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的时间（开元八年，年15）、事件（苏颋勉以“广学”，师从赵蕤“学祌仙”“读奇书”，玄宗畋于下邽）、文章（《大猎赋序》小相如、藐扬雄，大猎于秦）上，三证齐全，其为开元八、九年所作之《大猎赋》亦可定矣。既然开元八年李白才15岁，其不生于长安元年亦可知矣。
至于“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之“三十”又在何时呢？王琦《年谱》将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系在开元十八年，而将《与韩荆州书》定在“庚午以后甲戌以前四年中之作”。同是称“三十”，前后系年竟相差四年之久！这反映出王氏的生卒说之严重不足。如果按王氏所定生年（701），开元十八年李白正好30岁，尚可称“迄于今三十春”。然而，李白《与韩荆州书》却不可能作于本年。《新唐书?韩朝宗传》载：“累迁荆州长史，开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采访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据《旧唐书?玄宗纪》开元十八年六月韩朝宗尚与范安在洛阳治理（氵廛）、洛二水；《通鉴考异》卷一三开元十八年闰六月引《实录》，“以太子少保陆象先兼荆州长史”，该年荆州长史还是陆象先，韩朝宗不可能有“荆州”之称，李白上书必在其后。詹鍈先生认为：“朝宗之为荆州长史必在开元十八年以后。”又据张九龄《曲江集》卷七《贬韩朝宗洪州刺史制》：“朝请大夫、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判襄州刺史、山南道采访处置等使、上柱国、长山县开国伯韩朝宗，亟登清要，爰委条察。”李白《忆襄阳旧游赠济阴马少府巨》：“昔为大堤客，曾上山公楼。……为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知韩朝宗之为襄州刺史后，仍兼荆州长史，李白见朝宗也在襄州即襄阳。《唐大诏令集》卷一○○有张九龄所拟《置十道采访使勅》，末署“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这是唐置十道采访使的具体时间，那么韩朝宗之以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采访使等职，就只能在这以后，李白上书最早也只能在该年。据王琦所定，此时李白已经34岁，与“三十”之说又异。相反如果其生于神龙元年，至该年正好30岁，如果生于神龙二年，至此则29岁，其称“三十成文章”也好，说“迄于今三十春”也好，都是可以的。李白《上裴长史书》自云，从蜀中出游“已经十年”，到安陆入赘于许丞相家也“至移三霜”，则其“杖剑去国”在20岁（时在开元十三年。学人每谓李白25岁出蜀，是以长安元年为“生年”），而娶妻许氏时26、7岁。如依王说，李白20在蜀中才见过苏颋，苏方勉其“广之以学”，期以“比肩相如”，李白却不管不顾置诸脑后，毅然“杖剑去国、辞亲远游”，岂非大不近人情矣乎？15岁是其在蜀中“遍干诸侯”的时期，而30则是其在安陆“历抵卿相”的时期，这两年在李白人生旅途上都具有转折作用。15岁“遍干”地方长官，给人的印象是“风力未就”、“学之不广”，于是他从所习的儒家诗书、百家诸子，转而广习神仙、道术；志趣则从先前的爱儒冠改而爱神仙了。30岁“历抵”朝中卿相的结果，是“一经品题，便为佳士”，即刻出安陆而游北方，转山东而入长安，终为翰林供奉；志趣也从先前“酒隐”改而关注庙堂。故这两年常常见于李白的诗文。李白还有《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诗》“云卧三十年，好闲复爱仙”；《门有车马客诗》“叹我万里游，飘飘三十春”；《答湖州迦叶司马诗》“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诸诗，恐怕都是这前后所作。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因为该表明确说他作文时“年五十有七”，明确了该文的撰作年代，对弄清李白的生卒问题具有重要帮助。