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东：“良知入法”能否让刻章救妻无罪
湖南宁乡县人民法院院长马贤兴在一个法治论坛上表示，要建设两型社会，不仅要靠法治保障，还要靠良心保障。马贤兴提议把良知写入法律总则，成为指引、评价、规范人的行为的法则。他表示：“良心都靠不住了，什么靠得住呢？”（7月16日《潇湘晨报》） “良知（心）入法”的观点很前卫。良知良心是柔软的，只能扪心自问，只能自己去摸，属于典型的道德范围，若“升格”到法律层面，能否变得“刚强”起来？是否能够更好地规范和约束人的行为？很多法律法规都有“向善”导向与功能，有人甚至认为，好的法律教人向善。不但是教人们要知法守法依法办事，还要懂得遵从人情道理，不做违背社会道德和良心的事。因此，我们应该对“良心入法”观点持理性与理智的态度，既不能抱多大指望，又不能“当头一棒”。如果这样的学术探讨能够触动“社会良知”，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良知入法”能否让“刻章救妻”无罪？“刻章救妻”行为正面临法律的惩治。北京下岗工人廖丹因妻子患上尿毒症、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为让妻子活下去，廖丹找人刻了医院公章，给妻子做了近4年“免费”透析，涉嫌骗取医疗费17.2万余元。7月11日，廖丹因诈骗罪受审。庭审时廖丹掩面而泣，坦言“被逼得没办法了，只为妻子能先不死”。有观点认为，依法律，廖丹理当受到惩处；依人情，如果他被判实刑，他的妻子、孩子谁来照顾？到底可以法不容情，还是法内或法外开恩？法律很纠结，假如“良知入法”了，“刻章救妻”行为便是良心之举、良知使然，无罪，起码可以不判实刑，或成为可能。 讲良心、有良知的人，我们通常视为好人。法律作为一种制度，可以强制执行的制度，就应该遵循制度的属性，秉承制度的伦理。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有一个经典的观点：“制度设计关键在于假定，从‘好人’的假定出发，必定设计出坏制度，导致坏最后；从‘坏人’的假定出发，则能设计出好制度，得到好最后。”当良心、良知渗透到法律之中，会否有“从‘好人’的假定出发”之嫌？会不会设计出一个“坏制度”？这令人担心与惶恐。 “良知入法”很超前，可能与当下的法治环境和水平不相符。正如有的网友所质疑的，法律有时都靠不住，良心能靠得住？还有网友套用一句小品经典来诠释——用一个谎言去演证另一个谎言，得出来的一定是谎言。在履行法律义务的自觉性还不够高的背景下，在对法律的敬畏与尊重也还不够的情况下，良心很难靠得住。此外，“良知入法”也是一种法制技术主义——把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寄托于法律制度的完善上，试图以复杂繁琐的法律规范来掩盖行政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当务之急，恐怕还是应该在道德层面上唤起良知与良心，而当社会整体法制水准提升后再考虑“良知入法”。 【责任编辑：霍骋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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