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版的萧规曹随

来美之前，奥巴马总统通过医改法案的曲折漫长过程让我对美国联邦的权力制约机制印象深刻。日前，学校组织学员到加州议会考察，通过实地近距离了解州议会的职能和运行机制，我有点惊讶地发现，加州立法与联邦立法过程如出一辙，即便是一项普通法律，其出台过程也可能需要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从联邦到各州，这种立法和行政分立制约的机制，从美国建国到现在基本没有变化。从这一点来看，自1787年美国费城制宪会议《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确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熟的三权分立机制后，无论是联邦还是各州当政者，有意无意中都扮演了中国历史上西汉王朝曹参丞相的角色，干脆对前任萧何的大政方针全部拿来为我所用，理直气壮地照搬前人之法。

在我看来，如加州这般，从一项法案提议到正式成为州法律，经过反复的听证、辩论和妥协，赢得多数后通过，再经州长同意签署，耗费如此长的时间，效率实在不能算高。但无论是州议员哈利，还是我们接触的若干普通美国民众，却对这一运行了两百多年的祖宗之法非常认可。作为州议员，哈利从理论价值层面强调了其两大基础，一是基于对集权的不信任而进行的分权及相互制约；二是注重法律法规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而普通美国人则感性地认为，他们是幸运的，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为子孙后代设计了“最好的制度”，让美国的后人们，省却了不少摸索争吵权衡妥协的麻烦，只要继续遵守执行这些制度，就能保证国家的繁荣发展和人民的优裕生活。

分析这种美国版的萧规曹随，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一是立法过程虽然充满了利益博弈，但非常强调理性实用和大多数人的认可，并从体制机制上进行了精心严密的设计。其逻辑很清晰：要通过一项新法律，核心标准简洁明了，只要能证明新法案比原有的相关法律更好，并赢得大多数议员们的支持即可，否则就沿用老办法。这跟两千多年前，曹参解释自己照搬萧何做法的理由完全一致：我曹参治国理政不如萧何，各位也比不上萧丞相，既然我们提不出更好的治国方略，继续执行萧丞相的方略，岂不是最佳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体现出了一种建立在正确认识自己、正确判断形势基础上的政治魄力，在基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的决策领域，有其积极重要的一面。

但另一方面，正如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可以看到，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新事物新情况层出不穷的情况下，美国人的这种习惯性、机械性的萧规曹随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是漫长的决策过程，往往意味着决策的滞后性，必然会导致一种应对上的被动。正如哈利议员所介绍的，一年之前根据国际经济形势提出的贸易合作立法建议，待其在一年后通过时，市场经济环境可能已经发生了根本甚至是反向的变化，使得最终的对策措施与最初的设想相去甚远。硅谷某研究机构年前发布的一份报告就明确提出：加州缓慢的立法进程对推进硅谷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产成了一定的掣肘作用。其次是决策者对经典的依赖性，可能会导致对发展活力的扼杀，导致对潜在的更好机制的扼杀。况且，这种依赖性会导致一种惰性，这种惰性可能是致命的，就像温水里煮青蛙，待感到致命的威胁来临时，已经没有了那救命一跃的能力。再次是必然要面临新兴利益阶层的挑战。萧规曹随最大的获利者是既得利益集团，也就是那些已经有财产、有地位、有名誉的群体，任何对现有税收、土地、商业等政策的相对大的调整，除非是他们自己提议，否则其他人特别是新兴利益集团或阶层的新提议，都会威胁到他们，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自然会引起他们的反对。同时，一项制度有既得利益者，必然有得不到保护的失意者，特别是一些低收入的草根群体和弱势群体，他们的利益往往容易被忽略，或者是得不到足够的关注和保障。

对我们而言，美国版的萧规曹随也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首先是科学的决策机制和制度体系。美国决策立法过程尽管复杂漫长，但是在既定目标和环境约束下，通过立法部门专业团队的研究评估、通过各利益相关方的反复争论、通过公众的全程参与监督，整个过程公开透明，基本能够发现并确立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其次是决策的慎重性和执行的坚决性。漫长的过程、各方利益的博弈、大多数同意标准以及对公众满意的强调，本身就体现了决策的慎重性。同时，法律一旦通过，议会、法院就会跟进监督，确保法律得到坚决的执行。再次是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正如商界一句名言，市场唯一不变的法则就是不断在变。市场如此，一个国家、地区和城市发展面临的形式任务亦然。我想这也是为何需要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这也是为何需要树立世界眼光、坚持国际标准和发挥本土优势。无论是决策者还行执行者，都需要在借鉴前人留下的宝贵财富的同时，学习全世界、全人类的经验做法，通过系统分析比较，提出创造性的改进完善对策和措施，做到可持续发展。唯有如此，才可能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独立潮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