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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83年7月10日，中南海叶剑英的府邸，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正在听取雷英夫的汇报。 雷英夫和叶剑英算是一对老相识了。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同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共同工作多年。 时光荏苒，原先在南方局一同工作的同志已经先后去世，但曾经那段艰难的斗争岁月依旧历久弥新。雷英夫这次给叶剑英打电话，特地汇报张露萍等人的情况。 叶剑英在听了对方的汇报后激动地说：“我想了想，张露萍不就是那个'干一场’吗？” 张露萍是谁，她有着什么传奇经历和故事呢？
雷英夫 2009年，一部名为《风声》的电影在全国各地上映，取得了极大的反响。在这部影片中，共产党员顾晓梦为了国家的利益英勇牺牲。 在顾晓梦的身上，重叠了许多共产党员和烈士的影子，而张露萍便是其中之一。 0张露萍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39年11月，夕阳微风，略带着寒意，山城重庆的路口的汽车站人流交织，人声嘈杂，商贩叫卖声此起彼伏。 只见一辆汽车满载着乘客驶进汽车站。汽车刚刚停稳，稽查处的特务便上前盘查。只见一位女郎衣着时髦，气度不凡，她看也不看特务一眼，态度异常傲慢。 几个特务被她的气势所震撼，只能呆呆地接过证件。在慌乱中，他们也没有仔细看，便让她赶紧上路。
旧重庆 而这个女郎，便是延安派来的共产党员张露萍。 1921年，张露萍出生在四川省崇义县小东街一个普通民房中，家人将其取名为余家英。他们家中一共姐妹三人，余家英是“老末”，因此格外受到父母的钟爱。 余家英的父亲于泽安，是一个私塾先生，同时还兼做笔墨纸砚的小生意。虽然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清贫，却温馨而又快乐。 于泽安总是想要把孩子养育成有用的人，因此他们即便家境困窘，生活拮据，也要省吃俭用将儿女送到学校。 余家英8岁那年，父母将她送到县城一所小学读书，还为他取名叫余硕卿。由于余硕卿学习刻苦，成绩优秀，深得老师们的喜爱。 正当余硕卿快乐成长之际，发生了一件对她今后生活影响很大的事情。
张露萍 他的大姐与于硕彦在重庆师范学校读书时，四川地方军阀、国民党暂编第一师师长余安民看中，还将其强娶为三姨太。 幼的张露萍一起到成都求学，并在1935年考入成都东胜街的私立建国中学，只能暂住在大姐家里。没想到的是，余安民又对二姐动起了歪心眼，余硕芬只得逃出去到外面居住。 在大姐家中，幼年张露萍经常目睹余安民腐化堕落的生活，这使得她更加痛恨黑暗的旧社会。 余硕卿就读的建国中学是四川军阀刘文辉创办的学校。这所学校提倡封建买办教育，不允许学生过问政事。 在学校里，张露萍结识了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女儿车崇英，两人很快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车耀先 在车重英的影响下，张露萍开始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并慢慢建立了共产主义信仰，打开了眼界，也看到了希望之光。由于张露萍常常去姐妹车崇英家，也因此结识了车耀先。 1936年，余硕卿在车崇英的介绍下参加了民先队，还被编在成都西城区建立了国中学小队，担负了民先队的组织、宣传和交通工作，并将自己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 正当国民党千方百计镇压抗日救亡运动之际，余硕卿坚信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相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深入人心的。她渴望着去延安，渴望着接受锻炼。 七七事变之后，成都人民在川西地下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当时，延安的少年先锋队来到成都发展，张露萍和车崇英等人经常去听他们的讲话。 成百上千的青年学生们，喊着“爱国有责，抗日勇先”的口号，加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张露萍也参加了民主少年先锋队组织的歌咏队，并担任指挥。她跟随歌咏队到各处宣传抗日思想，开展抗日活动。
左一为张露萍 在活动的过程中，张露萍越发坚定了自己的革命理想。 张露萍进入高中后，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此以后，她更是把大量的精力都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当中。 张露萍来到延安1937年11月，中共地下党组织准备把一批进步青年送到延安去培养。 在车耀先的帮助下，张露萍与其余9个青年学生秘密离开成都。踏上了前往红色圣地的旅途。 经过几天的舟车劳顿，张露萍终于来到了延安，在这里，她拥有了另一个名字——黎林。
