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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 时间： 2006-10-12
（一）东亚的经济发展 二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了殖民地的束缚，走向政治独立，寻求自己的经济发展。由于人口数量多，耕地和自然资源的数量相对贫乏，东亚地区的发展前景并没有被普遍看好。当时，一些人预言资源丰富的非洲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然而，经过40年之后，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地区，不仅克服了资源贫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且通过经济起飞改善了人民生活，实现了社会进步。东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骄人成就被誉为“东亚奇迹”，吸引着人们去探询它背后的故事。 日本经济起飞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从1913～1950年，日本经济增长率每年保持在2.21%左右；从1950～1973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29％；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从1973～1998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71%（Maddison，2001）。图7-2中给出的日本人均收入也显示了相同的增长态势。在60年代，日本人均收入增长强劲，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9.34%左右。70年代之后，日本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一路下滑。在90年代经济泡沫危机之后，日本经济更加一蹶不振，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在2%以下，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而且也低于全球的平均增长率。 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经济起飞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时间上比日本晚10年左右。从1960～2000年，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年平均分别为5.8%、6.3%、5.6%、6.4%（见表7-2）。在这40年时间里，“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在时间上呈现出一定的先后顺序。中国香港的人均收入在60年代增长最快，年平均为7.11%。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人均收入都是在70年代增长最快，年平均分别达到7.70%、7.84%。韩国的人均收入在80年代增长最快，年平均为6.52%。经过大约40年的经济增长，“四小龙”相继跨入了中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不过，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四小龙”的经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增长速度有所放慢。 快速的经济增长大幅度提升了日本和“四小龙”的人均收入水平。以美国人均收入水平为参照对象，图7-2显示了1960～2004年日本和“四小龙”人均收入水平的相对变化。1960年，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人均GDP水平分别为7093美元、1110美元、2203美元、3022美元和1012美元，分别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均GDP水平的50.2%、7.9%、15.6%、21.4%和7.2%。到2004年，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人均GDP水平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分别达到39195美元、12743美元、23636美元、27597美元和13609美元，分别相当于美国人均GDP水平的106.5%、34.6%、64.2%、75.0%和37.0%。 东亚经济增长不仅显著地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而且收入分配、教育、健康等一系列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也都有明显进步。人类发展指数是一个综合了人均收入水平、收入分配、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事业等众多指标，用来衡量一个社会总体福利状况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人类发展指数的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越大，说明它的社会总体福利状况越好。 1975年，日本的经济起飞已经完成，日本人均收入水平赶上并超过了美国。伴随着经济增长，日本的社会事业发展也有了长足的进步。1975年，日本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857，与美国的人类发展指数（0.867）非常接近。此后，日本和美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基本上表现出相似的上升速度。到2003年，日本的人类发展指数上升到0.943，美国则为0.944，两者基本一致。同样，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人类发展指数也有显著提高。1975年，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人类发展指数分别为0.707、0.725和0.761；到2003年，它们分别上升到0.901、0.916和0.916，比1975年提高了0.194、0.191和0.155，而同期的日本和美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分别上升0.086、0.077。这样，通过成功的经济追赶，日本和“四小龙”与美国无论在收入水平还是社会发展等方面，都有着趋同化的态势。 (二)是什么创造了“东亚奇迹” 在Solow（1956）经济增长模型中，物质资本增长、劳动投入增长和技术进步等因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一般而言，物质资本增长由外生的利率变量决定，劳动力数量增长由外生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等人口变量决定，因此，物质资本增长和劳动投入增长在长期都趋向于一种稳定状态。当经济增长过渡到稳态均衡之后，人均资本数量保持不变，这时，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全部来源于技术进步。 如果把经济增长分解为资本投入贡献、劳动投入贡献和技术进步贡献，那么，扣除资本投入贡献和劳动投入贡献之后，剩余部分就是技术进步贡献，通常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表示。后来，内生增长模型在索罗模型基础上引入人力资本变量，将全要素生产率的一部分归为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作用。由于人力资本积累也是由人力资本回报的外生变量决定，那么，扣除人力资本之后的剩余部分，即代表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将是用来衡量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惟一因素。 尽管同样是利用经济增长模型来解释“东亚奇迹”，但经济学家之间有不同的看法。