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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遗书《恪法师第一抄》初论

 鸿墨轩3dec 2012-07-13

敦煌遗书《恪法师第一抄》初论

王大中

[内容提要]  本文以创作于盛唐时期的草书精品《恪法师第一抄》为代表的民间书法与孙过庭《书谱》、贺知章《孝经》为代表的正统文人书法进行比较研究。在对其创作背景及作品的共同点、不同点进行比较后,得出了敦煌遗书在书法表现上虽是以实用为目的,但其于书法艺术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它在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既是与正统书法同步共进、相互影响的,又是不完全追随正统书法,能较多保留前代遗风的另一条脉络。希望通过这种比较研究,能使研究者对敦煌遗书等民间书法不因其民间性而不加重视,且进一步肯定其在书法发展史中的地位。

[关键词]  盛唐  今草                                                                                             

唐代的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高峰,肇端于东汉的新书体草书、行书、楷书在晋代为士族阶层所接受,并且逐渐发展成熟起来,进而演进成主流书风。而唐代则是在延续晋人书风的基础上,迎来了篆书、隶书的复兴,并使楷书和草书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唐代得到极大发展的草书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般认为是以张旭、怀素为首的狂草,他们继承前人草书的精华,由一笔书发展成为奇险雄逸的狂草,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开一新境。而以孙过庭、贺知章等为人为首的另一派则是继承了二王书风,将今草书法发展到更臻完美,更具理性。他们虽然没能象张旭、怀素他们那样高张创新的旗帜,但却能在继承晋人书风的基础上于漫不经心中见奇崛,于平淡中见率真,对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其流风直至今日,仍是人们进行草书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而在当时,以孙过庭为主的这种风格,无论在士大夫阶层,还是在民间,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在敦煌遗书中不多见的草书作品有着具体的体现。

唐人草书写本《恪法师第一抄》,原为敦煌藏经洞中的经卷,后流落坊间,直到1922年被罗振玉发现收藏,才进入文人们的视野,为士人所重视,流卷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恪法师第一抄》全卷长777厘米,高28.9厘米,通卷502行,行22到27字不等,书于白麻纸上,是敦煌遗书中不多见的草书作品。《恪法师第一抄》的书体为今草,通篇书写流畅自然,无平常经生抄经的拘谨板滞之态,且其中章草遗韵突出,晋人法度神韵闪烁其间。该卷用笔率真却不逾矩,笔势迅疾却收放由心,字字匀停,大小基本一致,虚实呼应,俊逸而不失浑朴,用笔与传世的晋人名贴《平复贴》有较多的渊源,虽脱去了波挑笔法,但仍保留了章草的滞重古朴,显示出作者娴熟的用笔技巧和深厚的书写功底,在艺术水平上不稍逊于负一时盛名的草书名家。

《恪法师第一抄》的书写时间大约是在盛唐时期,“至于此卷的书写年代,虽无明确记载,但估计至迟不能晚于盛唐。因为据日本学者藤枝晃的研究,敦煌写经用的古麻纸在北朝时用破旧麻布为原料制成的,偶然纸中还留有较粗的麻条纤维。隋代则用麻、树皮等制成的薄麻纸。初唐、中唐用麻、树皮等制成的厚麻纸,这一时期纸的质量较好,一般见不得麻条纤维,到了吐蕃、归义军时期,则是用破麻布制造,麻纸呈灰白色,质地较差,可以看到麻条纤维。本卷所用的白麻纸质地厚实,色白、细腻,应是中唐以前之物。”①

    “敦煌出土的唐代经卷文书,大多出自写经生之手,多至四---五万件。当时河西走廊一带,有人专门从事写经者随着施主虔诚的求佛心理,一丝不苟地在乌丝栏中作真楷经文,因此敦煌遗书中绝大多数手抄本以楷书书写经文,草书则为数不多,如此具有典型风范的长卷更不多见。”②《恪法师第一抄》的作者应该是盛唐时期敦煌的讲经法师或经生,②其生平我们已无从得知,只能从其作品来判断。“此卷的作者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河西走廊一带的俗讲大法师讲解经义时的稿本,用‘恪’字开头表示法师本人的谦虚。”“另一种可能是大法师讲解经义时,所讲人的讲录稿,句首冠以‘恪’字表示对法师的尊敬。”③该卷作者应该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生活较为优越,受过正规书法教育,有较高的艺术修养的人,他所抄写的经卷与以谋生为目的的经生抄经有很大的区别。

