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溪，是开创和承载古代三峡文明的殊胜之地。
跨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伴随改革开放的足音，一股研究巫文化的热流在这里涌动。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把目光投向巫溪历史的深处，搜寻巫文化的原始基因。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巫文化的神密面纱慢慢掀开，巫文化的粗犷真容渐渐显露。
起源于早期原始社会的巫文化，是我们远古祖先幻想依靠巫的“超自然力”，用歌舞的形式和卜筮的方法娱悦魂灵，沟通鬼神，使之驱赶致病作祟之妖邪，保护氏族、村社及其成员、牲畜和作物不受损害的文化形态。这是在生产力极低的情况下产生的人类文化，是具有原始审美价值的人类文化。
一、 巫文化的悲剧式命运
检阅历史要籍，浮想万年春秋，仿佛看到巫文化像一朵瑰丽奇葩，在远祖先民开榛辟莽耕耘的中华文明古土上经久绽放。它让以北京山顶洞人为代表的先民们，嗅到了人类文明的芳香，看到了农业文明的曙光。不幸的是，这朵原始文化之花，却随着社会的进步，在变异的繁衍中，被自己的民族玷污了，扭曲了。在“巫”的面具下，巫术成了正邪兼备的文化形态。更为不幸的是，这朵原始文化之花，后来竟被不分良莠的人一概否定，在“装神弄鬼”的斥责声中打入禁区，一度成为“封建迷信”的典型符号。“谈巫色变”一词，成了前人留给巫文化的一句谶言。
时代为我们提供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机遇。扬弃巫文化、创新巫文化，让巫文化在返朴归真中踏入现代文明之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改变巫文化悲剧式命运的最好选项。为此，有必要对巫文化的概念及内涵从两个方面加以区别。一个是原始巫文化或原生巫文化，一个是衍生巫文化或变异巫文化。前者是指原始社会创造、后来社会充实了健康内容的巫文化;后者是指经过移花接木、被扭曲变态的巫文化。原始巫文化“曾是真理和自由的母亲”。(1)而衍生巫文化则“被用作装神弄鬼进行欺骗的工具。”(2)两者是不可以混淆而论的。
在人类历史上，巫文化是随着原始人的思维、情感和语言的产生而形成的，它为宗教和科学的发展培育了最早的细胞。原始社会受生产水平低下、科技知识幼稚的制约，作为文化现象的人的认知思维、认知方式和认知行为，也必然是低下的、幼稚的。但是，如同人的童年一样，人类童年的文化现象虽然在今天看来有些怪诞，但却想象奇特，内容丰富，形式庄严，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体和摇篮。不理解人类原始巫文化在人类原始时代的积极影响，就难于理解不少历史现象和神话传说。从这个意义上看，原始巫文化应当是中国的根文化、母文化、原文化。
巫文化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蜕变的。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万物有灵、人神相通的巫文化及其浪漫瑰丽的色彩，并没有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向前发展，反而被转化为封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经过《易经》的归纳而升华为哲理，又经过‘谶纬’而更富神密色彩，再通过道教在民间广为传播，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3)巫文化与封建文化的有机融合，注定了巫文化的悲剧式命运。
二、 巫文化的原始人诉求
历史走到今天，当我们破除禁区、剔除杂质后发现，巫文化博大精深，麟凤龟龙，蕴涵十分厚重。它的优质内核之所以源远流长，是由其内在动因、生存土壤与朴素品格决定的。
