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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新译详注本)(套装共2册)》：古希腊史学大家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新译详注本震撼上市！古典史学的最高成就，名垂千古的史家绝唱。倾力译注12载，汇聚英语世界30年研究精华。新增注释1500余条，校订正文近2000处。
媒体推荐修昔底德是历史学家中最为优秀者，而且他已被传统观念视为历史研究的标准。
——狄奥尼修斯 修昔底德的著作达到了历史写作才能的顶点。 ——托马斯?霍布斯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 ——大卫?休谟 作者简介作者：(古希腊)修昔底德 (Thucydides) 译者：徐松岩
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至前455年间—前400年)，伟大的古希腊历史学家，生于雅典一个富裕而显贵的家庭。公元前424年当选为将军。同年冬，斯巴达将领布拉西达斯进攻雅典在爱琴海北岸的重要据点安菲波利斯，修昔底德指挥色雷斯舰队驰援被围困者不力，城陷后获罪流放，凡20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返回雅典，不久去世。以史学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传世。 目录《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新译详注本)(上册)》目录：
新版译序 001 第一卷 第一章 从远古时代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前的希腊国家。 035 第二章 战争的起因。爱皮丹努斯事件。波提狄亚事件。 052 第三章 拉栖代梦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 074 第四章 从波斯战争结束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从霸国发展到帝国。 089 第五章 拉栖代梦的第二次同盟大会。战争的准备和外交摩擦。基隆。波桑尼阿斯。泰米斯托克利斯。 106 第二卷 第六章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第一次入侵阿提卡。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 129 第七章 战争的第二年。雅典的瘟疫。伯里克利的立场和政策。波提狄亚的陷落。 157 第八章 战争的第三年。普拉提亚之围。佛米奥在海战中获胜。西塔尔克斯统率色雷斯人入侵马其顿。 173 第三卷 第九章 战争的第四年和第五年。米提列涅的暴动。 199 第十章 战争的第五年。普拉提亚人被审判和处决。科基拉的革命。 227 第十一章 战争的第六年。德摩斯提尼在西部希腊的战争。安布拉基亚的灭亡。 250 第四卷 第十二章 战争的第七年。占领派罗斯。斯巴达在斯法克特里亚的军队投降。 271 第十三章 战争的第七年和第八年。科基拉革命的终结。革拉和约。攻克尼塞亚。 294 第十四章 战争的第八年和第九年。入侵波奥提亚。安菲波里斯的陷落。伯拉西达的辉煌胜利。 312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新译详注本)(下册)》目录： 第五卷 第十五章 战争的第十年。克里昂和伯拉西达的阵亡。尼基阿斯和约。 349 第十六章 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招致反感。曼丁尼亚人、爱利斯人、阿尔哥斯人与雅典人结盟。曼丁尼亚战役和同盟的瓦解。 365 第十七章 战争的第十六年。米洛斯的谈判。米洛斯人的灾难。 401 第六卷 第十八章 战争的第十七年。西西里的战役。赫尔美斯神像事件。远征军出发。 413 第十九章 战争的第十七年。叙拉古诸党派。哈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吉吞的故事。阿尔基比阿德斯受辱。 433 第二十章 战争的第十七年和第十八年。雅典军队的怠惰。阿尔基比阿德斯在斯巴达。围攻叙拉古。 451 第七卷 第二十一章 战争的第十八年和第十九年。吉利浦斯抵达叙拉古。狄凯里亚的设防。叙拉古人的胜利。 481 第二十二章 战争的第十九年。德摩斯提尼到达叙拉古。雅典人在爱皮波莱的失败。尼基阿斯的愚蠢和固执。 504 第二十三章 战争的第十九年。大港战役。雅典军队的撤离和覆灭。 510 第八卷 第二十四章 战争的第十九年和第二十年。伊奥尼亚的暴动。波斯的干涉。伊奥尼亚战争。 537 第二十五章 战争的第二十年和第二十一年。阿尔基比阿德斯的诡计。波斯资助的撤出。雅典的寡头派政变。萨摩斯军队的爱国行为。 561 第二十六章 战争的第二十一年。阿尔基比阿德斯应召来到萨摩斯。优波亚的暴动和“四百人”政府的倾覆。 基诺塞马战役。 582 索引 602 附录一 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七年（公元前411-前404年）简述 660 附录二 古希腊历法简述 663 附录三 希腊历史大事年表（公元前500-前393年） 667 附录四 原著及主要参考文献 674 译后记 676 地图目录 一、古典时代的希腊 二、公元前431年的希腊世界 三、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雅典和比雷埃夫斯 四、公元前425年的派罗斯和斯法克特里亚 五、公元前415-前413年的叙拉古 序言修昔底德生活的时代，是他的祖国雅典盛极而后走向衰落的时代。