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在武汉沦陷前，密码所准...

1938年10月，在武汉沦陷前，密码所准备迁至广西桂林。王维钧因奉命在卫戍总司令罗卓英的情报处协助电讯工作，在武汉沦陷前一星期才离开汉口。此时，电政司的一小部分人马迁到湘南重镇衡阳，王维钧也就到了衡阳。

在长沙大火之后，电政司又从衡阳撤退到桂林。这条撤退路线是随着当时蒋介石行营的移动而行动的，足见抗战初期，电政司所起的作用远比军统电讯处还要大。

在衡阳时，有一次温毓庆和杨肆发生了激烈争吵。当日晚杨肆约王维钧到湘江边一家小酒楼喝酒，表示他不打算回去做事，想脱离电政司密码所，投奔延安，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专长。

王维钧表示不妨再等等，待和共产党那边恢复了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再决定去向为妥，杨肆考虑再三，同意了。

1939年9月底，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电政司密码所几经辗转迁往陪都重庆，与军统局做了邻居。

戴笠更想吞掉人才济济卓有成绩的密码所，他对温毓庆软硬兼施，但温仍不赞同军统电讯处、中统电讯处及密码所三方的“合并”，令戴笠无奈却又心有不甘，遂授意魏大铭向温毓庆提出要求，请他派出两名熟练的密码研究干部到军统做技术指导。温因杨肆经常顶撞他，遂将杨肆派往军统局。

起初，杨肆根本不愿去，中共组织知道这事后，特派其堂弟杨述登门，反复做其思想工作，劝他打入军统。杨肆仍想不通。李克农听取杨述汇报后，特地在重庆上清寺秘密约见了杨肆，说得他心服，终于同意打入军统，并接受了秘密任务。

此后，杨肆开始去郊区磁器口军统局本部上班。为免以后暴露各自的身份，他和王维钧中断了横向联系。在军统内，他主要从事日本军事、外交密电破译研究工作，还带了几个助手。每隔一个星期，杨肆即将破译的日本密电交给中共地下党一份，为防被军统特务觉察，他们的接头地点不定期地变更。

1940年夏，杨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周怡的单线领导。杨肆在平时工作中认真负责，令不知就里的戴笠很满意，几次表彰他。

到了1943年，杨肆已由中校衔被破格提升为特种技术研究室少将主任，赶上了旧日同事电讯处长魏大铭。在以后几年里，杨肆成功地破译了日本太平洋海军舰队的十二种密电码及日本关东军的十七种密电码，又掌握了日本海军航空兵、特种兵、陆军乃至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十一军、十三军等若干种频加变换的密电码。

这些重要的抗战情报，他都设法为中共方面复制一份，及时提供，可谓功不可没。戴笠则以军统已弄到的上述情报夸示于人，向蒋介石邀功请赏，并将情报与驻重庆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及美国海军梅乐斯等分享。当然，在重庆国民党官场上，只有温毓庆对此心知肚明，是他当年的“让才”之举，才成全了他一向厌恶的戴笠。

杨肆也曾遇到过危险。1944年10月，他去成都探望其生病的婶母时，曾被扮作夫妇的两名军统刑侦处特工跟踪。他察觉后很紧张，曾想就此逃走，不再回重庆，但考虑再三，还是提心吊胆地返回了军统局。

不料，后来竟平安无事。原来是魏大铭出于同行间的妒忌，唆使亲信向戴笠密告杨肆突去成都，有“通共嫌疑”，但戴笠在事后查明并无此事，也就作罢。

解放后，杨肆曾去北京见过中央调查部长李克农。李克农当然了解杨肆是党的情报人员，同意安排杨在调查部技研司工作。遗憾的是由于杨肆确实担任过国民党军统少将，在当年“左”倾色彩很浓的时代里，他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杨肆才获得平反结论。

从杨肆的有关经历中，我们可以明白国民党特工组织的电讯工作的许多内幕，特别是他们破译日本军事、外交密码的情况，也可以明了为什么中共情报人员也能够及时获得许多有关日本的重要军事情报。其中的奥妙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真所谓特务情报工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