张露萍在延安 1938年初，张露萍经党组织分配，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后又转人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三大队五队，张露萍的文艺天赋也很快得到了发挥。 那一天，是抗大全校同学集会的日子，张露萍打扮得十分干净利索，她精神饱满地参加大会，以饱满的精神学习。 1938年冬天，年仅17岁的张露萍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张露萍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被调到军委中央通讯学校学习无线技术，毕业后又被调到中央组织部政治干部训练班。 在这里，他学习了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方法和斗争策略。学成结业后，张露萍被分配到文联担任秘书工作。 不久，她和马列学院政治研究室的陈宝琦产生了感情，1939年初秋，经党组织批准，两个革命青年终于结成伴侣。
张露萍 两人结婚不久后，中央组织部命张露萍回四川，并利用她和大姐的社会关系做统战工作。张露萍愉快接受了党组织交给她的任务，告别来新婚的爱人，告别了延安。 据陈宝琦后来回忆：他们分别之前，张露萍并没有说自己去执行什么任务。 张露萍离开后，陈宝绮只收到了她托人带来的一张便条和一包糖，从此便音讯全无。 当时，叶剑英担任南方局军事组组长，组里有5位成员，张露萍由其中的曾希圣和雷英夫直接领导。 张露萍来到重庆后，雷英夫亲自接待了她，并为她改了名。走上主席台，带领同学们高声唱起了《拿起刀枪干一场》：
张露萍雕像 张露萍铿锵有力地指挥给全校师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她就多了一个外号——“干一场”。 张露萍不仅在各种活动中表现突出，还经常照顾生病的同学，在工作和思想觉悟上的进步很大。 据张露萍的同班同学李隆蔚回忆：由于她当时不适应北方的气候，生了三个月的脚癣，连走路都困难。 雷英夫安排张露萍住在重庆市牛角沱，并对她的装束、言谈以及接头方式都做了周密的安排。
雷英夫 1939年10月的一天，阳光明媚，秋风送爽。一个身穿浅咖色裙式西装，头戴法兰西帽的清秀女孩，出现在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她好像在等人，又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不一会，从电讯处里走出来一个年轻男子，女孩随即展开灿烂的笑颜，挥起手臂高声喊道：“哥哥!我在这儿！” 没错，这个女孩就是张露萍，而被她叫做哥哥的人就是军统局里的地下党员张蔚林。 张露萍开展地下工作按照雷英夫的安排，张露萍与张蔚林要以兄妹关系作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张蔚林便搬到牛角沱，与张露萍一起生活。 张露萍除了传送情报之外，还肩负着领导军统局中的地下党员，以及在军统内部秘密发展党员的任务。 不久，张露萍就在军统内部成立了共产党支部，并担任党支部书记。由张露萍领导的地下党支部如同一把尖刀，插入了国民党的心脏。
张露萍 在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多次截获军统局的重要情报，电讯总台的人员名单、密码、呼号、波长、图表、通讯网分布等等都通过张露萍的手源源不断地送到南方局。 为了保证安全，他们不再直接到南方局驻地进行接头，而是通过四德里一个小巷里的联络站进行情报交换。 其中一次，张露萍等人成功截获了戴笠发给胡宗南的一份密电，密电上表示：军统准备派人携带小型电台潜入延安。 张露萍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将消息传给南方局。由于情报准确及时，国民党特务小组刚进入陕甘宁边区就被抓获了。 就在地下党支部的工作进行得越来越顺利之际，他们的行动也引起了戴笠的警觉。
戴笠 戴笠为了加强军统内部的督察，防患于未然，便找来了刘培初。刘培初是军统督察室主任，监督特务人员的“小报告”头子。 军统内部各单位都设有督察，他们的任务就是侦察特务人员中是否有反动思想或行为，及违反军统家法的人。稍有可疑，就打“小报告”上去。 这种“小报告”可以直接送到戴笠手里，轻则关禁闭，重则丧命。因此连那些大特务也惧怕他三分。 除了公开的督察外，还有秘密的督察。军统人员之间彼此很少交往，谈话更是小心翼翼，以免引火烧身。
