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的进化起源

抑郁症的进化起源

进化论的创立者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毕生饱受疾病折磨──从乳糖不耐症到查加斯病，他究竟罹患哪些疾病已经成了史学界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然而对达尔文本人来说，抑郁症无疑是最令他困扰的。

在他的私人信件中，达尔文透露“兴奋”会引起“发作”，“狂喜”会带来“不舒服的心悸”，疲劳则会诱发“头痛病”，而一旦深爱的妻子艾玛离开他，他就会“日日夜夜间歇性气胀”，并“歇斯底里地哭泣”。严重的抑郁症使达尔文“三天内就有一天什么都做不了”，他对自己这种精神上的虚弱深感失望，曾写道：“适者生存，或许我应该满足于看着其他人在科学研究方面大步前进。”

很显然，著作等身的达尔文绝非一事无成之徒，周期性发作的抑郁症并未阻止他成为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相反，或许这种痛苦还加速了他进行研究的步伐，因为这迫使他完全投身于工作。他在信件中无数次提到工作的救赎作用，使他得以暂时不受阴郁情绪的影响，他称工作是“生命中唯一的娱乐”和“唯一一件使我还能够忍受生活的事情”。

抑郁症悖论

在自传中，达尔文对自己人生故事的剖析更多于对进化论的叙述，他据自身经历推测痛苦对生物来说可能存在某种意义。他写道：“任何形式的疼痛或苦难如果长期延续，将引起抑郁病降低行动能力，不过足以使某个动物更能够防范巨大的或突然降临的厄运。”而忧伤情绪同样如此，达尔文写道，有时候正是忧伤而非愉悦情绪“使动物专注于进行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活动。”如此看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抑郁症的存在本身并不稀奇──毕竟人的精神与身体一样很容易出些故障，问题是抑郁症流行程度使人担忧。大多数精神疾病都极为罕见，比方说精神分裂症罹患人数不超过总人口的1%，但抑郁症却像流感一样无处不在。每年有7%的人会受到程度不一的恶劣精神状态折磨，这种痛苦使人不愿意做任何事情。患者不是食欲不佳就是暴饮暴食，性爱也失去了吸引力，睡眠更成了徒劳的苦差事，即使工作完成得越来越少也总是疲惫不堪，更严重者甚至考虑结束自己的生命。

抑郁症往往困扰患者多年，而且似乎还能够遗传给下一代，这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如果说抑郁是一种精神上的紊乱，那么人类进化过程中显然出了错，否则这种妨碍生殖繁衍（抑郁使人失去性欲、考虑自杀）的疾病何以如此泛滥？不知何故，现代人似乎更容易陷入阴郁情绪，需要依赖药物才能生活下去。

可能成立的解释是：抑郁存在某种神秘的“意义”，而我们使用的药物治疗反而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就像发烧能提高体温，产生更多白血球，帮助免疫系统与感染进行斗争一样，或许抑郁也是一种人类对痛苦的一种适应性反应，或许达尔文的推测是对的──抑郁的确使人饱受折磨，但并非毫无益处。

安迪·汤姆森（Andy Thomson）是维吉尼亚大学的精神病专家，他略显瘦削、颧骨突出，留着不太整齐的花白胡子。过去32年里，汤姆森一直在夏洛茨维尔诊治抑郁症患者，他接触的病例大多都属于使其他医生束手无策的疑难问题，其中许多都已经尝试过多种治疗方案，对汤姆森的治疗也并不抱太大的信心。年初我跟汤姆森见面时，他不断查看手机有无新邮件，显得十分担忧，因为一位病人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定期用邮件汇报近况。他说：“这么多年来，我仍未对治疗精神病患感到成竹在胸，或许这是因为每个病人的情况都是独特的。这和生理上的疾病不同，比如说你弄懂了一例缺铁性贫血，你就知道如何诊治其他患同种疾病的病人，可我接触到的精神病患每个人的病因却各不相同。”