可惜，从前在李白疑年考辨时，围绕该文却形成了循环论证的怪圈：一方面将撰文时间直接定在至德二年(757)，从而推出李白“生于长安元年、卒于宝应元年，享年62岁”之说。另一方面，又说李白既然生于长安元年，《自荐表》中自称“年五十有七”，那就理所当然应该作于至德二年了。王琦《年谱》：“以《代宋中丞自荐表》核之，表作于至德二载丁酉，时‘年五十有七’，合之长安元年为是。”安旗等《李白简谱》同之。如此循环论证，互为前提，其错误之处是非常明显的。为了便于对本文系年作出详细分析，有必要将本文重要部分引录如下： 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天宝初，五府交辟，不求闻达。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既润色于鸿业，或间草于王言。雍容揄扬，特见褒赏。为贱臣诈诡，遂放归山。闲居制作，言盈数万。属逆胡暴乱，避地庐山，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泽，具已陈首。前后经宣慰大使崔涣及臣推覆清雪，寻经奏闻。……臣所管李白，实审无辜。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一命不沾，四海称屈。伏惟陛下大明广运，至道无偏，收其希世之英，以为清朝之宝。昔四皓遭高皇而不起，翼惠帝而方来。君臣离合，亦各有数。岂使此人名扬宇宙而枯槁当年？传曰：举逸人而天下归心。伏惟陛下回太阳之高辉，流覆盆之下照。特请拜一京官，献可替否，以光朝列。
近年来，有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该文的系年问题，或改系在宝应元年[25]；或系在乾元三年[26]。惜均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论证尚待深入。
其次，关于李白下狱次数的争论。曾巩《李太白集后序》称：“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璘迫致之。璘军败丹阳，白奔亡至宿松，坐系寻阳狱。宣抚大使崔涣与御史中丞宋若思验治白，以为罪薄宜贳。”反驳斥《新唐书》所记：“又称白流夜郎还浔阳，坐事下狱，宋若思释之者，皆不合白之自叙，盖史误也。”王琦亦从之，其《年谱》将李白下狱记为一次，与诸多史事不符。文说李白因从永王璘下狱，“前后经宣慰大使崔涣及臣(宋若思)推覆清雪，寻经奏闻”，“前后”二字表明李白曾两次下狱；魏颢《序》说：“四海大盗，宗室有潭者，白陷焉。谪居夜郎，罪不至此，屡经昭洗。”既是“屡经昭洗”，就不止一次。因此《新唐书》本传分二次叙述之：“安禄山反，转侧宿松、匡庐间，永王璘辟为府僚佐。璘起兵，逃还彭泽；璘败，当诛。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会赦，还寻阳，坐事下狱。时宋若思将吴兵三千赴河南，道寻阳，释囚辟为参谋，未几辞职。李阳冰为当涂令，白依之。”可见李白之系狱前后两次。
第一次在彭泽。永王兵败，李白被逮，当诛，得郭子仪8、崔涣解之，遂减死罪为流罪。时在至德二年(758)。李白有《狱中上崔相涣》可证：“胡马渡洛水，血流征战场。……贤相爕元气，再欣海县康。……羽翼三元圣，发辉两太阳。应念覆盆下，雪泣拜天光。”杨齐贤注：“三元圣，玄宗、肃宗、广平王是代宗。两太阳，玄宗、肃宗。”故知此诗乃初陷狱时所作。
第二次陷狱则在浔阳。乾元元年(758)李白流放夜郎，有明确时间记载；流放三年。会赦还浔阳，又因事系狱。此次得宋若思解救。李白《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独坐清天下，专征出海隅。……戎虏行当剪，鲸鲵立可诛。自怜非剧孟，何以佐良图!”此诗作于上元二年(761)，诗中所谓“赴河南”，即上元二年调兵积集，参加次年的洛阳会战，此役直接决定了史朝义的失败，当时天下形势已然分晓，故诗曰“行当剪”、“立可诛”。次年即宝应元年，四月，玄宗、肃宗相继崩殂，代宗即位。代宗与永王没有直接矛盾，李白“从逆”之事得以淡化从轻发落，宋中丞也才敢于疏荐李白。如果换在至德二年，肃宗即位伊始，永王璘反叛，政局未稳，其时宋中丞若对“从逆”的李白不诛反荐，岂不犯了大忌！因此将《自荐表》系于至德二年，于时、于理都是不合适的。正因为上元末年以来李白罪名得到清雪，其诗文也才在民间公开传播，也才有人编集流行。魏颢《序》称“上元末偶然得之”，其实并非“偶然”，而是事有必致，理有固然。宝应元年李白付与李阳冰的“草稿万卷”，据李阳冰《序》亦“得之他人”，都表明李白诗文在当时民间已广为传诵。所有这些，都是李白罪名得到洗雪的反映。魏《序》用“否极则泰”、“用之有时”来形容之，岂徒然哉！