 

《恪法师第一抄》在书法艺术上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恪法师第一抄》作为具有民间意义的书写在受时风影响的同时,最大可能地保留了晋人的书写状态。

《恪法师第一抄》的书体为今草,通篇书写流畅自然,毫无拘谨板滞之态,其中隐约可见的章草余韵,二王、孙过庭的法度也明显含在其中,它虽然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晋人由章草而今草过渡时期的笔意。但是,其受时风的影响仍是显而易见的,它与孙过庭的《书谱》一路的草书在气韵上息息相通。虽然在用笔上《恪法师第一抄》时有荒率之处,但它却又因为较多地保存了章草的神采,并不时地运用章草的笔法而显得浑朴古拙,气势充盈,是既能上追高古,又能涉取时风的高妙之作。而其对晋人风范的保留,虽不能说有直接来自于二王的地方,但将其于我们能见到的唯一一件晋代名人手书《平复帖》进行比较,其互证意义还是十分重要的,《恪法师第一抄》的作者虽名不显彰,其发现又晚,对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是不可能与孙过庭的《书谱》、贺知章的《孝经》等传世名帖相提并论,但随着书法研究者对其关注的不断深入,其作为民间书写隔代保存前代书写原生态的价值与艺术性,都将会超越其文献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们重视。

二、《恪法师第一抄》的作者与《书谱》、《孝经》等传世名帖的作者孙过庭、贺知章等都是宣扬个性的典型代表,他们虽然出身地位有较大的不同,但却都潜心于传统的延承,致力于艺术表现的完美,是真正具有创造精神的艺术家。

唐代初期的书法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的极力推崇,使学王到了空前的地步,一时间上行下效,二王书风无处不在。当时的草书尽师二王,意态追求高古浑脱,用笔虽然字字独立,意却是连连相属,气脉不断,在绵绵气势中每个字又不失其独立性。后来虽然有张旭、怀素的狂草席卷书坛,但是二王一脉的草书仍然占据书坛的重要地位。孙过庭的《书谱》和贺知章的《孝经》,取法晋人法度,字字独立,既时时显现出章草书的高古隶意,又大张今草之神韵,意蕴儒雅,气度非凡。有些地方用笔有趋疾倾向,但是还能收放自如,是盛唐时期继承二王书风的典型作品。

《恪法师第一抄》的作者由于所处的地位,是不可能像孙过庭、贺知章那样成为标领一代风范的人物,但其作为民间书法中具有最高水平的书法家,仰先贤而不失个性,守古法而求创新,在其局部地域的影响亦当不同凡响。他的草率不逾矩,笔笔随势生发,因势变化的特性处处表现出其在深厚的传统功力下,不甘困守的创新精神,这在以实用为第一目的的敦煌遗书中更显得难得可贵。

三、《恪法师第一抄》的作者与孙过庭、贺知章在用笔上都表现出了精绝的技巧,笔势细腻而气势不减,都足以傲视书法史上的诸多名家。

《恪法师第一抄》与贺知章的《孝经》和孙过庭的《书谱》都有着极大的联系,它们息息相通,有着不可名状的相似之处。贺知章的《孝经》虽然较孙过庭的《书谱》更显得放纵,但是在笔势上、墨法上都有着很多的类同,只是《书谱》更接近二王的原貌,有些地方甚至可以称作王羲之的翻版,是“成篇幅而不变山阴家法。”“天真潇洒,挥臂独行;无意求舍,而无不婉和。”④而《恪法师第一抄》与《书谱》之相承更多的表现在表面上,如用笔的疾徐有致,字距、行距的大小俯仰,疏密虚实的相互呼应,整篇结构俊逸充实,用笔技巧娴熟无碍等,都可以见到《恪法师第一抄》对孙过庭的《书谱》的继承和发展。但是,《恪法师第一抄》在字态上仍然保留了浓重的章草态势,并且在神韵上与章草有着比《书谱》更多一些不可割舍之处。故其虽然承延《书谱》的高妙之处,却仍然未能脱开其由于地域特点形成的由简牍直接传承的章草一脉的血缘关系。贺知章的《孝经》虽然紧追二王,力逼晋韵,从容不迫,一派儒雅之气,但他师法二王而不作二王的翻版,在极力宣扬个性的同时力主创新。达到“落笔精绝,芳嗣寡俦。如春林之绚彩,实一望而写忧。雍容省闼,高逸豁达。”⑤的境界。