汤姆森从90年代后期开始对进化心理学产生兴趣，该学科假定人脑是在漫长的进化史中形成的，试图从自然选择的角度解释人类思维的各种特点。人生来并非空白画卷，而是一次次不完美的适应性进化的产物，我们的大脑和思维方式或许是为满足更新世（公元前180万年至公元前1万年）非洲稀树草原上的原始狩猎采集者的需求而形成的。进化心理学的细节仍颇具争议──要证明上百万年前的事情谈何容易，但其基本前提广为主流科学家接受。人脑的构造是由进化“雕琢”而成这点已经没有什么争议，研究者更关注的是这种“雕琢”何时以何种形式完成，以及我们的哪些精神特征是适应性进化的产物，哪些则出自偶然事件。

汤姆森2004年与维尼吉亚联邦大学的进化心理学家保罗·安德鲁斯（Paul Andrews）会面，后者长期以来对抑郁症悖论──一种后果如此严重的精神疾病何以如此普遍，也很感兴趣。安德鲁斯喜欢在开始谈话前在草稿纸上写下提纲，他说：“这是个非常微妙的话题，我不希望轻率地发表言论”。

分析性思维反刍假说

两位学者就抑郁的进化根源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从抑郁症患者的基本特征：思维反刍（rumination）开始着手研究。近几十年来，精神病学界将思维反刍看作是一种危险的心理习惯，因为这种思维方式使人反复关注自己的缺陷和问题，延长了消极情绪持续的时间。美国著名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在其短篇小说《抑郁的人》中，翔实的描述了一位陷于思维反刍中不能自拔的抑郁症患者的心路历程，该文格调灰暗，充斥了自我厌恶情绪，读起来乏味而费劲，不过这正是华莱士的意旨所在──抑郁性的思维反刍没有什么复杂难解的，只有忧伤情绪的无尽反复。华莱士本人受严重抑郁症困扰多年，并在2008年因此自杀。

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苏姗·诺伦-霍克西玛（Susan Nolen-Hoeksema）指出，有“思维反刍倾向”的人不仅更容易变得抑郁，在意外事件带来的压力下也更容易惊慌失措。比方说，诺伦-霍克西玛在研究中发现，1989年加州洛马普列塔大地震发生后，自认为有思维反刍习惯的洛杉矶居民明显表现出了更多抑郁症候。此外许多测试证明，思维反刍还可能引发认知障碍，抑郁症患者很难强迫自己关注别的事情，因此记忆力和执行能力测试的结果都较差；不过一旦受测试者成功地转移注意力而更好的专注于测试，这种认知障碍就消失了。这类研究使思维反刍被视作一种一无是处的悲观主义，纯属精力浪费。

至少在安德鲁斯和汤姆森开始研究抑郁症悖论前，这种看法是科学界的共识。但从进化心理学角度来看，两位学者把思维看做一种精密调试过的机器，不会轻易陷于程序错误，因此怀疑思维反刍是否据有某种内在意义。他们首先观察到，思维反刍往往是对某一特定的精神打击的反应，比如说亲人去世或失去工作。（达尔文是在长女安妮因罹患猩红热早逝开始陷于悲痛无法自拔。）尽管精神病学“圣经”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只要求在诊断抑郁症时考虑亲人去世等重大事由，但很明显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也是精神疾病的重要诱因。安德鲁斯表示：“思维反刍当然并不令人愉快，但它是对某种真实的挫折的反应，认为大脑会无缘无故失控是说不通的。”

举离婚引起的抑郁为例，思维反刍可能会围绕悔恨（“我当初真不该娶她/嫁给他”）、反复思考假设情景（“要是我没有外遇该多好？”）或对未来的焦虑（“孩子们会不会受影响？我会不会要给一大笔赡养费？”）展开。尽管这类思绪会加重抑郁程度，安德鲁斯和汤姆森揣测它们是否也会帮助人们为独身生活作准备，或者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安德鲁斯描述道：“我开始想如果几个月的抑郁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社会关系，比方说让你意识到你以前太刻板冷淡，需要改正，这些在抑郁过程中产生的可能很有价值的见解，是否会使几个月的抑郁显得利大于弊？”