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那个时期抚慰人类心灵的精神家园。作为准宗教现象之一的巫术，虽然尚不涉及神灵观念，不同于把客体加以神化，并向其敬拜求告的宗教，但却幻想依靠“超自然力”对客体强加影响和控制，使人类和自然和谐相处。原始人的生存诉求，是“天人合一”观念和人本思想的萌芽，是人类对保障自身安全的根本愿望与核心价值。我们现在讲的人文精神，是指把人的地位、尊严、价值、权利、自由和发展放在首位关怀的社会文化情操。考古发现早已证明，已经具备了思维、情感和语言功能的原始人与现代人比较，对人文情操的认同，只有深浅的差异，没有本质的区别。
旧石器时代晚期，虽然传统的石器工具不断推新改进，但原始人的生存安全环境并没有明显改善。自然灾害让原始人手足无措，疾病威胁让原始人惶恐不安，猛兽突袭让原始人猝不及防，族群冲突让原始人面临伤亡。对于诸类尚不能认识理解的天灾人祸，人类迫切渴望有一种力量能够帮助自己驱除灾难，摆脱厄远。于是巫和巫术便随顺势而生。在原始人看来，只有巫和巫术才能实现他们的生存诉求和精神寄托，为其生命本原注入力量，达到天人通和，相互感应。
巫是与巫术同步产生的社会分工，是各种行使巫术者的泛称。在原始社会各部落一般皆有，所用名称各异，具体形式亦有区别，基本职能大体相同。因为能行使巫术，预测吉凶，趋福避祸，逐魔治病，巫受到先民的普遍尊重，成为族群的头人或决定族群命运的智人。阶级社会出现后，拥有巫术的巫、史属于享有重要政治地位的国家职官。具有较高知识的巫和史，“都代表鬼神发言，指导国家政治和国王行动。巫偏重鬼神，史偏重人事。巫能歌舞音乐与医治疾病，代表鬼神发言主要用筮法。史能记人事、观天象与熟悉旧典，代表鬼神发言主要用卜(龟)法。国王事无大小，……必须得到巫史指导才能行动”。(4)春秋战国之后，巫的地位衰落，巫术的地位下降，巫和巫术向民间渗透。在统治者的诱导利用下，巫术逐渐沦为封建迷信活动的一股重要力量，从根本上丧失了其先进文化的品格。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进程中，任何时期的文化都是一个不断积累沉淀的过程。巫文化植根于原始社会的土壤之中，涉及人的生存诉求、思维习惯、情感记忆、价值认同和审美意识，蕴涵着“以人为本”的文化内核。尽管后来的衍生巫术、变异巫术使巫文化深陷污沼，但巫文化的优质基因却以不同方式，活在我们民族的生活与记忆之中。即使近现代以来，物质生产和科学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良莠并存的巫文化影子在中国大地上并未消失，在一些不发达的偏辟地区尤其如是。
三、 巫文化的大巫山基因
巫、巫术、巫山缘何以“巫”冠名，学界观点虽有小异，但无大歧。概括而言有以下三说：一是因大巫山山形交错酷似“巫”字而得名。(5)二是因巫咸封于此山而得名。(6)三是因“群巫所从上下”而得名。(7)以上三说虽然立据不同，但共通之处在于一个“巫”字，即认同大巫山地区(含巫山、巫溪)是巫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巫溪宝源山是巫文化的核心区域和巫咸故里。巫文化就是从这里走向巴山楚地的。
关于巫文化何以发轫于巫山地区，《山海经》多有记载，为该书校注的古今学者数以十计。东汉之刘歆，东晋之郭璞，清代之毕沅、郝懿行，当代之袁珂等人，都有注释善本。其中长于卜筮的术数大师郭璞对《山海经》的理解，对巫咸国的定位，对群巫上下于登葆山的确认，为后人的探索奠定了基础。袁珂先生参照新的资料佐证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探微钩沉，把《山海经》的校注推进了一大步。他关于《山海经》中的“登葆山”、“灵山”即今巫溪宝源山的推论，已为多数学者所认同。由此，也对巫文化的基因萌发于巫溪找到了地理依据。唯物史观认为，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必须是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的共同进步。远古巫溪地区具备这两个方面共同进步的条件，从而为巫文化的坐胎发育提供了最为滋润的环境。
