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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生活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在此之前，军统局已经着手迁往重庆。军统高干邓葆光回忆说： “特务处捷足先登，抢到观音岩下罗家湾的警察训练所，有一座三层、一座两层的旧式楼房，与大小不等的平房，作为特务处（这时是军统局）的临时办公处。不久，强迫买下枣子岚垭漱庐的三层楼花园洋房，作为接待室。又向四川失意军人强购罗家湾19号花园公馆，抢到曾家岩50号房子作为戴公馆。还抢到磁器口缫丝厂几十间老式平房和对山上的一座破庙五灵观，设缫丝厂办事处和立人小学。利用这些基地，逐步扩大地盘，用军委会工作需要的名义，征购地皮，把附近一带的民间房屋土地，其中最主要的有白公馆、松林坡、杨家山、钟家山、余家院子、渣滓洞等处广大的农田山地，一股脑儿强买豪夺地占领过来，组成屠杀人民的大魔窟——中美合作所。” 事实上，邓葆光所说的这些房产不是一下子凑齐的，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且，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也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这个期间，也是军统膨胀得最快的时期，其最表面化的标志，是原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科”（主要是“业务科室”，像“总务”等部门仍然是科的编制），基本上都升格为了“处”，处长也都名正言顺地挂上了少将军衔。 这当中，电讯科升格为第四处，处长就是魏大铭。 第四处是个挺特殊的部门，处处都透着与重不同。 特殊之一是编制大，人员多。第四处下边光无线电总台就有两个，一个在重庆复兴关遗爱祠，一个在息烽底寨，后迁回重庆郊区南垭，其中，遗爱祠总台的先后两任总台长都是我们的“熟人”，一个是杨震裔、另一个是查绥之。此外还有一个监察台和一个侦察台。 特殊之二，第四处的办公地点设在马鞍山，与本部完全隔离，光有本部的出入证是进不了第四处的，自成体系。同时，第四处的人员不归局本部的人事科管，而是单设一个考核股，负责人事调配。 特殊之三，第四处下边还有个“特种技术研究室”，主任即魏大铭，他的手下，有个外国“雇员”，叫做HerbertYardley，我们一般翻译为赫伯特?雅德礼。 不错，就是写过《美国密室》的那一位。 赫伯特?雅德礼，1889年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 在当年，雅德礼是个挺了不起的人物，因他在MI-8的时候，其团队曾号称破译了一万多条外国密电，事后，他就写了那本著名的《美国密室》，一下名扬四海。结果这老兄写书写上了瘾，又写了一本《日本外交秘密 1921—1922》，因“泄露政府机密”被查禁，搞得灰头土脸，正处于最倒霉的时候。 正在此时，一个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外交官”注意到了雅德礼，并将他推荐给了戴笠。 这个人就是萧勃。魏大铭回忆说：“萧勃先生字信如，湖南人，湘雅毕业，以非军人身份经杭州甲训班后，保充驻美使馆副武官，确是戴先生的慧眼识拔。他能突破规章限制，进入美国陆军参大，故与美军方人士接触面甚广，亦能深入，曾于民国廿八年秘密策动前美国国务院‘黑室’主持人密码专家雅德赉秘密来渝，指导我们对日密电研究工作两年。” 原军统电讯人员张成信回忆说：“抗战前军统第四处的电讯机构开始只有破泽密码的萌芽组织，以竺烈民、邱沈钧、季直、王怀仁、刘宝岩、蔡锡煅等少数人员，从事对国内非蒋嫡系军政往来的简单密电侦抄检译，猎取情报。抗战开始后，戴笠密使驻美使馆的助理武官肖勃，在美周旋活动，重金聘请曾在美国防部工作过的黑室负责人雅德赉少校来华，协助军统培训密码破译人才，协议合同，为期一年。” “雅德赉”即雅德礼，1938年10月，也就是武汉沦陷前夕，雅氏来到了他进入中国的第一站——香港。他回忆说：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旅程，我终于到达了香港，真有点不敢相信了。