安德鲁斯和汤姆森的看法在现代科学界显得有些激进，在历史上却不乏共鸣。亚里斯多德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曾说过：“所有在哲学、政治、诗歌和艺术上有非凡天才的人，包括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忧郁成习，有些甚至患了忧郁症。”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匠约翰·弥尔顿在其诗歌《沉思的人》中高呼：“欢迎啊，最神圣的忧郁！/你崇高的面容太过明亮，/以致不适宜人类的目光。”

不过安德鲁斯和汤姆森对格言或诗歌没有兴趣，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证明思维反刍可能使处理生活中的困难的结果改善。他们首先推测抑郁者的核心问题──无法感受到快乐或对食物、性爱及社交失去兴趣，可能有增加生产力的副作用，因为这使抑郁者的精力从紧迫的问题上转移的可能性降低。

他们指出，精神高度集中的能力依赖于腹外侧前额叶皮层（VLPFC）的作用，该大脑区域位于前额后几英寸，与概念性知识和动词变形等多种思维能力相关，但对维持注意力集中尤为重要。该区域的神经元必须持续工作才能让我们专注于重要任务，而不是轻易被无关信息干扰。

一些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的大脑VLPFC区域活动增加（通过血液流量间接估量），使其能够更好地集中注意力于重要问题。安德鲁斯和汤姆森还指出，这解释了为何抑郁症患者在记忆力和执行能力中表现较差，因为他们忙于思考生活中真实存在的问题，无暇分心于人工的测试──他们的VLPFC区域没空关心这种不重要的事情。人的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抑郁的神经作用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

VLPFC区域的活跃除了能集中注意力外，还带来极具分析性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思维反刍很大程度上通过工作记忆进行，工作记忆就像是大脑中的便笺本，使我们得以“加工”记忆中的各种信息。不管是在进行复杂的运算还是在为感情破裂而追悔莫及，当人们依赖工作记忆时，其思维方式更为深思熟虑，能把复杂的问题分解成简单的部分来思考。

坏消息是这种深思熟虑的思维进程缓慢、令人疲劳且容易分心，前额叶皮层往往很快就疲劳了，放弃继续集中注意力的努力。安德鲁斯和汤姆森将抑郁视作一种增强虚弱的分析性思维技巧的机制，低落的情绪和VLPFC区域的激活是一种“相联系的系统”，其“存在目的就是为了高效地分析引发抑郁的复杂生活问题”。如果抑郁不存在──即如果我们不以无休止的思维反刍来应对压力和创伤，我们解决这些难题的可能性就更小。简而言之，智慧并不廉价，而我们以精神上的痛苦付款。

曾有一位年轻的助理教授接受汤姆森的治疗，他因在学院的前途面临困难而陷入抑郁。汤姆森称：“他过去一直习惯于轻易获得成功，现在却遇到了困难，我向他解释清：他需要一段时间想好下一步怎么走。问题不解决，就像是芒刺在背，精神上的痛苦自然也无法解决。”这位病人是否应该另谋高就？彻底离开学术圈？还是留下来试图解决问题？在接下来几个周里，汤姆森帮助病人分析自己的处境，仔细揣摩各种选择的优劣，“我们一次分析一个变量，最终得出结论，他面临的问题无法解决，离开是唯一的选择。想通之后，他心情就舒畅多了。”

