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有个口号，叫作“逃离北上广”，意思是北京、上海、广州这几个一线城市房价太高，无力买房的年轻人应该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工作。然而众所周知，二三线城市房价虽低，薪水更低，跟大城市比起来，小城市官僚作风严重，吸纳人才的能力低下，连小孩都找不到靠谱的幼儿园。所以现在又有个口号，叫作“逃回北上广”。
其实，这种现象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
鲁迅有个老乡叫刘大白，是著名诗人，在复旦大学教书。北洋时期，复旦的老师买不到便宜的福利房，也没有像样的教职工宿舍，刘大白只好跟同事去校外拼租一个小单间，每月房租12块大洋。
刘大白觉得上海房租高，恰好他的朋友蒋梦麟请他到浙江大学任教，于是他提交辞呈，离开上海去了杭州。杭州房租也不算低，可是跟上海比，实在便宜到家了，物价又低，风景又好，刘大白隔几天游一次西湖，然后去楼外楼上喝场小酒，小日子很痛快。
可是时间长了，刘大白开始感觉到住在杭州的种种不便：此地谈得来的朋友不多，闷得慌了，只有跟上海的哥们儿写信；上档次的卖场也少，想买一款新式的羊毛衫，还得请上海的朋友代买；医疗条件也差，刘大白生了痔疮，需要手术，可是杭州城里的医院竟然没有一家能做的，于是他又返回了上海。
1929年，经朋友介绍，女作家丁玲和她的男友胡也频离开上海去了济南，在山东省立高中教学为生，哪知还不到一年，俩人又逃回了上海——山东的言论自由度太低，写篇政治评论就可能遭到逮捕，想来想去，还是上海比较安全。
整个民国时期，农村破产，小城动乱，故都北平死气沉沉，优秀资源全部集中到了有限的几个大城市，所以宁愿蜗居也要留在大城市的群体，不光是文化人，还有农民工。
抗战前后，上海、天津、汉口、南京这四大都市，都生活着几十万以上的农民工，他们或进厂做工，或在工地建房，或拉黄包车为生。他们收入很低，租不起房，更买不起房，就在背街小巷或者垃圾场上搭起窝棚。窝棚狭窄、昏暗、滋生着蚊虫和苍蝇，讲居住舒适度，远不如他们在农村自建的瓦房。然而农民们还是宁可住窝棚也不回乡村，因为大城市毕竟还有一口饭吃，强过留在农村忍受兵火，忍受军阀摊派的苛捐杂税。而这些情况都是资源分布严重失衡造成的恶果。
（摘自《旧闻新知》第7期 李开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