波斯战争以后，尤其是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雅典凭借其强大的海上。势力，控制了东地中海地区的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把原提洛同盟诸邦逐步降至附属国的地位，雅典与原同盟者的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形成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海上霸国——雅典帝国。 从此，雅典国家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它已由阿提卡半岛的蕞尔小邦一跃成为地跨欧亚、囊括爱琴海的泱泱大国，焕然一新的雅典城成了东地中海地区政治、经济、海陆交通和文化中心，成了“希腊的学校”。雅典人对包括奴隶在内的原提洛同盟诸邦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兵源充足的最根本的原因。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成人的修昔底德，作为统治阶级上层的一员，作为雅典对外侵略扩张战争的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对此自然有着深刻的体会。其间，在思想文化领域，希腊朴素的唯物论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不懈探索，人本主义思潮的流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希波克拉底的医学成就，普罗塔哥拉斯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希罗多德的历史研究成果，以及演说术、诡辩术开始盛行，悲剧、喜剧频频上演……这一切，都不能不给修昔底德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治学方法以深刻的影响。雅典民主为人才荟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修昔底德的史学成就达到了希腊古典史学的顶峰。
首先，他发展了人本主义历史观。在古代希腊，即使像希罗多德这样的史学家，虽已能够初步以人本史观考察历史，却也难免受到“神命史观”的影响，常常有意无意地以天命、神意来解释历史。而修昔底德彻底摒弃以征兆、占卜、神意来解释历史的做法，试图完全从人本身来解释历史，这标志着古典史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不仅如此，他还努力用科学的方法，去说明自然现象(如日食、月食、地震等），而不把它们视为吉凶的预兆。他痛心疾首地斥责雅典远征军的统帅尼基阿斯因日食而延误撤军日期；他认为神谶是一种骗术，有的神谶是因发布者接受了贿赂而捏造出来的；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从人的本性出发来探讨战争爆发的原因。他认为战争的起因是人的贪婪，是狂热地追求权力和占有欲，这是一种任何权力和财富都无法满足的狂热。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之间爆发战争，并不是因为二者之间的不同，如民主制和寡头制的对立，而是因为二者的共性，即无休止地追求权力(Ⅲ.45，82）。 这是相当深刻的见解。修昔底德认为，既然人的本性始终如此，历史也同样会不断重演，因而其著作是永远不会失去价值的。 修昔底德十分重视人的力量，他借伯里克利之口概括地论述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强调人的首要作用，指出“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Ⅰ.143. 5）；在他看来，正是雅典人，包括他们的先辈、同辈，也包括那些已经长眠于地下的烈士，共同创造了当时雅典的一切；当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军陷入绝境时，他又借尼基阿斯之口说，“组成城邦的是人，而不是没有人的城墙和舰船”(Ⅶ.77）。修昔底德还特别强调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他借伯里克利之口，把雅典帝国的伟大、光荣和富强，归功于先烈们的“勇敢精神，他们的责任感，他们在行动中有一种强烈的荣誉感……他们认为幸福是自由的成果，而自由是勇敢的成果，他们从不在战争的危险面前退缩”(Ⅱ.43）。 此外，他还特别关注人(包括个人和集体）的心理状态，这在关于科基拉革命、雅典人与米洛斯人的对话以及西西里远征等事件的记载中皆有深刻的描述(Ⅲ.64-65；Ⅳ.55，65；Ⅶ.71）。柯林武德指出，医学之父、心理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对修昔底德影响至深，认为修昔底德堪称“心理历史学之父”。 其次，发展了求真精神，力图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因果关系。修昔底德受到米利都学派及其后朴素唯物论者的影响，以近似唯理主义的精神对待历史，探索历史的因果关系，探索人事的规律。在述及特洛伊战争的原因时，他不认为那是因特洛伊王子拐骗了全希腊最美的女子海伦所致。在他看来，阿伽门农之所以能够募集大军远征特洛伊，不是由于诸位王公对他的忠顺，而是由于王公们对他的畏惧(Ⅰ.9）。