心理学界反响两极分化

安德鲁斯和汤姆森在《心理学评论》2009年7月号上发表的相关论文长达3.6万字，在心理学界激起了两极分化的反响。纽约大学教授杰罗姆·韦克菲尔德（Jerome Wakefield）热烈赞扬该论文是“重新评估抑郁的极端重要的第一步”，韦克菲尔德专长于临床心理学的概念建构；另一些心理学家则认为该论文只是不负责任的猜测，是在“给人类承担的痛苦辩护”。布朗大学心理学和行为科学教授彼得·克拉默（Peter Kramer）称其为“一架由很多不牢靠的阶梯组成的梯子”，站不住脚。克拉默长期以来一直是抗抑郁药物的拥护者，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神奇百忧解》详细记载了患者服用百忧解后病情的巨大改善。克拉默批评“浪漫化”抑郁症的倾向，将其比作19世纪文学家对肺结核的美化。他认为安德鲁斯和汤姆森忽视了多种不符合其进化心理学理论的抑郁症变体，“这份研究对长期抑郁及其引起的自我痛恨、无助和循环性的思维反刍只字不提。脑卒中后抑郁呢？老年抑郁症呢？极端严重的抑郁呢？”克拉默认为对社会压力的健康反应与抑郁症患者的反应截然不同，不容混淆。他写道：“抑郁与悲伤并不是一回事儿，而是一种令人压抑的感觉的单调化。”

即使是赞同安德鲁斯和汤姆森的“分析性思维反刍假说”（ analytic-rumination hypothesis）的科学家也对该理论的细节持怀疑态度。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埃德·哈根（Ed Hagen）正与安德鲁斯合著一本新书，他表示尽管安德鲁斯的这一假说使他相信某些抑郁症候确实能够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仍不确信这种假说能为抑郁的起源提供充分解释。哈根指出：“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往往不打扮、不洗澡，甚至不上厕所。他们对子女的关注也严重不足，以至危及后代的生存。”这些行为严重影响了该个体的健康和繁衍，这种巨大的代价不是“更多不受干扰的思考时间”就能够补偿的。

密歇根大学心理学家兰道夫·奈斯（Randolph Nesse）则指出，像抑郁症这样复杂的心理障碍很难有简单的经化心理学解释。事实上分析性思维反刍假说只不过是众多试图解释抑郁症为何如此常见的假说之一，比方说，有“求助说”，即认为抑郁是引起亲朋好友帮助的一种方法；有“失败信号说”，认为在争夺社会地位失败后的绝望感可以避免失败者进行无谓的反击，从而增加生存下来的可能性；还有“抑郁现实主义说”，一些研究表明患有抑郁症的人士对现实的认识更为清晰，在预测将来的结果方面也更准确。这几种假说都有相应的科学支持，但都不足以单独解释抑郁症。奈斯称，列举这些例子是为了表明，忧伤与快乐一样有着多种功能。

奈斯欣赏分析性思维反刍假说，但认为这种理论未能重视抑郁症的异质性。安德鲁斯和汤姆森将抑郁比作帮助人类抵御感染的发烧，但奈斯认为将抑郁比作慢性疼痛更为准确，慢性疼痛同样可能因多种原因发生。“有时候疼痛有其机体上的缘由，例如说你跌碎了盘子，碎片扎到了手，这时候疼痛感能帮助你意识到问题所在，并解决它。然而很多时候慢性疼痛显得无缘无故，疼痛本身成了人体机能障碍。”

安德鲁斯和汤姆森回应这些批评称，他们认识到抑郁症是个外延很广的概念，是多种多样症状的集合概念。尽管分析性思维反刍假说或许可以解释因“迫切事由”引发的压力而抑郁的患者，却无法解释为何有些人没有明确的理由就罹患抑郁症，以及为何有些人在不幸事件发生后多年也无法释怀。汤姆森指出：“我们说抑郁可能是有意义的，并不意味着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用，有时候抑郁症状可能完全失控。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将抑郁看成一种必须避免或治疗的东西，我们太过急切于消除抑郁症歧视，无形中却反而开始歧视忧伤情绪”。

