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是一个精于算计、冷酷无情的党卫军中校。1961年4月11日，一个位于耶路撒冷的法庭为所有受害者向他讨回了一个公道。 “如果人们在小隔间里展示一套党卫军制服，那就更能证明被告的恶贯满盈了”：整整五十年前，一场针对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诉讼在耶路撒冷展开。与此同时，二战时欧洲大屠杀的全貌也慢慢地进入公众的视野。
庭审中的那位被告就坐在离他只有几米远的地方。可尽管如此，阿道夫·艾希曼及其所代表的一切，看上去都给人恍如隔世的感觉。这里的他指的是荷兰记者哈利·姆力士。他目睹了1961年4月11日针对艾希曼的整个庭审过程：“像一只编织纳粹十字符的蜘蛛，他从网子里掉了出来，显得十分无助。在大庭广众之下，他聆听着众多原告的控诉。很明显，他还没有弄清楚当时的情况。如果人们再在小隔间里展示一套党卫军制服，那就更能证明被告的恶贯满盈了。”
（1961年阿道夫·艾希曼在一间位于以色列的囚室：与许多人之前预料的有所不同，法庭上的他并不像是一个披着人皮的野兽。图片出处：美联社）
艾希曼（1906-1962）曾经是第三帝国安全总部“犹太人分部”的头头，也就是实际上策划犹太人大屠杀的总指挥。他在1960年被摩萨德的特工从阿根廷绑架回了以色列。与许多人之前预料的有所不同，法庭上的他并不像是一个披着人皮的野兽。不过，至于当年大屠杀范围到底有多广，以及大屠杀是如何被系统执行的——当这场耶路撒冷的庭审在全球被报道的时候，上述所有问题才首次且全面地进入公众的视野。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针对大屠杀的研究才开始起步，而对于诸多凶手的缉拿和审判也才最终步入正轨。
在法庭上，大屠杀的幸存者向人们诉说着灭绝营里的一幕幕惨剧；此外，诸如阿巴·科夫纳（Abba Kovner）以及茨维娅·鲁伯特金（Zivia Lubetkin）等反抗组织的斗士也出庭作证——在当时，尽管看不到胜利的曙光，可他们还是毅然决然地拿起武器，对抗纳粹的屠杀机器。坐在防弹玻璃间里的艾希曼，为自己做出详尽的辩护，并在最后恳请“无罪”判决，他的理由是：“我的罪责在于我的绝对服从，在于我对工作、旗帜和誓言彻底的尽忠职守。”然而，他自己是否相信这些托辞，都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情。事后，德国裔记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她那本最有名的书里，描写过艾希曼的一些特质：“恶棍身上所表现出的平庸之处”，冷血官僚的典型——这类人总是与刽子手一起组成暴政的左右手。
时至今日，下面这条阴谋论仍然有着市场，“艾希曼只是一颗被牺牲掉的小棋子”——以色列放弃继续缉拿那些纳粹的大头目，以此获取西德的武器、资金和支持。然而，即使以色列当年没有将艾希曼绳之以法，基于阿登纳的亲以政策，以色列同样可以得到上述的一切。
就在艾希曼接受审判的同时，东德的宣传机器就已经在大肆宣扬，以色列想籍此“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它的侵略政策，以及它与西德——这个位于波恩、并且负有战争罪责的政权——的紧密关系上转移开来”。但是，在缉拿纳粹战犯这件事情上，东德却什么忙都没有帮上。尽管东柏林方面手中有着国内成千上万人详尽的资料，这本应该有助于缉拿战犯，但是“反法西斯德意志共和国”怎么会有纳粹战犯呢。
来自各方的猛烈抨击
在西德，事情也好不到哪里去。遗留在西德司法和情报机构中的前纳粹成员们一直都百般阻挠针对艾希曼的追捕。而对于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政府而言，这场审判也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根据一则《明镜》所公布的档案，西德政府害怕，艾希曼会要求公开“负面的档案材料，而这些材料对某些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官员是极其不利的” 。这么说是因为当时西德各级政府的管理层中，不乏沾有纳粹污点的人——比如总理顾问汉斯·格罗布克（Hans Globke）。与艾希曼不同，虽然这个倒霉鬼不是杀人凶手，可他却是当年《纽伦堡（反犹）法案》的评论员，并且成为战后西德——一个多么健忘的联邦共和国——的化身。不过，在艾希曼的案件之前，格罗布克就已经处于各方的猛烈批评之中了。
在艾希曼之后，针对其他纳粹战犯的法律行动就不再是以色列的事了。本·古里安（Ben Gurion）总理最初的考虑是，通过将一个纳粹头目绳之以法，以此向周边的敌对邻国表明，作为一个犹太国家的以色列今后有权捍卫自身的各项权益。这一目的在1961年终于被达到。然而，让以色列没有想到是，它的举动开启了国际社会针对纳粹战犯的系统性追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这方面并不是毫无作为：针对党卫军凶手的“行刑队审判程序” 早已在乌尔姆展开。1958年，审判总部在路德维希堡被建立起来。
阿道夫·艾希曼最终被判处死刑，于1962年被绞死。他的骨灰被撒到了海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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