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既远且近的大陆和时代

拉美文学，曾经在上世纪中国大陆两度引起关注，掀起译介高潮。一次是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大陆大约出版了300多种关于拉美的出版物（包括著作、工具书、地图、图片等），包括近80种文学类著作，涵盖了古巴、智利、巴西等16个国家和地区；总印数超过60万册。另一次是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以及博尔赫斯、巴尔加斯?略萨等小说家的作品都陆续被翻译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还推出了一套“拉美文学丛书”，这些来自千山万水之外的作品滋养了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文学。
　　虽然，从数量上看，1980年代的拉美文学译介仍旧远远不能和欧洲文学的汉译相比，但是却以整体的面貌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1980年代中国文学艺术水准的“寻根文学”以及“先锋文学”，在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历史等问题的思考上，在语言、叙事、时空、主题等方面的探索与开掘上，无不直接受到拉美文学的启发。
　　进入1990年代，随着文学在整个社会格局之中逐渐被边缘化，拉美文学回落到似乎属于它的“小语种”文学的一隅。根据《全国总书目》的统计，1990~1999年间总共出版了100种左右的拉美文学翻译作品，其中近2/3来自云南人民出版社自1987年开始出版的“拉美文学丛书”。但“拉美文学丛书”中的很多作品，没有像1980年代一样受到读者追捧，而是堆积在仓库之中蒙尘。曾经在1980年代拉美文学热中因另类而显得有些落寞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却成为1990年代的“文化英雄”之一，并被作为后现代文学大师备受推崇。
　　2010年以来，伴随着巴尔加斯?略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及其北京上海之行，乃至终于获得作者授权的《百年孤独》全新译本的出版，拉美文学大有卷土重来之势。今年5月15日，拉美文学巨擎、墨西哥小说家卡洛斯?富恩特斯辞世，再度将我们的视线引向那个既远且近的大陆和时代。
　　过早被遗忘的富恩特斯
　　其实，半个世纪以来拉美文学汉译的核心基本围绕的是同一代（1960年代）的作家。除了稍早一些的博尔赫斯与胡安?鲁尔福，其余诸如聂鲁达、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等人，均为拉美1960年代文学的领军人物，后两者正是所谓“文学爆炸”四大天王中的最富盛名的两位，另外两位就是卡洛斯?富恩特斯与胡利奥?科塔萨尔。
　　1979年林一安发表在《外国文学动态》的文章就已经提及富恩特斯的名字。近30年来，我国已经翻译出版了富恩特斯的5部小说以及《墨西哥的5个太阳》、《我相信》这两部随笔集，但他在中国大陆的知名度显然还是不能与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龄人相提并论。尽管富恩特斯早在1990年代就已拿齐西班牙语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奖，但一直等到年过80，富恩特斯也没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他逝世之后，很多人都为此惋惜乃至鸣不平。
　　的确，作为拉美1960年代最早出道、最早获得国际声誉与影响力的作家，富恩特斯好像过早被遗忘了。这位具有1/8德国血统、出生于外交官家庭的小说家，同大多数苦出身的拉美作家不同，从小就过着优越的生活,曾经随父亲在世界很多城市（蒙得维的亚、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华盛顿等）生活过，这使得他一度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直到有一天,在华盛顿读英文学校的他因为墨西哥政府宣布石油国有化导致被美国同学排斥时，他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墨西哥人。这一国族认同一旦确认，便至死不渝。他的小说似乎只有一个主人公，就是墨西哥。所以当墨西哥历史学家恩里克?克劳泽在奥克塔维奥?帕斯主编的杂志上发表质疑富恩特斯墨西哥身份的文章时，富恩特斯便与帕斯彻底决裂，至死没有和解。
　　富恩特斯的国际化背景与他一成不变的“墨西哥主题”使他的文学创作具有了博尔赫斯式的意义。同样受英语教育长大的博尔赫斯对于阿根廷文学而言，乍一看是欧洲风格，细一品还是本土调调。博尔赫斯就是以这种似是而非、潜移默化的方式将阿根廷文学带入现代化进程。富恩特斯也一样。所以，尽管分道扬镳，但作为同胞帕斯也高度评价前者对于墨西哥民族文学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卡洛斯?富恩特斯的作品中，并存着不同的声音，每一种声音，每一种方言，都同样是他的语言：在这一混合体中如何区分哪个是墨西哥的，哪个是外国的？墨西哥文学正是由这些声音撞击或融合而成……”
　　1958年，富恩特斯发表《最明净的地区》，一些学者甚至将此作为“文学爆炸”的开端。对于“文学爆炸”而言，富恩特斯是当之无愧的领路人、核心和“催化因素”（何赛?多诺索语）。这一点可以从两个层面得到体现。从文学生产与传播层面来看，他是第一个通过自己在全球的文学代理人来控制自己作品的翻译与出版、第一个被美国评论家视为一流小说家、第一个与欧美大作家建立牢固私人友谊的拉美作家。当他看到多诺索的《加冕礼》之后，给后者写信说：“没有更多的人知道这本小说，而且没有翻译成其他文字，我觉得这很荒谬，请你把书寄给我在纽约的文学代理人。”几个月之后，他告诉多诺索：“祝贺你，兄弟，艾尔弗雷德?诺夫—美国最大的出版社，接受你的书。”在富恩特斯之后，马尔克斯、略萨、科塔萨尔、多诺索等拉美小说家才开始有意识地加入国际文学出版市场，比如寻找文学代理人，参选各式各样的国际文学奖，选择外语译本的出版社，同文学代理人讨价还价，开始频繁的国际旅行（演说、出席首发式）……这就难怪卡彭铁尔将“文学爆炸”定义为“特定时期内欧洲和美洲一些出版机构对一小部分作家的一窝蜂式翻译介绍”。而他们的国际声誉传回拉美，又引发拉美本土出版社的跟风，变成拉美本土的一种文学现象。如果没有富恩特斯在拉美与欧美文化圈之间的穿针引线、带动引领，拉美文学“融入主流”（借用了1967年出版的对拉美10位当红作家的一本访谈录的名字）的步伐恐怕不会如此迅捷。当然，也仅仅是“融入”而不是“成为”主流自身。尽管萨特、格雷厄姆?格林、卡尔维诺等欧洲著名作家都曾经盛赞拉美当代小说，但是对西方主流文学来说，拉美当代小说不过是文学T型台走秀的明星，仅是昙花一现式的瞬间辉煌，因此才称之为“爆炸”。而在这场“焰火表演”中，获益最大的既非拉美文学，也非拉美小说家，而是跨国出版集团及文学代理人。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戏言，“所有的出版商都有钱，所有的作家都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