对汤姆森来说，这种关于抑郁症的新理论直接影响了他的医疗实践。他表示：“这是我鉴定理论的‘石蕊试纸’，即：这些理论能帮助我更好地治疗病人吗？”最近几年里，汤姆森减少了抗抑郁药物的用量，因为他现在认为有时候药物会干扰真正的恢复进程，使人们更难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他说：“我记得曾有位病人对我说她需要减少抗抑郁药物用量，我问她药物是否有效，她的回答我永远也忘不了。她说：‘没错，药物效果非常好，我感觉好太多了。问题是我现在还是没有跟那个酗酒的混账东西离婚，只不过药物让我觉得现在可以忍受他了。’”

这个例子的关键是该女士的抑郁情绪源于实际问题；她的痛苦并非无源之水。尽管药物能使她感觉更好，但如果实际上得不到解决，抑郁症就不会真正治愈。最近的一些学术研究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这些研究对抗抑郁药物的疗效，特别是对中度抑郁症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了调查。范德堡大学的心理学家史蒂芬·霍仑（Steven Hollon）在200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他发现在停药后一年内，76%的抑郁病患者会旧病复发。与之相反的是，那些进行过认知性对话治疗的精神病患者的复发率只有31%。霍仑的发现也并非一家之言，数个其他研究均发现使用药物治疗的抑郁病患者的复发率几乎两倍于接受认知性行为治疗的患者。“高复发率表明，药物实际上未能解决任何问题，”汤姆森说。“事实上，药物似乎在干扰解决的方案，因此患者未能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我们最终只能让患者一直坚持服药。这就像病人因感染细菌而发烧，医生却只治疗发烧而不管感染这一病因。”

汤姆森描述了一位接受其治疗的大学生。“很明显这位病人非常痛苦，”汤姆森说，“他睡不着，看书也看不进去。他要面对很多的家庭问题”──他的父母最近离婚了，“他的父亲要求他继续读研，给了他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位患者有抑郁病的家族史，因此标准的治疗方法是让他定时定量服药。在几年前，我也是这样做的。”

不过，汤姆森决定帮助这位学生自己解决问题。“你要尝试做的就是加速思维反刍的过程，”汤姆森说，“一旦他们了解到自己需要解决的困境，他们差不多马上就会感觉好很多。”他表示最近的一份研究也支持自己的观点，该研究发现“表达性写作”（要求抑郁症患者就他们的感觉进行写作）会使病情发作的时间大大缩短。汤姆森认为，原因在于思考可以提高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写作正是思考的一种方式。“这并非意味着会出现一些治疗奇迹，”他说。“在很多个案里，康复过程是长期和艰难的。我也是这么对这位年轻的学生说的。我说‘我知道你很痛苦，我明白这些问题的解决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我会帮你解决它们的。’”

消极情绪不无裨益

现在就对分析性思维反刍假说下定论还为时尚早。没有人知道抑郁症是否真是适应性进化的结果，或许安德鲁斯和汤姆森只是提出了又一个“就是这样的”理论──即听起来很聪明，却无法证明的进化论解释。尽管如此，他们的设想是目前科学界对消极情绪进行的重新评估的一部分，一直以来这些情绪都被认为是应当被避免的。最能体现这种否定忧伤情绪的态度的例子是正向心理学的兴起，该领域的学者专注于研究如何获得快乐。他们推出了《幸福又如何》和《真实的快乐》等多本畅销自助书籍，希望能勾画出“持久的满足”和“获得想要的生活”背后的科学规律。

但是，关于消极情绪的最新研究却表明与忧伤相伴的是一系列益处，即使最不愉快的感觉也有其重要目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大学社会心理学者乔·福加斯（Joe Forgas）多次在试验中证明，在复杂的情况下消极情绪能帮助作出较佳的决策。究其原因，福加斯认为情绪和认知两者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忧伤促进人们“作出最佳的信息处理策略，从而应对较为复杂的情况。”这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忧郁的测试者能更好的判断流言的真伪及回忆过去的事情，此外，他们在对待陌生人时也更客观。

