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刻章救妻”者法律良知不忍
惩罚“刻章救妻”者法律良知不忍
近来，一个模范丈夫的命运始终牵挂在心，挥之不去，他就是那个可爱的“刻章救妻者”廖丹。
廖丹是皇城根下的北京人，自1997年下岗后一直无业，靠低保维持生活，平时开摩的赚点生活费。廖妻杜某是河北人，生病前在北京打零工。可是天不佑良善，命运偏偏与他作对。2007年，妻子杜某患上尿毒症，每周需做两次血透，每次的费用是420元，结果可想而知。不到半年，几万元积蓄就花没了，朋友都借遍了，再去借也借不到了。处于绝境中的廖丹为了妻子的生命权不惜触法。正常的交费流程是他将妻子送到透析室，自己拿着收费单到收费处交费盖章，再拿着盖章的单子送到透析室。他想，如果找人刻假章，然后盖在收费单上，或许可以蒙混过关。
于是廖丹按照小广告上的电话联系了一个刻假章的人，约见后，他拿出之前的收费单让对方作为样子，刻了一枚北的门诊收费章。拿到假章后，廖丹尝试了一次，果然蒙混过关。就这样，廖丹给妻子做了将近4年的“免费”透析治疗。4年间，廖丹以此方式骗取医院治疗费17万余元，直到2011年9月事发。
2012年7月11日上午，被取保候审的廖丹因诈骗罪在北京市东城法院受审。法庭上的廖丹低着头，眼睛红肿，他“全认。”提起患病的妻子，他不住叹气并落泪。他没有聘请律师，当法官最后问他有没有什么辩护意见时，他说：“我没什么可辩护的，我承认我犯了错误。”法官问他能否退赔，他希望法官能给他时间，他说：“赔，但是要17万多，我只能卖房赔，我住的房子是小产权房，不好卖。”
事后记者访问了廖丹的妻子。记者看到杜某脸色蜡黄，干瘦干瘦的，体重才70斤，她才38岁，可小孩都叫她奶奶。生病后，杜某全身没有力气，吃了一些药后，今年才能站起来走走。因此，自患病后，廖妻就再无力工作。现在，她偶尔出去走走，捡些破烂换钱，有力气时就用线织点小包出去卖。
他这样叙述他的丈夫：每天，廖丹早上起来，先给孩子做饭、送孩子上学，再去开摩的拉活。中午回家做饭，下午4点接孩子，做完晚饭吃完，还要去拉活。到血透时，廖丹开着摩的把她送到医院，之后去地铁口附近拉活，赚一点是一点。廖丹自己患有糖尿病和肺结核，为了省下钱给妻子治病，他自己从不去看医生。廖丹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廖妻担心的是，如果廖丹坐牢，她和儿子该怎么办？当记者问她是不是埋怨丈夫时，这位妻子抹着眼泪说：“他为了我做到这份上，我还能埋怨他什么？”摘自王丽娜：《丈夫为救妻用假章骗医院17万》，《京华时报》2012年7月12日。
对廖丹，检察官求刑3到10年。
对这样的人，法律当如何评价？我认为，刑事处罚这样的人有违法律精神，理由如下：
第一，廖丹的动机是为了救人，这一特殊动机在法律解释时应予考量。依据德沃金的法律理论，法律的意义通过解释而获得，因此，解释就内在地包含在法律的“概念”——在本案就是刑法第266条之中。
第二，廖丹维护的是基本人权——她妻子的生存权。为使他的妻子能够活下来，廖丹在实施行为时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但是遗憾的是，他还是无能为力。在此时，当有合理期待理论之适用。
第三，对于廖丹的尴尬，社会是有责任的。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努力，在经济上，我们已经能够承担公民大病的负担，使每个公民不因缺少金钱而失去生命，但是由于公费医疗制度的不合理，才使廖丹这样的人处于绝境之中。因此，需要反思的社会，是立法者，我们不应当将社会应当负的责任推给公民。
第四，对廖丹处刑，不符合刑罚目的。我国刑罚的目的是综合性的：教育、惩罚、预防。无论这三者中的哪一项，对廖丹都没有意义。第一，对廖丹这样的好丈夫，这样的真正的“活雷锋”，没有必要以刑罚方式来教育，且他已经认罪；至于惩罚，则根本没有意义，惩罚的只是他对妻子的爱；最后，此类行为的预防也没有意义：其一是他出于爱，对于爱的预防没有意义，其二，预防此类行为只能使更多的无辜者死于无助。廖丹的行为其实是以自己的行为纠正制度的恶，我们没有理由惩罚他。
因此，我建议法官适用刑法第13条的规定：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诈骗罪不应机械地依据数量量刑，应当考量情节；或者以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前段量刑（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当然，考虑到他的支付能力，罚金刑显然不当并处；至少当以第二百六十六条后段之法定最低刑三年量刑，同时宣告缓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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