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纳粹医生约瑟夫·门格尔（Josef Mengele）在二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里继续进行他那残酷的科学实验？研究说这只是一个神话……那么，谁才是致使巴西小镇Candido Godói满大街双胞胎的幕后黑手呢？ 原文：《国家地理》 | "Nazi Twins" a Myth: Mengele Not Behind Brazil Boom? 作者：Brian Handwerk  纳粹医生约瑟夫·门格尔（Josef Mengele）在二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里继续进行他那残酷的科学实验？ 最近的报道把一个满街金发蓝眼双胞胎的巴西边陲小镇，作为门格尔在战后试图增加雅利安“优等民族”人口数量的证据。 但今天公布的研究报告表示，巴西小镇Candido Godói的“纳粹双胞胎”只是一个神话。 这个人口约7000人的边陲小镇的双胎率高出全球平均水平10倍左右。 这些双胞胎白皙的容貌并不神秘——大部分Candido Godói居民是德国移民的后裔。不过，这里的双胞胎出生率在数十年来一直是未解之谜。 今年早些时候，阿根廷历史学家豪尔赫·卡马拉萨（Jorge Camarasa）在他的新书《门格尔：死亡天使在南美》（Mengele: The Angel of Death in South America）中，对Candido Godói现象的解释就如同一枚重磅炸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首席医生，门格尔（又名死亡天使，Angel of Death）的主要兴趣在于研究双胞胎。 根据卡马拉萨的说法，在20世纪60年代，门格尔很可能在南美洲逃亡期间继续他的孪生实验。 这位历史学家认为，门格尔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游医和兽医，给Candido Godói的孕妇施用了一种超前的、内含双胞胎诱导剂的药物或激素。 视频：Candido Godói镇的双胞胎 卡马拉萨引述当地人的话说，他们记得有一名德国游医曾多次造访Candido Godói镇，并给他们一些神秘的药水和药物。 卡马拉萨解释称，在当地人的回忆中，这名医生有着不同的名字。但每位受访者在看到门格尔的相片时，都有着相同的反应——“就是他” 事实上，在1949年至1979年间，流亡南美的门格尔大部分时间都窝藏在巴西，他用化名生活，最后死于中风。 战争期间，门格尔和同事曾在犹太囚犯身上进行致命的生育实验。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为希特勒的“千年帝国”提供更多雅利安人。 双胞婴儿潮在纳粹流亡前已出现 Candido Godói镇的双胞胎——其中大多数是异卵双生——都渴望摆脱他们与纳粹的所谓关联。 巴西南大河联邦大学（Universidade Federal do Rio Grande do Sul）的遗传学家拉维尼娅·舒勒-法奇尼（Lavinia Schuler-Faccini）说：“因为这些传闻称门格尔曾在那里出现过，当地人对此感到非常烦恼。所以，一些社区领袖要求大学启动一个项目，设法弄清楚为什么这个地区有如此之高的双胞胎出生率。” 一部名为《探索：巴西的神秘纳粹双胞胎》（Explorer: Nazi Mystery—Twins From Brazil）的新纪录片报道了这项在巴西政府的支持下、由舒勒-法奇尼主持的研究，该片在11月29日晚9点首次在国家地理频道播出。（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拥有国家地理新闻的所有权，并拥有国家地理频道的部分股权。） 视频：研究人员在工作 在研究初期——研究结果尚未公布，也未经第三方科学家审阅——该研究小组梳理了当地的受洗记录，据研究人员称这应该涵盖了75%出生于天主教徒为主的Candido Godói镇的孩童。这些记录将显示出该镇于何时何地出现大量双胞胎。 