去年福加斯离开实验室来到悉尼郊区开了一家小型文具店进行调查研究。他进行的测试很简单：将玩具士兵、塑料动物和微型轿车等各种各样的饰品, 放置在收银台附近，当顾客离开时，福加斯就会测试他们的记忆，要求他们尽可能的将看到的东西列出来。为了控制情绪的效果，在阴沉、下雨的天气进行调查测试时，福加斯会在店里播放威尔第的《安魂曲》；而在天气情况的日子，他将使用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歌曲。测试的结果很明显：情绪低落的顾客记忆的东西是其他顾客的四倍。潮湿的天气使他们感伤，而感伤的情绪也使得他们更加留心、观察力更加敏锐。

基于上述现象，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何抑郁症患者与创造性产品之间有着惊人的相关性。神经系统科学家南希·安德里森在一个研究中，对爱荷华州作家协会的30位作家精神状况进行了调查，80%的作家符合某种抑郁症的诊断标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凯·雷德菲尔德·杰米森也就类似的主题对英国的作家和艺术家的生平进行了调查，该调查发现成功人士罹患严重抑郁症的概率是普通人的八倍。

为什么心理疾病会与创造性如此紧密相连呢？安德里森认为某种“认知性风格”能够帮助人们更加容易的创造出艺术作品，而抑郁症与这种风格紧密相连。安德里森指出，在创作过程中，“坚持是最重要的品质之一。”根据爱荷华州的调查，安德里森发现“成功的作家是像职业拳击手一般尽管一直遭受打击，但从不放弃的。他们会坚持到成功。”尽管安德里森承认精神疾病是一种负担，但她同时指出许多创意得益于对目标持续不懈的“病态的”追求。“不幸的是，这种思维模式常常与痛苦不可分离。”

抑郁症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症状是自我厌恶。当精神病患者陷于思维反刍螺旋中时，他们常常忽略自己的成就；他们的脑里唯一关注的就是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尽管这种情况常常与退却和沉默(不愿与他人交流)联系在一起，但有证据显示不愉快的精神状态实际上可以帮助提高我们的表达能力。福加斯说他曾发现感伤能帮助人们表达出更清楚和更有说服力的句子，而消极情绪“促成一个更具体、更适合且最终更加成功的交流方式。”因为忧虑使我们对自己的写作更加挑剔，更在乎词句是否完美。正如法国著名思想家罗兰·巴特所说：“能成为创造性的作家是那些认为写作是个问题的人。”

这一系列研究促使安德鲁斯亲自去进行试验，他希望能藉此更好地理解消极情绪和提高分析能力之间的关系。他找来115名大学生进行著名的瑞文推理测验，结果首先发现并无抑郁症的学生在参加测试后出现“抑郁现象”增多的现象。换句话说，仅仅是一个抽象性的问题都能引起注意力恍惚，并导致出现感伤情绪。至于我们是在解数学方程还是因某事而伤透了心，这都不重要：对专注的分析离不开对感伤的分析。这表明抑郁症是正常思考过程的一种极端形式，就像磁铁与金属一样，阴郁情绪使我们专注于面临的的问题。

但是这种紧密联系有用吗？意气消沉真能帮我们解决问题吗？安德鲁斯发现抑郁的效应和测试者智商测试的结果存在着重大的联系：情绪较低落的人得分更高。安德鲁斯说：“结果很明显：抑郁的影响使人们思考得更好。”当然，要说服人们接受自己的痛苦，拥抱阴郁情绪的“滋补”绝非易事。只强调抑郁有其意义或者说感伤会使我们聪明，而将其可怕的方面略过不谈是片面的。毕竟，尽管发烧对我们也有好处，但是我们仍然要吃药让它退去。这就是进化的悖论：即使痛苦是有用的，尽快脱离这种痛苦仍是生物最强大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