Young（1994）认为，所谓“东亚奇迹”只不过是一种高投入的增长。从1966～1990年间，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要素积累。在此期间，“四小龙”的劳动参与率、人均受教育水平、投资率均大幅度提高。随着部门间劳动力重新配置，非农产业和制造业的就业增长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1.5～2倍。在25年中，“四小龙”人均收入增长6%～7%；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3%～4%。在控制了要素投入之后，“四小龙”的非农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同期的OECD国家、拉美国家没有本质差别。 Krugman（1994）认为，神话般的亚洲奇迹只不过来自高投入的经济增长。这种神话与前苏联神话般的经济增长惊人地相似。前苏联通过计划手段广泛动员社会资源，推动了它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率是当时美国经济的3倍。当时，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虽然批评前苏联经济数据有夸大成分，但也承认其增长的事实。美国经济学家凯尔文?胡佛甚至得出“一个集体主义的独裁式政府在本质上比自由市场的民主式政府更能推动经济增长”的结论，他还预测前苏联经济将会在20世纪70年代初超过美国。Krugman用前苏联作为例子类比，预言所谓“东亚奇迹”缺乏可持续性。他还进一步将“四小龙”与日本做比较。他认为，日本在技术创新上接近美国，技术进步在日本经济增长中有很重要的贡献作用；但是，“四小龙”则没有明显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这种没有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有可持续性。 Bhagwati（1996）认为，“东亚奇迹”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实。“四小龙”无论是经济增长率还是投资率都非常高，并持续了20～30年，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Krugman认为“四小龙”没有技术进步是错误的，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追赶也是一个技术上的学习和创新的过程。如果把东亚经济增长按照每10年作为一个时段来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技术进步上是递增的。同时，Krugman对前苏联的经济增长持续性的解释也难以令人信服。根据Desai（1990）的研究，缺乏有效激励所导致的经济低效率，是前苏联计划经济走向崩溃的原因，而不是来自边际报酬递减所带来的投资下降。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其说是“奇迹”，不如说是“魔术”。选择出口导向战略带来的出口增长、国际竞争、FDI流入、人力资源开发等因素，不仅刺激了国内投资，而且也推动了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 World Bank（1993）从1991～1993年，组织有关专家对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8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世界银行认为，东亚经济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不仅来自资金和人力资源的高速积累，而且还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预。“东亚奇迹”中2/3归功于投资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等要素投入，1/3归功于劳动生产率改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东亚经济能够更好地配置物质和人力资源，并把它们用于高产出的投资领域和掌握先进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讲，东亚经济获得成功没有任何“奇迹”而言。但是，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更好地配置物质和人力资源，在于它们实施了一系列共同的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并在保证宏观经济稳定的前提下，充分开发其丰富的人力资源。“东亚奇迹”的实质是不仅有经济高速增长，而且实现了收入分配均等化。
（三）“东亚奇迹”中的人口因素 无独有偶，东亚经济起飞都发生在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迅速转变阶段。研究表明，充分利用了人口转变带来的有利时机是东亚经济增长出现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Mason, 1997）。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来自人口因素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迅速下降，带来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在老龄化相对缓慢的情况下，出生率迅速下降意味着少儿抚养比迅速下降，总抚养比也随之迅速下降，从1950年的68%下降到1970年的45%，进入了人口负担系数比较低的“人口红利”时期。二是日本战后“婴儿潮”时出生的人口在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经成为劳动年龄人口，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三是日本狠抓国民素质，使日本在一代人的成长期间有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 为了配合社会经济转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需要，日本大力推广“工业高中”制度，培训社会需要的技术工人。由于一个熟练技术工人的培养通常需要10~20年时间，日本还兴起了大企业培训工人制度，以确保企业留住人才。在农村还推行了一套职业训练制度，加强职业介绍事业，并在各地建立许多职业训练机构，鼓励企业及社会团体对农业劳动力积极开展岗前培训，使其获得劳动所需的职业技术与技能，提高其适应环境的能力。通过充分开发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日本既满足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对大量劳动力供给的需求，也通过人力资源积累来实现科技创新，从而为日本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亚洲“四小龙”的相似发展经验，也证明了人口负担系数的下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高度关联。1961年，韩国把家庭计划确立为一项国策，并把人口控制目标规划纳入整个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之中。收入水平提高和家庭计划政策实施，使人口出生率快速下降，随之而来的人口转变带来了总抚养比从1965年的88.3%下降到1995年的41.4%，从而开启了韩国获得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见图7-3）。韩国从自身基础条件、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出发，及时捕捉和积极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机遇，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资源、资金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实现了经济腾飞，在30多年的时间里，将人均GDP由1962年的83美元迅速提升至1995年的1万多美元，创造了令人称羡的“汉江奇迹”。 