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并非纯真,而是罪恶。 ——布朗宁 1961年,一个头秃、近视眼、消瘦的中年男人站立在耶路撒冷的审判席上,他面临的是战争、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等种种严重的犯罪指控。 在邻居眼中,这男人是个爱拉小提琴、喜欢给儿童巧克力,养兔子的好心大叔。如果不是带上镣铐,很难会把他和一个罪犯联系起来。 纳粹早期计划驱逐犹太人时,艾希曼就负责没收犹太人的财产、审查犹太人的报纸、取缔犹太人的机构。到后来纳粹准备对犹太人赶尽杀绝时,艾希曼就负责将欧洲各地的犹太人登记、集中、运输到集中营,再送进毒气室去。位于柏林的帝国保安总局有一间犹太事务办公室,因此被称之为“艾希曼办公室”。
在书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平庸的恶”的概念。何谓“平庸的恶”?就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价值判断权利放弃的恶。 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是因为阿伦特通过近距离观察,发现艾希曼并不是想象中那样——是一个可怕的虐待狂、一个病态的杀人魔,而是一个木讷、愚钝的办公室职员。在给友人的信中,阿伦特还写道,他(艾希曼)甚至都不算凶恶,此外,他还感冒了,在防弹玻璃间直打喷嚏。 在深思熟虑后,阿伦特选择相信艾希曼对自己的辩护。总结道: “艾希曼骨子里既不充满仇恨也不癫狂,也没有无尽的嗜血欲,但更加可怕的是,他体现了纳粹罪恶本身的无个性化性质(faceless nature of Nazi evil)——在一个封闭体制内、由病态的暴徒实施、目标旨在消灭受害者的人格个性。纳粹成功翻转了他头脑中的合法秩序,把谬误与恶意变成一个新式“正义”的基础。在第三帝国,人们对罪恶已经麻木,认定了其平常性。纳粹将之重新定义为“市民规范”。传统的善成了一种诱惑,大多数德国人则迅速学习来抵制这种诱惑。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艾希曼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在行凶作恶。在基本道德问题上,那些一度被视作正直的本能,再也不是理所应当的。” 为了佐证自己的想法,阿伦特补充说明:在大屠杀的过程中,纳粹钦定的犹太委员会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如果不是犹太委员会的帮助,纳粹不可能以如此小的成本达到最大程度消灭犹太人的目的。说得通俗点,在那个可怕的年代,连犹太人自己都掉进了“平庸的恶”的桎梏,充当了屠杀自己同胞的刽子手,何况一个德国人呢? 此言一出,在整个犹太社会引起轩然大波。无数的质疑、骂声接踵而至。阿伦特不仅被打上了“自我憎恨的犹太人”的标记,还遭到了多年老友的绝交。一时间,这个美国籍的犹太人成了所有犹太人的公敌。在大部分人看来,阿伦特的言论无疑是为艾希曼这个恶魔开脱,为自己的同胞泼脏水。
其次,艾希曼在1932年纳粹一赢得大选就立刻加入了纳粹党和党卫军。1934年,他又加入了纳粹的安全部门。这些都是他主动选择,没有任何人逼他。之后他工作积极,表现出色,才能获得海德里希赏识,一路升迁。在这一过程中,他还坚决反对将犹太人驱逐到巴勒斯坦的计划,促成了大屠杀政策的形成。 对于这场争论,笔者不着急说明谁对谁错。我认为,阿伦特说的“平庸的恶”是切实存在的。在一个扭曲的时代,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保持理性和良知,也不能要求个人承担整个时代的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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