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民族，从好几千年前就开始崇尚“道德”，并一段出现过“以德治国”的局面。但道德在我们生活中的体现，通常是“德治”的思想强加给我们的一些标准或者规范，并不深究其根源和本质，这就是所谓的“圣人立法”。但时代走到今天，我们的身边真的还有那么多圣人吗？我们通过一年一发的家长联系卡，试图从道德层面评价我们的学生，但我们真的有这个资格吗？是不是教育工作者这个身份，就天然地让我们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其实我们低头看看自己，很多时候，不管在生活还是在工作中，我们与这个国家的很多普通人一样，只是个道德的伪强者，甚至就是个弱者，在去年的交流会上，我就谈到过我们自身存在的很多问题（见《以我为镜》），但很可惜，这些问题现在仍然存在。 而“规则”，其实是个很西方的概念。西方文化很大程度上受宗教的影响，而主流宗教教义的前提就是“人生来就是邪恶的”，所以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西方社会，虽然也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但总体来说更规范，更严谨，更体现出文明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我们的校园，其实很需要规则，但规则不仅仅是我们发给每个学生的那本厚厚的学生手册上的那些东西。我们应该更多地教会学生去遵守“生活的规则”。比如当我们在教学楼的一侧人为地竖起禁行标志，并认为这就是“以学生为本”时，其实我们在犯一个错误，而同时也是整个国家或多或少都在犯的错误，就是“短视”。的确，这样的行为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保证学生当前的人身安全，但这个充其量只能保证四年，甚至这其实更多地是在为我们自己负责，而学生四年里因此而养成的漠视规则的习惯，是会影响他们一辈子的梦魇，他们走在毓秀路上的架势，就已经说明了什么是蝴蝶效应。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应当告诉学生行人该走在已建成的步行道上，告诉他们这就是规则，因为出了校门，没有人会为了他们专门开辟这么一条安全通道，只有遵守“生活的规则”，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遵守规则的人，才能算是一个对自己对社会都有责任心的人，否则，如果我们的学生从事食品行业，我们就得继续吃有毒食品；如果负责动车调度，我们就得继续提心吊胆地坐火车；哪怕他们只是在路上行走或开车，我们都得提心吊胆，因为你永远猜不到他的下一个动作会是什么，因为他们在念书的时候，这么走惯了。
在北大备受争议的胡适先生说过这么一段话：“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希望作为教育界的晚辈，我们能记住胡先生讲过的这席话，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从精神上“逐渐回归”。 最后，我想以今年我在家长联系卡里给自己班里所有同学的家长写的一封信作为结束：“这个信封里您最关注的也许是那张白色的成绩单，但那不是您孩子当下生活的全部，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那部分。我们的教育从来不缺失于文化知识层面，更重要的任务的是让您的孩子热情、正义、有责任。在我的工作中，我最害怕也最抵触的就是每年都发给我这么一张纸让我评价学生，因为我的话带来的可能您对孩子的一顿责骂或是一通赞赏，而所有这些未必基于一种客观的认识，所以我只能告诉您，您的孩子在这里过得很正常、很健康，希望您多向孩子展示阳光的一面，多给予一些空间，毕竟让一个人完全按照另一个人的方式生活，是世界上最难做到的事情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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