中国台湾的人口转变时间和经济起飞时间比韩国稍早，但比日本稍晚。台湾人口抚养比呈现两个阶段的变化模式（张喻婷、陈信木，2005）。在1950～1965年间，幼年抚养人口数量快速扩张带来人口抚养比不断上升，在1962年达到最高点94.1%。1960年代中期之后，人口抚养比的压力减缓，抚养比不断下降，到1995年下降到45.8%。目前仍处于下降之中（见图7-3）。在人口转变的同时，台湾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如从60年代开始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建立专门针对缺乏技术劳动者的培训制度、设立职业学校和训练中心、扩大实施教育部门和生产经营部门的合作等措施，培训社会所需的产业技术工人。此外，台湾还通过委托非政府组织设立并管理创业基金，为青年人创业提供低息贷款、技术指导等方面的服务。这些开发人力资源的政策措施，为台湾经济的起飞创造了重要条件。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出来的“东亚奇迹”，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追赶发达国家的成功事例。这一奇迹的实现，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人口转变（Bloom and Williamson，1997）。20世纪60年代之后，东亚经济由过去的人口负担阶段（burden phase）过渡到人口馈赠阶段（gift phase），这个过程大约有50年左右的时间。一般而言，东亚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平均为2.6%；但是，随着人口转变的深化，年龄结构进入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阶段，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都有利于经济增长。根据估算，东亚经济在1966～1990年人均GDP 6%～7%的经济增长中，人口红利的贡献大约为1.4～1.9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相当于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率的1/3（Bloom and Williamson，1997）。 Bloom and Williamson（1997）还比较了东亚、东南亚，以及南亚、非洲、欧洲、南美、北美、大洋洲等不同区域人口转变在时间上的差异性，这种趋异性能够较大程度地解释洲际之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别。东亚、东南亚，以及南亚由于人口转变呈现出时间上的序列变化，这种变化意味着东亚收获人口红利的时间早于东南亚，而东南亚又早于南亚。 （四）“东亚奇迹”中的政府角色 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是一次性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经济发展将有可能失去实现起飞的历史机遇，同时也会为人口负债背上沉重负担。能否抓住这个机会窗口，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选择和经济政策措施。总体而言，日本和“四小龙”都是通过制定和运用合适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从而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 选择出口导向战略是日本和“四小龙”在起飞过程中的一个共同特征。日本在其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一直在20%左右，与同期的OECD国家平均水平基本接近。相比日本，“四小龙”出口导向特征非常显著。从图7-4可见，伴随经济起飞，韩国对外贸易占GDP比重由1950年代的不到20%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60%以上，中国台湾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从1950年代的不到25%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80%以上，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则充分发挥国际货运中心和转口贸易优势，对外贸易是其GDP的1～3倍。 出口导向战略在本质上是比较优势战略从生产领域向贸易领域的自然延伸。这种战略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与两种资源有机连接起来，既克服了自然资源相对短缺问题，又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实现了充分就业。例如，日本在1960～1975年间的失业率平均只有1.3%，中国台湾在1970年代的失业率也只有1.5%左右。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也为妇女就业创造了很多机会。例如，从1966～1990年，韩国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从27%上升到36%，中国台湾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从28%上升到37%。正是通过这种正确的产业选择和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东亚经济不仅实现了出口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成功地获得了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人口转变所带来人口负担下降和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两者都有助于增加国家和地区投资，为资本积累和资本深化创造条件。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转变对国民储蓄率的贡献作用在12%～13%（Leff，1969；Mason，1997）。日本在1960～1975年间，国民储蓄率平均为36.2%。从1965～1991年，韩国的国民储蓄率从不到10%上升到36.6%。从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的国民储蓄率也从20%左右上升到30%以上。伴随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人均资本上升确保了东亚经济打破了低水平的发展陷阱，踏上了经济成长的快车道。图7-5展示了1965～1991年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劳均资本增长率是美国的劳均资本增长率的3倍以上。东亚人均资本积累水平的迅速上升是上述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人均资本水平提高也意味着劳动成本开始上升，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资本替代劳动的效应，过去具有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优势也随之改变。为了提升产业竞争力，日本和“四小龙”惟有通过动态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来重新确立自己的比较优势。 （五）人口老龄化的冲击 在马尔萨斯式的人口经济学家眼中，人口仅仅是一个消费者的代名词，人口数量增长结果会带来食品消费短缺问题和环境资源压力问题。所谓环境资源压力只不过是食品消费短缺问题的现代翻版。这种绝对的人口数量观不仅忽略了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而且忽略了人力资本对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替代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资源、环境都是影响长期增长的重要变量，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制度和技术条件的制约。