由此看来，李白系狱有前、后两次，在时间上一在至德二年、一在上元二年，地点上一在彭泽、一在浔阳，人物上一为崔涣所解、一为宋若思所解，显然各系一次，不是一回事。《新唐书》分述于两次、《自荐表》称“前后推覆清雪”、魏《序》说“屡经洗雪”，都说明了这一点。
其三，《自荐表》文有“昔四皓遭高皇而不起，翼惠帝而方来。君臣离合，亦各有数”之语。李白曾在玄宗朝作过官，不可能用“商山四皓”来比喻他与玄宗的关系，否则岂不自相矛盾！只有肃宗朝李白一直未作官，才堪称“不起”；及至代宗即位，才可以用是帝召四皓的故事来比拟之，从而起到激励代宗效法汉惠帝招贤的作用。
其四，《自荐表》希望“特请拜一京官，献可替否，以光朝列”，刘全白《碣》也有“代宗登极，广拔淹瘁，时君亦拜拾遗。闻命之后，君亦逝矣”；范传正《碑》也说：“代宗之初，搜罗俊逸，拜公左拾遗。制下彤庭，礼降于玄壤，生不及禄，没而称官。”一“请”一“拜”，两者事迹相连，当为前后事。如果李白无人推荐，忙于收拾内争的小皇帝恐怕早已将李白忘却了，怎有无缘之授？更不可能的是，李白如果早在四年前已卒，代宗初政尚授其官职，固无是理！
与宋若思相关的李白诗文，尚有《为宋中丞祭九江文》、《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等篇。《祭九江文》有“今万乘蒙尘”语，尚可说是玄宗、肃宗尚在流离中的至德时期。其《请都金陵表》有“皇朝百五十年”之语，唐自武德元年立国，至上元二年为144年、至宝应元年则为145年，都可称150年9。若是在至德二年仅140年，断不可称150年的。足证上元二年或宝应元年李白和宋若思确实在一起。李、宋关系非同一般，李白既代之上表建议迁都金陵，宋则为其洗雪冤情，并上表推荐其人，互相帮助，完全合情合理。
立足李白《自荐表》内容，参稽史传有关李白两次下狱的记载，参核李白与宋若思唱酬诗文的相关时事，可证《自荐表》不作于至德二年。刘全白《碣》“代宗登极，广拔淹瘁”、范传正《碑》“代宗之初，搜罗俊逸”云云，代宗即位在宝应元年四月，李白被荐应在此时。表文自称“年五十有七”，反推生年应在神龙二年。
李白“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十五好学剑，遍干诸侯”、“道谒苏颋”等，在开元八年；其称“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制作不倦，迄今三十春”，则在开元二十二年后；其《为宋中丞自荐表》作于宝应元年，都证明李白不生于长安元年（701），更何况圣历二年（699）呢！
三、李白宝应后诗文考述
我们说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还可以从李白作品中找到仍然保留的宝应以后诗文作为佐证。
据文献所载，在两宋和元初，李白集中本存有宝应以后诗文。不幸的是，自从北宋形成李白“卒于宝应元年”的观念后，凡遇宝应以后诗文皆被指为“伪作”，或径从删汰，不见踪迹；或加以曲解，重定系年，致使今日考辨起来非常困难。
据现今材料，怀疑李白现存诗文不可尽信是从苏轼开始的。应当承认，历史上的作家一旦成名，后世转相妄托者不乏其人，李白如此，就是杜甫、东坡也不例外。正是由于有此情况存在，人们在辨别伪作、剃除赝品时，常常怀疑过勇，出现错杀错判，这在疑古考辨方法尚处于“观念至上”10而缺乏科学鉴定方法的时候，更是在所难免。人们有意无意间将真正李白的作品误作赝品删汰了！元代萧士赟11的态度就是明证，其《补李太白集序例》：
一日，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绵所刊、舂陵杨君齐贤子见注本，读之，惜其博而不能约，至取唐广德(764—765)以后事及宋儒记录诗词为祖，甚而并杜注内伪作苏坡笺事已经益守郭知达删去者，亦引用焉。因取其本类此者为之节文，择其善者而存之。注所未尽者，以予所知附其后，混为一注。[27]