首先，这里有孕育巫文化的天时条件。巫溪地处亚热带暖湿季气候区，四季分明，日照充足，气候湿润，岚雾缭绕，年平均气温18度左右，年平均降水量大于1300毫米，低山河谷地带年均霜日仅11天。这样的立体气候，可谓温湿两宜，居之无忧。但山高林密、封闭内向的环境，以及瘟疫疾病难以抗拒的威胁，又迫使原始巫溪人在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中寻求灾难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于是巫和巫术的出现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现象。
其次，有孕育巫文化的地利条件。巫溪素有“峡郡桃源”之美誉，是大三峡腹地最原始最神奇的一方净土，盐、药资源亘古不绝，神秘气氛驱之不散。宝源山境层峦叠嶂，大宁河岸翠林密布;登高四顾，幽谷纵横，芝草繁生;山腰盐泉破壁喷瀑，浪溅似雪，昼夜不停。若非亲眼所见，对巫文化、盐文化、药文化源出此山，着实难以置信。毕生致力于巫文化研究的学者汤绪泽认为，“没有大自然造就宝山(《山海经》称‘登葆山’、‘灵山’—汤注)的自流盐泉，以及宝山四周连绵起伏的药山，……就不可能发生古代以巫咸为首的十巫活动中心的人文历史，也就不可能产生‘巫山’、‘灵山’的称谓。”(8)这个逻辑是站得住脚的。目睹寿齐日月的盐泉，吟咏古人“一泉流白玉，万里走黄金”、“利分秦楚域，泽沛汉唐年”的诗句，让人对巫溪的神奇魅力和往日繁荣生出无限的遐想。盐泉对面“盐马古道”的遗跡，仿佛还回响着纤夫的号子，残留着驮马的蹄痕。6800多个栈道石孔的断崖上，两千多年前的几十具悬棺静静地躺在那里，看着永不停歇的大宁河，把巫歌的天籁之音从远古带向未来。
再次，有孕育巫文化的人和条件。在人类发展史上，“逐草而居”、“逐水而居”、“逐耕而居”代表着不同的地域文化。巫溪地区不仅具有以上逐居条件，还有“逐盐而居”、“逐药而居”的优越之处。草、水、耕、盐、药这些极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必然会使巫溪地区先民的智力发育、生产能力和生活方式高于周围地区。不难想象，和谐的氛围、充裕的食物、安逸的生活应当是当时族群文明的主旋律。迄今为止，遗址和史籍亦未见此地发生战争的记载和兵燹之灾的痕迹。在这个前提下，巫文化在这里繁荣昌炽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 巫文化的娱悦性表象
巫文化的娱悦对象是鬼魂和精灵。巫或以歌舞迎颂善良的鬼神，使之上天言好事，下地降吉祥;或以歌舞驱逐邪恶的鬼神，使之不祸人，不害畜，不殃及稻谷作物，达到庄子所讲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和合境界。为了实现美好愿望，我们的祖先在造字之时就表达了这种寓意。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像人两袖舞形”。《辞海》亦解释巫是“古代能以舞降神的人。”从河南信阳楚墓出土的女巫张臂疾呼的舞蹈绘像，证实女巫的舞姿与许慎和《辞海》所说吻合，给人留下了舞蹈是巫文化的主要表象的联想。《尚书》、《吕氏春秋》等典籍也记载，从尧舜禹到夏商周，无论占卜、祭祀、婚娶、丧葬还是医疾患、观天象，都要舞之歌之。只有这样人才能与神灵沟通，使之清楚并服从人的意愿。
巫歌是原始巫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象，也是一种原生态的古老诗歌。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文化遗址中不断发现的陶埙、骨哨、陶钟等原始乐器看，原始音乐与原始民歌如同并蒂莲花，曾经在华夏大地上久开不衰。被《诗经》收入的“国风”就是周代十五个诸候国民歌的总称。而“楚声”则是战国时代享有美誉的楚国民歌。“楚俗好巫风，巫又往往是领唱或领舞者，楚声中的民间祀神曲《九歌》，就是巫在祀神时表演的歌舞曲。”(9)《离骚》、《九歌》、《天问》等绮丽曼妙的诗歌，也是屈原在吸收巫歌巫风大量元素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再加工的千古绝唱。