蒋介石和戴笠 戴笠向刘培初下达了命令：必须加意防范共匪的奸细混到我局本部里来，尤其是机要和电讯部门。 一旦发现有共匪混进我们的机要、电讯部门，马上抓起来。就是有嫌疑的，也要先抓起来再查！如果发现情况不立即报告，当军法从事。 于是，军统内部各机关，特别是机要、电讯部门的督察工作加强了。那些督察人员，像猎犬似地到处闻嗅起来。 事情的发展时常出人意料。当张露萍出色的工作暂告一段，经组织批准于1940年春节回蓉探亲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张蔚林在机房值班时，由于工作不慎，烧坏了收发报机上的一支真空管。 这引起了监察科长肖茂如的怀疑，他认为张蔚林是有经验的报务员，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故，判定他是不安心工作而故意破坏。于是命令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看守所禁闭。
张露萍 张蔚林社会经验差，沉不住气，擅自从看守所逃跑，直奔周公馆，请示怎么办？ 经组织分析，认为烧坏真空管是工作上的过失，最多受点处分，如果逃跑会完全暴露。于是，他又跑到军统局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处求情，要求调动工作。 稽查处发现张蔚林逃跑后，立即派人四处寻找，最后又到他的住地搜查，找到了一个名册，上面有军统局在各地的电台配置与电台密码，还有张露萍来信和其他机密材料。 肖茂如当即打电话向董益三报告了情况，董益三刚挂电话，张蔚林便跑来要求面见处长。 张蔚林是这个处长的得意门生，很受他的器重，但是他这次却对张蔚林却说：“事到如今，我没法帮助你了。”随即，他便写了张条子，派两个卫兵，将张蔚林押送局本部交毛人凤处理。 当晚，军统局便派人把电讯总台包围起来，先后逮捕了共产党员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 当时正在报房值班的总台领班冯传庆，发现了敌人的行动，迅速翻墙逃走。次日清晨，他也来到周公馆，汇报了敌人在电台的情况。
张蔚林 他在经受了考验，组织并亲自安排他去延安。临行时，组织还送了一件古铜色的皮袍子和200块路费。可是，冯传庆于深夜过江后，也不幸被捕。 张蔚林、冯传庆等人出事后，张露萍在成都。敌人假借张蔚林名义，给她发了个“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 当组织上知道此事时，已来不及通知她了。张露萍一回到重庆，就在两路口被敌人逮捕。 军统局电台小组的7位共产党员全部被捕，囚在军统局稽查处看守所内，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军统电台案”。 张露萍等七人被捕7位虎穴英雄案件发生后，引起了军统局的震惊和蒋介石的盛怒，戴笠暴跳如雷地惊呼：我们的电台快成了共产党的电台了。
戴笠 蒋介石恼怒地骂着戴笠：“我天天叫你派人打进共产党，直到今天，连睡在我们身边的重庆共产党许多公开机关你都打不进去，而他们却钻到我们的心脏里这么久才无意中被发觉，你还有脸活得下去吗!” 戴笠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我和共产党斗争中最为惨重的一次失败。” 特务头子又气又恨，决定亲自主审这个案件，企图从这几个年轻人身上打开缺口，将共产党在重庆的地下组织一网打尽。他们见张露萍是个20多岁的姑娘，只要把她拿下，其他人就不攻自破。 张露萍被带到审讯大厅后，面对敌人毫无惧色。戴笠试图从她口中获取更多的消息，无一例外都是失败了，他气得拍桌喝道：“给我打！” 两个特务随即像饿狼一样朝着张露萍扑去，其中一个特务从后面猛烈抽打他的背部。 张露萍被敌人打得满身红肿，却丝毫不肯低头。戴笠见此情形，又气又跳。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眼前这个看似柔弱的姑娘竟是如此刚强。 特务从张露萍嘴里没有得到一点线索，又把视线转向其他几个青年身上。结果，毒刑使用过后仍是一无所获。7位虎穴英雄多次被提审，多次被严刑拷打，威胁利诱，都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贵州息烽集中营审讯处 敌人软硬兼施，种种伎俩都不能有所获，于是又玩弄新的花招，想出了一条放长线钓大鱼的毒计：假释张露萍，暗地里安排特务监视，看她与谁说话，与谁联系。 张露萍立即识破了敌人的诡计。当她路过曾家岩50号周公馆门口时，故意装着与这里无关，连看都不看一眼就走了过去。 她的行动给特务机关造成错觉，他们认为领导张露萍的不是周公馆，是重庆地下市委，从而保护了南方局领导机关的安全。 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又把张露萍抓了起来。根据戴笠的旨意，最后终审结案。签判7人死刑，立即执行，报请蒋介石批准。 蒋介石看到戴笠的报告，把他臭骂了一顿后，指示“同意死刑。暂缓执行”。 蒋介石还想从英雄们身上找出材料，同时也想把他们暂留下来，作为他反共的一张牌。