这个小镇的受洗记录可追溯至1927年，该小组发现，与受洗记录一样，该地区出现异常的双胎率的时间也远早于所谓的门格尔到访。 此外，该项研究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所谓的门格尔拿当地民众进行实验的时期，受洗记录并没显示出一个双胞胎出生潮。 再者，研究人员称该地区的高双胞胎出生率至今仍在继续，这就排除了门格尔所起到的作用。 如果门格尔曾给孕妇注射了一些改变其怀孕状况的药物，那么当他所谓的工作停下来后，当地的双胎率应该有所下降才是。 “即使门格尔曾给孕妇施用促排卵药物，这些药物也只对直接受药者那一代人起作用，”长岛犹太医疗中心（Long Island Jewish Medical Center）的双胞胎专家加里·斯坦曼（Gary Steinman）说。 “那时候甚至没人知道遗传密码是个什么概念，更别说有能力改变基因，而这正是把双胞胎基因遗传给后代的必要途径，”斯坦曼继续道。 斯坦曼没有参与巴西研究小组的早期研究工作，不过他现在帮助他们寻找这一现象背后的基因线索。 如果不是门格尔，那会是谁呢？ 从受洗记录中发现的一条线索，或许是揭开Candido Godói双胞胎之谜的真正关键所在。 研究人员发现，到目前为止，最高双胎率出现在距离Candido Godói小镇中心约6英里（10公里）的Linha S?o Pedro区。 在20世纪初，仅8个家庭定居在这个社区中。今天，Linha S?o Pedro区的80户家庭里有44对双胞胎。 这个社区的孤立状态和其很小的人口数量，表明了Linha S?o Pedro区特大的双胞胎人口的进化起源。如果一小群人定居在某个地方，并且定居者世世代代与外界隔绝，那么最初的定居者的生理特征往往会因为家族内通婚而一代一代传下去，科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奠基者效应（founder effect）”。 （注释：奠基者效应『founder effect』是遗传漂变的一种形式，指由带有亲代群体中部分等位基因的少数个体重新建立新的群体，这个群体后来的数量虽然会增加，但因未与其他生物群体交配繁殖，彼此之间基因的差异性甚小。这种情形一般发生于对外隔绝的海岛，或较为封闭的新开辟村落等。） “在这些创建Linha S?o Pedro区的家庭中，碰巧有一两个成员可能具有生产双胞胎的遗传易感性，”舒勒-法奇尼猜测。 （注释：遗传易感性『genetic predisposition』是指由于遗传因素的影响、或由于某种遗传缺陷、使其后代的生理代谢具有容易发生某些疾病的特性。） 科学家尚不清楚到底是哪个基因或基因组与人类生产双胞胎有关，但像Candido Godói这样的双胞胎多发地区，给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在双胞胎的DNA中寻找重复出现的线索的机会。 长岛犹太医疗中心的斯坦曼怀疑，一个由荷尔蒙产生的名叫“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s，简称IGF）的蛋白质的增长在双胞胎形成中起到了某些作用，早前他曾发现牛和人类生产双胞胎与该蛋白质有关。他希望能够发现Candido Godói的双胞胎体内是否有高水平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如果有的话，是否存在一个基因突变令到这种双胞胎生产激素的浓度升高。 没有参与Candido Godói现象研究的新加坡医学生物研究所（Institute of Medical Biology）双胞胎专家布鲁诺·勒韦萨德（Bruno Reversade）表示，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Candido Godói镇上多到泛滥的异卵双胞胎并不特别罕见。 把门格尔假说称为“无稽之谈”的勒韦萨德说：“在尼日利亚和罗马尼亚都有类似Candido Godói的孤立村庄，只不过他们还没有得到或没有寻求公众的关注罢了。” “我同意作者的结论，这可能是一种奠基者效应，”他补充道。 