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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的一天，叶剑英正准备外出，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四川的电话。 “叶帅，您知道张露萍、张蔚林等人潜伏的具体情况吗？”对方自称是调查组工作人员，目前正在调查不知名烈士牺牲的英雄事迹。
叶剑英 叶剑英思索了一会儿，突然情绪有些激动，回答道：“我认识她！四川的女娃娃，……还有那个冯传庆，他去延安的时候，我还送了一件皮袄……” “他们都是在军统工作吗？您能详细说说当年的情形吗？” …… 一、不速之客1937年10月的一个深夜，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来到曾家岩50号，环顾四处无人，然后小心谨慎地敲响了周公馆的大门。 这天，曾希圣值夜班，听到敲门声，连忙走出去开门。 男人自称叫张蔚林，是国民党军统电讯站的科员。随后进了屋，还没就坐，突然就开口问道：“周恩来在这里吗？” “他不在重庆。”曾希圣看着眼前这个陌生人，不假思索地回答。 张蔚林的脸上露出一丝失望的表情，顿了顿，又问道：“叶剑英呢？那我见他也行。” 曾希圣给他砌了一杯茶，让他先坐下歇歇，然后问他有什么事情。
曾希圣 张蔚林似乎不愿多说，只是一再强调，有要紧事想见叶剑英。 曾希圣心想：这是我们的地方，谅你也不敢乱来！于是，就随便找了借口，慢悠悠到二楼去找人。 叶剑英还在审阅文件，听曾希圣汇报了情况，也弄得一头雾水。
张蔚林 两人商议后，决定还是不见最好，说不定是国民党又想搞什么阴谋，派人故意来制造事端。于是，曾希圣下楼答复，说叶剑英外出办事，也不在这里。 张蔚林听了，也不说话，只是轻轻叹了一口气，站起身，然后迈步径直朝门口走去。 “我叫曾希圣，是这里的负责人，你有什么事情的话，也可以跟我谈。”曾希圣对着他的背后补充了一句。 张蔚林停了下来，但并没有立即转身，似乎心里有些犹豫不决。 曾希圣又说道：“如果不信我的话，那我还是送你出去吧。” “咱们还是单独聊聊吧！”张蔚林似乎下了很大决心，转身说道。 两人一起走进房间。张蔚林表示希望脱离军统，能够加入共产党，然后去延安投奔革命，并且还有一个叫冯传庆的同事和他一样的想法。 曾希圣听完，表示欢迎他们，会把这个情况及时报告给组织。 当前而言，两个军统局的人突然就说要加入共产党，无非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两人确实是爱国青年，一直想着要报效国家，挽救民族于水火，根本不在意党派之间的区别。 二是两人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感到特别失望，觉得共产党的主张更符合他们的理想。 三嘛，这是军统局设下的“阳谋”。两人奉命前往延安当间谍收集情报。 不过，经过调查发现，两人确实是真心实意想要加入中共。
叶剑英 两人自此以后，多次悄悄来到周公馆，把军统电讯总台的呼号、组织、编制等情况均和盘托出，还提供了国民党全国无线电站网的联络密码和联络方式，这些都属于重要机密。 曾希圣为了进一步考验两人的决心，提出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为我党提供情报。 两人亦当场应允，此后一直源源不断地将许多重要情报送到周公馆。 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考验，由曾希圣、叶剑英亲自介绍，张蔚林、冯传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加入军统电讯总台的秘密党员。 张蔚林任职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主要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中共秘密电台。 冯传庆任职军统电讯总台报务主任，职位仅次于台长，可以得到军统内部很多的高级情报。 两人的对于我党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极为关键，但是隐蔽战线上的工作却特别危险，稍一不慎就会丢了性命。 以往，两人都是主动悄悄冒险前来周公馆送情报，如今两人加入共产党。如果再让他们这样做的话，实在太容易暴露身份了。 那么，就需要一个联络员替他们送情报，保证他们的安全，也改变他们当前的处境。