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时，他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了雅典人和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之间的矛盾，指出，由于雅典势力的不断增长，引起了拉栖代梦人的嫉妒和恐惧，而科基拉事件和波提狄亚争端等只不过是战争的导火线。这样就明确指出了战争的远因和近因，把战争的基本原因和偶然诱因区别开来。特别是在一个历史事件尚未结束时，他就能从整体上考察它的进程，而且没有一处是归于偶然性或不可知的超自然因素的。修昔底德在考察历史进程和探索历史事物因果关系方面的卓越才能，至今仍为人们所叹服。 第三，初步具有历史进化论思想。他在考察此前希腊地区的历史时，明确指出：“过去的时代，不论是在战争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都没有取得过重大的成就。” (Ⅰ .1 ）他认为远古时期没有定居的人民，没有商业，没有城市，而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出现是文明和进步的标志。修昔底德能够认识到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并且有一定的规律性，指出：“在技艺上的法则和政治上的一样，新陈代谢是不可逆转的。”(Ⅰ.71）正是基于这种进化论思想，他在研究历史现象时，能够初步运用反溯推理法即按现在社会生活中保存的遗迹来推断历史上的情况。例如，他从当时许多希腊人仍保留随身携带武器的习惯，正确地推断古代劫掠之风盛行于海上和陆上(Ⅰ .5-7）； 他根据雅典最古老的庙宇都在卫城内，推定雅典的城区最早仅限于卫城一带，后来城区的范围才逐渐扩大(Ⅱ.15）。 第四，认识到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修昔底德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明确意识到历史进程必然受到社会经济生活制约的历史学家，他还试图从经济关系上解释历史的进步与发展。他在考察希腊早期历史时，总是处处结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他指出，远古时期人类四处漂泊，当人们的生活必需品有了节余之后，才过上定居生活。他不同意荷马史诗中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规模的描述，认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资金缺乏和给养不足，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一支军队(1200 艘战船，10 万将士）。 他还正确分析了经济因素与战争成败之间的关系，认为特洛伊战争延续10年之久，不是由于希腊联军人数不足，而是由于经济资源匮乏；如果联军给养充足，他们会很容易取胜的。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他多次强调维持长期的战争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因而对雅典的岁入和贡赋的情况始终予以高度重视。他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所面临的形势时写道，属邦“所缴纳的金钱是雅典势力的源泉，战争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明智的决断和手中的金钱”(Ⅱ.13）。 第五，创立了比较科学的治史原则。修昔底德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历史学家，他非常重视事实证据，重视对证据的批判，力求使自己的叙述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为此他提出了严格的史料批判原则，长期以来曾被无数学者援引。他说：“在叙事方面，我决不是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下来，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我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然而，即使费尽了心力，真实情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未必完美无缺。我这部没有奇闻轶事的著作，读起来恐怕难以引人入胜。但是如果学者们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而认为我的著作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Ⅰ.22） 总体而言，修昔底德是按此原则处理史料的。他十分重视采纳第一手资料，坚决摒弃那种拼凑故事以迎合读者的做法。为此他不辞辛苦，奔赴各地，进行实地考察，从而对战争中所涉及的山丘、河谷、沼泽、港口、关隘等都做了具体而准确的记载；同时从事件的目击者那里取得许多可靠的资料。在流亡期间，他利用自己不被敌人怀疑等有利条件，在伯罗奔尼撒及西西里等地考察，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史料。1877 年出土于雅典卫城的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公元前419年雅典与阿尔哥斯等邦缔结条约的铭文。考古学家把它与修昔底德的记载相对照，二者竟相差无几。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史料的可信性方面，堪称史学史上的典范。 