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三年，二十七岁的袁宏道出任吴县知县，在给友人丘长孺的信中说：“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
对上司像奴仆，对过客像妓女，管钱粮像账房先生，待百姓像保人媒婆，如此形容县长大人，实在罕见。在袁宏道的笔下，知县面对的，不是习文知礼的鸿儒，而是目不识丁的愚民，与上任前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形成的处事方式完全格格不入。
另外，他还给同为知县的朋友杨廷筠写信道：“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尽。”在给好友沈凤翔的信中道：“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尤苦，若作吴令，则苦万万倍，直牛马不如矣。何也？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也，而不难。惟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
显然，年轻气盛的袁宏道，书生气十足，上任之前把当“父母官”的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在躬身实践中，才识得个中愁滋味。
那么，在明代做地方“父母官”真的这么憋屈吗？如果真的如袁宏道所抱怨的那样，十年寒窗走科举独木桥的书生们岂非都是自找苦吃？实际上，袁宏道所言并无夸张，明代的守令确实难当。“令所对者，鹑衣百结之粮长，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虮虱满身之囚徒耳。”事务之繁忙，处断之艰难，是跻进官僚集团的士人所始料不及的。
远离权力中心，不容易晋升。
明代的知州（俗称太守）、知县（俗称县令），在整个国家的官僚体系中十分特殊。他们处于官僚体制和基层社会接壤的边缘，在整个官吏队伍中属于外围，离决策中枢较远，因而除了个别时期外，通常得不到权力中心的重视，因而仕途升迁往往较慢。
但他们所在的基层政府，又是整个王朝大厦的支撑者，承担着负载上层建筑的重任，皇帝和中央政府又不得不重视州县建制的职能。对州县守令的轻视和对州县建制的重视，使守令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作为州县长官，一方面是远离政治中心的冷落，另一方面是职责的繁重和压力。
明初，朱元璋由于出身下层社会，深知州县的难处及其对稳定政治统治的重要，极重守令之选。但好景不长，从立国到仁宣之时，制度初立，已有内重外轻的迹象，当官者视州县为畏途，为宦者视京师为要津。由于明初以严刑治官，使内重外轻的弊端不过于显，吏治尚称循良，不过，皇帝把注意力集中在京师和中央，已经留下了产生问题的空隙。
职责繁重，出力多却难讨好。
弘治以后为了强调地方亲民官的重要性，规定知府、知州见上司不行跪拜礼，仅揖手打拱而已，以重其职，但其调节内外关系的着眼点，局限在官僚体制内部的上下关系上，而对政府与社会的官民关系缺乏足够的重视。
正统至弘治，尽管朝廷越来越重视地方亲民官的职司，但主要考虑其对国家财政的供应能力，州县官员的职责转向催科为主，且受多方牵制，为政不易，吏俗渐猾。正德以后，嘉靖、万历时期，州县不仅不复抚恤乡里，反而变本加厉，盘剥地方。
州县守令上有督抚巡按藩臬催逼索要，下有乡宦、生员、胥吏把持地方，州县难作，动辄罹罪，清廉者不容于方面上下，致使吏治大坏，终于激起民变。
一不小心成“四害”，够憋屈！
明末农民大起义，小半出自天灾，大半出自人祸。以往史学界所重视的宦官专政问题，党争问题，主要影响上层，进而波及吏治，与社会底层并无直接联系。而州县吏治败坏，则是酿成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
天启年间的礼部尚书赵南星，曾列举当时的政治“四害”，其中两害就在州县，其余两害也与州县间接相关。“救时要务事，除四害为急。何谓四害？一曰干进之害，而曰倾危之害，三曰守令之害，四曰乡官之害。”“除此四害，仕路庶几可清，民生庶几可疗矣”。“臣处闾阎三十年，习见有司贪酷者甚多”，“以致豺狼满地，小民愁苦无聊，起而为盗”，“故今日之忧不在建夷，不在安奢，而在郡县之内”。
本来，从宋以后到明代，州县衙门都立有戒石，铭文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但百姓却将其改为：“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着，上天难欺他又怎知。”李自成一句“三年免征，一民不杀”，“迎闯王，不纳粮”，立即从基层动摇了明王朝的根基。故研究明朝政治得失，制度优劣，必须重视州县“父母官”问题。
由于地方官身处两难之地，在上下夹击之中，州县只得上结长官，下虐小民，成为吏治腐败的滋生温床。到明代中叶以后，州县的腐败已经达到“普及”程度，从守令到小吏胥役，清廉者廖若晨星，贪贿者蚁聚蜂集，成为政治痼疾，无药可救，终于把大明王朝送上了末途。
但愿袁宏道的抱怨能引起当下为政者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