二、美女联络员1939年8月一天傍晚，一位身着连衣裙，脚蹬半高皮鞋的漂亮女生，拿着行李走进了重庆曾家岩50号的大门。 她叫余薇娜，刚从延安过来，走入大厅后，却被眼前的一幕愣住了。 原来，周恩来、叶剑英等几位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都在等着她的到来。 叶剑英看她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连忙微笑着请她坐，表示组织上有重要的任务交给她去做。 那就是当联络员，协助我党打入重庆军统电讯总站的两位秘密党员送情报。
由于考虑到余薇娜只有19岁，而且新婚不久，就马上要执行危险任务。所以，几位领导人亲自找她谈话，让她考虑清楚。 却没想到，余薇娜听完，马上不加思索，当即表态：愿意服从组织安排。 那么，延安中共组织部为什么要派余薇娜前来呢？ 余薇娜是四川本地人，出生于一个贫寒知识分子家庭。而大姐嫁给了一个地方军阀当姨太太，考虑到这层关系，加上地利、人和都有，以后比较容易在重庆开展情报工作，于是就把她派了回来。
不久后，国民党政府组织的晚会上，或是举行的酒会上，张蔚林都会带着余薇娜出现。 只要相熟的人前来打招呼，张蔚林都会介绍说，这是自己的妹妹张露萍。 自此，两人对外以兄妹相称，租住在重庆牛角沱的一间小屋里，这里也成了他们的情报中转站。 随后，张露萍还陆续在缝纫店、杂货店、修鞋铺相继建立了二线情报传输站。 张蔚林、冯传庆他们获取的情报都是通过传输站安全传递到曾家岩50号。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露萍经上级指示，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之下，开始想办法在军统内部吸收更多的爱国青年加入到党组织。 不久，杨洸、赵力耕等人先后入党，这样就逐渐在军统内部形成了一个7人的重庆地下党支部，犹如一把尖刀，刺进了敌人的心脏，堪称中共情报界的奇迹。
他们总是以聚会的方式，在咖啡厅、餐厅一起吃饭聊天，交流情报，最后由张露萍秘密送去情报运输站。 这个在最森严、最机密的特务首脑机关里成立的“红色电台”。他们及时准确提供的重要情报，让党组织多次躲过了敌人的破坏。 1939年12月的一天，杨洸接到戴笠的命令，给陕西胡宗南发了一封电报。 由于电文是加密的，内容并不知道。不过，杨洸感觉这个情报内容应该非常重要。 于是，他就偷偷把电报内容抄了下来，借用工作关系把电报手抄件交给了冯传庆。 这天晚上，冯传庆、张露萍在小屋里一起破译电文，却怎么也译不出来。 等到张蔚林回来，三人一起经过反复琢磨，然后在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基础上，进行有规律的增减，才终于破译了密码。 原来，戴笠准备派一个三人特务小组到延安潜伏，希望胡宗南把三人安全送到延安，这无疑是军统特务反共的一个重大阴谋。
几天之后，由于张露萍、冯传庆他们及时送出了这份情报。戴笠的特务小组刚在边区露面，就被中共组织给一举擒获了。 戴笠为此大为恼火，把关在房里苦思冥想，一直想不通问题出现在哪里。 不久，戴笠发现在最近一段时间，不断有军统最严密的情报外泄，觉得肯定是内部被渗透了，于是开始对军统内部人员进行大清查，并专门成立了稽查组。 这样一来，军统所有人员都有些胆战心惊，人人自危，生怕工作出现什么纰漏。 三、突发意外一天夜里，张蔚林按正常工作安排，负责值夜班，却一不小心把一个真空管给烧坏了。 没想到，这一次意外改变了一切。 当时，国民党对电子元件管理特别严格。因为军统的电信器材都是美国进口的，非常来之不易，一旦损坏就无法工作。 按照内部规定，如果谁损坏了工作设备，要么是被处分，或者是关禁闭，甚至是直接立案调查。