舞蹈是巫文化的主要载体和表象。它同音乐一样，曾经是原始人抒情达意的最基本的艺术手段。考古发掘表明，我国的歌舞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也正是巫术的萌芽时期。“舞”字在甲骨文中写成像人拿着牛尾巴跳舞，而甲骨文中的“巫”字，则像天地之间一巫一觋长袖挥舞。这些写法正是许慎《说文解字》的训诂依据和形象解读。虽然两字发音相同，写法有异，但按汉字“象形、象事、象意、象声”之表意性特点要求，两个字都能反映出原始人双足跳跃，引吭高歌的欢快情态。《诗·小序》在描写氏族成员酷爱歌舞时写到：“风化之所行，男女弃其旧业，幽会于道路，歌舞于市井。”足见那时歌舞聚会的盛况，已经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
原始社会的劳动、战斗和宗教活动都是集体的，反映这种生活方式的歌舞也是集体的，大规模的，有些图腾舞蹈甚至是全氏族男女老少一起行动。大家模仿信奉的某种生物或祖先的声容姿态，祈求他们的魂灵保护。更为可贵的是，在有的文献中还有关于原始人的傩舞身影。据《古今事类全书》卷十三记述：“昔颛頊氏有三子，亡而为疫鬼。……于是以岁十二月，命祀官时傩，以索室中而驱疫鬼焉。”这种傩舞的遗存在巫山巫溪地区至今仍不难觅。只不过它已不是驱鬼逐疫的巫术，而是逢年过节时群众自娱自悦的傩戏。其内容与表演不仅有鬼魂精灵的神话故事，更有男欢女爱的浪漫风情。其时舞者不知疲，观者不知倦，绚丽多彩的面具造型与生动形象的舞姿神态，成为巫文化遗存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五、 巫文化的多向化流变
从历史典籍提供的信息看，巫文化是沿着主流化、边沿化、解体化的轨迹演化流变的。
在巫术形成初期，巫的职能是行使巫术，平时同氏族其他成员没有大的区别。随着社会生产的进步，巫既是沟通天地、交往魂灵的组织者，又是推进文化创新的引领者。这个漫长时期，头上熠熠生辉、手握决断权柄的巫，在领唱领舞部族成员的同时，也为传承巫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巫文化的边沿化，是在我国进入奴隶制社会之后。但由于巫文化的长期浸淫，即使到了殷商时期，王朝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靠巫治国。《尚书·君奭》记载，辅佐商汤六个身居相位的人，就有巫咸、巫贤两个巫。随着文字的发明，巫、史分工更为明确，巫的权力也越来越小。东周时期天文历学显著进步，世俗良医用药治病，战争胜败靠人靠力决断。诸如此类现象，使人逐渐感到天命鬼神的虚幻，巫及巫术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随之动摇。在这之后，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人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更为深刻，巫也逐渐地有名无实，以致于成为无职无权的祀官和王室精神空虚的陪伺，有的甚至成为皇权的打手。周历王“令卫国神巫监视国人，随意杀戮，禁阻说话”就是实例。(10)由于被扭曲的巫术能为封建统治者利用，巫权虽然没落，但巫术依然风行于朝野。甚至秦始皇在焚书坑儒的法令中还强调，“聚谈诗书的人斩首，是古非今的人灭族，只有医药、卜筮、农作书不禁。”
巫文化的衰微是随着巫集团的解体和分化而出现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主张，废黜百家，独尊儒学，把道、名、法、阴阳五行等各家统一于儒家，使《春秋公羊学》成为最通显的儒学。自此肇始，本来已被边沿化的原始巫文化名存实亡，巫术日渐走邪，巫也多方向地分解。一些巫弃巫从仕，踏进做官的行列;一些巫靠拢儒家，成为儒门学人;一些巫建宗立教，以宗教的名义从事巫术;而更多的巫则通过占卜、祭祀、算命、相术、测字、看风水等方式向民间渗透;还有些巫甚至附庸邪恶势力，成为祸害一方的黑道帮凶。