第六，修昔底德的文字表达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的叙述客观冷静，生动真实。他本人是一位有实际经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叙述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场面，或者在叙述扣人心弦的战争场面时，就显得游刃有余，给读者以亲临其境之感。例如在叙述科基拉的流血冲突(Ⅲ.69- 81），在叙述雅典民众拆毁“四百人”政府在比雷埃夫斯所构筑的城墙时(Ⅷ.94-95），都展示了政治斗争紧张而惨烈的场面；在描写雅典人和叙拉古人在大港中进行最后决战时(Ⅶ.60-72），把双方将士的心理状态和殊死搏杀的场面有机结合起来，使读者与其共呼吸。修昔底德还善于运用对比法，使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在他的笔下变得清晰可辨，一目了然。例如伯里克利在战争爆发前夕，把雅典人的资源和拉栖代梦人的资源加以对比(Ⅰ.139-144）；在著名的葬礼演说中，他把雅典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与斯巴达人的加以对比(Ⅱ.37-42）；他借科林斯人之口，把斯巴达人保守怠惰与雅典人冒险进取的特点加以对比(Ⅰ.68- 71）。修昔底德还避免了同时代的一些文学家和修辞学家为增加文字的优美而过于计较字句的对偶和结构的平衡的缺点，他常常能够从大处着眼，给读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例如他先写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慷慨陈词，讴歌雅典的光辉灿烂，接着就是雅典瘟疫肆虐，死亡枕藉(Ⅱ.35-58）；先讲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军开拔时盛况空前、气冲霄汉，接着就是数万将士一败涂地、死亡过半(Ⅵ.30-31；Ⅶ.36-87）。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演说词的运用是修昔底德著作最突出的特色之一。据统计，这些演说词总共141 篇，在其著作中占有相当大的分量。 修昔底德写道：“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援引了一些演说词，有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期间发表的。有些演说词是我亲耳听到的，有些是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无论如何，单凭一个人的记忆是很难逐字逐句地记载下来的。我的习惯是这样的：一方面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另一方面当然要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Ⅰ.22）这就是说，有些演说词是他亲自听到的，如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有些可能是他听别人说的，如在拉栖代梦同盟大会上科林斯人、雅典人以及阿奇达姆斯的演说词；有些是他根本不可能听到的，如赫摩克拉特斯在革拉会议上的演说词。修昔底德巧妙地运用这些历史人物亲口说出的言辞来说明他们行动的背景和动机，其作用正如雅典悲剧中的合唱队的作用一样。 修昔底德的这种表现手法很明显是受到悲剧的影响。 最后，在史书编撰体例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较之希罗多德的《历史》更加完善，这种以年代为主线的历史叙事体的编撰体例，以及注重军事和政治的撰史传统，对后世欧美史学的发展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后记十多年前译者在接到翻译西方学术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任务时，心里确实有些忐忑不安，今天的心情依然如此。古希腊文明博大精深，对于西方乃至全人类文明贡献巨大，影响深远。我们自知学力不济，难以胜任。自己对于希腊的历史和文化，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初学者。虽然近30年来译者一直对此很有兴趣，也陆续发表过50余篇小论文，对于古希腊文明不能说没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根本谈不上对其有多少研究。译者至今的想法依然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尽我们所能，把关于修昔底德及其著作的正确知识介绍给广大读者。