此时，张蔚林却不能关禁闭，否则后果会很严重。 一是这几天负责联络的张露萍的母亲病了，刚好回老家去探亲。一旦他被关了起来，这段时间就没法与上级联系。 二是军统内部审查张蔚林，万一发现他的真实身份，那么电讯总台其他同志的身份也有可能全部暴露。 张蔚林看离交接班只有两个小时了，才终于想到了一个侥幸的办法。 那就是马上去找他的顶头上司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帮忙。希望暂时能把这个事情给隐瞒过去。 不料，张蔚林刚离开一会儿，军统督察处处长叶翔之突然前来电讯总台查岗。 看见张蔚林不在，叶翔之立刻派人去他牛家沱的住处找人。 军统特务并没有找到张蔚林，却一下子从他家里搜出了几十份电台密码、军统各地的密台表，以及记载着各种内部绝密情报的手抄文件。 叶翔之随即下令搜捕，很快就在董益三的家里把他当场逮捕了。 根据从张蔚林家里搜出来的手抄文件的字迹，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锡珍也先后被逮捕入狱。
冯传庆比较警觉，当时正在报房值班，发现有大批军警特务冲进来，并迅速要包围整个大楼，开始点名抓人，感觉形势不对，可能事情暴露，于是悄悄从后面翻墙逃了出来。 冯传庆悄悄躲进了曾家岩50号，但这里同样也不安全，叶剑英决定把他转移到延安去。 曾希圣立刻帮他化了妆，打扮成一个有钱人的模样，戴上一顶礼帽，并给了200块大洋。 同时，还反复叮嘱冯传庆，路上一定要住大旅馆，千万不要露出穷酸相，以免遭人怀疑。 等到一切安排妥当，叶剑英送冯传庆到了门口，并送给他一件皮袄，嘱咐他路上注意安全。 不久，重庆地下党同志把他送到了嘉陵江边上，祝福他能够安全到达延安。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冯传庆过了江以后，或许是因为折腾了大半夜，好不容易脱离了险境，心里没有那么紧张了，身体立刻感到非常疲惫，一路呵欠不停。 结果，他走了没多久，眼睛实在睁不开了，索性在江边一户农民的草棚里面，倒头就睡着了。 天刚刚亮，那户农民起床后，看到一个打扮阔绰的人，居然睡在自己的草棚里。于是起了疑心，立刻跑去乡公所报告情况。
就这样，冯传庆原本可以顺利出逃的地下党，同样也被特务逮捕了。 …… 张蔚林被捕后，很想把自己被抓捕的消息传送出去。 于是，他一直在看守所里大喊大叫，说自己是被冤枉的，请放他出去。 新上任的看守所长毛烈前来询问，张蔚林连忙叫住他，并请求他派人送一封信给自己的亲戚，让亲戚带钱来赎人。如果肯帮忙的话，愿意给50块大洋当作辛苦费。 毛所长一听有好处，不由眼睛一亮，还真的派人把这封信送了出去。 事实上，张蔚林所谓的亲戚家，其实是重庆地下党支部的一个联络点。 叶翔之也不是吃素的，见一直找不到张蔚林的妹妹张露萍，认为她有可能还不知道目前的情况。于是，他让人以张蔚林的名义，给她发了一封加急电报，内容是“兄病，速回重庆”。 张露萍收到电报，心里十分担心哥哥的病情，于是第一时间就做出了赶回重庆的决定。 临行前，张露萍还向周公馆发了一封秘话信，表示自己马上会动身返回重庆。
重庆地下组织很快知道了这一情况，立刻给她发电报回复。 可惜，张露萍此时早已离开了家，根本就来不及通知她马上撤退。 知道张露萍已经中了敌人圈套之后，重庆地下党组织只能派几个人前去车站，希望可以提前截住她。 然而，他们赶到以后，却发现到处国民党便衣特务埋伏在车站。 就这样，他们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张露萍下了汽车以后，随即就给军统带走了。 军统很快对他们七人小组进行惨无人道的严刑逼供。但是，他们一个字都没有交代，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的身份，也不承认有关电讯总台党支部的存在，更别提有关我党重庆地下组织的情况了。 戴笠获悉这个情况，想到一条毒计。 他下令让人拿掉张露萍的手铐脚镣，说是现在放她一条生路，同时却派特务在后面悄悄跟随。 张露萍却马上就反应过来了，走过周公馆门前，并没有跑进去求救，根本没让戴笠的阴谋得逞。 即使走在大街上，张露萍也微闭着双眼，遇上相熟的人打招呼，也一概置之不理。