新中国成立后，巫术的消极面虽得到遏制，但由于科学知识缺失，文明程度不高，有些地区的神汉、巫婆乘机重操旧业，装神弄鬼，以化凶为吉、禳灾祈福为名骗人骗财。尽管这些玷污社会风气的消极现象屡经禁止，但实际上并未彻底根绝。这是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必须时刻警惕并坚决扫除的文化垃圾。
六、 巫文化的创新观构建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同时强调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三大功能，这表明我们党对文化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巫文化的创新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文化创新是软实力的创新。文化创新不能离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固有传统，固有根本。否则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就会丧失文化特质。同时，文化创新还必须立足于时代，立足于生活。否则创新会成为抽象的符号。基于这些想法，巫文化的创新观构建似应有以下内涵：
扬清激浊，分辨是非，为巫文化定位正名。我们所说的巫文化是展示原始神韵的巫文化，净化心灵的巫文化，而不是封建迷信的神文化、鬼文化。在发掘原始巫文化元素时，对群众喜闻乐见，已经演绎为民风习俗的巫文化元素，要特别注意珍护。对良莠并存的巫文化现象，从内容到形式加以慎重区别，千万不可一概而论，一口否定。只要坚持以人为本，有利于和谐社会，有利于经济发展，都应支持其继承弘扬，不断推陈出新。
组织力量，发掘传统，为巫文化重组基因。巫文化的基因要到文化遗址中找，到古史典籍中找，到民俗文化中找，到群众生活中找，到释道仪规中找。现代文明脱胎于原始文明，创造原始巫文化的祖先并不懂什么叫迷信，更不知道他们本以为神圣的文化被后人扭曲。他们只是以丰富的想象、古朴的表意和庄严的神情，营造自己的精神家园。这应当成为今人创新巫文化的基本态度。原始巫文化内涵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向往文明的精神，崇尚自然的精神，勇于求索的精神，自强不息的精神，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更是留给志存高远学者们的文化富矿。只要穷经皓首的努力，假以时日，一定能让更多的巫文化元素展现在世人面前。
立足当前，着眼将来，为巫文化搭建载体。为了使巫咸故里成为汇聚人文山水、贯通古今文化的“生态巫溪、诗意巫溪、和谐巫溪”，巫文化的创新必须构建工程化、项目化、具体化的操作层面，走出开放与融合并举的路子。凡是能够多方汲取的外来文化元素，都可纳入巫文化的整合之中;凡是有让巫文化走出县门、走出省门甚至走出国门的机会，都要抓住不放。云南丽江的巴东古乐可以做到，新疆喀什的刀郎舞蹈可以做到，巫溪当然更有条件做到。因为巫文化是全世界原始社会人类都曾有过的文化现象。在这样的原始巫文化氛围中，没有不同阶级的对立，没有意识形态的争论，没有抱怨大自然的牢骚，只有对生存的诉求，对合谐的渴望，对未来的寄托。这是惠及当代、恩泽后人的大善之举。
巫文化的源流之漫长，内容之奥秘，传播之广泛，对中华文明延续之重要，都是今人需要下功夫探索的问题，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在“文化寻根”中看到古老巫文化的真实面孔，才能让原始巫文化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诚如巫溪县委书记郑向东同志在《中国·重庆华夏巫文化论坛》结束时所言：“远古的巫文化已经为我们打开一扇窗口，开启了文明的道路。当今的巫文化也会为我们找回幸福的感觉，找到依托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