《恪法师第一抄》的用笔点画灵活多变,表现极为丰富,在点画上圆笔藏锋,气势恢宏,魅力十足,这与其他敦煌遗书中常见的方笔侧锋,精光外耀有较大的不同,这也体现了其作者在受书法训练时对古人书迹是深有体会的。虽然其书写目的是为了抄经,但因其精良的笔法使之在抄写中不自觉地展示出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尤其是他在该贴中表现出的笔势的缓疾相济,在淳朴浑厚中仍能保持一泻千里的气势,非技法娴熟、功力深厚者难以达到,更非仅仅知笔笔谨严的抄经者所能达到。

四、《恪法师第一抄》与《书谱》、《孝经》的诸多相似之处中,尤以对章草神韵的保留上最为突出,但是其各自的个性特征还是十分明显的。

     《书谱》和《孝经》中的章草意蕴是作者研习二王草书时自然融入进来的,已经不再是作者的刻意汲取,作者刻意而为的是对今草的再发展。这在《书谱》和《孝经》中前后的结字和行笔疾徐变化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恪法师第一抄》则更多地在形态上表现出其与章草的自然关联,虽然在字里行间已经全然是今草的形制,也有效地汲取了二王的法度。但是,由于其所处地域形成的与章草的固有延承,使其不时流露出与章草无法割舍的关系。章草书的神采对书者来说是不需去刻意汲取的,而是其先天即已携带而来的。正是由于这种无法断然割裂开去的历史延续性,使《恪法师第一抄》为我们保留了更多的有别于时代意义的信息,使我们对其所属领域的书法发展产生一些新的有别于正统书法发展史的认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恪法师第一抄》存在的意义不应该在《书谱》和《孝经》之下,所以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对唐代书法的发展有一个全面认识。

“唐代的书法艺术在僧侣和写经生中是有着深厚的潜力的,这是因为当时的僧侣阶层多与士大夫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统治阶级利用这些僧侣大力宣传佛教教义,达到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目的。所书写的经文、讲稿借书法之美,加强其佛学的感染力,从而收到珠联璧合、相会相映的效果。”⑥通过对《恪法师第一抄》与《书谱》和《孝经》的比较,我们会发现:

一、敦煌遗书的书写目的虽以实用为主,但它的书写者中仍不乏致力于书法艺术审美的追求者。他们虽然不能象陆机那样的文人那样全身心地致力艺术追求,但却能时时寻找到一些机会,展示一下自己对书法艺术的狂热追求,对书法艺术的理解和和自己的创新意识。虽然这种创新一直没有机会站在时代的前沿,但他们自身所保留的那种自然淳朴却在其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为后人研究这时期的书法艺术留下较原始的信息。

二、在对待继承与创新上,正统书法与民间书法是同步进行的。虽然民间书法在继承传统时,因其所见所识的限制无法尽善尽美,甚至会出现对传统错误的理解,但其自身的原创却使其在传承传统的同时为后人留下更多的原始信息。而在艺术创新上,民间书法因其表现机会的限制,基本上不可能成为主流,但其在尺素片纸间偶然迸发出的火花往往会被今天的书法家所接受,并使之发展成一种新的潮流,成为书法艺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

三、虽然敦煌遗书早在1900年就已被发现,其书法艺术也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在我们这些年出版的各类关于书法史的著作中,都极少提及敦煌遗书的书法价值,“更有甚者,对于敦煌遗书要么置之不理,要么一带而过。历史证明,敦煌遗书的价值并不亚于二王墨迹,但是,其所遭遇的命运却迥异于二王。即便现时诸多当代书家不遗余力地对其加以研究,但是这种任意删减仍然使得书法艺术本身遭遇了种种困境。这其中不可否认的是,敦煌书法遗迹大多是属于民间性质的,而彼时民间书法的特质之一在于非自觉的审美意识,或许正是因此,许多书法史学著作对此耗费笔墨甚微,甚至全部删减。”⑦

正是基于此,本文希望能通过将敦煌遗书与在正统书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书法作品进行一些比较,使读者在欣赏其精湛的艺术的同时,对其在书法艺术史中的地位给予进一步肯定。

 

注释:

①《书法丛刊》总四七期,王海萍《唐人写本〈恪法师第一抄〉浅析。

②③同①。

④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

⑤窦蒙《述书赋并注》,《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8月第一版。

⑥同①.

⑦鲁明军《书法史中的“加法”与“减法”》, 《中国书画报》12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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