序中提到的杨齐贤（字子见）是宋舂陵（今湖北枣阳）人，首注李诗，作有《李太白集注》，原书已经萧士赟删改，部分内容保存于《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中。杨齐贤与周敦颐同乡，曾为周作《年谱》，被誉为“记览极详博”；又曾官夔州路运司帐干，到过成都，他所增李白事迹、诗文，必得自蜀中乡人，他所作的李白诗注内容丰富。萧士赟继齐贤后对李诗作注，主要以杨注为基础，删节补充，特别是将杨所引“广德以后事”尽行汰除，并将他认为可疑的“移附卷末”。
反过来说，杨氏既然要引“广德以后事”来注李白诗，说明他还看到过李白诗中尚存在含有广德以后史事的诗篇。萧氏却将它们尽行删去了！这样一来，李白广德以后诗就少之又少了。王琦《跋》称：“南丰曾氏（巩）序，谓太白诗存者千有一篇、杂著六十五篇。今萧本诗只九百八十八篇，……咸不及曾氏所云之数。”萧氏固守李白卒于宝应元年说，不相信李白可能有宝应以后的诗文，因此不仅对杨注所引“广德以后事”大加删削，而且径直删去集中作“宝应以后语”的诗文，竟多达13篇。这样一来，不仅明确含有广德以后事实的诗文被“节文”了，而且注家用广德以后事来映证李白诗文背景（甚至本事）的内容也概从“驳正”了。正是带着这种错误的成见，经此改编，就使现今可见的《李白集》基本上吻合于“宝应元年说”了。
不过，如果仔细考察，李白宝应以后的作品也还会时时显露出来的。李从军突破前人旧说，从现存李白诗文中已经考订出了广德时期的诗作。他说：“李集中原存有关‘唐广德以后事’。”如《献从叔当涂宰阳冰》末段云“小子来金陵，来时白下亭。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程”，这是李白自金陵赴当涂的诗，时令在宝应元年秋冬之交。“既然李白至当涂李阳冰处在宝应元年秋冬之交，李白就不可能卒于宝应元年”，原因很简单，李白集还有一首在当涂作的“九日诗”――《九日龙山饮》：“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龙山在当涂南十里，此诗作于当涂无疑。诗又自称“逐臣”，亦李白晚年光景。前人多以为此诗是李白流夜郎赦还当涂后作，既然李白宝应元年秋冬之交才至当涂，就不可能又在当年作“九日诗”，是必在宝应元年以后无疑[1]。
李白《游谢氏山亭》：“沦老卧江海，再欢天地清。病闲久寂寞，岁物徒芬荣。……谢公池塘上，春草飒已生。花枝拂人来，山鸟向我鸣。”谢氏山亭在当涂青山之阳，《太平寰宇记》卷一○五 ：“谢公山（青山）谢公山在（宝应）县东三十五里。齐宣城太守谢朓筑室及池于山南，其宅阶址见存，路南砖井二口。天宝十二年改名谢公山。”陆游《入蜀记》卷三：“青山南有谢玄晖故宅基。……庵前有小池，曰谢公池。”其“春草飒已生”，“花枝拂人来”，皆初春景物。李白既以宝应元年冬间病中投奔当涂令李阳冰，则其在当涂所作“春诗”至少就应是来年的春天才有可能。其头年“疾亟”并未即死，于此可知。诗说“再欢天地清”，指最终平定安史之乱，《通鉴》卷二二二：广德元年正月，“朝义穷蹙，缢于林中，怀仙取其首以献，仆固怀恩与诸军皆还”。史朝义自缢正在广德元年春天。时(春天)、地(当涂)、事(平安史之乱)都相吻合，可见其作于广德元年无疑。
此外，李白尚有《草书歌行》一篇，此诗注家多以为伪作，而今看来则未必。诗曰：“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歩。……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怀素是当时知名书僧，李白与之有过从并赠诗。诗中“湖南七郡凡几家”一语，曾被怀疑论者用以判其非李白作的钢鞭材料。詹鍈《李白诗论丛》：“按《新唐书》方镇表，广德二年置湖南节度使。……太白卒于宝应元年，而此诗中已有湖南七郡之称，亦至可疑。”[28] (页55)上面已证明李白在宝应元年并没有死去，那么他看到广德二年湖南置郡就不是什么希罕之事了。诗说“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当是广德二年秋，怀素来当涂作客时李白所作12。