修昔底德的著作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是希腊古典时代盛期的重要著作，在西方文化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两千多年来，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欧美学者对这部著作做过大量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精深的研究成果。自1628年霍布斯（Thomas Hobbes）首次将修昔底德的著作译为英文以来，迄今为止，现代译本（英、法、德、俄、意等，有全书译本和单卷译本）和注释本恐怕不下数百种。其中，近百年来在国际古典学界公认的比较好的英译本有3 种：一是史密斯的译本（《洛布古典丛书》，4 册），二是克劳利的英译本（R. B. 斯特拉斯勒据此译本出版了较为详尽的校注本，1998/2004年版），三是昭伊特的英译本（载《希腊历史学家》，2卷本，第1卷）。三种译本都依传统把全书分为8卷，卷下再分章、节，只是在划分章节和段落时稍有差异，具体内容上也因依据抄本不同等原因而略有出入；三种译本在译文质量上各有千秋。史译本是希腊文-英文对照的，译文最为忠实；克译本素以文字典雅有力著称；而昭译本在遣词造句方面颇具特色。新近出版的哈译本（牛津大学2009年版），译文质量也很高。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主要是根据克译本，同时参考其他三种英译本，如遇困难，则参照古希腊原文并参考两种注释本加以解决。这两种注释本分别是A. W. 高穆等的《修昔底德的历史注释》（5卷本）和S.霍恩布鲁尔的《修昔底德著作注释》（3卷本）。本译本的卷、章、节的划分以古希腊文本和克译本为准。本书注释主要是依据研究成果和对修昔底德著作本身的研究写成，并且参考了大量文献资料。书末的索引，根据以上几种英译本的索引相互参照编译而成，力求比第一版更加翔实准确。 此次修订，译者尽可能吸收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对全书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校订，纠正了不少错误，改进了部分译文，并且注明了原文“章”之下的节次。这样，读者在核实原文时，也许感觉更加方便。此外，增加了四个附录：其一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七年（公元前411-前404年）简述；其二是古希腊历法简述；其三是希腊历史大事年表（公元前500-前393年）；其四是列举原著及主要参考文献，以便读者研究和查阅时参考。书中的长度单位，克译本都换算成英美制，没有保留希腊原名，译者参照史译本加以恢复，并按中国读者的习惯在注释中换算为千米。其换算标准是：1 斯塔狄亚= 0.185 千米。 修昔底德的著作曾有谢德风先生的全书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初版，1978年修订版以及此后多次重印）和吴于廑先生的节译本（修昔底德著作的第七卷，载《外国史学名著选》，合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谢译本主要根据华尔纳（R. Warner ）的英译本（企鹅古典丛书，伦敦1956 年版）。该译本对原文做了大胆的处理，以便于非专业的普通读者。然而，这个译本的章节划分与传统的分法迥然不同，使许多研究者在查对原文时颇感不便。另外，由于时代和英译本的关系，谢译本中某些译文的准确性似也值得进一步推敲。对此，我们通常在注释中加以提示，以引发读者的思考。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也参考了谢先生的译本和吴先生的节译本，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第一版翻译工作由本人主持，与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黄贤全教授合作完成。 初版之后，译者随即开始征求有关专家和各方读者的意见和建议，准备再版修订工作。此次修订工作，历时两年多，主要由本人独立完成，希望译文质量比第一版有明显改进。业师王敦书教授、师弟华中师范大学徐晓旭教授和南京师范大学祝宏俊教授对于本书的修订提出了很好的建设性意见；北京师范大学易宁教授阅读了本书序言并且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北京师范大学刘林海教授以及徐晓旭教授在国外访学期间，不辞辛劳，为我多方搜集近年出版的文献资料，介绍国际学界的最新研究动态，对于本书部分内容的把握颇有助益；译者在前往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搜集相关资料时，得到彭小瑜教授的大力支持；首都师范大学晏绍祥教授、北京大学黄洋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刘玮博士也在百忙之中提供图书资料；尤其是侨居修昔底 德故乡的井玲女士不辞辛劳，实地考察，提供了不少难得的资料；西南大学世界史硕士毕业生解晓毅（现在国家图书馆工作）、陈彬强（现在福建泉州师范学院工作）、陈思伟（现在重庆长江师范学院工作）、曹春梅（西南大学研究生）等也在资料收集和书稿校订中皆有贡献；我的爱妻黎冬梅女士多年来对我的工作始终不渝地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在自己学术成长道路上不断给予我精心指点和热情关怀的诸位恩师，尤其是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永采教授、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兴运教授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敦书教授，三位历史学家分别是我攻读本科、硕士和博士时期的导师。限于时间和水平，译文质量距离自己的期望还相差甚远，书中不妥或错误之处势所难免，恳请海内外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徐松岩 2011年5月于西南大学四新村 文摘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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