为了避免被日本人认出和暗杀，我用的是一个假名——赫伯特?奥思本，而且特意取道欧洲而来。自从我出版了《美国密室》后，因为书中对日本搞的阴谋诡计作了揭露，我在东方已上了黑名单。所以，请我筹建‘中国密室’的中国当局，只好将我偷偷运进中国。到香港后，我和我的翻译林帆接上了头。林帆受命带了许多钱，为我提供各种各样的舒适。” 雅氏回忆说：“在接下来焦急等待的日子里，我努力向翻译证明我的能耐，好给自己挣个脸。由于顶着一个令人敬畏的名声，即便想维护这样的声誉，都变成一项艰难的任务。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就考验了我随机应变的能力。” 这件事其实很简单，或者说，也很荒谬，雅氏的翻译林帆——向他请教关于西方女性某些部位的颜色问题。 按：所谓“林帆”并不是一个真名。可能是吸取《日本外交秘密 1921—1922》一书被查封的教训吧，雅氏在回忆他的中国之行的时候，给他提到的每一个人都起了一个代号，比如，他可能觉得戴笠是专杀人的，就叫他“刀斧手”，对于自己的直接上级魏大铭，雅氏不大看得上，于是就叫他“笨驴”。 听到林的问题，雅氏认为：“看来，该轮到我来展示自己是无所不能、力量强大了。我答应为他拉一次皮条，让他自己看看。” 在回忆中，雅氏不无自嘲地说：“我这个外国专家，原本是为重庆政府编写密码和从事反间谍活动的，没想到执行的第一次任务，却是如此地奇异。” 雅氏本人就极好女色，因此满足林的愿望，既是“成人之美”，对他本人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乐趣”。 为了“颜色”问题，雅氏居然直接找到了香港的警察局，问一位“傲慢的留着胡子的英国上校”：“香港哪里可以找到白人妓女？” 在回忆中，雅氏十分鄙视的回忆说：“上校像癞蛤蟆一样吸了口气，肚子鼓了起来，告诉我，在香港没有白人妓女，即使有，当局也会将她们赶出去的。我知道，他要么是个傻蛋，要么就是在撒谎。但是除了离开，我也无计可施。” 这时，那上校的一个“爱尔兰下属”跟了出来，告诉雅氏：“市区有两个白人妓女，是法国人，而且非常亲切。” 雅氏听了很高兴，于是兴奋地带了林去看“西洋镜”。他回忆说： “那间公寓坐落在一座可以眺望海湾的山上，由一个肥胖、搽满了胭脂的鸨母管理。我让林在外面等，独自跟这个鸨母进了公寓。我坐在堆满了杂物的偏厅里，边喝着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边进行初步的讨价还价。这时，一个非常迷人的棕发女郎和一个美丽的金发女郎出现了。我用蹩脚的法文向她们解释说，我正在去中国内陆的路上，她们可以帮我一个大忙，一个帮也行，一起帮也行。” 雅氏拿出200元港币，准备作为看“西洋镜”的报酬，他回忆说： “东方对我来说太陌生了，我吃不准黄种人在白人妓女眼里有没有地位，决定杜撰一个故事试探一下。我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并不想跟她们上床，只是想看一下她们的身体——原汁原味（aunaturel）。所以，她们可否在他面前脱光？” 雅氏想不到的是，他的试探，换来的居然是这两个外国女人对中国人的恶毒羞辱。 雅氏回忆说：“她们俩听完后相视发出疯狂的笑声，她们一定以为我疯了。然后问，我是否就是故事里所讲的那个‘朋友’。” 雅氏听了说：“不是，他是我的中文翻译。” 这时，两个外国女人先是惊奇：“中国人？”然后“恶狠狠”地骂道，“公狗！” 雅氏不解地问：“哪怕是港币二百元也不愿意吗？” 她们再次大骂：“公狗！” “西洋镜”没看成还挨了一顿骂。雅氏回忆说：“我走出去，向期盼中的林撒了个谎。我成功地让他打消了那个念头。但是我的责任只是推迟了而已。我还是要面子的，尊敬的顾问必须证明自己是绝对可靠的。” 此后，雅氏途径安南海防，在这里帮林帆解决了“颜色”问题。他回忆说： “在香港时，我在法国女人的事情上让林失望了。而这次，通过便衣特工，我请求海防警务处长的法国修甲师帮忙。出乎我的意料，她听了我的请求后，真的同意了。于是，林的好奇心总算得到了满足。在他的眼里，我的地位也崇高起来。毋庸置疑，我在中国是注定要成为一个伟人的。” 此后，经云南昆明，雅氏终于到达了他陌生的目的地——重庆。