烈士纪念碑 这样7位虎穴英雄被打上死镣，囚禁于白公馆。1941年3月，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又被转运到贵州息烽集中营。 巧的是，张露萍在这里遇到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车耀先。 张露萍被关在名为“义斋”的女牢里，编号253。宋绮云(杨虎城将军的秘书)的夫人徐林侠，和她的孩子“小萝卜头”跟张露萍关在一起。除此之外，还有黄彤光、黎洁霜等人。 张露萍在刚入狱时身材消瘦、遍体鳞伤，由于带着手铐脚镣，行动都十分困难。但她的热情、乐观和善良，很快打动了牢房里的所有人，特别是“小萝卜头”。 由于张露萍经常给“小萝卜头”讲故事，教他识字，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
小萝卜头 张露萍虽然被困在集中营，但她的心情是轻松的，因为她成功掩护了组织，保护了同志。 在狱中，张露萍关心他人。和他一起被捕的赵力耕因为长期被关在禁闭室，患了关节炎。张露萍的支持此事后，将自己的金戒指变卖，换来了药瓶和营养品。 当年和他同牢的男友黄彤光曾经回忆：
在狱中，张露萍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气节，和革命战士的坚贞不屈。
周养浩 张露萍牺牲将近40年，身份得到证实1945年初夏，戴笠回到息烽查监，命令周养浩将张露萍等人杀害。 7月，周养浩召集行狱中警卫组长和行动组长商议密杀的办法，最终决定以“奉命将张露萍等人押解重庆为由”，将她在途中杀害。 1945年7月14日，看守人对张露萍说：“你收拾一下行李，所里准备释放你。” 此时的张露萍已经敏感地意识到敌人要做什么了。她镇定自若地梳好头发，换上自己刚来重庆时的一身连衣裙，从容地走出牢房，和男友们一一道别。 囚车沿着黔渝公路行驶到距离县城三千米的半边街时，特务突然借口运送被服，行进到一个名叫快活岭的地方。 特务让张露萍等人下车，她带头走上仓库门口的台阶上，几个荷枪实弹的特务紧紧跟在他们身后。
就在此时，敌人的枪声响了。冯传庆和张蔚林先后倒在血泊中，张露萍的脚上和臀部各中一枪。 张露萍转过身，望着这些国民党士兵，轻蔑地说：“笨蛋，有本事再往我的胸口来两枪。” 这些士兵愣了愣，随即开枪射击。最终，张露萍因身中六枪，倒在了血泊中。 很快，张露萍牺牲的消息传到了息烽集中营。难友们不由地悲痛万分，女牢中的哭声更是持续了一整夜。 岁月悠悠，一晃整整39年过去了，7个英雄儿女在息烽这片快活林中长眠。在这将近40年的岁月中，7名烈士默默无闻，遭受了不白之冤，而他们的英勇事迹也一直被湮没。
新中国解放后，由于“军统电台案”一时间便成为谜案，西南军政委员会便决定暂时搁置这个案子，张露萍也被遗忘在角落里。 1970年，张露萍的母亲在去世前，拉着自己三女儿，不停地问着：“别人都回来了，她怎么也不回来，你的妹妹到底在不在？” 可是，他们却不能替老人回答这个问题...... 然而，党没有忘记他们，幸存的难友也没有忘记他们。 时任贵州省政协副秘书长，《红岩》“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同志多次含泪向相关机构提供了张露萍等7人在息烽集中营的斗争情况。 此外，南方局军事组的一位负责人也对张露萍他们念念不忘。
韩子栋 临终前，他说：“不知道张露萍他们被捕后是否安全？如果不搞清，是一件一辈子都遗憾的事情。” 1980年，全国妇联研究室要求贵州妇联复查张露萍案。与此同时，四川省也开始着手调查。 1981年12月，中央组织部又发出相关通知，要求四川重庆等地党委对死难者以及家属负责，对现代史这个重大事件负责，认真调查。 四川省委和贵州息烽县委等相关部门组织相关力量进行大规模调查后，找到了原中共南方局领导了解情况。 雷英夫对张露萍等七人以及张蔚林等六人的入党情况、张露萍领导军统电台的史实进行调查。
雷英夫晚年照片 1983年7月，雷英夫为了慎重起见，雷英夫特地给叶剑英等人汇报了张露萍等人的情况。叶剑英听后激动地说：“好啊，好啊！我想起来了，张露萍不就是那个'干一场’吗！” 叶剑英又问：“还有那个麻子呢？”雷英夫说：“对，这个人叫冯传庆。”叶剑英感慨道：“想当初，我还送给他一件皮袍子呢！” 说起张露萍，叶剑英表示：“张露萍的事迹是南方局历史的一部分，我们要学习他，歌颂他，她是我党的好女儿！” 此外，叶剑英还亲笔为张露萍写了证明材料。 1983年8月，在省委和中央的关心，在相关同志们的协助下。经过一年多艰苦而又细致的的研究下，“军统电台案”终于真相大白。
叶剑英晚年 而这7名含冤将近40年的烈士，终于被四川省委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84年，张露萍等七人的遗骸被迁移到息烽县烈士陵园安葬。 张露萍地下党员的身份确认后，韩子栋亲自为张露萍撰写碑文：
1985年清明节，就在张露萍牺牲整整40年之际，国家交通部长陈宝绮，即张露萍生前的丈夫正式离休，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为张露萍扫墓。 而这次见面，是他们自从结婚后45年之后的第一次见面。
面对着阴阳相隔的黄土，陈宝绮不由得热泪盈眶，喃喃道：“这么多年了，我来看你了......” 作者 锦年，自由撰稿人，历史学爱好者，致力于研究近代史、党史。期望用历史垂训鉴戒，塑造集体记忆，鉴往知来。 洞鉴五千年 编辑：锦年 审稿：老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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