阎琦也对李诗中宝应以后作品进行了考述，也认为“宝应元年秋末，李白告别金陵往当涂，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诗，本年初冬至当涂，作《献从叔当涂宰阳冰》；本年十一月乙酉(初十)，李阳冰作《草堂集序》。这是符合当时史实，又符合两诗一序的实际的。”既然李白到当涂的时间较旧说“推后一年，李白卒年便不在宝应元年。因为李白有两首写于当涂的重阳赏菊诗”[2]。所谓两首“重阳赏菊诗”，一首为《九日龙山饮》，已见上述，另一首即《九月十日即事》，诗云：“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龙山宴集是晋以来的习俗，《元和郡县志》卷二九：“龙山在（当涂）县东南十二里，桓温尝与僚佐九月九日登此山宴集。”不仅九月九日登山宴集，而且当地还有九日后一日重举九日宴事之习。《岁时广记》卷三五：“都城士庶，多于重九后一日再集宴赏，号小重阳。”[29]则后诗在前诗次日所作可知，地点皆在当涂。其系年时间，阎文则与李文同系广德元年。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专门编有“广德元年(即宝应二年)卷”，有诗12首：《游谢氏山亭》、《田园言怀》、《览镜书怀》、《见野草中有名白头翁者》、《宣城见杜鹃花》、《哭宣城善酿纪叟》、《宣城哭蒋征君》、《九日龙山饮》、《九月十日即事》、《笑歌行》、《悲歌行》、《临路歌》。以为都作于广德元年的春、秋两季。除“九日诗”二首、《游谢氏山亭》已如上述外，安氏还系有“宣城诗”三首。据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载：“(白)既免，遂放浪江南，死宣城，葬当涂青山下。”说明李白后来实卒于宣城，而归葬于当涂。三首“宣城诗”当亦白晚年卒前之作。《宣城见杜鹃花》曰：“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从格调看当作于晚年思乡之盛时；从时令看当作于春天。李白既在广德元年病愈初起有诗作于当涂，久病初愈之人是否能奔走数百里的两地之间，还频繁作诗，却是成问题的。故其“宣城诗”有可能分作于广德元年以后各年，安书同系在一年似不精确。
由上考可知，在宝应元年后，李白至少有一个春天、一个秋天尚在当涂作诗，有一个春天在宣城作诗，虽然它们是否都作于广德元年或二年(抑永泰元年、二年)，一时尚难确定，但是至少为我们提供了李白宝应元年并未即卒的直接证据，足破李白“宝应元年卒说”之谬。特别是《怀素草书歌行》明确提到广德二年才有的行政区划，更是李白至广德二年甚至以后仍然存世的铁证。以上是我们在萧士赟删除之余尚可看到的宝应以后诗文，至于其他杨齐贤所引“广德以后事”来注解李诗和李诗本来带有“广德以后事”内容的篇章，应该还有一些，可惜都被萧氏尽行删弃了，否则我们会有更多证据来解答李白的生死之谜。
李白《临终歌》曰：“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可惜的是，由于受“卒于宝应元年说”的误导，后人纵然得其真诗真文，也未必都能识其真赝而“传此”了。更有甚者，由于李白宝应以后诗文被删削，广德以后事被节文，致使其卒年不明，生辰久晦，忌日不知，谷旦无觅，世无哀公，谁为“出涕”呢！
欲求李白之生卒年，当以其同时代人之记载为准，有李阳冰《序》、范传正《碑》所言李白之生年，李华《铭》所言李白之享寿，李士训《记异》所言李白活动之下限，皆当时人记当时事，它们清楚地记录了李白生活的时段在“神龙之始”（或“神龙初”）至“大历初”之间。根据以上信史，参诸李白诗文，特别是他自己关于开元八年15岁时参见苏颋、开元二十二年后30岁时上书安长史和韩荆州的记录，特别是其宝应以后直到广德二年还有诗作存在等事实，证明李白不生于长安元年或圣历二年，也不卒于宝应元年或广德年间，而应生于神龙二年，享年62岁，其卒最早也应在大历二年。从前学人们惑于“卒于宝应元年说”，不珍视上述史料的真实性，或视而无睹，或无端怀疑，都是不可取的。
我们把李白卒年定在大历初年，不仅李阳冰《序》、李华《铭》、李士训《记异》等三条信史可以互相映证，而且通过对李白其他生平事迹之考索、诗文之系年，使许多因惑于“宝应元年说”而造成的矛盾现象，于此得到合理回答。同时，对李白“卒于大历初”的重新考订，使李白集中一度被疑伪的宝应以后诗文也得到了重新肯定。大有生卒一定诸事皆顺之效。然而此案积冤既久，倏尔翻案，难免不周。其有错谬之处，尚请识者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