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中国这座战时的首都可能确实是太荒凉、也太落后了，他回忆说： “在小岛北面是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处，两河围成了一个地势崎岖的三角地带，重庆市就建在这片土地上，鳞状的淤泥、竹造的小屋、低矮阴暗的石头房子零星散布在四周。眼前的这一派灰败景象真令人沮丧，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觉得未来的一切，将是充满邪恶。” 雅氏说：“一条小舢板把我们载到一个峭壁脚下。上岸后，我们坐上滑竿，沿着峭壁，上了三百级台阶。台阶尽头处，是一条泥泞的街道，一辆汽车等着我们。车子顺着一条狭窄弯曲、布满黄包车的公路，穿过城市的西门，来到一幢四层的小公寓楼前。公寓坐落在重庆市的北界，可以俯瞰嘉陵江。” 这里是戴笠的公馆之一，临时拨给雅氏。当晚，他被招待吃了一顿冗长的招待晚宴，他回忆说：“晚饭上了无数道的菜，大部分的菜我都搞不懂是什么。这顿饭吃了数小时。吃饭过程中，我们举着盛着热腾腾黄酒的小酒杯相互敬酒，说着‘干杯’——即喝光的意思，把酒一口干掉，并互相亮出杯底。经过长时间一轮轮的敬酒，三个中国人的黄脸变成了红色。而我，也并不觉得很爽。” 最后，雅氏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他问林帆：“这顿饭要吃多久？” 林说：“我们的贵客要吃多久就吃多久。” 雅氏又问：“那么，贵客想睡觉了。他怎样才能结束这顿饭呢？” 林说：“站起来就可以了。” 雅氏回忆说：“这套公寓里冷得刺骨，连酒精都无法将寒冷长久驱散。我的窗外，是一个黑暗、拥挤、浓雾弥漫的城市，里头住着一百万黄种人，他们行为奇异，内心的想法无法为我所知。虽然‘重庆’的意思是天堂，但是我宁可住在同样拥挤的印第安纳州的沃辛顿，即使那里不叫什么天堂。” 按：不知道雅氏为什么会把重庆的含义理解为“天堂”，估计是林帆的翻译有点问题。 不久之后，雅氏又迁居到“重庆市市长公馆”，他回忆说： “从戴笠的住所搬出后，我们搬进了另一幢公馆去住。公馆是石砌的，瓦顶，砌屋的石块是从佛寺的废墟中偷回来的。房子坐落在两江围成的高岬角上，可以俯瞰浑浊的长江水和我来时降落的机场。房子西北面地势更高处，坐落着苏联大使馆。东边约五百码以外，则是德国、法国和英国大使馆。在这片房子之后，整个城市一直延伸到三英里以外的长江和嘉陵江的汇集处。长江以南，则是低矮起伏的丘陵，覆盖着松树林，许多山顶都有宝塔矗立。” 雅氏所说的这座“公馆”，即重庆神仙洞街九十四号、原王陵基的公馆，在军统内部，称之为“豁庐”，同时，这里也是所谓的“特种技术研究室”的所在地。张成信回忆说： “‘豁庐’位于重庆市神仙洞街94号。是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楼房；有亭台花园、地下室，与枇杷山相连，居高临下，俯瞰长江，环境清静幽雅，是军统的一个绝密机构一一密电研究组。它是戴笠‘事业’膨胀的发祥地，是军统工作重要组成部份。该组化名叫‘徐图成’，对外佯称‘徐公馆’。那里不通信，不会客，家信往来，通过检查获准，允许以林森路海关巷l号投转，军统内部的公务接洽，指定在枣子岚垭‘漱庐’。官佐勤杂人员，使用特制的出入证。” 张成信说：“雅氏于1939年初，抵达重庆，对外以‘国民政府顾问’身份作掩护，化名奥斯本(OSBERN)。密电组组长由魏大铭处长兼任，雅氏专管培训和破译业务。” 为了配合雅氏的工作，戴笠从军统内部选拔了大量“精兵强将”，成立了许多配套机构，张成信说： “密电组下设研究、侦察、总务、统计各股，股长分别是陈祖舜、陈舜齐、何智，(以后是吴灿英)、周行素，另有翻译官室(王震寰博士负责文字翻译)，阎实、张笑湖担任语言翻译，还有专员室，延揽精通日文的人，充任专员，计有：关振铎、夏隆坚、张铭勋、张顺理等都是留学日本的，担任研译业务。” 前面说过的第四处侦察台也是这个阶段成立的，张成信回忆说： “设置侦收总台，开始配设在遗爱祠通讯总台内，因扩充需要，迁往汪山放牛坪原中苏情报台旧址；在上饶、洛阳、西安、桂林等地建立侦收支台，(当时对外诡称为军委会办公所电讯工作队)，截抄日本及国内密码电报。” 雅氏回忆说：“‘刀斧手’已派人传话说，我住的公馆将成为我的工作场所，也供我的学生们住。据林说，学生们正从长沙坐着卡车朝重庆奔来。但愿他们是在长沙大火之前离开的。不久前，防守长沙的部队首长因为相信日本人正在逼近，就放火烧城，导致两千人不幸被困，最后被活活烧死。关于日本人正在逼近的说法后来被证实为谣言。