一个正确的发展战略选择和制度安排，可以把人口从简单的消费者转变为同时也是生产者，激发人类发明创造的潜能，推进技术进步，从而解决资源约束问题，在人口、自然和环境之间形成和谐关系。东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为我们树立新的人口观提供了一个现实支撑。 人口转变对“东亚奇迹”的贡献作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这种贡献作用并不是天赐禀赋，可以自动地获取。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是一次收获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能否抓住机遇，推动经济起飞，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选择和政策措施安排。日本和“四小龙”的经验表明，在比较优势战略指导下促进市场发展和重视人力资源开发，是收获人口红利的至关重要的条件。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既然有人口红利期，就会有人口负债期。当经济起飞之后，人口老龄化问题接踵而至。日本的老龄化速度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最快，而“四小龙”的未来老龄化速度比日本还快。日本人口老龄化冲击对劳动供给、国内储蓄和经济增长等的影响表明，未雨绸缪，选择合适的养老保障制度做好养老准备，是化解养老金账户危机和财政危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立足点。 随着预期寿命延长和总和生育率急速下降，日本和“四小龙”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整个社会迅速老化，劳动供给短缺诱发的劳动成本上升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由于各自的人口转变起点时间、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体制和政策、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别，它们收获人口红利的时间终点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相对而言，“四小龙”尚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后期阶段，而日本收获人口红利阶段已经结束，需要担负起老龄化社会的养老负担。 目前，日本不仅是亚洲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而且也是发达国家中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的人口结构比较年轻，1950年65岁以上人口比例只有4.9%。伴随着经济起飞，日本人口结构迅速老化，只用了20年时间就步入老龄化社会。到1970年，老龄化率上升到7.1%。目前，日本老龄化率接近20%，相当于每5个日本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从趋势上看，未来日本人口年龄结构将进一步老化。到2020年，大约每4个日本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到2040年，大约每3个日本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见图7-6）。亚洲“四小龙”虽然目前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但总和生育率下降速度快，结果带来人口老龄化速度更快，到2050年，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接近甚至超过日本的人口老龄化水平。 从经济增长角度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都出现了减速的过程。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减速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转变所带来的劳动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例如，日本的人口负担系数在1970年降低到历史最低点之后，人口负担系数不断上升，这意味着人口“机会窗口”给日本带来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人口老龄化所支付的社会负担急剧上升。人口结构老化对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这些影响对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有非常重要的警示意义。 首先，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劳动力绝对数量下降和劳动参与率下降。人口老龄化提高了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抚养比，减少了劳动年龄人口的收入，这相当于增加了对他们征收的收入税，因此，削弱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供给意愿，减少了劳动力供给数量。这又反过来加重了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Pench（2000）认为，老年抚养比只是一个人口学定义，它没有考虑真正提供收入转移的劳动力数量。比较准确的定义应该是老年经济抚养比，它是指被抚养老年人口数量相当于所有就业人口的比例。如果考虑经济抚养比，那么，人口老龄化状况更加严重。例如，2000年日本的老年抚养比为46%，老年经济抚养比为63%。根据欧盟的预测，劳动力供给冲击和公共财政冲击对日本的未来经济增长率影响大约为0.5个百分点（Pench，2000）。 其次，现收现付制度降低了国民储蓄率。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逐步建立起覆盖全民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然而，随着人口结构老化，私人储蓄的比例将不断下降。同时，人口结构老化之后，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如养老，老人的护理、医疗等不得不大幅度上升，减少了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公共投资比例，私人储蓄和公共投资减少，导致总产出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随之下降。据测算，1970～1980年，老年劳动参与率下降刺激私人储蓄人均增加1.2万日元，但养老保障减少私人储蓄人均高达14.3万日元（Yamada and Yamada，1988）。养老金财务危机和筹措不足，导致了日本的财政危机。这种危机进一步诱发了经济增长问题。 再次，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后果是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Hewitt（2003）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日本经济的全面衰退，甚至出现崩溃。日本劳动力市场非常僵硬（如终生雇佣制度），技术创新不足，储蓄减少和劳动供给下降，国内消费需求难以启动，资本市场不健全等等，这些现象都是与人口老龄化联系在一起的，人口老龄化是这些问题的内在诱因，“旧思维和旧行为的老化日本，是日本政治危机的症结”。日本能否度过这个危机，关键看日本如何改革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减轻它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为日本经济摆脱困境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王德文 蔡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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