戴笠无计可施，只好又命令特务们把她抓了进去。 四、英勇就义1940年3月，张露萍、冯传庆、张蔚林等七人被转移到歌乐山白公馆监狱。 蒋介石很快得知了此事，勃然大怒，派人把戴笠叫到办公室大骂了一顿。 “你总说军统人员潜入共产党内部如何如何厉害，现在共产党都插入我们的心脏了，你却还不知道……” 戴笠吓得瑟瑟发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也不知该如何回答是好。 蒋介石发了一通脾气，然后吩咐戴笠，随时可以将所有被捕人员就地处决！ 戴笠却并没有这样马上行刑，因为心里有些不甘心，认为先把这帮人关押起来比较好，总有一天他们会熬不过，迟早会坦白交代。
一年以后，戴笠又把他们转到了贵州息烽集中营。从此，“红色电台”七人小组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涯。 期间，国民党反动派的企图依然没有得逞，即使把他们打的遍体鳞伤，利用各种酷刑审讯，他们却始终没有开口。 1945年7月14号，国民党反动派终于失去了最后的耐心，开始要动手了。 这一天，监狱的看守突然通知张露萍，让她收拾好东西，准备把他们拉去重庆释放。 张露萍马上意识到，这是自己最后的生命时刻了。 她却显得很镇定，依然从容冷静，不紧不慢的换上了自己最喜欢的咖啡色连衣裙。然后，请狱友徐林侠大姐替自己梳理了头发，化了淡妆，才走出了牢门。 此时，她的六个战友已经在车上等着了。 汽车开动的那一刻，他们开始集体高唱《国际歌》，坦然面对着死亡的来临。 息烽县城不远有一个叫快活林的地方，国民党特务拿着枪，残忍的将他们杀害了。
张露萍雕像 临死前，张露萍大声高喊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一年，她年仅24岁。 ……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军统电台案”的高度保密性，张露萍、冯传庆等7人的真实身份并不被大多数人所知晓。 因而，他们并没有像许多我党在抗日、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同志们一样，被国家政府组织部门追认为革命烈士。 1981年，韩子栋作为贵州息烽集中营秘密中共党支部委员，受中央组织部指示，开始撰写在敌人集中营里，我党地下革命同志遇难的相关情况。 此时，他们的英勇事迹才大白于天下，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张露萍、冯传庆等7人才真正被证实是我党忠诚的党员，亦是杰出的爱国志士。 中央组织部随即命令四川省委组织部，立即对他们的真实身份和英雄事迹进行调查取证，要求必须对烈士们、以及烈士的家属们负责。 四川省组织部很快成立调查组，但由于张露萍他们身份隐蔽，又改了名字，别人知道他们的事情太少。
尽管，调查组走访了许多地方询问知情人，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还是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才让他们的事迹逐渐清晰了起来。 后来，调查组听人提起，得知叶剑英元帅或许可能知道这个事情，这才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不久后，调查组就专程赶到北京采访了叶剑英。 叶帅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全部都告诉了调查组。随后，他更是奋笔疾书，主动为张露萍、冯传庆等七人小组提供了亲笔证明材料。 1983年8月4日，叶剑英的大力协助下，四川省人民政府予以批准：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陈国柱、杨洸、王锡珍等七人均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祖国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了新中国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他们一定永垂不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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