为此，蒋总司令已下令将肇事的三个最高官员砍了头。” 张成信就是从长沙来的“学生”之一，他回忆说：“研究、统计人员除竺烈民等外，军统有关的上层人物，如侍从室魏汉楚介绍中山大学毕业的魏林、魏缵宪；唐纵介绍其族人唐宣明等；并从武昌、长沙、金华三个电训班和临澧、黔阳、息烽三个特警班电讯系选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仪表端正、粗通外语的优秀生共40余人，共同组成这一特种技术研究机构的。笔者就是长沙大火后，由临澧迁到黔阳，被选进入的。” 雅氏回忆说：“看来，我的学生们是逃过了长沙大火了，因为公馆里开始装起了桌子和黑板，纸张、毛笔、铅笔也摆了出来，还架起了不少竹制简易床。而且还有消息说，一卡车在香港为我购买的外国罐头食品、一辆供我使用的汽车已运抵南中国海沿岸，并朝着北面开来。我们就等着瞧吧。” 几天以后，雅氏见到了他的直接上级——魏大铭，在回忆中，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魏的轻蔑。 在雅氏回忆的最初，他将戴笠称为“一号”，而将魏大铭称为“二号”。雅氏说： “‘二号’是个从来没闻过弹药味的将军。他身着卡其布军服、竖领上装、长裤，肩上挂皮肩章，腰系皮带，皮带的左边挂着一把套着皮鞘的短剑。他大概有三十五岁，长着一对长耳朵和一张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的满月脸。虽然我也长了张圆脸，却感觉他不见得比我聪明到哪里去。” 雅氏向魏大铭提出了满足他工作所必须的一些要求，如无线电设备、方向探测器，以及相关的书籍、地图和字典等等，雅氏还说：“我必须要有每日战况汇报，这样我们才可以熟悉与战斗有关的山脉、河流、城镇的名字，知道中日两军的部队番号、名称及指挥官的名字。” 听了雅氏的话，魏“长长地恭维”了他一番，随后说：“将军命令我给您提供所有的便利。” 雅氏说：“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得到查获的文件。” 魏大铭听了说：“我从汉口带了一些来。” 雅氏回忆说：“他的随从把文件拿给我，我急切地当场查看起来。” 这时，雅氏发现一个重大问题——他不懂日语。 雅氏回忆说：“我发现材料都很有价值，如果能有俘虏提供翻译的话，这些文件将更有价值。但俘虏并不总能招供，日本俘虏更是不会轻易招了。对此，我是有备而来。我来的时候带了东莨菪碱和阿美托钠两种无害的药品。这些药在美国西北大学的犯罪侦查局成功地使用过。在美国，如非罪犯自愿而在他们身上用药是违法的。但在中国，可以肯定，‘刀斧手’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些药的。” 于是雅氏通过林帆对魏大铭说：“你必须立刻派人去，把因这些文件而被捕的人带到重庆来。” 魏听了，“撇着唇，不屑地说”：“那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俘虏都被枪毙了。” 事实上，魏大铭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懂日语的不懂密码，学日语的又是外行，他回忆说： “雅德赉氏虽为破日本密码专家，可是他不懂日文。我国抗战后，留日学生踊跃参加抗战行列，政治部容纳大部份人才，第二厅厅长杨宣诚将军（当过驻日海军武官）、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芃生先生都是知名的日本通，各有优秀的文武留日学生，技术研究室亦有十多位日文人才，精通者亦不过二、三人。我当时请到二位日文人才，乃中上等者，但对于解读日本空军术语，均用不上力，我们抄到了日本空军密电而不识其内容，空着急。” 按：早在1936年，温毓庆就搞了一个叫“密电检译所”的机构，礼聘了一批专家，在对日密码的破译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个机构与军统无关。 这时，军统意外地抓到了一个日本俘虏，魏大铭回忆说： “日本重轰炸机，不但痛炸重庆，且远至成都亦去施虐，我在报纸上得知打下一架日机，且活捉俘虏，我骤机一动，有了办法了，即以军令部处长身份去成都洽航委会要询问此日俘。” 这个俘虏叫大石信三，是轰炸机上的机枪手，魏大铭说：“该机枪手位于轰炸机之尾座，兼无线电及照相工作者，乃请准空总将此俘虏交给我带回重庆。