难道是受到了空气中某些物质的刺激？ 另一种理论认为，环境因素或是导致Candido Godói镇双胞胎泛滥的部分原因。 根据这部纳粹之谜的纪录片，当地人一直怀疑他们镇上的水、食物和空气中有某些物质——可能是某种农药，提高了该地区的双胞胎出生率。 在接受国家地理新闻采访时，这项研究的领导者舒勒-法奇尼说：“我们知道，环境条件与双胞胎的形成有一定关联。举个例子，一些研究表明，多喝牛奶和摄入乳制品的妇女更有可能怀上双胞胎。” 她指出，一种说明并不能排除其他的解释。Candido Godói的双胞胎现象可能是遗传和环境因素相结合的结果。 但历史学家卡马拉萨仍然认为门格尔可能在其中起到了某些作用。 他说：“目前，对于该现象尚未有令人信服的科学解释，有的只是一些假设，而我的说法就是其中之一。” “我认为门格尔的流亡生涯还有许多未被世人所知的秘密。” 【约瑟夫·门格尔】  约瑟夫·门格尔的理论是：“人和狗一样，都有谱系，有人在实验室里培养出了良种犬，我也能在里面培养出优良人种来。” 门格尔的杀人政策很古怪，例如他在距地面150至156厘米的地方划了根线，凡是身高不在这两根线范围内的孩子一律被送进毒气室。偶尔门格尔也亲自开开杀戒，他天生有洁癖，而且还是个完美主义者。他将那些皮肤上有斑点和小疤痕（如阑尾手术留下的）的人统统送进毒气室。 这个身材瘦小的男人，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深绿色的纳粹制服也总是烫得平平整整，军靴擦得锃亮，鹰隼一般的眼睛盯着他的“猎物”。戴着白手套的手里权杖不停地挥舞着。“猎物”们由此分成左右两个行列，左边的处死，右边的留下。 他最为著名的试验是关于眼球的试验。门格尔将颜料注入孩子们没有麻醉过的眼球，孩子的眼睛大多因此失明，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自不必说。据另一位集中营医生说：“1943年9月，当我来到吉普赛营地时，看到一张木桌上摆满了眼球。所有这些眼球都被贴上标签、编上号码。眼球的颜色有淡黄色、淡蓝色、绿色和紫罗兰色。” 更令人恐怖的是压力舱试验。犯人被关进一个压力舱，他们的呼吸情况被详细记录下来，直到断气为止。压力舱内巨大的压力常常使犯人的身体紧贴到舱壁上，要么窒息而死，要么肺部爆裂而死。 幸存者回忆起当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笑容可掬的“门格尔叔叔”给他们带来糖果和衣服。然后他们就被带上了涂有红十字标志的大卡车或者他的私人汽车，并被直接送往医学实验室。 一位幸存者回忆起他的双胞胎兄弟：“门格尔医生对Oliesky非常感兴趣，他在Oliesky身上做了几个手术，其中一个脊椎手术令Oliesky瘫痪，从此再也没站起来。后来医生切除了他的性器官。第四个手术过后，我便再也没有看到Oliesky……” 但当1945年的某一天，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们醒来时，他们发现所有的党卫队都消失了，其中也包括门格尔。他在他的情妇，一个出生豪门的犹太女人的帮助下永远地蒸发了…… 1945年1月18日，当苏军到来的时候，门格尔已经逃离奥斯维辛。同年6月，他被俘并在美国战俘营里渡过一段时光，但是没有人认出他就是那个十恶不赦的战犯。1948年秋，门格尔逃往南美避难，他以假名得到一张意大利的居民证，并被允许进入阿根廷。从此门格尔便从人间蒸发了，西德、美国、法国、日本、以色列专门成立了委员会捉拿门格尔，以色列曾向巴拉圭和哥伦比亚派出上百名特工暗杀门格尔，但都被他躲过。国际社会试图抓捕他的努力进行了整整35年，但他还是安全地以各种化名过着隐居生活.他曾先后生活在巴拉圭和巴西，直到1979年1月24日，他在巴西游泳时溺水身亡。 但是人们还是将信将疑，怀疑这可能是个骗局。直到1992年，当从遗骨上提取的DNA与从门格尔遗孀那儿得来的血样的DNA对上号后，终于盖棺定论：“这的确是约瑟夫·门格尔的遗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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