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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虽不曾亲自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却隐蔽身份潜入敌人的“心脏”，用非凡的勇气和智慧，为党的事业、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解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张露萍 年仅18岁 潜入军统局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1937年，16岁的她经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保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受训，1939年结业后在延安文联担任秘书。 这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两位不速之客——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军官张蔚林和冯传庆。 张蔚林出身江南士绅家庭，读书时深受一位进步教师的影响，可是这位教师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张蔚林怀着抗日救国的志愿考入杭州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派到皖南敌后潜伏。在敌后，张蔚林亲眼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坚决抗战。之后，张蔚林到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任职。 冯传庆毕业于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在交通部系统的威海电台、天津电台工作。由于他擅长从纷乱的无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被国民党军统局看中，将其调到重庆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张蔚林和冯传庆因工作而相识，因信仰而相交，两人无话不谈，决心一起投奔延安。于是，两人结伴冒险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 这里对外称“八办”，对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接待了这两位军统军官，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内工作，获取情报。 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一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冯传庆的位置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张蔚林所在的电讯监察科则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好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 他俩组成了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  余家英 1939年10月，中央社会部决定派余家英到重庆，由叶剑英领导。叶剑英决定派她到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去做地下工作，和国民党军统特务进行情报斗争。当时，南方局给她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为了便于工作，不致引起敌人注意，组织上决定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化名张露萍，并让张蔚林从军统宿舍搬出来，以“兄妹”的名义和张露萍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 就这样，年仅18岁的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入了国民党的心脏。他们憧憬着民主事业胜利的曙光早日出现，临危不惧地工作着。 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的半年中，张露萍他们多次获得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图表，以及军统在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延安电台也不断收到冯传庆利用电台值班间隙发出的密电。 一次，他们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美制小型电台潜入陕甘宁边区搜取情报。这个密令被张露萍等传送给南方局，南方局直告中共中央。结果，那个“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美制电台成了战利品。 又一次，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他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准备在该站进行联席会的那天晚上，更多地抓捕共产党人。由于这个情报送来得较晚，张露萍无法脱身让别人去通知，只好自己乘夜色走出牛角沱，直接找到地下联络站（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递上一张“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便匆匆离去。  左边为17岁时的张露萍。她牺牲时年仅24岁 戴笠生疑 引“军统电台案” 军统破坏我地下联络站的计划落空了，戴笠却生了疑：为什么秘密行动消息走漏得那么快？为什么中共的准备那么充分？难道军统内部有人资敌通敌？戴笠的猜想没有错，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原有的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四人为地下党员。这样一来，机房、报务、译码等组（室）全有了共产党的眼线，消息焉有不走漏之理。 情急之下，戴笠立即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要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是头头还是一般人员，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事有凑巧，张露萍这天在街上碰到大姐余顾彦，得知母亲生病瘫痪在床，大姐此次来重庆为母亲买药。经组织批准，张露萍于1940年4月初，回成都去省亲。 不料在此期间，张蔚林出事了。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平时和张蔚林关系就不好，便想借机报复一下，于是说张蔚林是有意破坏，遂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张蔚林以为事情败露，沉不住气，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组织上认为，这是工作上的过失，至多受点处分，张蔚林应该立即回去找领导检讨此事。 话说张蔚林逃离禁闭室之后，戴笠产生了警觉，不仅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小组”的名单。张蔚林回来后，即刻被捕。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信后，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传庆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莫回重庆。可惜，此电报晚了一个时辰，戴笠已借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一面用暗语写信向南方局报告，一面启程返回，刚到重庆就被特务逮捕。而冯传庆渡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这样，包括杨洗、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在内的“七人小组”全部被捕。 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上层的“军统电台案”。 “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军统方面怀疑张露萍是南方局派来的，便故意释放张露萍，并派人暗中跟踪。但机智的张露萍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从曾家岩50号前通过时，从容不迫，碰到自己的同志就假装不认识，以迷惑敌人。戴笠更为恼怒，他亲自出马，提审张露萍，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尽管戴笠用尽各种酷刑，却一无所获，张露萍始终没有招供。最后，戴笠只得以“和重庆地下党有联络”为由，判张露萍等七人死刑。 1948年7月，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和西南，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发动起义，趁机逮捕了参与杀害张露萍等人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徐远举、周养浩等人，随即将其押往重庆，交人民解放军西南公安部关押审理。这批杀人魔鬼最终受到了人民的严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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