“见义勇为者” 彭宇案后，路人不救、老人讹诈均被效仿社会道德素质并不因此次事件而彰显低下一边是施救者的良心与善心，一边却是被救者的冷漠与无情。在同一个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人性丑陋的一面，却也看到了人性美好的一面。人性的美与丑，各发生一次。就如“最美妈妈”、“最美教师”并不能提升官方标榜的“城市形象”一样，“关我屁事”、“扶老人反被讹”的个案也不能彰显国民道德素质的低下。 “关我屁事”虽说是个别丑陋现象，但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都会存在，看到老人摔倒不愿扶、看到儿童溺水不愿救、看到有人被小偷盗窃不愿伸援手等尴尬，都是出自“关我屁事”的心态，但我们没必要为此感到悲观。 一方面，趋利避害是人类的天性；另一方面，见义勇为、助人好施也是人类基于长期协作形成的本能。由于前者的存在，我们应充分相信类似“关我屁事”“扶老被讹”“18路人冷漠路过”事件在未来也无法避免；基于后者的存在，我们永远都没有必要对社会道德失去信心。因此，在他人遇险时“该出手时就出手”永远都能占据良心上的高地。 别让丑陋放大、传染，“彭宇案”就是最大的教训2007年事发南京的“彭宇案”曾被视为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例。贴着“好人难做”的标签，4年多来“彭宇案”在全国不断上演。 可是在4年之后，“彭宇案”被“翻案”了：法院公布了真相，彭宇不是被冤枉的，南京老太没有讹诈。这起由于多重因素被误读和放大的普通民事案件，最后成为了社会“道德滑坡”的“标志性事件”。 美国政论家李普曼曾提出“拟态环境”理论，认为在大众传播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现实密切相关：一是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二是媒体经选择、加工后提供的“象征性现实”，三是人们意识中形成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人们的“主观现实”以“客观现实”为基础，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媒体提供的“象征性现实”的影响和左右，往往会与“客观现实”产生偏移，成为了一种“拟态现实”。 如果说南京彭宇案是一个“客观现实”，那么所谓“郑州彭宇案”、“天津彭宇案”、“江苏又现‘彭宇案’”，其中多有媒体提供“象征性现实”的成分；进而一些人担心“遍地都是彭宇案”，导致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则形成了沉重而逼仄的“主观现实”，这对媒体自身和社会公众都是有害无益的。【详细】 这个时候，要压抑人趋利避害的天性、发挥互助协作本能，一套人为的秩序就显得至关重要。 报恩、见义勇为是道德命题，制度和法律却能起到关键作用 外在的秩序可以让人性充分扬善惩恶。事件发生后，引起社会广泛震怒。许多人则提出了立法惩戒“知恩不报”者的想法。 知恩图报、见义勇为只能靠道德自觉，而非法定义务在好心人与冷漠者并存的生态中，多一些道义才会消解冷漠的张力。获救却不思酬报，确实碍观瞻。“投桃报李”，是人们默认的价值次序。尽管这样，不可否认的是，很多时候，报恩取决于良知持守，关乎道德自觉，而非法定义务。 法律只是规范最底线的道德，即“不去做什么”，所谓“你的权利止于我的鼻尖”，个人自由只要不侵犯他人自由便是合法的、受保护的，见义勇为、知恩图报行为本是美德，不是法律义务，宜提倡而不宜强制。“知恩不报”“见义不为”对普通公民而言只是道德问题，没有主动去伤害他人权益，不受法律规范，将“知恩不报”“见义不为”立法，尤其课以刑罚制裁，突破了法律与道德的边界，是无视德治的法律万能论的体现。【详细】 但是，鼓励和保护见义勇为，法律和制度并非无事可做实际上见义勇为者承担的是一种特别牺牲。那么基于特别牺牲的补偿理论，社会应当为这种牺牲而承担一定的补偿，所以我们在制度上就必须要明确，政府应该承担对这样的特别牺牲先行垫付的责任。 可以考虑由这样几个方面来完成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救助。首先，成立见义勇为基金；其次，在基金不足以弥补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要承担起先行垫付的责任；再次，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障体系等，为见义勇为者提供全面和有效的保障。【详细】 《好撒玛利亚人法》：明确救助者和受救助者的责任关系在美国，有一部《好撒玛利亚人法》，这部法律是关于在紧急状态下，施救者因其无偿的救助行为，给被救助者造成某种损害时免除责任的法律条文。《好撒玛利亚人法》对于陌生人对受伤者进行紧急医疗抢救中出现的失误，给予法律责任上的赦免。但是，这种情形必须是在紧急事件发生的现场，而且这种救助是无偿的。该法原则上是重点保护医疗人员、警务人员、消防人员在紧急事件中，救助受伤人员时不必因抢救中出现的问题而承担民事责任，除非上述人员疏于救助或是救助方式错误或是有意延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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