一路上察觉，日本人服从性强，言行切实，同车旅行不当他是俘虏，他已喜出望外，送到重庆徐家坡侦空组的另一幢洋房工作，生活亦优待，去了一个‘大’字改名称‘石信三’，很认真工作起来。” 关于军统的这个日本俘虏，很多人都曾经提起，但名字不一样，曾在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的叶钟骅回忆说： “在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里有一名日军空军俘虏中山某某，他是日本空军的无线电报务员，在某次轰炸重庆时，被高射炮击中后空降下来被俘的。” 在张成信的回忆中，则称这个人叫做“野中正雄”。 不管叫什么吧，在军统破译日方密码的起步阶段，这个人起了重要作用，尽管雅氏在回忆中并未提及此人。 魏大铭回忆说：“我们两位日文人员就与石信三，共同生活作息，把过去许多不明白的密电统统拿出来，一一阅读 Kana 字母，都得其所代表之意义，乃是一份一百组 Code 表，问题解决了，大家都高兴，我给他们奖金，就在队内大家大喝大吃一顿，石信三且酩酊大醉庆功一番，再同他到市街上去购物制西装衣着，确亦风度翩翩，我们两位译员的日文程度亦大为进步了。” 叶钟骅则回忆说：“中山年约二十岁左右，对日本空军无线电通信方面极为熟悉。军统对他非常重视，专辟一室供他住宿与工作。有什么问题要查询，就提给他，要他书面详细答复。他写了许多有关日本空军通信方面的资料，其他密电研究机构经军统同意后，也可派人找他谈话。当时机要室研究组研究方面的负责人霍实，曾几次到军统和他谈话，探询关于日本陆军密码方面的问题。” 按：霍实即温毓庆手下的大将霍实子。 叶钟骅还说：“中山虽已被俘，但他对‘皇军必胜’的信念仍很顽固，当我对他介绍中日战争形势，指出日本经济资源竭极，不能长期支持时，他报以冷笑，甚至忘掉他是战俘身份，竟鼓吹日本大和民族‘优秀’的谬论，直至被斥责后，始恍然醒悟，开始老实下来。在后一个时期军统对他非常优待，供给他西服穿，在军统研究员张铭勋陪同下，能自由出外理发洗澡及买东西。” 魏大铭说：“自此以后，凡是敌机来袭，它的飞行经过及机上动作，当电报一收下来就统统明白了，同时日本空军的通讯密电亦在改进，我们因已有了美国专家雅德赉带来的若干本小册子的几种 Cipher 密法之破解知识，所以一步一步的破解它，各式单一替代的电文，都得到完整的情报。” ——从业务的角度说，军统的所谓电讯工作，有四项主要职能： 第一，编制密码。 第二，在完成第一项工作的前提下建立通讯网络。 这两项工作，魏大铭完成得很出色。他在主持编制整个军统的通用密码的同时，还可以就某项工作制定专用密码，即所谓“变格”。魏曾回忆说： “抗战期中，天津抗日志士祝宗梁来渝见戴先生，回去时以不同意携带不易掩饰之密电本表，戴先生乃特嘱我替他们解决，按译电科（特务处时称译电股、军统局时称科）一向列为机要，不与通讯部门来往。其时科长姚敦文携来该组密码本表给我看，当然不合秘密条件，我乃约祝、姚二人来教以用书本子为加码表之法，均觉满意合用而告解决。” 至于通讯网络的建立，前面说过，到抗战开始，军统的总、支、分三级通讯网已经遍布全国甚至东南亚，分台达300多座，以当年中国通讯事业之落后，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了。 第三，破译敌方密码。 第四，在第三项工作的基础上获取情报，反间防谍。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后两项工作，成为当务之急，而这对于军统而言，却是一个的全新课题。 前面说过，乔家才在北平的时候，出于情报工作的需要，他们曾经破掉了二十九军的密码，他曾感叹，“我们的军队实在太可怜了，二十九军的军用密码，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乔还说：“敌人的技术应当比我们一个小小单位高明得多，我们既然能够把二十九军的军用密电全部研译出来，敌人应当也能够。” 因此，能够在全方位落后于日方的情况下，进入对方密码体系的边缘，已经是雅氏为军统做出的巨大贡献了。 至于通过密码战获取情报，反间防谍，到现在还“八字没一撇”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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